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歷史:三位青年學者的五四書單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04 2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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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袁一丹(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美]約翰·杜威,愛麗絲·杜威著《杜威家書:1919年所見中國與日本》,劉幸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三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1921年杜威在日本《改造》雜誌上撰文討論國家之間相互理解的一些要素,他以旅行者作為東西方文明之間相互接觸的象徵,認為從旅行中獲得啟發的程度,取決於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的文明差異,大部分旅行者把異域所見的社會變革視為一場熱鬧的表演,並不想揭開幕布去了解這個國家的真實樣貌。杜威由此提出,與另一個國家的接觸如何才能成為教育的手段,成為洞見與理解的手段?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從《杜威家書:1919年所見中國與日本》(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以及《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收錄的,初刊於《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上的政論文章中找到部分答案。 


誠如胡適所説,“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然而杜威來華的初始目的與“五四”前後的中國思想界,隱然存在某種不同調性。據曹聚仁回憶,當時他在杭州省立一中師範唸書,杜威到杭州講演的題目並不符合青年學生的期待。正處於五四運動白熱期的新青年,以為杜威講的一定是社會思想或社會運動的方針,沒想到他只是講些論理上的問題。在曹聚仁看來,杜威雖恰在思想變動時期到中國,但他自始自終只是以教育家的身份發言,和所謂運動沒有什麼關係,對於青年的狂熱常是皺眉的,和思想革命的關係更少。曹聚仁對杜威的觀察未必準確,卻提醒我們注意杜威與五四新文化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


作為五四學生運動的見證者,1920年代初杜威在《新共和》及《亞細亞》雜誌上面對歐洲觀察家的偏見為中國充當辯護士的角色。在他一系列帶有辯護色彩的政論文章中,最有洞見的莫過於《中國是一個國家嗎?》。此文系針對瑞士讀者的質疑,認為杜威關於中國問題的報道評論有一種“精心設計的忽視”,那就是忽視了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國家,一個“緊密而同質的”社會與政治實體。



杜威的回答並未糾纏於中國是否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從近代國家概念的起源説起:“中國是一個國家嗎?不,在我們評價國家的意義上不是。但是,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國家嗎?這將要花多長時間呢?這些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這份懸疑不決之中,存在着當前境況那轉瞬即逝的有趣之處。説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國家的呢?法國成為一個緊密而同質的國家有多長時間了?意大利和德國呢?是哪些力量促使它們成為國家的呢?而中國之外的民族國家的未來將會怎麼樣呢?國際主義的前景如何?我們關於國家的整個概念的起源如此晚近,這就不奇怪它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中國的情況了。也許政治上的國家性(political nationality)最充分地建立起來的時候,就是它開始衰落的時候。最後這個提法似乎有些狂野,但它暗示着世界與中國都處在變動之中。而無論對中國何時成為一個國家,還是對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們知道俄國以及普遍地説歐洲將會發生什麼之前,都無法找到。” 杜威認為只能在一個變動不居的意義上使用“國家”這個概念,雖然中國不是一個“現成的”國家,但也許情勢在召喚一個“正在形成的”國家,這種國家意識的誕生會因外部阻擾而加速其進程。


把“五四”前後的中國與世界視為雙重的歷史變量,是杜威作為這場運動的觀察者及辯護士在方法上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英文稿寫於大概六十年前,中譯本在港台面世已近四十年,在大陸出版也有二十來年,而此書仍是這一領域不可代替的經典之作。其不可替代性,也就從一個側面説明五四研究的不充分性。在精深的專題論著之外,我們仍舊缺乏對五四運動本身的通盤認識,這種全景式的認識是一般近代史教科書或教條化的通史寫作難以取代的。這本書的學術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周策縱的史觀及其相對超越於左右之爭的研究立場。周策縱認為對“五四”不能只做一時的搖旗吶喊,他這本五四運動史“不求得寵於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


從“思想革命”的視域出發,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不只是呈現“五四”這個波峯、潮頭,他把“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合在一起,“觀瀾而索源”,試圖勾勒出整個時代的潮流與趨勢。通過這個潮起潮落的過程,展現“五四”複雜的思想內涵。把“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綴連在一起,關鍵是要處理好政治與文化互為轉轍器的關係。“五四”前後政治與文化的共生狀態,構成一個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當把正反面統一為一個單側曲面,其間存在一個“擰勁”。“五四”釋放出的社會能量及其裂變的可能性,即隱藏在政治與文化這個“不二之面”構成的“莫比烏斯環擰勁”當中。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不追求敍事角度的一致性,反而藉助局內人與旁觀者、贊成者與反對者、中心人物與邊緣人物的不同視點,呈現五四敍事的多歧性,即《春秋公羊傳》所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見聞異辭。”即便是同一個人的表述,也往往“前後異辭”。鑑於“五四”這個論題的爭議性,周策縱的做法是儘可能援引各方面的原始材料,讓歷史人物自己説話。張愛玲曾把五四運動比作一場大規模的交響樂,這場交響樂“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成它的聲音”。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既要記錄下這場交響樂的高低聲部,亦不漏過其中不和諧的雜音。


