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看五四?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04 20:38:23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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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太快了,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竟然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


一百年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政治權力就經過了憲政架構的北洋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共產黨的共和國。這還只是就大略而言,至於細節,僅1949年之後,中國政治的發展變化前後就很不一樣,讀《人民日報》每年的“五四社論”或評論,就可以看出時代變遷對歷史事件評價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五四呢?


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事件之一,它標誌着中國人,至少是中國知識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政治意識的覺醒,是1840年以來中國青年知識人羣體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即中國的政治已不再限於職業政治家範圍,而擴大到了知識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層面;中國政治的陰晴冷暖已不再是職業政治家的任意作為,而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知識人合作與否,取決於知識人的態度。


就歷史大勢而言,五四運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此後的中國歷史,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幾乎一直受制於五四傳統,也幾乎一直操縱於那些所謂“五四新人”之手。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説,五四之後的中國歷史發展,種種成就皆應導源於五四,而種種失誤、種種罪孽也幾乎莫不與五四有關。鑑於此,欲準確理解和把握五四之後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不能不對五四的功過是非進行系統地梳理與分梳,汲取其經驗、教訓,拋卻其不足、失誤,從而繼承五四真精神,減輕新一代中國人心靈上的五四迷霧,超越五四,為多災多難的中國更為美好的明天而舉國努力,真正實現五四青年以鮮血、生命捍衞的崇高目標。


作為已經消逝的過去,五四精神與五四運動已成為往昔記憶、客觀存在。然而由於五四之後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五四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總是糾葛在一起,人們不惟依據現實的需要着力宣揚五四精神的某一方面,而且甚至基於現實要求將五四運動本不存在的精神強加於五四。致使五四真相、精神越發模糊,使五四成為政治家和那些期望有朝一日成為職業政治家的人們手中的一塊“敲門磚”、“避邪符”。


一百年過去了,五四親歷者和那些自詡為五四精神直接傳承者的各色人等,已隨着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規律而陸續作古。五四的符號象徵在政治層面的影響力雖不能説已完全消失,但實際上則越來越弱。排除現實政治的干擾,系統、科學地分梳五四功過是非及意義、價值,雖不能説已具備充分條件,但畢竟有了某種可能。


當然,可能並不等於現實。五四之所以能在其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裏持續發揮作用,五四親歷者、五四精神傳承者等人事因素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決不限於此。作為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五四不僅涉及了、影響了當時中國各個階層之社會公眾,而且五四精神旨趣也並沒有侷限於某一點上,它既關照了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遍願望,又輻射、觸及了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部課題。因此,20世紀中國在其每一關鍵性變化時刻,人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期望從五四精神遺產中獲取智慧資源。從大歷史視角去看,只要中國還沒有變為一個政治前景有穩定預期的一般性體制,那麼五四影響力必將隨時發酵、延續,五四和其他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樣,依然會成為中國政治變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慧資源之一。也因此之故,紀念五四,就要將五四置放於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置放於全球史背景中進行關照與考察。


五四運動


1


五四的選擇


依照學術界通行理解,五四運動有廣狹之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指1919年因山東問題-巴黎和會而引發的政治運動,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遊行、火燒趙家樓及學生被捕為標誌;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指1919年前後長達數十年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其內涵與外延都相當廣泛,前後期變化也相當複雜、明顯。


但不論廣義的五四運動,還是狹義的五四運動,它們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狹義的五四運動即使沒有山東問題-巴黎和會的引發也遲早或以其他藉口而爆發,因為在那之前一個世紀,中國不是以和平的、温和的方式進入世界,而是通過一系列戰爭強制性的、被動地進入世界,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不適應,委屈、彆扭,一直沒有得到疏解、排解,隨着民族國家的逐漸形成,中國人必定要通過某一重大事變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重新思索中國進入世界,世界進入中國的意義。所以説,狹義的五四運動,即便沒有青島問題,沒有二十一條,沒有巴黎和會,也一定會因某種機緣而發生。這是歷史的宿命。


廣義的五四運動更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中國政治發展、學術流變的內在規律在起着根本的、決定性的作用。


