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紀念:國共兩黨的“青年節”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08 21:16:41

撰文:陳佔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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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兩黨對五四的認識和態度可從它們最終將五四制定為不同性質的紀念日中約略可知,共產黨將之定為“青年節”,直至今日。國民黨開始將之定為“青年節”,繼而將其廢止,改“五四青年節”為“三二九青年節”,這一節日至今仍在台灣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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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節:在延安的五四慶祝大會上


五四過去兩年後,1921年5月4日,李大釗就號召“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這恐怕是將五四“節日化”的最早倡議,只不過,李氏將紀念日定位為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五一”)。真正將五四加以“節日化”要等到1939年的五四運動二十週年之際,在國家層面上,五四被設定為“青年節”。


這與當時的時勢相關。時值全面抗戰初期,中國革命的對象一變為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這時,雖然與五四之時的時代有所不同,面對的敵人也不盡相同,但是五四時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精神和使命卻完全相同。正如羅家倫所説,“現在外爭國權,便是反攻日寇,收復失地,內除國賊,便是消滅汪偽,肅清漢奸。”這時,五四精神與時代任務相當契合。


為了應對共同的敵人,國共兩黨暫時摒棄政見,團結禦敵,這時,國共兩黨皆以五四運動中“反日除奸”的愛國精神來激勵青年服務抗戰,報效國家,對付眼前亡國滅種的大難,是時,延安與重慶的青年不約而同地將五四設置為“青年節”。


在延安,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於1939年3月間正式向政府、社會、青年團體提議,將每年的5月4日定為“青年節”。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聯合辦事處等團體於五四當日發表宣言稱,“五四的旗幟上寫着:我們的唯一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結成強大的統一戰線,集中火力消滅它,並且一定能夠消滅它!” 


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於5月4日,即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紀念,暨首屆青年節慶祝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影響深遠的,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除此之外,他還發表一篇名為《五四運動》的紀念文章。


在毛澤東的演講和文章中,他闡述了抗戰時期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和動力,總結了以往革命失敗的教訓,指明瞭當時革命的任務,並找到了實現此一任務之途徑。現代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抗戰特定時期,革命對象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主體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而這其中根本的力量,是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以往革命的教訓在於沒有“喚起民眾”。於是,毛澤東為其時的青年提出這樣的任務和要求,“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青年的任務就在於“一定要到工農羣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 可以説,到民眾中去,結合民眾,發動民眾,組織民眾是日後中國共產黨克敵致勝之法寶。


在這次較為重要的五四運動二十週年暨首屆青年節慶祝大會上,毛澤東不僅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而且還接受延安市全體青年敬獻的錦旗和獻詞。今天,我們有幸能從當年的《新中華報》看到這次大會召開的具體情形。


慶祝大會是在5月4日下午6時在抗大五大隊操場舉行,參加者約有萬餘人。


大會程序,首先鳴炮升旗,全體肅立。繼選出林主席、蔣委員長、毛澤東、朱德、王明、宋慶齡、李宗仁、閻錫山、林伯渠、沈鈞儒、柯樂曼等十一人為大會名譽主席團。又選出馮文彬、艾思奇、胡耀邦、齊華、李昌、喬木、高朗山、流光……等廿三人為大會主席團。即由李昌同志領導向孫總理及蔣委員長肖像致最敬禮,並恭讀總理遺囑,後向抗戰死難將士默哀三分鐘。李昌同志致開幕詞,適時正值青年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蒞會參加,全場起立,熱烈鼓掌歡迎,即請其演講,演詞頗長,全場青年,傾耳靜聽,時報以熱烈的掌聲與高呼口號。毛澤東同志演講完畢,即舉行向蔣委員長及毛澤東同志獻旗典禮,惟因蔣委員長遠在重慶,故擬日後特派專人前往敬獻。獻旗開始,由幾個健強英勇的青年高舉火炬,由會場北端黑暗中出現,帶着光明奔馳而來,全場興奮起立,一致鼓掌歡呼。後跑步繞場三週,至主席台前向毛澤東同志舉行獻旗,並由一女同志朗誦獻(獻詞附後)。旗上書獻給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中書新中國的火炬幾個大字,下書延安市全體青年敬獻等字樣。毛澤東同志與微笑中舉手向台下青年答禮。獻旗完畢,又高唱中國青年進行曲。由馮文彬同志演講後,抗大、工人學校亦各有同志登台演講。演講完畢,即通過大會宣言與提案。大會乃告結束。


會後還舉行了野火晚會以示慶祝。大會中延安青年給毛澤東的獻詞全文如下:


親愛的毛澤東同志:


我們延安市全體青年在紀念五四廿年週年及慶祝西青救成立二週年和首屆中國青年節的大會上謹向您——中國革命領袖致崇高的敬意,並獻旗一面,寫着新中國的火炬!


您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遵循者這個政策我們定能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而建立起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華民主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是青年的最好的朋友,我們青年時刻受到他的親切愛護和熱烈指導。中共對我們青年的幫助,使我們獲得無限的自信心,去為了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事業而奮鬥到底!


毛澤東同志!我們向您宣誓:我們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實行您向我們青年所指示的任務——“把自己的工作與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民眾中去,變為民眾的宣傳者與組織者!”


希望您常常的指導我們。


祝您的健康!


