週六薦書|奢侈與逸樂:18世紀英國的物質世界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17 21:47:09

撰文:馬克辛·伯格

翻譯:孫超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奢侈與逸樂:18世紀英國的物質世界 》(中國工人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探討了十八世紀英國新式、時尚的消費品的發明、製造和購買。


十六世紀,英國社會所用的奢侈品很大部分是從東方而來,如中國的茶具、絲綢等。到了十八世紀,時尚的消費品變成多為英國製造。這些商品,如各種玻璃製品、金屬飾品、棉布、傢俱等,紛紛引起購買風潮。本書通過講述奢侈品與娛樂的故事,分析了從十六世紀開始的全球奢侈品貿易到十八世紀英國消費品新的全球貿易的發展。


這些新物品,不同於舊時精英的腐敗的奢侈,是一種被中產階級和貿易階層推崇的新“奢侈品”。它們在幫助宣傳個人身份和引導社會互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八世紀的奢侈品和娛樂業是英國文化史上最好的研究對象,它的研究,建立在海關賬户、廣告海報、公司文件、圖書雜誌和當代信函中提取的資料基礎之上。Maxine Berg意圖指出,正是因為十八世紀這種新的消費文化的形成,才有了新的需求,刺激了工業化的進程,從而激發了工業革命,為英國“贏得了世界”。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二章:貨從東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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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亞洲學習


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政策制定者、船長和貿易公司沿着通往中國的路線前進。 他們最初只是想找到一個東方寶庫,但是最後卻找到了一些有着重要意義的商品,這些商品不但改變了歐洲的精英和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而且連工匠和勞工的消費文化也最終一併發生了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歐洲的製造工藝在來自亞洲的茶葉、瓷器和紡織品的壓力下發生了改變。 這個現象的影響遍及整個歐洲, 並非只侷限於英國一地。 那些關於東方物品的貿易是歐洲整體貿易中的一環。


這些來自東方的貨物是怎麼弄來的呢? 納撒尼爾·託利亞諾( Nathaniel Torriano) 是東印度公司船隻“ 奧古斯塔” 號( Augusta) 的船長兼貨物押運員。 1718 年 1 月,託利亞諾啟程前往中國。 除了作為押運員的身份,託利亞諾還是公司的經理,所以他需要跟船出行並在港口住下。 他身兼商人、銀行家、語言學家和外交家等多種身份,此外,他算是一位接受過教育並有才幹之人,並且他還被認為具有不可腐蝕的誠實品質。 8 月 20 日,託利亞諾到達廣州,並且在那裏待了五個月。 他花費了不少時間兜售自己的貨物,訂購產品,購買商品,併為返程的船隻裝載上各種貨物。 他向中國人出售各種歐洲的物品,其中包括銅製品、鐵器、玻璃器皿,以及鐘錶和珠寶等,但是,主要的出售物品是他從巴達維亞( Batavia) 帶來的印度產的白棉布。 在廣東與他一同外出採辦的是商行商人( Hong merchant) 皮克尼·周誇( Pinkey Chougua), 我們也可以把周誇稱為華人中間商。


託利亞諾買到了幾千件瓷器,並且他還預定了更多的瓷器,此外,他還買了各種中國的奢侈品、漆器、茶桌、絲綢和塔夫綢。 船上剩餘的空間則塞滿了茶葉,雖然要到 18 世紀晚期,茶葉才會成為貿易往來的主要動力。 當託利亞諾在 1719 年 7 月回國後,他開始出現在各種拍賣會和私人交易中出售他的亞洲奢侈品。 他為此忙碌了一年。


幾年後,託利亞諾再次踏上了前往廣州的海路,他可能還要與荷蘭、法國和丹麥的東印度公司競爭。 還有一位英國人叫查爾斯·豪(Charles Hall),他是“ 普里侯爵” 號(Marquis de Prié) 的船長,他從 1723 年起為來自奧斯坦德(Ostand) 的私人合夥人公司工作。 豪也參與到一羣來自英國公司的船隻的競速之中,他們都差不多同時抵達廣州。 與託利亞諾類似,豪也帶回了大量的瓷器以及數量更多的茶葉。 他還帶回了一批醫藥材,包括大黃、土茯苓、蓽澄茄、良姜,以及水銀、硫酸、中國墨,還有各種的膠、漆器、香木、珍珠母、珍稀石頭和金子。 他的貨物總計 49296 鎊 5 先令 6 便士。這次航行所獲利潤投入幾處鄉村別墅的建設中。 在 1742 年,建築師威廉·哈夫佩尼和約翰·哈夫配尼(William and John Halfpenny),羅伯特· 莫里斯 (Robert Morris) 以及托馬斯·拉特奧勒(Thomas Lightoler) 計算過建設一處普通鄉村別墅的價格需要 3152 鎊,而建設一處更壯麗的鄉村別墅的花費則多達 16810 鎊。