從中國政治發展角度看,五四運動的爆發與前此中國政治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是世紀初中國人精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繼續和發展。易言之,五四運動雖直接啟導于山東問題,但其思想背景卻是世紀初中國人精神迷失、彷徨、困惑的必然之果。


20世紀的最初幾年,清政府鑑於維新運動失敗、排外主義運動不可遏制,並最終訴諸於武力,致使中國蒙受了奇恥大辱等一系列失敗,深切感到清帝國政治統治岌岌可危,於是在1901年初,當慈禧太后、光緒帝以及所謂“行在”尚駐蹕西安的時候,就鄭重其事宣佈“預約變法”,以期以有限度的政治變革重新認同被中斷的維新路徑,以新政消弭社會的普遍反抗,以儘量與世界一致換取列強重新信任。從後來新政實際舉措看,清政府雖然竭力貶低、排斥康有為、梁啟超在過去幾年在政治變革、社會進步中的貢獻,以為康梁的變法是假變法真謀私,而此時重新開啟的新政才是真改革。不管這種説法有多少問題,但從思想本源來説,清帝國最高統治層畢竟真正第一次認同了中國政治變革的必要性,認同中國的進步之關鍵不是繼續如何保持中學之體,也不是學來多少西學之用,而是中國能否與世界一致,同步共振,環球同此涼熱。


平心而論,清政府對待這次新政的態度是積極而真誠的。1901,特別是1903年之後,清政府也確實採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諸如調整官制、整頓吏治、改訂刑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獎勵實業、興辦學堂、廢除科舉以及准許滿漢通婚、勸諭婦女放足等。然而儘管如此,從總體上説,清政府這次新政終於失敗,到了1904、1905年實際上已難以再繼續進行下去。正如1905年7月一份上諭所説:“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鋭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 


承辦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決不是根本原因。事實上,此次新政只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它不僅沒有引起舉國上下的一致興趣,君民齊心,共渡時艱,反而引起一些漢人士大夫對清政府的厭惡以及對滿洲人的仇視。這些士大夫普遍相信,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的危局已經六十多年了,即便從1895年算起,維新的説辭也已經有十個年頭了。中國事實上已經陷入改革疲勞症,漢人士大夫面對清帝國裹足不前,左右搖擺,早就出現了審美疲勞,孫中山十年前不信任滿洲人的言辭,漸漸引起更多漢人士大夫的深思、認同。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將滿洲人建立的異族政權徹底推翻,然後另起爐灶,重建中國。用章太炎的話説:“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 


章太炎的這種激進政治主張雖然不足以代表當時社會的普遍心理,因為當時尚有另外一些漢人士大夫對清政府新政寄予無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教訓,通過君主立憲為中國未來開闢一條生路。但章太炎以及他的同志對滿洲人的不信任無疑促進了社會關係的緊張,加重了清政府新政的難度,也使中國人在世紀初遂陷入嚴重的精神困惑之中。


鑑於這樣一種實際情況,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幾乎不約而同地意識到必須加大改革的力度,儘快確立立憲政體,以政治體制的實質性變革取信於民,換取民眾特別是知識人的支持。否則,“國民之中,主張激烈之革命論者,日益蔓延。” 於是,君主立憲的呼聲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張謇替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廣總督魏光燾代撰了《擬請立憲奏稿》,隨後又致信直隸總督袁世凱,希望袁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督促清廷早日立憲。他説:“公今攬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與國家有死生休慼之誼。顧亦知國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 與此同時,清政府駐法國公使孫寶琦也以變更國體為請,他強調:“近年中國民志大開,凡有血氣者,無不痛國勢之衰微,憤外侮之憑陵,昌言改革,莫之能遏。寶琦竊維倡論自下,恐為自上禍之階,決之上,乃為政治之本。”他懇請清廷認清形勢,當即立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先行宣佈中外,於以固結民心,保存邦本。” 借用一段形象的文字説,1904年的中國,“通國上下望立憲政體之成立,已有萬流奔注,不趨於海不止之勢。失此不圖,則氾濫為患,禍且甚於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轉移間,利害若此,謀國是者,奈何不急起而為之所也!” 似乎不立憲中國必亡,只有立憲才是解救中國的唯一出路。