延安市全體青年敬獻 


大會的議程體現了國共兩黨一致對敵的情形下,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對國民政府的認可。當然,從毛澤東的“適時”蒞會,也可以看出這認同中的“特殊性”。


在延安將五四設立為青年節的同時,在重慶的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也籲請將五四定為青年節。“為紀念‘五四’運動、發揚民族精神、號召全國青年、肩負抗戰建國重任起見,特規定自五月一日起七日止,為青年運動周、請中央通令全國、以每年五月四日為青年節。” 


國民黨的五四紀念的發起者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是一年前的1938年國民黨“臨全大會”,為抗戰之需要,成立的中國青年組織和訓練唯一的最高機構,蔣親自擔任團長。蔣介石在《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青年書》中就説,“本團之目的,在集中全國優秀之青年國民,無問兵工農商學,而與以一貫之訓練,集之於同一組織,納之於新生活之規律,由明禮義,知廉恥,具備現代國民之基本條件,以進於羣策羣力,一心一德,負責任,守紀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現代最新國家之基礎。”  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以達到訓練青年,團結青年,“統一青年的意志,集中青年的力量”組織青年,使彌補了當時五四運動缺少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的缺點。 當然,五四運動並非沒有組織,胡適就稱許五四時學生的“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而是此組織是學生“自組織”,非三青團的“他組織”,後者組織的目的在於,信仰統一、領導統一、組織訓練統一。


為鼓舞、激勵青年團結在“領袖”身邊,服務抗戰,報效國家,國民政府明令5月4日為青年節。當日,重慶救國青年同盟會全體成員舉行國民公約宣誓,表示絕對擁護最高領袖、絕對擁護抗戰國策,發揚五四之革命精神,檢討自身,排擊日偽,並向全國父老宣誓有生之日,皆報國之年。


宣言稱:


(一)我全國青年,向為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最急進最熱烈最血誠之先鋒隊,追憶當年,不屈不撓之革命精神,不僅為中國歷史上空前之一頁,其提高我全國民眾之政治認識民族觀念者,亦至偉且巨,厥後復由政治運動之告一段落,更深入的努力於新文化運動之推進,由於革命種子之廣大播植,我國革命浪濤,遂若錢塘怒潮,洶湧不息,保持併發揚五四時代之革命精神,實為我全國青年界所晨夕自勉而不敢稍怠者。


(二)在此抗建期內,我國家民族所遭遇之艱危苦難,實為立國四千餘年來空前的一頁,我全國青年界所負職責之重大,自不待言,在前期抗戰中,固已稍盡國民天職,然細加檢點,使我人不能自滿自足之處頗多,值茲後期抗戰急劇展開之今日,自當竭其所有之知能,為國家效死力。


(三)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所頒佈之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其實施辦法,為爭取最後勝利之唯一武器,唯有舉國同胞在國家民族至上,軍事勝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共同目標下,始可還我河山。我全國青年,自當響應領袖之呼召,切實奉行綱領所昭示之各項,本市縱成孤島,環境縱極惡劣,然我全市青年之精神,反因環境之險惡而繼長增高,須知五四精神,系在軍閥鐵蹄下鍛鍊而成者。


(四)我人深信,欲求最後勝利之獲得,其基本條件有二,一曰絕對擁護最高領袖,二曰絕對擁護抗戰國策,侵略者方可徹底打倒,故汪逆兆銘及其羽黨,我全國青年必以全力排斥之,務使中華國土之上,永無民族叛徒存在之一日。


(五)我全市青年在熱烈紀念青年節之今日,謹以血誠,向我敬愛之全國父老宜誓:我全市青年有生之日,皆報國之年,誓以統一之意志集中之力量,聽候政府調遣,領袖命令,為抗建大業,犧牲一切,奮鬥到底。


該宣言所提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系民族戰爭危急之際時對全民抗日意志的激勵和動員。它的宗旨是集中一切意識、思維、智慧與精神努力於抗戰之中,樹立戰後建國永久的基礎,達到“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目的。


是日,該青年團體同時向蔣介石發出致敬。電雲:


重慶蔣委員長鈞鑒,竊思五四紀念為我有志青年不忍坐視我民族之橫遭欺凌,而以最大之決心與毅力所發動之在民族革命史上佔有最大光榮的救國運動,屬會會員,一本青年之職,矢勤矢勇,加倍努力,值茲二期抗戰開始之際,精神尤重於物質,謹擇於此青年革命紀念日,舉行國民公約宣誓,切實奉行中央所頒佈之精神總動員,並電鈞座致敬。 


集會、宣言、發致敬電,延安和重慶的青年團體以相似的形式慶祝他們的首屆青年節。


抗戰初期,日寇兇焰正熾,我軍“節節敗退”,民族敗類紛紛成立偽政權,中國的敵人就不光有外來的日寇,還有內部的奸偽。


1940年的五四青年節紀念時,上海雖為日偽所控制,但還有“孤島”之存在,故還能發出斥奸勵志之聲音。是時,國民黨上海黨部、三青團團部、上海市青年界廉恥運動委員會紛紛發表告“青年書”。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發表的“吿青年書”中,呼呼青年發揮“五四運動”的精神,集中意志力量,在國民黨和最高領袖蔣總裁領導之下,摧毀日偽的惡勢力。


原文略雲:


“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運動的勝利紀念節,我們回想當時,青年學生的磊落光明的聲討賣國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力爭拒絕巴黎和約簽字,抵制日貨等等的奮鬥精神,充分地表示了愛護國家民族的誠摯熱烈的心理。我們應該明瞭,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係為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所啟示,乃克獲得空前效果。我們更應該明瞭能夠集中堅信三民主義的知識青年偉大力量,是以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一切反動的惡勢力。當此日軍橫行中國,傀儡登場之時,知識青年們,尤須加倍努力,發揮“五四運動”的精神,集中意志力量,在國民黨和最高領袖蔣總裁領導之下,一致團結起來,體念中央既定的抗建國策,摧毀日偽的惡勢力。