在豪和託利亞諾航行四十年後,威廉·希基( William Hickey) 駕駛着東印度商船“ 埃爾金的伯爵” 號( Earl of Elgin) 踏上一次漫長的旅程。 他從英格蘭出發的時間是 1763 年 4 月末,直到 1765 年的 6 月末他才到達中國。 他還記錄了從 7 月中旬到 8 月末之間抵達的其他 15 艘英國或歐洲的船隻的情況。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裏,他一直待在廣州。 在獲得官方批准後,他的船上裝上了茶葉、瓷器和絲綢等貨物。 此時,茶葉已經成為航運中的重要物品。 很有可能希基購買了17000 ~ 20000 份瓷器。 不過,瓷器在其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在1767 年早期的官方記錄中,共有 1371 筆瓷器交易出現,此外還有幾筆私下交易。 這次航行有着極其豐厚的利潤,其收入達到 20492 鎊4 先令 9 便士。希基在 18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期間所獲利潤足以支持他去建設幾處大型阿克萊特式的棉紡織工廠,甚至包括建廠所需購買機器的錢數。 在 18 世紀 80 年代,像花費 3000 英鎊購買的千軸紗錠以及花費 5000 英鎊購買的加大一倍的紗錠這類投資對於他來説並無壓力。


長期以來歐洲人對東方奢侈品就非常熟悉並着迷不已,這是這些航運活動產生的背景。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用瓷器、玻璃和銀製成的精緻餐具是文雅的象徵,並且王公貴族和富裕的商人們都願意在家中展示自己擁有的這些東方瓷器。 但是,隨着海洋貿易的深入進行以及 17 世紀初期東印度公司紛紛成立,這些東方消費品的交易呈現一種全新的樣貌。 這種貿易活動改變了歐洲的物質文化,並帶來了新式的物品、顏色、風格樣式,乃至拋光技術。


 18 世紀後期世界貿易路徑 資料來源:《牛津大英帝國英國史》,第二卷

 

與東方貿易一同產生的還有對中國的着迷,用一個歐洲的詞彙來表達就是:“中國熱” ( chinoiserie)。 大規模地購買東方瓷器就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這種品位。 這些東方奢侈品———不僅包括瓷器,還有絲綢、白棉布和漆器———源自亞洲消費文化,但是它們很快改頭換面並適應了海外市場的需求,先是在中東,後來在歐洲皆是如此。憑藉着高效的、大規模的生產能力和高度複雜的貿易與分配網絡, 這些貨物在整個英國及其帝國領域內為中產階級和鄉紳所熟悉,成為他們物質文化的組成部分。 這些用於家內的裝飾品滿足了人們對於充滿異域風情的東方的喜愛,同時它們也推動了歐洲,尤其是英國自己的工業生產和設計能力。 東方商品有着難以抗拒的魅力; 一旦它們不再限於王公貴族所佔有,貿易的增長看起來無可限量。除了對物品本身着迷外,由於隱藏在這些物質、顏色和類型背後的異域生產技術和生產過程並未為歐洲所掌握,這也是它們充滿魅力的原因。 這時的歐洲尚缺乏長期積累的技術能力,這也不是單個工匠的藝術天賦能完成的,這些產品有着多重要求的生產過程,它包括大規模的生產、勞動的分工和專業化,商品化以及對全球市場多樣性的適應能力。