立憲的呼聲與行動在二十世紀初年甚囂塵上,最得人心,知識人無不相信立憲政治優於君主專制,這不僅有甲午戰爭所證實,而且不出十年,又被日俄戰爭再度證明。憲政國家日本用十年時間相繼戰勝亞洲、歐洲兩個大帝國,而且贏得那麼幹脆、那麼利索。事實面前人們不能不默然自省,不能不承認立憲政治的意義、威力。但事實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願地放棄權力,當君主的權利可以超越法律之外的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必將藉助於君主的權力為維護自身的利益服務。到了這個時候,所謂君主立憲,不過是給君主專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從而使君主專制集團對任何反抗與不滿都能從容不迫地對付之。當1911年5月8日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發佈後,一直滿懷期待的民族資產階級、立憲黨人迅即失望,責任內閣演變成了皇族內閣、權貴內閣,看來在分權以及權力監督問題上,清帝國的統治者在內心深處依然不甘心、不死心,也不放心。滿洲權貴在權力獨佔還是權力分享上,迅即撕下虛偽的面紗,赤裸裸地表達了自己的貪婪。下面的這份文件便可説明清廷當權者此時的心態:“都察院代奏,直省諮議局議員呈請另行組織內閣一摺。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值茲預備立憲之時,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綱範圍之外,乃議員等一再陳請,議論漸近囂張,若不亟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審時度勢,一秉大公,爾臣民等均當秉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幹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欽此。” 


君主立憲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這一主張既反映了世紀初中國人精神迷惘、困惑,實際上也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理論誤區。它不僅挽救不了清帝國進入歷史的命運,而且給此後中國歷史發展帶來深遠而又惡劣的影響。


當君主立憲運動緊鑼密鼓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相信這一主張。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從根本上蔑視清政府的立憲運動,而堅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徹底推翻清政府,“驅逐韃虜,恢復中華”。1905年10月,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系統地闡釋了以民族、民權、民生為主要內容的三民主義理論,堅信中國只要參照三民主義的方略便能解決所有問題,既可順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歐美諸國於政治革命之後所出現的社會危機。他説:“近時志士舌敝脣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美於歐美,猶不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此瞠乎後也。” 


很難説孫中山的設想是一種無根據的樂觀主義情緒,但事實上孫中山手創的中華民國也恰恰僅僅完成了政治革命,趕跑了皇帝。中華民國在其最初的年代裏似乎僅有一塊好聽的招牌,其他方面則依然故我。中國人在精神上的空虛與迷惘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亂。因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們畢竟尚沒有看到革命後的清醒,總覺得革命後的中國一定是別有一番新氣象。


辛亥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上的劇烈變動,造成國人信仰的空前危機與混亂,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中國人心頭久久不能忘懷而苦苦思索的問題。正如魯迅所描述的那樣:


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別人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起。 


魯迅的思考反映了當時國人精神迷失的實際狀況,對辛亥革命的實際後果的嚴重不滿正是五四運動得以爆發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於這種精神上的迷惘、困惑,新一代知識人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他們批判性地對待辛亥革命發起者的精神遺產,以期通過新的思維路向為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尋求一濟靈丹妙藥。他們苦思尋求的結果,正如多年後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一定是廣大農民羣眾的積極參與,“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無需否認,農民是中國社會較為落後、較為分散、較為不開化的階級,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既然取決於農民羣眾的參與與否,那麼又勢必存在着一個如何引導農民的問題。辛亥革命之後的新一代知識人,亦即五四新人,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為應當對農民進行改造,以現代觀念革除農民的劣根性 ,用當時的話説就是“改革國民性”。魯迅説:“説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清醒。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哪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舊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恭賀,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魯迅的話雖説在五四之後,但他確實道出了五四新人在辛亥革命失敗之後的思考,是五四之前幾年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認識。他們相信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既不限於技術問題,也不單純是政治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只有從文化的層面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才能使中國問題的其他方面獲得連帶的解決。他們寄希望於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確立現代化的意識與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進整個國民性的改革。誠如“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敬告青年》中所説的那樣:“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在世紀初國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五四的選擇為當時苦悶的思想文化界帶來了一線希望,因而很快成為新派知識人的普遍認識。他們逐漸擺脱辛亥革命失敗之後的彷徨與猶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從事他們的理想事業,中國歷史從此又揭開了新的一頁。