我們的口號是:(一)發揮五四運動的精神;(二)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三)摧毀日偽的惡勢力;(四)擁護國民政府;(五)三民主義萬歲。


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團部,亦為紀念“五四”,發表“吿青年書”,正吿侵略者,不應忽視潛在每個中華青年血液裏的“五四”精神,稱紀念“五四”學生運動的唯一目的在於,發揚“五四”的精神,增強抗戰意識,給奸偽們無情的打擊。略雲:


“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牠非但在思想界文化界都激起澎湃的怒潮,使當時的思想文化,有劃時代的進步,同時也使當時未臻澄清的政治機構及政客官僚,有所警惕畏忌。他們知道這種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使解脱了滿清束縛的中華民族不能再變相的給少數人所操縱了。


我們再揭開“五四”以後的史蹟,檢看一下,我們民族每次受強暴凌辱而造成的幾次慘案,那一次不是由知識青年的學生份子起來反抗,領導羣眾,向壓迫者堅強的抗爭?這些血的事蹟為民族爭生存而英勇的犧牲,都深印吾人腦海。凡中華民國的國民,對於這些秉承“五四”的精神而熱忱愛國的青年,應一致加以敬愛。


這裏我們還得正吿侵略者,不應忽視潛在每個中華青年血液裏的“五四”精神。自鳴得意的侵略者,往往逞着氣焰,一味蠻橫,恣意壓迫。他們只知這中國懦弱,卻不知道革命後的中國,在外觀上雖未十分健全,而國民的意識,青年們的堅毅熱忱,決非舊時代的中國所可比擬。這便是他們沒有了解“五四”學生運動在中國一般知識界及青年羣眾所發生的影響。


民國十五年以前,侵略者的參謀部陸軍部所調查報吿的,都説國民政府不能統一中國,軍人沒有國家觀念,革命軍不能完全統一中國。那知民國十五年到十七年,中華民國畢竟由三民主義的革命軍統一了,這是侵略者的估計錯誤。這一次的戰爭,他們以為用速戰速決的手段,便可以實現征服整個中國的夢想,這夢想又破碎了。又用了政治攻勢、外交攻勢,但這些攻勢,反使中國的抗戰愈趨堅強,民眾的熱忱更趨熾烈,這是侵略者又一次的估計錯誤。而這些錯誤的由來,都因為不明白中國青年自“五四”以後都受了新思想的洗禮,有着堅強的意志和沸騰的熱血,中國的知識份子,也決不是迂腐懦弱之流了。這種侵略者的估計錯誤,因為民族隔膜,才產生這樣的結果。


中國絕大多數和青年,都是自覺的優秀份子,在堅強的抗戰中,青年們更磨練得英勇堅定。自今而後,青年們更應該發揚“五四”的精神,增強抗戰意識,給奸偽們無情的打擊,這才是民族革命的實踐,歷史任務的完成,也是紀念“五四”學生運動的唯一目的。


上海的各大中學學生響應“廉恥運動”,組織七十餘個“勵行團”,上海市青年界廉恥運動委員會亦發表“吿同學書”。提出三點共相勖勉。


(一)發揚固有道德,堅樹精神堡壘。“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勃興,中國也怒吼了,可是一般士子,醉心歐化,擯棄了中國固有的精華。所以二十餘年來,政治毫無進步,而且外來的侵略,一天加甚一天。其實我們對於新文化固應儘量接受,同時對於良好的舊道德,也應提倡發揚。禮義廉恥,是我們中國數千年文化之所繫,方今奸惡橫行,皆由於廉恥道喪之故。所以我輩青年,務須以禮義廉恥為思想行動的指針,排除物慾,堅定意志,以“白刃可蹈,爵祿可辭”的決心,加強利誘威脅的防禦,務使魑魅魍魎,絕跡於我們的四周。


(二)認清目標,確定前進趨向。我們要在目前偉大的時代中,免於墮落,首先要明辨順逆,識別是非,以確定自身前進的趨向。我們全市青年同學,過去努力此項工作,已有相當表現,惟此後史應認清目標,沉着應付粉碎陰謀的侵襲。


(三)刻苦耐勞,勵行節約運動。青年學生,處身孤島,環境如此,固然是一種不幸,也是一種難得的光榮際遇。因環境給我們以苦難,同時也給我們以磨鍊身心,砥礪志節的好場所。我們務須滌除舊習,刻苦淬厲,於日常生活中,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習慣,革除凌亂、污穢、繁複、奢侈之惡習,實踐極端的節約與辛勞艱苦的生活,以挽救社會經濟之衰落。狂暴的風雨,正在孤島激盪着,悖理的壓迫,和慘酷的摧殘,踵接而來。我們要維護正義,在各種腐惡勢力的夾攻之下,抗禦掙扎,以完成神聖的歷史使命。 


除過第二、三條外,第一條“發揚固有道德,堅樹精神堡壘”,與其説是繼承五四精神,勿寧説是克服五四“毛病”,這由國民黨一貫的民族主義政治立場,保守主義文化立場所決定的。


可以説,抗戰初期,為鼓舞青年,發動青年,借五四以“抗日除奸”是日寇禍華、羣醜橫行、中國亡國滅種之際,國共兩黨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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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青年節:“汪偽”的雙五青年節“深意存焉”


可是,抗日,抗日,對媚日事敵的漢奸來説,難道也要抗日?以五四來抗日,這對以背叛國家和民族為能事的大漢奸、賣國賊、民族敗類汪精衞來説,豈不尷尬? 