近年來“五四”遭遇的冷漠與質疑,可以用周策縱的一句話作迴應:以“五四”超越“五四”。不是繞過“五四”,或把它送進博物館,而是立足於“五四”本身來超越“五四”。如果我們承認“五四”的思想基調是重估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那麼對於五四運動本身,連同“五四人”做出的價值評判,未嘗不可因應不同的時代需求重新估價,只是不要再製造新的偶像。從這個意義上説,五四運動是一段活的歷史,一場未完成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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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瞿駿(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引子:學界五四佳構近二十年來多有出現。有些早已是無須吾等後生再度推薦的經典,如羅志田先生、許紀霖師、王奇生先生的著作,有些則是極其精彩的文章,收在經典之書裏(但書的內容不限於五四),如王汎森先生的作品。有的則是為五四提供豐富“前史”、重要“專題”和“人物個案”的作品,如王東傑、陸胤、彭春凌、高波的大著。以下推薦的三本,均帶有“私人性”,包含着自己讀史的一點點感想,故特別列出。



《周策縱文集·自傳、紅樓與五四》(上冊),商務印書館(香港)2010年版。


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是每一個五四運動研究者和五四運動備課者的案頭參考書。但讀書一事當前後左右參讀與相關各種對讀。正如不少人只知陳旭麓先生有《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蔣廷黻有《中國近代史》、錢穆先生有《國史大綱》一樣,周策縱先生的生平和五四有何聯繫?他如何寫成《五四運動史》》?他對五四的生命體驗和延綿看法為何?這本書都透露了許多訊息。



周月峯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學術乃一脈延接力,續舊煥新的事業。自1992年起王元化先生就已注意到我們今天思考的諸多問題,杜亞泉在當年都已注意到。而且杜亞泉思考的深入程度不僅超過他同時代的人,也超過太多今人,為此元化先生寫成了長達15000字的長文《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2003年許紀霖師、施亞西教授、田建業先生合作編成《杜亞泉文存》,嘉惠學林,極大推進了五四時期那些不能簡單貼上新舊標籤,卻異常深刻豐富人物的研究。2014年周月峯君編成此集,據其自述“所選文章比之前的集子多小一半”。除記事、理化文章因篇幅限制不收外,其它均儘可能選入,實屬方便研究者之佳選。



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政治與政派利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鄧野繼《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後的又一力作。學界目前難得的略帶古風的“寫史”作品。其書引用要言不繁,裁斷力有千鈞。最重要的是絕不“檔案中心”,史料均屬常見,極其考慮讀者,而非考驗讀者。


3


推薦人:季劍青(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員)



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生活書店1935年初版,三聯書店2014年版)

這是一本幾乎被遺忘的著作,其價值不在於提供了多少學術上的真知灼見,而在其獨特的“五四”觀,豐富了我們對“五四”闡釋史的認知。作者將“五四”定義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真正以民眾為主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開端,在“文藝復興”説和“啟蒙運動”説之外,提出另一種解釋的框架,可謂獨樹一幟。從作者的政治立場來看,大體代表了國民黨左派的“五四”觀。更為可貴的是,作者自覺地在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和綜合的分析框架中定位“五四”,徵引材料之宏富,文字之虎虎有生氣,均顯示出某種“大時代”的氣魄。對那一代人而言,“五四”尚未成為客觀的研究對象,而仍具有測度歷史前進之方向的標尺的意義。



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初版,黃山書社2008年版)


該書是對新文化運動較早的系統研究。作者所謂“新文化運動”,不侷限於五四時期,論述範圍一直延伸至三十年代的社會史論戰等,但所討論的各家思潮,大體均發源自五四,而隨着社會的變遷各有盛衰起伏,因而作者雖將五四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劃分為若干階段,卻在很大程度上擺脱了線性演進的敍述窠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別注意各種論戰,並能大體以平情的態度對論戰各方加以中肯的評述。在作者那裏,新文化並非某種整體性的實體,而是內部包含了豐富的張力。再者實驗主義、辯證唯物論等思潮,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在中國的發展相對應,雖失之簡單化,但這種注意思潮背後的社會力量的思路,頗接近“知識社會學”的眼光,亦可為今人借鑑。



汪暉《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這是一部論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汪暉指出五四啟蒙運動之所以走向瓦解,是因為它的“同一性”僅僅是“反傳統”這一態度的“同一性”,缺少統一的方法論基礎。這種立足於思想史內部的解釋框架,實際上是對李澤厚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論述的迴應。汪暉進而由此提煉出“歷史同一性”這一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概念,在對五四啟蒙運動進行整體性把握的同時,特別注重它內部各種複雜的、矛盾的、互相沖突和構成悖論的面向,這些悖論性的因素造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危機,但內在於其中的緊張感也讓它們成為這場運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2010、2018年再版)


陳平原教授的這部專著,有意迴避種種“五四”的宏大敍事,而選擇從細節入手,以期獲得某種“觸摸歷史”的現場感。然而這一研究策略並不意味着將“五四”拆解為“一地雞毛”,而是努力去把握“五四”多聲部的“眾聲喧譁”的狀態。書中所涉及的個案,如“五四運動”當天史實的重建與辨析,《新青年》跨域不同場域的文化實踐,北大傳統的另類闡釋和白話文的另外淵源等,都意在將“五四”人物、學説與事件,重新放置到相互論辯和爭鳴的歷史現場,從而激活其被種種宏大敍事封存的思想能量。還原“五四”眾聲喧譁的歷史場景,也就是拒絕將“五四”規約為某種單一的觀念或立場主導下的知識和敍述,保持“五四”作為對話對象的主體性格,這既是方法論的考量,同時也包含了價值立場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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