2


秩序重建


五四改造國民性、啟發國民意識、重塑國民品格的選擇,是世紀初國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結果,也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自救自強運動再轉再變的邏輯發展。就其本質而言,五四的選擇自然比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運動的諸多舉措深刻得多,五四已觸及到中國社會存在的深層——民族文化的心理結構,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發展不僅取決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認識,而且取決於社會全體成員能否具備共同的語言、素質。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五四的選擇雖然是當時知識精英深思熟慮的結果,然其問題的焦點似乎找錯了方向。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前此種種救亡圖存運動歸於失敗,除去國民不覺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換言之,近代中國幾次大規模的救亡圖存運動都找到過當時中國問題的根本癥結之所在,但它們之所以統統歸於失敗而無法成功,並不都在於國民不覺悟,而是另有原因在。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意識危機、社會危機並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在近代之前的中國基本上都能順利地解決這些危機,從而使中國社會不斷地變化與前進。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以炮艦撞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社會依其內在規律似乎應該能夠緩慢地完成其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毛澤東曾説:“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當然,這只是一種歷史假説,歷史事實是中國就是沒有自主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列強擾亂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僅就社會經濟而言,它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民族工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與發展。


當然,列強的根本目的並不是為了促進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化,並不是促進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而是為了解決他們因工業革命而迅速釋放出來的工業產能,建立起它們的世界市場。因此,列強東來一方面刺激了中國社會的解體、分化、發展,另一方面則導致了這一發展超前、失衡、失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獲得充分發育,其先天不足無法擔當推動中國社會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歷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國一直無法真正完成新舊交替。至於在思想意識上,中國有沒有經過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所謂中國早期資本主義思想啟蒙運動,其實只是面對漸趨僵化的儒家倫理而生髮的思想異端,還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思想啟蒙。在這個意義上説,五四的選擇雖然極為重要,但並沒有抓住中國問題的關鍵。不僅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無需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參與,而且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也並不是引導全體國民的覺悟,而是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獲得充分的發展,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如前所述,其根本原因在於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超前和失序,是近代中國社會秩序危機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尚未與西方世界真正接觸的傳統社會裏,社會的整體結構及其內在各部分的關聯相對説來處於一種高度和諧的狀態之中,社會的再生機制以及應付危機的能力似乎從未被人懷疑過。因此當西方傳教士抵達中國的最初的那些年代裏,他們無不對中國的文化成就和社會秩序的和諧而感到歡欣鼓舞。第一個直接掌握中國語文,並對中國古典文明進行過深入研究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對孔子的哲學有着濃厚的興趣,強調西方人如果批判性研究那些被載入史冊的孔子的言行,便不得不由衷地承認孔子可以與任何異教哲學家相媲美,而且還要遠遠超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利瑪竇的態度代表了當時歐洲的普遍心態,在十六、七世紀前後,中國文明的發展雖然也遇到過一些內部障礙,但從總體上説,與歐洲文明相比並不落後,在許多領域中國仍處在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歐洲人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力圖吸收中國文明,改造他們的固有文化,在那之後的兩三個世紀裏,歐洲人對中國文明逐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們的心目中,遙遠而神祕的中國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賢明政治,道德高尚,文化發達,足以作為歐洲人的楷模。


然而,這種情況在中國人方面則導致了另外一種結果,中國人在與西方人的接觸過程中,囿於傳統的華夏文化中心主義的觀念,確曾有過為時並不太長的自我滿足。但當中國人冷靜地反省中西社會與文化的差異時,突然發現歐洲人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國先進得多。特別是經過鴉片戰爭等實力交鋒之後,學習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已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