1940年3月30日,南北各路奸偽同流合污,以中華鉅奸汪精衞為首的全國性的偽政權在南京成立。1943年4月29日,在南京偽政府舉行“最高國防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通過“由國民政府命令規定五月五日為青年節案”的決議。 明令將每年五月五日定為青年節。 汪偽選定五月五日,即1921年孫中山於廣州就職“非常大總統”紀念日為青年節,言外之意,是將自己組織偽政府的劣跡與孫中山當年的義行相提並論,可謂“深意存焉”。


是日,“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林宣長祕書長,就“五五青年節”發表談話,提出五點意見與“青少年同志共勉”。談話稱:


(一)雙四為兒童節,雙六為教師節,雙五為國父就職非常大總統紀念日,(民國十年雙十節國慶紀念日)今定雙五為青年節,事非巧合,益有深意存焉。吾人於此,當認識中華民國艱難締造之經過,尤當深切認識國父歷年領導青年賡續革命,前仆後繼,與反動勢力搏鬥之精神。十年前之雙十,賴十年後之雙五而重見光輝;(廿二)年後之雙五,更應繼承(廿二)年前雙五之革命精神;使今後之雙十,永為中華民國光輝燦爛之國慶紀念。


(二)完遂大東亞戰爭為當前第一任務,亦為興復中華保衞東亞第一要着。國家之興亡,取決於青少年之精神與力量;戰爭之勝負,亦取決於青少年之力量。當此大東亞戰爭勝利展開,中日友好關係日益增進,中國於多年災難之餘,經殊死之鬥爭,方得以掙脱百年來侵略主義之束縛之際,舉行第一屆青年節,凡我青少年同志,務須淬勵奮發,集中一切精神與力量,以求戰爭之完遂。由鍛鍊一己之精神與力量,充實全國青少年之精神與力量,進而團結東亞青少年之精神與力量,使我之精神與力量隨時隨地足以剋制敵人之精神與力量,粉碎敵人,爭取勝利,端賴於此;中國前途,東亞前途,亦繫於此。


(三)青年節之規定,在使全國青少年,每年一度,提高其勇猛精進刻苦耐勞之朝氣與勇氣。每年此日,應檢討過去之工作,認識責任之重大,於深切反省與自我批評中,激發其以後一年之努力。


(四)領袖倡導新國民運動,以建立自己,勖勵國人,必人人能建立自己,乃能有所貢獻於國家之建立,亦必中國能建立自己,乃能有所貢獻於東亞之建立。我青年同志奉行領袖訓示,當□此四字,用作新國民運動之座右銘。每年青年節尤當以此為檢討過去,策動將來之準繩,處處發揮建立自己之精神,並且不斷充實此精神。


(五)我國青年運動曾有過蓬勃之發展,然或則空洞散漫,始而浮囂,繼而消沉,或則派別分歧,相斫相殘,因之個人之知能無由充實,集體之力量,無由發揮,國家民族以至東亞大局,並受其害。今後當以青年節產全國青少年信仰一致,行動一致之表徵,堅固其團結益增其力量,以救中國,以保東亞。 


總之,希望青年淬勵奮發,完成大東亞戰爭,促進“中日友好”。人妖顛倒,胡言亂語,可見一斑。


到了五月五日,即“汪偽”的第一屆青年節。汪精衞親自披掛上陣,發表《五五青年節之意義》一文,“奇文共欣賞”,茲全錄如下: 


國民政府定每年五月五日為青年節,是具有意義的,四月四日是兒童節,六月六日是敎師節,介於這兩節之間,是青年節最為適當,而且在這時候,正是新綠瀰漫,萬里山河,都添上一層蓬蓬勃勃的清新活潑的氣象,以之象徵青年,更是貼切不過。


説到歷史,元年一月一日,是國父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的紀念日,十年五月五日,是國父在廣州就職大總統的紀念日,前者關係中華民國的開創,後者關係中華民國的復興。回想當時,全國之內,軍閥割據,暗無天日,即以廣州而論,也還在反革命勢力醖釀爆發之中,國父不忍國民革命的中斷,在萬分惡劣的環境裏,擔負起復興中華民國的重任,這種只知正誼明道不計成敗利鈍的堅苦卓絕的精神,真是一般青年的最高模範。當時還有些人,以國會未足法定人數為言,須知自六年督軍團作反違背約法解散國會以來,所謂護法,其根本精神在打倒督軍團,既然要打倒護法的對象督軍團,便不可無護法的主體中華民國政府,這種根本精神的重要,較之形式,何止萬倍。無如當時許多人還泥於形式而忽略了根本精神,以致十一年間,為督軍團所利用,在北京恢復國會,十二年間這恢復了的國會,便替督軍團的首領曹錕捧場,每一個議員,以數萬元一票以至數千元一票不等,選舉曹錕做大總統,從此國會便墜入泥犂地獄去了。這因為根本精神已經消失,留着軀殼,自然歸於腐爛,許多人雖然追悔,已經無及了。由此可知,歷史的進步,全憑着根本精神,形式可變,根本精神不可變,我們舉行青年節的時候,想起青年節的日子,也就是國父擔負起復與中華民國的重大責任的日子,我們應該追隨者國父不死的精神,一直的幹下去。


再説到更舊的歷史,陰曆的五月五日,是端午節,相傳戰國時候,有一個屈原於是日自沉於汨羅,屈原的列傳見於史記,其文辭見於離騷。本來自殺是消極的行為,不足取法的,但是我們讀了史記列傳,讀了離騷可以領略出屈原的苦心。顧亭林日知錄有兩段説得最好,現在手邊沒有日知錄將其大概,記出如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老氏之學,所以異於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云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歟。