從亞洲運往歐洲的經典的古代奢侈品是絲綢,它們通過傳説中的絲綢之路運往歐洲。 絲綢生產先是於公元 6 世紀出現在拜占庭的西部,後來在 9 世紀和 10 世紀時通過意大利南部傳往西班牙。 在近代早期,儘管意大利成為西方絲綢的主要生產者,但是中國絲綢仍然通過葡萄牙和荷蘭商人運往歐洲。 與絲綢不同,白棉布、瓷器和漆器是相對較新的進口品,但是它們由於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廣受歡迎並且成為貿易的大宗物品而對歐洲工業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對英國工業的影響更為明顯。 這些後來引入的商品並不像金銀器, 珠寶,乃至絲綢那樣被看作高檔奢侈品,它們也不是面向大眾市場的普通商品。 它們到來後被看作代表體面的和高品質生活的輕奢侈品,並且它們的品種、種類、品質和價格都是多元化的。 它們對從中產階級到精英階層的多個階層都產生了吸引。 亞洲製造商們滿足了歐洲市場快速增長和需求多元化的現實,這種能力對歐洲製造商產生了壓力,促使他們做出反應。  亞洲的先進成就迫使歐洲人去“ 模仿” 他們的生產過程和營銷策略,歐洲人開始致力於生產進口商品的替代品。


裝飾有意大利戲劇場景的茶壺,斯塔福德郡,英格蘭,18 世紀


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期間,大批的白棉布、瓷器和漆器從亞洲進口而來,它們散發着的異域氣息讓其人氣大增。 愛德華·薩義德認為,西方把東方變成一種話語;在 18 世紀到 20 世紀期間,西方預製了一種東方模式,它是西方的他者形象。 這個“ 他者” 是神祕的、狡猾的、內心陰暗的, 帶着一種由內心深處油然而生的疏離感。不過,在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這段漫長的時間裏,異域的東方已經通過特定的物品———織品、毯子、陶器、傢俱、珠寶、顏料、流行式樣和裝飾品———而為西方社會所瞭解。 實際上,回顧更早時期,在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中國被叫作“塞里斯國” (Serica),這與絲綢(silk) 的中文發音(si) 是對應的。 它的另一個名字“ China” 則取自瓷器的中文發音“ ci”。從 15 世紀時的紅衣主教貢扎加(Cardinal Gonzaga)所收藏的土耳其和東方珍寶, 到巴黎商店裏作為古玩珍品出售的“ 拉希納日物品”(objects of Lachinage) ,這些東方的物品充滿了奢侈和別緻的氣息。 不過,這些東方的商品也“ 體現為” 東方話語。 它們是市場的產物,似乎代表着東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實際上它們是在亞洲製造商的手中被造出來的,用於滿足西方人對東方造物先入為主的觀念。


歐洲的中國觀也影響了那些被運往歐洲的物品。 在歐洲奢侈爭論的背景下,中國不是感官肉慾和奢侈過度的代名詞,而是倫理規範、和諧共融與美德風度的化身。 中國與孔子先是給萊布尼茨帶來了靈感,後又啟迪了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這些人通過中華物品的萬花筒得以窺視他們內心中對人類尊嚴和高尚的追求。 在對中華物品的佔有過程中,他們希望接觸到的文明層面脱離了市場的限制,但是實際上,市場從最早的時代就如影隨形。


從羅馬古典時代以來,那些輸入歐洲的亞洲物品就是為適應中東社會的品位而生產出來的,或者是為了滿足印度洋貿易的多元化需求而出現的。這些物品與西方社會的美學品位能夠輕鬆對接。“中國熱” 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主導着歐洲的流行社會,從服飾到傢俱、建築和花園樣式都受到追捧。 這一風潮是一種對想象的東方的構建成果,它反過來又滲入亞洲進口品貿易的方方面面之中。 到 17世紀後半期,“ 中國熱” 在英格蘭也開始出現。 在這一時期,東方藝術和工藝品被籠統看作都是中國的。 在 16 世紀時,當時歐洲唯一的東方藝術種類也是來自中國———在里斯本、安特衞普以及倫敦王家交易所的中國商店(China shops) 出售的極其昂貴的各式物品。東方的設計風格與物品樣式被融入巴洛克和洛可可的風格之中,並且它們變得與西方藝術已經渾然一體。 它們在傳遞出異國情調的同時,又隱然顯現一種更具活力的靈動性。


亞洲奢侈品和設計風格很容易通過跨文化交流進行遠距離的吸收和傳播。 這使它們成為極其成功的技術、設計和美學的傳播者。 從非常早的時期起,中國瓷器在廣闊的貿易活動中具有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於這些瓷器早期的設計風格從銀器處獲得啟發,並且隨後得以在伊斯蘭的土地上作為金銀代替物來出售,因為在《古蘭經》傳統中,金銀受到鄙視,只是作為飲食器皿而有些用處。 在西方,16 世紀和 17 世紀的瓷器代替了銀盤的功能,因為在歐洲大戰或國內戰爭時期,貴族家庭將銀盤器皿大量融化掉了。中國風格的瓷器在西方的出售,以及後來出現的代夫特風格的複製品,這些都降低了中國視覺文化的繁複程度,並且滿足了人們對設計風格的要求,即其中要包含一個具有創造性想象的中國意境。