鴉片戰爭


學習西方、趕上西方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的共同追求,儘管經歷了種種挫折與失敗,中國人始終並沒有放棄過這種選擇。不過,正是這種挫折與失敗,引發了國人的自我懷疑情緒,覺得中國之所以不能趕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舊的秩序密切相關。我們看到,五四的選擇正是這種懷疑情緒的惡性膨脹,它使國人對中國舊的秩序與文化傳統的懷疑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五四新人為了啟發國人的覺悟,竭力批判中國的舊道德,以為正是中國的舊道德鑄就了國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國民的矇昧主義,使中國遲遲不得翻身和進步。因而,中國欲求進步與發展,便不能不徹底廢除舊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國民在價值取向上與現代社會相合。陳獨秀説:“現代生活,以經濟為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產生之大則,其影響遂及於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説遂至不可動搖;而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 


陳獨秀從經濟關係探討道德觀念轉變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鴉片戰爭以來國人的自我懷疑要深刻得多。正因為如此,五四對傳統秩序的破壞也要嚴重得多,它觸及了中國傳統社會秩序的根基,使秩序危機達到近代以來空前的程度。但是,當我們冷靜反省當年的情況,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五四對舊秩序的破壞具有相當的負面效應,其理論本身也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倫理觀念的變遷取決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某一特定的社會經濟狀況下,必然產生與之相應的倫理觀念。當中國社會經濟尚未達到陳獨秀所期望的“現代”標準時,理論觀念的提前轉變勢必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與失範。從這個意義上説,近代以來不是中國舊有的觀念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而是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滯後於意識形態的變遷。換言之,包括五四在內的近代國人在精神上的追求遠遠超過社會的實際承受能力,遂使意識形態不是為社會的穩定與有序服務,而是加劇了社會秩序的混亂與失範。


社會秩序的混亂與失範,在某種情況下有助於養成人們的競爭意識,客觀上或許有助於地區經濟的增長與繁榮,人們出於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在激烈的競爭中完善自身,適應環境。但在更多的情況下,社會的繁榮與發展,不僅有賴於能否贏得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而且取決於社會內部全體成員能否攜手一致,齊心合力,建立與健全一個長期持續穩定的內部機制。在某種意義上説,近代以來中國問題遲遲得不到根本解決,中國傳統社會遲遲沒有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化,除去種種複雜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會內部秩序的混亂,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無法則的相互衝突、社會公眾信仰的多元化與多變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並不是全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在破壞舊秩序的同時,確曾思考過如何重建新秩序的問題。陳獨秀對民主科學、法蘭西文明的呼喚,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介紹,吳虞對墨家精神仰慕,胡適對實用主義的偏愛等等,無不可視為重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步驟。他們一方面排斥舊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時代精神重建新的社會秩序。陳獨秀説:“夫道德之所由起,起於二人以上相互之際,與宗教法律,同為維持羣治之具。” 絲毫沒有否認道德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的效用。


不過問題在於,五四對中國的社會秩序畢竟建設太少,破壞太大。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國人無所適從,使近代以來國人的信仰危機到達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託空言的人,歎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説‘虛君恭賀’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説。” 於此不難想見國人信仰到了何等混亂的狀況。


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標準和精神追求,遠遠脱離中國的社會實際,因而在新秩序重建過程中的實際效用未免大大減低。如陳獨秀期望國人建立“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人格,稱“解放雲者,脱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温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決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力,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不要説這種主張能否真正實現,即或真的實現了,那又將是怎樣一種狀況還難想象嗎?胡適贊成娜拉離家出走,然而魯迅則反問道,娜拉出走之後怎樣?不是回到舊規範的懷抱,便是像子君那樣悲慘地死去,活着進入政界商界,成為社會上的某種花瓶。簡言之,五四的精神追求雖好,但它畢竟超越了社會發展的實際條件和社會的實際承受能力,因而對社會秩序的重建與穩定並沒有獲得倡導者預想的效果。


從總體上説,五四的選擇代表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是中國現代化超過中的必然環節。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國人操之過急的浮躁心理,無視社會秩序和諧在社會發展與進步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們渴望一夜之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不願在有序的環境裏為民族復興做艱苦細緻的長期努力。五四之後中國一系列戲劇性變化,差不多都可以從這裏尋找到思想淵源。