以上兩段,大義是説,一個人要信道篤而自知明,不可為環境所屈服,像屈原這樣寧死不為流俗污世所屈,是值得佩服的,如果他不是自殺而死,而是革命而死,那就完全了,然即此寧死不屈的精神,已經難得。一般青年,信道要篤,操守要堅,必須這樣,才能建立自己,改造社會,屈原能不為惡俗所屈,是值得佩服的,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與惡俗奮鬥,戰勝惡俗,改造一個光明純潔的社會。


從前端午節,紀念屈原有一個辦法,便是龍舟競渡,龍舟是古時的工具,競渡的精神,卻是今古如一的,幾十個人,在一條船上,一齊努力,與其他的船,爭向前進,這種競爭,是相摩相厲促成進步的競爭,這種競爭精神,在歷史進步的意義上,在社會進化的意義上,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因如今青年節,而聯想到以前的端午節,隨便附帶的幾句話。


總而言之,一般青年,在這時代,應該認定復興中華保衞東亞的使命,以刻苦耐勞勇猛精進的精神,擔當一切。當度着青年節的時候,想起十年五月五日國父就任大總統時那一種艱難奮鬥的苦心毅力,加重了我們承先啟後的心事,誓當繼續努力,以貫徹國父生平未竟之志,同時聯想起古代一段美麗的歷史,也就可歌可泣所謂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我們應該鼓起蓬蓬勃勃清鮮活潑的朝氣大踏步往前進。 


如不考慮到汪氏降敵叛國之情狀,汪精衞的這篇“五五青年節紀念”文章,實異於一般內容空洞的宣傳文章,文史皆備,情理兼具,隻字不提“大東亞戰爭”,“中日親善”,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他由五五青年節,談到孫中山於1921年5月5日在廣州就職大總統時,“在萬分惡劣的環境裏,擔負起復興中華民國的重任”。想到農曆5月5日,屈原不為惡俗所屈,自沉汨羅。賦五五以光明正大、艱苦鬥爭之“正能量”。只是他此時已經落水事敵,這個文章讀起來就未免弦外有音,“話中有話”,讓孫中山、屈原這些民族英雄、愛國志士為你這個和敵人沆瀣一氣,與本國人民為敵的鉅奸“站台”,其塗脂抹粉之意顯而易見。因此,這個文章可謂是“狗嘴裏吐出的象牙”。


 “五五青年節”時,“汪偽”治下的《申報》發表《青年節獻詞》,稱,“從世界的現勢來看,為了爭取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為了建設東亞乃至世界的新秩序,固然非期待青年們熱烈參加不可;從國家的立場説,不僅是今日實際的參戰,必須全國青年力量之總動員,而且將來建設新中國,也非儘速開始有計劃的訓練青年不可。而所有這些,主要是要全國青年的自覺和自發的奮鬥。”還向青年發出號召,提出希望:


我們希望於全國青年者,是要鑑於目前時代的嚴重局面,和國家民族的嚴重地位,認識青年對於國家民族未來命運的決定力量,人人不再自暴自棄,人人從此自尊自愛,人人要準備做國家的主人翁,做改造社會建設新中國的先鋒。其次,我們再不容許一般青年不問時事,因而浪漫頹廢,或是死讀書,讀死書;我們更不能再消極悲觀,而要切實振作,關心國事,擔負起自己對祖國的責任。再次,我們更希望認清目前東亞與我國的迫急需要,大家加倍努力,研究科學技術,展開科學運動,推進技術學習,鍛鍊成鋼鐵一樣的隊伍,真正的做改造社會的先鋒,做建設新中國的幹部,完成大東亞乃至世界新秩序的大業! 


只是要別人不要自暴自棄,自尊自愛,準備做國家的主人翁,先得“撒泡尿”照照自己有沒有自暴自棄,有沒有自輕自賤,是不是甘做日本的“狗腿子”。


在“汪偽”的首屆“五五青年節”,自然免不得辦得熱鬧一些。是日,“上海新國民運動促進會上海分會暨中國青少年團上海市團部”,在市府大禮堂,舉行慶祝大會。大會向“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發致敬電。電文如下: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鈞鑒:竊維還都三載,幸賴鈞座領導羣倫。奠國基於磐石,艱難締造,策東亞之繁榮,茲值第一屆五五青年節,本分會謹於是日在上海市政府大禮堂召集全市青年團代表舉行慶祝大會,在熱烈嚴肅之情緒下,鹹忻領袖嵩降之翌辰,即為青年磨瑩之令節,事既巧合,意更深長,自當仰體訓示,推行新運,檢討過去之工作,認識當前之責任,日夜淬礪,共同奮勉,一心一德,以建中國,以保東亞,肅電致敬,仰祈睿照。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上海特別巿分會中國青少年團上海特別巿團部叩。 


汪精衞生於1883年5月4日,其生辰恰巧與光榮之五四運動湊巧同日,何其幸運,然如此“好日子”竟舍之不用,將青年節從五四改為五五,上海的“中國青少年團上海特別巿團部”就只好借五月五日青年節賀其“嵩降之翌辰”了。當然,他們這批“國賊”又有何資格、有何顏面紀念五四呢?