類似地,進口自印度的白棉布也要適應這股“ 中國熱” 中人們的品位喜好。 英國和印度之間在印花白棉貿易方面一直沒有直接的渠道,直到 1649 年,第一艘裝載着這些貨物的英國船隻駛離科羅曼德海岸( Coromandel coast) 時這一狀況才告結束。 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奢侈品貨物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印度白棉布。 商人們很快就在他們的白棉布上使用聲名遠播的中國藝術風格,他們要求在白色的棉布上採用其所挑選出來的印花風格,他們拋棄了印度傳統的紅色或其他色彩風格。一個明智的營銷策略是將銷售的範圍從裝飾性的織品延伸到了流行時裝方面。 到 17 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貴族男女們使用的印花棉布引導着新時尚,他們將印花棉布織造成非正式服飾,比如“ 晨衣” ( morning gowns)。 此外,這些印花棉布還成為新風格樣式的首選材質。 到 1687 年,東印度公司就記載印花棉布已經“ 成為最高貴的女士的服飾,她們將其穿在長袍和披風(Gowns and Mantuoues)外面,這些印花棉布儼然可以與天鵝絨和黃金飾衣等價”。 隨着威廉和瑪麗執政時代的到來,荷蘭人對印花棉布的追捧也開始了。 “ 最高貴的女士的上衣和裙子現在都是印花棉布織品。 她們永遠不會覺得使用過量,也永不會認為你給她們送的印花棉布過多。”與瓷器一樣,印花棉布也適應了歐洲人的品位, 不過它們對快速變化的服飾貿易有更強的反應能力。 這些商品不僅能夠在樣式類型上具有多樣性,而且它們能夠每年都推出新的樣式,甚至新樣式上的花色也能年年不同。 到 18 世紀中期,歐洲的中國風設計風格大量取材自印度的銅板印花技術,而且印度的仿製人員所設計的新樣式具有豐富的色彩。


漆器裝飾品則是另外一種極富吸引力的亞洲進口奢侈品。 它們對歐式設計風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且在隨後出現的替代性產品上處處可見其身影。 它們從未大批量進口;品質最高的漆器來自日本,並且它們始終作為昂貴的奢侈品受到尊崇。 當道德話語談論到奢侈品時,漆器也是這一串商品列表中的常客:“ 如果要説惡習易染的話,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像裝飾客廳的印度式屏風、櫥櫃、牀和門 簾那樣可算作首選之物了; 同樣還有那些裝飾內屋的中國貨或漆器。”最常見的出口傢俱是一種櫥櫃,其配有兩個門,並且其附帶着一組小抽屜和一個處於中心位置的小櫥。 在歐洲,它們往往被置於一個台子上,並且經常用來作為陳列各色瓷器和其他異域物品的展示台。 紳士們的私人空間以及臨時開闢的特別的卧室珍藏着漆器裝飾物以及東方運來的櫥櫃,它們上面安裝着不易發現的抽屜, 裏面存着珍奇異寶。 作為迷狂與性慾的象徵物,它們讓人與廣闊世界得以親密接觸。 漆具有全部美學品質,它能夠將異域珍稀物轉變為流行時髦品。


漆是由漆樹樹脂製作而成的,而且這種樹只在東亞才有。 它的製作工藝並不簡單,因為有毒物質存在多層薄膜需要去除。 黑色背景的漆面上繪上風景、花鳥,而金色的樹葉和凸起的淺浮雕也很常見。這種早期的奢侈貿易對歐洲的傢俱風格和傢俱貿易產生了重大影響。 許多人依靠模仿它的製作過程申請了專利,並且不同樣式的塗漆新物品也大量面世,甚至按照歐洲樣式生產的物品進入對亞洲的貿易中來。 英國的工匠抱怨着這些進口品造成的競爭壓力,他 53