現代化是一個長期而艱鉅的歷史過程,現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歷史已充分表明,如果沒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內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無濟於事。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穩定並不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全體社會成員不僅應建立起社會秩序的共識,而且要有一種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犧牲的勇氣。當民族利益需要的時候,社會成員不是信奉“自陳好惡”、“自崇所信”的自我中心主義,而是確立一種為民族利益犧牲個人的獻身精神,將個人的作為納入秩序的軌道。


3


愛國情結


現代化的真正實現有賴於能否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而秩序建構、建設一方面需要政府積極協調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使各利益集團在確認現代化共識的前提下進行有序競爭;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團以及全體社會公眾,為了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整體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對政府的監督權力,使政府的行為不致於超越秩序,破壞秩序,或危及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導與協調,使各利益集團及全體社會公眾的行為也納入秩序的軌道。簡言之,為了現代化之根本目標,任何個人、任何利益集團、任何行為的責任者、擔當者,都必須在秩序之內進行活動,而不應超越、凌駕於秩序之上。


當然,和任何事物的發展規律一樣,秩序本身也是一種運動中的範疇。它既不可能凝固於某一點,同時,從實際運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遠處於平衡狀態。它的平衡是暫時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但平衡是根本目標,不平衡是為了重新實現更高層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階段而不是社會成員的追求目標。


反觀近代中國的全部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現代化歷程之所以一百多年來步履維艱,裹足不前,或收效甚微,除卻無數複雜的內外在因素和機遇喪失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還在於社會公眾一直未能確立現代化根本目標下的秩序共識,遂使中國秩序一直處於不平衡狀態。


中國秩序的失衡不始於五四,而是與中國現代化同時起步。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化醖釀之際,中國秩序的失衡即已顯露徵兆。早期洋務運動思想家和傳統社會改良主義者,困惑於中國進步與發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觀事實,便已試圖從傳統秩序方面尋找內在原因。如果説龔自珍“無八百年不易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易之道。然而十年而易,五十年而易,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墮,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的説法 ,依然是“藥方之販古時丹” ,企求發揮傳統秩序的調節功能,挽救社會危機的話,那麼,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籌夷情”,“師夷之長技之制夷”以及“款夷”主張等,在客觀上勢必引發對舊秩序合理性的懷疑。他説:“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羣便者變則不可復。江河百源,一趨於海,反江河之水而歸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是以忠、質、文異尚,子、醜、寅異建,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況郡縣之世而談封建,阡陌之士而談井田,笞杖之世而談肉刑哉!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 這實際上是要求改變中國舊有、傳統社會秩序以合乎變化了的現實。


不過,魏源的這種思想傾向一直深刻影響着晚晴的政治變革,直至清朝末年的新政、君憲等,依然可以看到魏源思想的影子。這時的思想家雖然對舊秩序之不合時宜性提出過種種責難與建議,但他們並不是要求徹底破壞舊有秩序、傳統秩序,而是期望以清政府為主導自覺協調舊秩序與現實生活中不適應的部分,促進社會秩序由不平衡達到平衡。


但是,自魏源以來的這些善良願望畢竟統統化為泡影,於是人們便很自然地從根本上懷疑舊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懷疑清政府的能力、誠意,甚至懷疑辛亥後創建的共和體制沒有力量,沒有效率。於是,清末明初幾十年間相繼發生辛亥革命、五四運動。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現存政府合法性的懷疑無疑是基於善的理念,也就是説,他們依據善的理念作為批判和評價現實生活和現實國家的標準。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把體制的各種政治形態的改變和道德目的等同起來。這一點毛澤東後來有分析:“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麼,五四運動就是錯的。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你們看,孫中山先生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是當時政府的叛徒,他反對了清朝政府,並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很對的。因為他所反對的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政府,而是勾結帝國主義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壓迫革命的政府。五四運動正是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 


辛亥革命我們暫且勿論。關於五四,毛澤東已經講得很清楚,它是中國人民反對“賣國政府”的一次革命運動。由於政府“賣國”,因此必須打倒,必須推翻。這裏的實質性問題其實是秩序與愛國的內在關聯。