殆到1945年,日偽滅頂之日即將來臨,是年“五五青年節”是汪偽政權最後的一個青年節了。這時,灌澆汪精衞墓的水泥已硬,陳公博沐猴而冠,勉為維持。五月五日“青年節”這天,上午九時在青年館操場隆重舉行“全國青少年第三次總檢閲”。“場中高搭檢閲台,上懸巨幅國父遺像及中日國旗,台前遍插第三次總檢彩徽及小旗,隨風飛展,氣象蓬勃。”“分列式完畢後,由中國青少年代表恭向陳代主席獻旗致敬,旗下彩繡‘最高統帥萬歲’六字,由林會長接受轉呈,陳代主席旋即向全體懇切賜訓,語多勖勉,全體恭聆之下,倍極感悟。” 


“陳代主席”訓詞原文如下:


今天是三十四年的青年節,同時舉行全國青少年團第三次總檢閲,廣場上集合着數千個生氣蓬勃的全國各地青少年代表,並得盟邦日本青少年代表惠臨參加,充分表現出青年中國的中國青年組織與力量,本人至感快慰。在中國革命史上,青年留下光輝燦爛的事蹟,現在革命過程中,正遭遇到空前的難關,祖國的命運有如千鈞繫於一髮,我們要突破難關,把祖國挽救回來,復興起來,進而使東亞得到解放,得到安定,必須全國民眾精誠團結,把全部人力與物力貢獻給國家,而青年是社會的中堅,青年首先要實踐興華保亞的工作,領導民眾,實踐興華保亞的工作。最近全國民眾倡導統一救國運動,已經蓬蓬勃勃的發展,青年的統一救國運動,也正在蓬蓬勃勃的發展,全國青年,無論在江浙,在兩廣,在四川,在直冀,在甘陝,都是中華民國的同胞,都是黃帝的子孫,都愛自己的祖國,只有共產黨徒,他們背叛國家,戕殺同胞,騙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施行赤化政策,我們必須展開反共的鬥爭,把共匪荼毒下的青年與同胞搶救回來。汪故主席生前倡這新國民運動,又以青少年運動為新運工作的重點,組織與訓練全國國民與青少年,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自從去年汪故主席逝世後,半年以來,國際情勢如此的險惡,國內情勢如此的混亂,希望全國青少年站穩自己的崗位,多多鍛鍊自己,訓練自己,充實自己,瞭解自身責任的重大,強固自身的組織,完成國父與汪故主席的遺志,建設光明燦爛的中華民國。更希望中日兩國青少年,全東亞各地青少年,相親相愛,互尊互諒,共同奮鬥,建設自由解放的新東亞。 


在喪鐘敲響、來日無多之際,仍強打精神,苟延殘喘,慫恿青年為他們陪葬,“建設自由解放的新東亞”。只是自知罪孽難逃,高唱反共高調,以討重慶歡心。只是就連國民黨都對付不了共產黨,你一個“千夫所指”的偽府除過叫囂之外,有何能力傷中共一根汗毛?


從1943年首設青年節,至1945年過了最後一個青年節,隨着日本的毀滅和投降,“汪偽”政權亦是一枕黃粱,“五五青年節”也便曇花一現。


3


三二九青年節


殆到抗戰後期,民族矛盾緩和,國共矛盾上升,特別是五四的“反政府精神”成為共產黨的鬥爭的利器,也成為國民黨軟肋,於是,國民黨對“五四”嫌怨日增,終於1944年廢五四青年節,將“三二九”(1911年3月29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日。按,黃花崗起義為農曆3月29日,如公曆則是4月27日,後來以為公曆3月29日來作為當年農曆3月29日紀念日)定為青年節。“三二九”本來是“革命先烈紀念日”(即“黃花節”),這時,“青年節”與“革命先烈紀念日”合二為一。於是,原來的“五四青年節”變成了“三二九青年節”。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對國民黨來説,將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革命黨人七十二烈士為反抗滿清而殺身成仁的日子定為青年節,和與國民黨關係不大的五四運動相比,再理想不過了。在此一事件中,政治性(黨派)、正義感、犧牲精神結合的天衣無縫,無美不備。無論是從歷史聯繫上看,還是從現實意義上看,對國民黨來説可謂“百利無一害”。國民黨將其本身的光輝事蹟和寶貴遺產祭出來,實為“聰明”之舉。


1944年3月29日,是第一屆青年節。是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青年書”。他首先闡明瞭新改的青年節的原因和意義。他説,“今天是我們革命先烈紀念日,也是我全國青年所應共同珍護的第一屆青年節。我們所以特別選定這一天為青年節,就是因為當年為革命而成仁的黃花崗諸烈士,大半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他們純潔熱烈的愛國精神,成仁取義的革命精神,正是今日青年所當效法的。先烈之血,國族之光,這光輝是照耀萬古的,是引導着我們青年向革命建國成功之道路而前進的。”


隨後蔣介石從四個方面“説明我青年與革命建國的關係”,或者説對青年提出要求:立志繼承革命的歷史,達成先烈革命的目的,切實負起革命的責任,積極履行革命的義務。


第一、我們全國青年要立志繼承我們革命的歷史。在今天敵寇在境,建國未成的時代,“要繼承革命的歷史,達到革命的目的,應該竭盡責任,嚴守紀律,犧牲個人的自由,而求取國家的自由。”


第二、我們全國青年要繼續達成我們革命先烈的目的。而這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只有求得中國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每個國民才有平等自由之可言。因此,“要達到革命的目的,就應該竭盡責任,嚴守紀律,犧牲個人的自由,而求取國家的自由,這樣我們才能享受永久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平等。


第三、我們全國青年要切實負起革命的責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論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復興民族,建設國家,來完成他革命應有的責任。尤其是今日中國的青年,更是中華民族繼往開來的主人翁,更應該擔負這個革命成敗,和國家存亡民族盛衰的責任。”