們説在 1697 年到 1701 年間進口的物品就包括 5582 件茶桌,4120 個噴塗框架( powder frames),655 個高台櫥子( tops for stands),818 個塗漆桌子,597 個燈台,70 個衣箱( trunks) 以及 52 個屏風。 “ 與東印度做生意的商人們不但從那裏得到,而且也向東印度輸送了各式風格和模樣的櫥中物品;而且這些櫥中物品運來的數量非常多。 它們在運來前先是在當地按照我們英式風格的模板進行設計,這就使英格蘭本地貿易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在 1720 年到 1750 年間,亞洲漆器及其歐洲仿製品,以及日式漆器被廣泛融入路易十四時代的洛可可傢俱風格之中。 它還進一步延伸到大眾使用的各種物品之中,併成為狄德羅(Diderot) 心目中展示流水線生產方式的理想商品。


瓷器、印花棉布和漆器成為中國熱的典型商品,它們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是歐洲物質文化的主要代表。 從卧室到內所( inner sanc- tum) 或藏品陳列室,再到晨室和會客廳都可見它們的身影,這是一股流行風潮中的根本元素。 這些產品能夠輕鬆融入歐洲文化之中離不開亞洲生產者們靈巧的雙手。 他們按照市場的需求,很用心地在設計和生產的物品上使用了東方的題材,也正是在這種小心謹慎情緒的指引下,他們的產品才適應了西方人的口味。 除了生產中所體現出的智慧,他們還具有強健的擴張生產能力,這使亞洲生產者在這一時期面對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精英市場時,不但能夠批量供應歐洲產品,而且他們提供產品的品質具有差異化,樣式具有多元性,價格也具有層次性。

 

從亞洲進口的奢侈品和輕奢消費品的數量不一,織品佔據絕對主導的地位,而瓷器和漆器的數量相對較少。 從定量分析來看,這一貿易總體並非如表面那般重要。 那些從熱帶進口的食品雜貨經歐洲工業加工而產生的價值只佔歐洲全部工業產出的 1% 。 進口原材料有着更重要的地位,但是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前四分之三的時間裏,它們的進口數量也小得多。 棉花業是歐洲工業在海洋貿易背景下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良好例子,但是即使到 19 世紀 40 年代,這一工業也只佔英國國民生產總值( GNP) 的 7% 。這些定量數據只強調了內部市場和生產的絕對數量之大。 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歐洲對亞洲和美洲商品的貿易是重要的,因為它相對較新,並且增長很快。 這一時期經波羅的海的貿易顯示出北方歐洲商品貿易的構55   成變化很小,但是殖民地商品的綜合種類( mixed category) 則在這一時期增加了 500% 。 1740 年之前,胡椒、香料、紡織品和絲綢佔到全部進口物品數量的 3 / 4,而到這一時期末,茶葉和咖啡也進入主要的進口品名單之中。


這對瓷器的數量有着怎樣的意義呢? 在 17 世紀末和 18 世紀, 中國人每年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出口數以百萬計的瓷器。 僅在1777—1778 年,就有 8 艘船隻返回英國,它們裝載着 345 噸的瓷器。


紡織品是亞洲製成品出口的主力。 1668—1670 年,它們佔據英國東印度公司亞洲進口品貨物價值的 67. 9% ,到 1738—1740 年則達到80. 6% 。 瓷器和漆器的出口數量要小得多,但是他們對於 17 世紀和18 世紀歐洲的設計和流行風潮原則的建立有着廣泛的影響。


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瓷器和瓷片的數量在 18 世紀早期達到了頂峯,佔據當時公司全部進口貨物價值的 13. 3% ,而當時從中國進口的生絲數量情況類似,達到 19. 7% 。 這兩種進口貨物的價值分別是 20815 鎊和 73483 鎊。 比較來看,從中國進口茶葉的數 56量佔到 1722 年全部進口物品價值的 19. 2% ,此後呈現下降趨勢,直到 1747 年,這一數字回升到 20% ,1748 年達到 31% , 而到了 1760 年,其在全部進口值的比率甚至達到 39. 5% 。