無需否認,探討這一問題的首要困難在於如何確認當時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確認五四愛國運動對政府的指控。換言之,反政府者認為政府行為構成賣國罪,因而反對之,推翻之。那麼,政府是否承認這一指控的。或者從超越性立場看,反政府的指控是否成立呢?這些問題甚為複雜,要説清楚並不那麼容易,這實際上是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國人的一片咒罵聲中死去。不久,袁世凱政府的副總統黎元洪“依法就職”,繼任總統。在革命黨人強烈要求下,黎元洪恢復了民國約法,召回了舊國會議員,重新組織了內閣,由段祺瑞任總理。對黎元洪的做法,孫中山甚為滿意,於是他指示中華革命黨通告國內外各支分部:“迨袁賊自斃,黎大總統依法就職,因令各省黨軍停止進行。今約法歸復,國會定期召集。破壞既終,建設方始,革命名義,已不復存,即一切黨務亦應停止。” 這就於事實上承認了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


不久,黎元洪與段祺瑞鬧分裂,黎將段解職。段糾集北洋系軍人譴責黎,黎於是同意張勛出面調停。然而張勛又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調停黎段矛盾,而是藉機進入北京復辟了清朝。1917年7月,段祺瑞以共和國再造者的姿態進入北京,平息了張勛-溥儀的短命復辟,又逼黎元洪讓位於副總統馮國璋。


馮段之間有過短暫的合作,但由於他們分屬於北洋系的兩大系統,利益的驅使造成他們並不可能真正合作。1918年10月,段祺瑞安福集團控制的國會將馮擠下台,而馮所屬的直系集團則以段勾結日本為藉口,指責段出賣中國以換取貸款。此後北方政府在人事上還有種種變動,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實際上都是段祺瑞一系控制着。五四運動的主要矛頭就是針對段祺瑞的所謂北洋政府。


與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對峙的是南方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這是中國當時的實際狀況,從法理學的角度看,南北兩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據。事實上,不論南方政府,還是一般國民,都視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為一政治實體,否則南方政府就不會和北方政府對等談判,五四學生、一般民眾也就不會向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請願。


就國際地位看,國際社會承認段祺瑞政府是中國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軍政府外,其餘的均應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再看五四運動對北方政府的指控。山東問題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線,但此事由來已久,甚為複雜。如果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看,中國拒絕在巴黎和約的最後文本上簽字,不僅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尊嚴,而且將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有助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正如福開森當年所描述的那樣:“據美國人之感想,以威總統對於山東問題讓步於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國際聯盟,實屬鑄成大錯。現在羣情忿慨,甚為反對。欲圖補救,惟有中國絕端拒絕簽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絕簽字,則較諸保留為尤善,且有助於中國之國際地位甚大也”;“美國輿論及參議院對於巴黎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和約一事,深表贊同,情意懇至(摯)。” 因此,中國政府拒絕簽字是正確的選擇。


中國政府代表團最後確實這樣做了,這也確實是五四運動的巨大歷史功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説:“在五四運動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當時軍閥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國主義進行交涉,巴黎和會的代表陸徵祥等竟不敢簽字和約。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走上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開始。” 


不過,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一下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的全部交涉過程,我們便很容易發現北方政府雖然在是否簽約上有過某些猶豫,但自始至終的主流見解差不多都是拒絕簽約。先看陸徵祥等人於五四運動爆發前二日即5月2日“引咎辭職書”中的一段話:“我國對德宣戰,原冀列席和會。乃此次和會辦法,迥與歷次公會不同,各國列席全權先即大分差等,我國僅得其二,抗議虛擲東流。此祥之無狀者一。到會列席,原為提議商酌,冀有公道之主張,稍減利權之損失。所有希望各案,尤以膠州為先,迭次陳述理由,各國多表同意,內有政府之決心,外有國民之後盾,乃力爭數月之結果,終違當日之初衷。此祥之無狀者二。” 很顯然,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一開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東的主權,只是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對這一結果,代表團和北方政府當然負有責任,但畢竟國勢太弱。“弱國無外交”,弱國可供交換的東西太少,無法爭得在國際上的應有地位。