第四、我們全國青年要積極履行革命的義務,來實現三民主義。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大建設的完成,尤其重要的是在於具備革命人格的修養。革命人格的修養在於三點:一、建設與革命哲學之建立;二、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三、自由與法治觀念之養成。在談到自由與法治不可分離時,他説,“自由必須在法定的範圍之內,若越出了法定範圍以外,便是放縱恣肆,敗德亂行,這種自由就是野蠻民族的自由,決不是現代國民真正的自由,所以要痛自反省,互相督勵以守法為國民的義務,以負責為青年的天職;不以個人利益,妨害國家的公益,不以個人自由,侵犯他人的自由;必須如此,然後才能以堅強的組織,求得最後勝利,造成現代國家,而免除我中國國民歷採所受一片散沙的譏刺。”


最後,他對青年説,“你們必須認識今日的時代,認識革命的環境,更要認識國民革命的歷史,要明察是非,辨剔真偽,洞識國家民族和個人成敗榮辱的前途,切莫因循迷惘而誤入歧途作了革命先烈和國家民族的罪人。 


無論是對個人自由的批判,對紀律責任的強調,還是奉勸對青年遠離“種種邪説莠言”,“切莫因循迷惘而誤入歧途”,無不是針對青年受共產主義學説的影響,此亦為國民黨政權更改五四青年節之註腳。


在同日《中央日報》發表的社論中,也強調青年要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孝,“要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以個人的利益為輕;憂國家民族之所憂,急國家民族之所急”。以國家民族之“平等自由”來否定、壓制個人的“平等自由”。


一部革命史就是一部思想鬥爭史,十三年十一月,國父曾剴切訓示我們:“我們革命之失敗,並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自由平等這兩個思想打破的!”“革命的始意,本是為人民在政治上爭平等自由,孰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國現在革命,都是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在孫文學説第六章中也説:“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甚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皆無異議,且獻其生命,為國家做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生存也。人之已行憲政,尚且停止,況我現正尚未發生,方欲由革命戰爭以求之,其可由開戰之初(軍政時期之初),即施行憲政也?此誠幼稚無倫之思想也!”現在像國父所指的“幼稚無倫之思想”,尚不免於流行,並且還有有人渲染此“幼稚無倫之思想”以為武器,來妨礙革命抗戰的大業。蔣委員長所以認“落伍思想”足以阻礙我們的進步,也就是指此而言。 


因此,青年的責任在於“對個人本位的自由平等論,須作不停不斷的鬥爭”,對“敗戰思想,亡國思想,分裂思想,做不姑息不放鬆的猛烈的鬥爭”。


在1944年的三二九“革命先烈紀念日”和第一屆青年節,當日的紀念活動還是相當豐富和隆重。“陪都定清晨八時至南區公園舉行鄒容烈士紀念碑奠基典禮,九時在復興關舉行革命先烈紀念會,暨第一屆青年節,檢閲陪都各界青年及童子軍,中樞黨政軍首長及地方領袖,均將參加,典禮甚為隆重,會後遊行,十一時在遺愛祠公祭先烈,下午三時,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中央團部開幕。 


國民黨的青年節自然是繼承和發揚林覺民等七十二烈士慷慨成仁的精神,但同時,三二九,恰巧跟在“世界青年周”之後,因此中國的三三九青年節也就具有了“世界的意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的國際青年會議,為促進世界和平及世界青年團結,選定了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為世界青年周,中國為國際青年會議的參加國,中國青年為國際青年的一員,所以中國青年節定於三月二十九日,緊接着國際青年周而發展,又具有世界的意義。”


隨着國共決戰之臨近,國民黨借青年節來煽動青年以中共為敵。1947年,世界和平已經來臨,中國卻面臨國內和平問題。我們多知道中共號召“要和平”,其實國民黨也號召“要和平”。“不幸共黨復破壞統一,於是兵連禍結,民生凋敝,國無寧日。”3月29日青年節,《申報》發表社論《革命青年所負的時代責任》説,“在國內為了和平,允須對憑藉武力,蓄意叛亂之徒,加以正義的聲討,這是革命青年所負的時代任務,所負的對世界的任務。”  這裏,和平即戰爭,戰爭即和平。


無奈人心向背,青年要麼消沉而頹廢,要麼躁動而橫決。1948年,蔣介石發表吿全國青年書稱,“青年們應審思明辨,認清國家敵人。青年應當有熱烈的情感,同時應當有豐富的理知……共匪和共匪的工具,利用你們斷送你們的種種鬼蜮伎倆,在去年一年各種學潮中表現得已夠深刻了。” 報上也呼籲青年應“致力於‘理知’的培養和‘意志’的鍛鍊”。 “惟有明理知才能導青年感情於正軌,惟有勵意志才鎔鑄青年的情理而達於力行。” 


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之際,上海居然借慶祝“五四青年節”(注意不是“三二九”青年節)以呼籲各界青年積極參加“反共自衞戰”。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致詞,略謂:“吾人紀念‘五四’,必須以反帝反封建之一貫精神,救民族救國家,不惜以血肉與共匪作生死存亡之鬥爭,上海市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不乏為民族國家鬥爭犧牲之青年志士,望能一致奮起,加強團結,參加此一救國救民之自衞戰爭。上海有精鋭之海陸空軍,有堅固之防禦堡壘,如果共匪悍然進犯,決予迎頭痛擊,惟吾人希望全市青年,必需發揮‘五四’運動光榮之精神,配合一切軍事行動,分赴郊市區作宣傳慰勞國軍,肅清匪諜,救護傷病之工作,”云云。 


“無可奈何花落去”。1949年,兵敗退至台灣的蔣介石將青年節帶到了台灣。自1950年到1963年的十四年時間中,每逢“三二九青年節”,蔣介石都要於當日發表“告全國青年書”,高唱“反共抗俄”,“反攻復國”之老調。這一節日至今在台灣仍在延續。

 

本文作者所著《五四細節》一書,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4


五四文藝節


1944年,國民黨將青年節從五四改為三二九,同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六年年會決定將五月四日改為“文藝節”。