除了瓷器和棉花,亞洲還帶來了歐洲在食物消費、服飾和社交方面的革命。 喝咖啡和茶飲作為飲品從偶一為之走向習以為常。它們無論是在公眾場合還是在家庭內的社交環境中———咖啡屋和咖啡文化,以及非正式的家庭和朋友間茶飲小聚———都廣受歡迎。精英和較富裕的中產人士更喜歡裝熱液體的精緻瓷質器皿。 這些瓷器質地輕盈, 呈半透明狀, 裝飾精美, 由中國或日本進口。 類似地,印花棉織品最早引入時用來做牀幃,後來又成為服飾的布料,它們佔領了原來花式織造絲綢和亞麻布料所擁有的市場,因為這兩種布料造價不菲但卻樣式陳舊,現在,這些製造者們也不得不去模仿這種新式織品所具有的流暢、自然,卻又不失異國情調的設計風格。 亞洲製造業所具有滿足歐洲高檔消費品需求的能力使我們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奢侈品和輕奢物品在亞洲經濟中居於什麼地位。 奢侈品在亞洲的作用跟歐洲類似嗎? 為西方市場生產的產品與為中國或印度消費者生產的物品相似嗎? 或者,這種面向西方市場的生產是飛地式經濟的早期出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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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消費者產品和消費者文化


中國和歐洲一樣,人的消費活動隨着收入和審美的變遷而發生變化。 活躍的消費者文化和高度商業化的經濟為貨物出口到歐洲提供了關鍵的動力。 世界歷史和經濟史研究中一個永恆的話題是, 與歐洲,特別是英國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截然不同的是,亞洲在現代早期沒能實現經濟增長的轉變。 在過去,歷史學家指責歐洲人對奢侈品的需求壓制了亞洲的購買者, 造成了通貨膨脹和政治的不穩定。他們認為,歐洲人帶來的銀子造成了亞洲社會的動盪。 他們指責的對象更多的是對腐敗和奢靡無度的精英以及政府的軍事支出。 印度的政府沒能對商人的法律地位進行界定;沒有財產權,市場就無法有效運作。 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伊斯蘭世界的諸帝國屬於“ 捕蠅草經濟” ( fly-trap economies),他們把資源用於滿足精英購買奢侈品以及軍事支出上,經濟體卻從中獲益不多。 亞洲的中央政府普遍沒能建立一系列財政和法律制度讓貿易和工業得以繁榮,並擺脱對奢侈品的需求。 在這樣的論述基礎上,秉持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家宣稱,這些社會缺乏“ 增長倫理”( growth ethic)。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為什麼亞洲失敗了,也並非因為亞洲的巨大成就缺乏優秀的鼓吹手而西方歷史學家又視而不見。現在,讓我們審視一下亞洲商業和製造業的特徵,並且看一看中國、日本和印度在對外貿易中為消費品和奢侈品生產時的亮點所在。 西方的觀察者、商人和製造業主從中學到了什麼? 他們又對其進行了怎樣的改造以適應自己的目的呢?


中國很早就經歷了大規模商業化和融入國際經濟的歷程,這可以追溯到技術進步過早出現的宋元時期(960—1368 年)。 在近代早期,主要面向大眾市場的各種各樣的消費產品就已經對不斷擴大的城市人口敞開供應了,並且廣泛開鑿的運河又進一步促進了市場的發展。 商業和製造業羣體也更加富裕。 蘇州居民一擲千金的消費方式也不足為奇。 面對曾經樸實無華的階層愈加奢靡的生活,這個國家在一個較短的時期裏曾嘗試運用抑奢法案對其進行控制,結果卻證明無效。中國瓷器售往 64 個國外目的地,而織品則出口到 85 個地區。 中國對外出口的鐵製品( 包括金、銀、銅、鐵) 則售往 134 個地區。在明代(1368—1644 年),中國的主要進口物品包括馬匹、中藥材和製作錢幣的材料,但是在整個近代早期,中國也是整個亞洲工業品的主要供應者。 中國還出口鐵製品,( 絲綢和棉花) 織品, 瓷器和漆器,以及銀、金、銅、鉛為材料的製成品,各種手工藝品,文房四寶和書籍。 中國與香料島之間主要以以物易物的方式進口印度的布匹,從而形成了它自己的三角貿易。 


在明代,中國前往日本的貿易船隻平均為 298. 4 噸,而那些前往南亞和西亞的船隻則能裝載 955 噸的貨物。 在明代,每年在海外航行的中國官方註冊船隻有 130 艘;這些船隻返航時攜帶貨物噸位每年達 1767120 噸。 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也非常頻繁,到明代末期已達 3200 噸,並且以高價值貨物為主。 在打開歐洲市場前後,中國向這些亞洲市場輸送了大量的瓷器。 僅在 1645 年就有 229000 件瓷器售往日本,還有 300000 件通過荷蘭人之手賣往阿拉伯地區。 現在將這一貿易活動與歐洲的進口物品做一個比較。 歐洲在貿易中的份額從未超過 31% ( 而且,這也只是在 1645 年到 1661 年這樣一個較短的時期裏),而南海諸國和日本則能夠在大多數時候佔據超過 80% 的比例。正是由於存在這樣一個亞洲主導性的貿易,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才被中國的歷史學家稱為亞洲地中海。


日本在 16 世紀後期的德川幕府統治下也經歷了一個經濟增長、城市擴張和商業化的過程。 經過快速的城市化,江户( Edo / 東京) 成長為百萬人口的城市,市場的統一和地區的專業化發展看起來彌補了閉關鎖國的經濟政策造成的損失。 國內市場依然在成長,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也能夠給予商人、神職人員、武士和城市工商業從業者 更好的生活水準。 家庭手工業能夠生產漆器、扇子、傘、小裝飾品、鞋子、紙燈籠,以及各種製造品。“日本發展出一個風格多樣、時髦的經濟。 儘管沒有機器,但卻有着奇思妙想的發明和令人驚歎的設計風格。”中國、日本和印度長久以來就是典型的高度城市化和商業化的社會,它們擁有一個繁榮的消費社會。 既然能夠大規模向國內和國際消費市場供應產品,亞洲生產機制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又是如何受到新興的歐洲市場的影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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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生產機制


亞洲在打開歐洲消費市場上取得的成功要歸功於奢侈商品的獨特特徵,以及建立這些商品之上的橫跨整個亞洲的貿易活動。 奢侈商品由專業化的、非本地的工匠進行生產,這是大多數社會都會追求的事情。 原因不在於其美學上的敏感度,而是由於藝術、宗教及其神奇的轉化。 在政治衝突時期這些貿易依然延續不斷就是這些物品具有吸引力的明證。 但是,在亞洲也發展出了一個針對普通家庭商品———粗布、陶器、鐵器和銅具———的活躍的貿易網絡。 甚至在極其常見的物品上所體現的變化也與地方性有着密切的關係, 它伴隨一種適應目的市場的產品意識。 地區專業化生產和廣泛的產品差異化是生產機制的關鍵所在。


在與歐洲開展大規模貿易之前,亞洲的生產商———特別是中國的———就以高超的工藝技術和生產規模而聞名於世。 在近代早期,湖北、陝西、四川地區的制鐵業就有 6 個到 7 個熔爐, 僱工達千人。據説,瓷都景德鎮到 14 世紀末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基地,其擁有超過 1000 個窯爐,70000 名工人,並且它的生產過程是現代流水線製造業的先聲。 它的分室“ 龍窯” 建在山上,長度能達60 碼。 這些窯爐能夠在幾天的時間裏燒製超過 5000 件瓷器。 在低端的火室( firebox) 和高端的煙囱處温度差距可達 600 度,所以,無論是前窯( lower chambers) 燒製的高焰瓷,還是在尾窯燒製的陶器,這些不同器具都可以在一次燒製過程中得以完成。


雖然印度白棉布的生產過程屬於家庭製造業,但是這兒的地區化專業生產、勞動分工和複雜的信息流動網絡造就了一個原工業化生產的奇蹟。 在工廠體系出現之前, 它對歐洲的紡織生產具有優勢。 印度最著名的產棉區是旁遮普、古吉拉特、科羅曼德海岸和孟加拉地區。 在對歐貿易開始之前很久,旁遮普的棉花就出現在前往阿富汗、波斯和中亞的商隊貿易中,而且漂洋過海來到波斯灣。 古吉拉特盛產白色的帶有格子圖案的條紋棉,這種棉布出口到中東。印度南部和孟加拉所產高品質棉也在中東、東南亞和遠東地區打開了市場。生產過程實現了高度分工。 每一片的印花棉產品都由分工不同的人羣接力完成,包括種植農、收割農、纖維提取農、起毛工、紡紗工、織布工、漂白工、印花工、上色工、細化工( glazers) 和修補工。他們的職業有着不同的層級,由其所處種姓等級決定。


早期由日本運往歐洲的漆器的數量更少一些,但是甚至這樣一種奢侈品也非單個匠人所能完成。 一位 17 世紀時的英國商人曾經描述一位製造主( makie-man) ———或者叫作漆器製造者 ( lacquer maker) ———僱用了 50 位工人日夜為他勞作。 漆器黑色的背景上塗有故事情節、花、鳥。 此外,經常還會出現金粉狀或金條狀的葉子圖案作為一個個淺浮雕展現在漆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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