國民黨改青年節的原因正在於五四運動的“反政府精神”。“也許因為五四運動是學生反對政府的運動。二十幾年來,政府雖然換過幾個,在怕人民反對這一點上,卻並無二致。但是人民卻偏不肯忘記五四,從去年(按,1945年)起,定五月四日叫做‘文藝節’——因為新文藝運動也是五四開的端。” 1945年,抗戰勝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改稱“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五四被節日化為“文藝節”。


1945年5月4日,中國文藝界首次慶祝五四“文藝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於是日發表《為紀念文藝節公啟》,強調了文藝介入社會的傳統和使命。“本會認為:中國人民在五四運動中的覺醒,本質上當然是在政治意識上的覺醒,但它卻是在文化運動,特別是文藝運動裏面取得了最尖端的表現的。在五四之前,文化、文藝運動替它開闢了道路,在五四之後,文化、文藝運動擔負了艱苦的持久的鬥爭。”該公啟提出三點建議;


本會建議:文藝是人民的心靈的聲音,文藝節的紀念應該放在人民的爭取民主生活的偉大的鬥爭目標上面。


本會建議;文藝是人民的事業,文藝節的紀念應該愈廣泛愈好,在文藝節之前要展開—個廣泛的運動,要動員一切文藝社團、文藝工作者、文藝愛好者,用各種形式的工作參加,一直到農工大眾裏面。


本會建議:文藝的對於民族,對於人民的服務,非通過文藝本身的發展力量小可。文藝節的紀念應該誠懇地檢討過去的成果,特別着重在和人民的解放要求的結合這一點上,使新文藝能夠真正爭取到廣泛的發展和偉大的前途。 


鄭振鐸也發文強調將五四定為文藝節,“説明了文藝工作和政治運動,思想運動是分不開的。文藝家絕對的不能把自己關閉在象牙塔裏,在做着白日夢。”他幾乎用口號式的寫作寫道:


發揚‘五四’的精神!為民主運動而爭鬥!


“文藝節”給我們以一種警惕和鼓勵!


我們要記住:文藝運動和民主運動是分不開的!


爭鬥正在進行着!文藝作家們要奮身的投入這個爭鬥中,為人民的一員,為民運動而不停不息的爭鬥着!


“文藝節”在今日是更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的! 


1946年5月4日,由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發表的,郭沫若起草的《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告全國文藝工作者》中稱,文藝是“極犀利的政治鬥爭的武器”,“為人民大眾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號召一切文藝工作者,都應朝着實現和平民主的目標前進和奮鬥。


同年,中華文藝協會港粵分會也發表宣言號召文藝家站在人民的一邊,“我們要揮動我們的筆,對於那些殘害百姓,剝削人民,貪污腐化,天天高談仁義,而行為卑鄙的人們,那些迷信武力,唯恐世界不亂,以發動戰爭為維持自己地位和特權的人們要表現其無比的憎恨,對於那些為祖國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而流盡最後一滴血的人們,對於那些犧牲自己的幸福,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大眾的人們要表現其無比的愛。” 


同年,鄭振鐸仍然重複一年前的話,號召文藝家走出象牙塔,爭民主,爭和平。“今日的世界,已經不允許文藝作家們自己關閉在象牙塔裏了——其實,從來也不曾關閉過。不為人民大眾而工作,便要為反和平,反民主而工作。”“我們紀念‘文藝節’,我們要繼續的爭鬥下去,要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爭取‘五四’的要求:‘科學與民主’!” 從中可見五四是“文藝節其形,青年節其實”。


1947年,解放戰爭進行之際,許傑甚至説,“我們對外是要和反民主的勢力鬥爭,而造成了一種運動。運動的重要性,是不下於創作。主持文藝節的文藝協會,就應當發揮這種領導的作用。” 文藝家不搞文藝,而要搞運動,足見在許傑的眼中,文藝節其實就是青年節。當然,這時,即使在形式上,仍有人以五四為青年節的。 


許傑建議文藝協會領導大家搞運動,當然文人能起的作用還是筆。文藝家不光是“走出象牙塔”,而且要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所説的“為誰寫”“怎樣寫”的問題。1947年,邊區文聯,邊區文協分會於五四紀念時,號召文藝家要“面向工農兵、與工農兵結合”。並舉瞭解放區這種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文化”的範例。“我們的農民作家趙樹理同志如此輝煌的成就,為解放區文藝界大放光彩,提供了值得我們很好學習的方面。尤其是經過土地改革,廣大羣眾翻身後展開自唱自樂的文藝運動大踏步地走進文藝領域來,帶來了一片新氣象!而前線戰鬥中也還有自士兵羣眾中生長起來的,象李文波營長那樣優秀的通訊員……這種種事實,都足以證明與工農兵羣眾結合後的新文化、新文藝一定有非常爛燦的前途!” 可以説,這是中共文藝上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隨着國民黨政府的崩潰和敗逃台島,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2月24日,政務院舉行十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的辦法即行公佈實施,正式規定五月四日為青年節。 1950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常委會,決定以五月四日中國青年節同時做為青年團成立紀念日。 這一節日延續至今。


國共兩黨將“五四”定義為不同性質的節日,“雖然這半不意味着共產黨把這個運動僅僅看作是一個青年運動,而國民黨把它僅僅看作是具有文學意義的運動事件。但是這個插曲的確説明了他們對五四運動意義所持的不同觀點。” 這不同的五四觀就是:在野的共產黨更願意從社會政治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而在朝的國民黨更願意從思想文化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巴黎第十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問學者。授權刊發,刊發時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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