巴黎和會上的中國代表團


然而問題在於,既然代表團和北方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東主權,何以稱北方政府是“賣國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規模如此宏大的所謂“五四愛國運動”?如欲解釋此一問題,只有從秩序與愛國的內在關聯入手。


愛國是一個公民最起碼的責任心,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國家都不愛,那麼他在中國這樣文化傳統的國度裏便難以生存。作為中國的政治家,最大的恥辱莫過於賣國,最高的榮譽也就是看他能否在蓋棺論定時獲得愛國者的美諡。對於國民特別是青年學生,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屈原、岳飛、文天祥等都是很好的榜樣。中國人在正常情況下可能有時對國內政治麻木不仁,但在涉及到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的時候,我們的國民,尤其是青年學生便極容易喚起自己的良知。因此我們看到,中國聰明的政治家無不注意以愛國心調動青年的熱情。比如蔣介石並不認同五四的啟蒙價值、文化意義,但他在談及五四時,也不能不肯定五四運動中學生的愛國熱情是一種極為寶貴的思想資源。 簡言之,在不同的中國人那裏,愛國的心態是完全不相同的。


青年的愛國激情最容易被人挑撥,也最容易被人利用。不過,這種挑撥與利用的外在條件必定是秩序失範最嚴重的時候。如果秩序處在最佳狀態,政府可以對社會和青年進行有益的指導,社會公眾和青年也比較容易以理性的態度利用自己的權力監督政府。依此反觀五四運動爆發那一年,我們看到中國的秩序是近代以來最壞的幾個年頭之一,不僅南北政府對峙且和談不成,而各個政府內部利益集團也在進行無休止的明爭暗鬥。如北方政府,“安福系所組成的新國會,於1918年9月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馮國璋遂下野。安福系認為這次選舉既能倒馮,又舉一個毫無軍權實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來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參戰督辦地位,無論是出面組閣與否,實際上操縱全部軍政大權。但是徐世昌並非甘心作傀儡,他這次能被選出為大總統,亦正是利用直皖二系之爭,坐收漁人之利。” 像在這種失範的秩序下,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即使不被利用,也往往是一種盲目的行為。


史料表明,五四運動爆發前夕的中國,不僅青年學生不瞭解事情的真相,即或某些當事者對政府的“祕密外交”及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也不甚了了。“三四月間,上海報界接王正廷專使自巴黎來電雲:吾輩提議於和會者,主張廢除二十一款及其它祕約不遺餘力,推測日本之伎倆僅有二途:曰引誘,曰用武。然皆與正誼公道相違;必不出此。但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貶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所望全國輿論對於該賣國賊羣起而攻之,然後我輩在此乃能有討論取消該條件之餘地。此電文既披露於各報,於是羣情忿怒如觸湯火,謂果有是人者,真秦檜再生於今日,李完用復乎中土矣!……時人既讀此電,以為此賣國賊必指在巴黎之華人掣專使之肘者,始疑葉玉虎氏,然葉滯在美洲尚未抵歐,於是羣疑梁啟超氏。” 


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和南方政府的唯一代表,王正廷僅以“推測”之詞籲請國內輿論有所表示,可見此時中國之秩序處於一種非正常的狀態。而國內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當此時真有所表示不是有點兒盲目,有點兒不太負責任了嗎?


再看五四親歷者匡互生1925年對五四大遊行背景的回憶。他説:“北京各校全體學生本來有一種五月七日舉行示威遊行運動的預備。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會傳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險惡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幾家報紙和幾個外國教員宣傳的消息,竟説中國的外交已完全失敗,並説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祕密訂立的高徐、濟順兩路借款合同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四個大字上面。因為‘二十一條’的承認還可以説是由於最後通牒壓迫的結果,在以謀求永久和平相標榜的和會場中可以藉着各國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卻能立刻拿出中國專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四個字來作非強迫承認的反證,來作箝制中國專使的口的利器。這一個消息宣傳以後,北京所有的學生除了那些腦筋素來麻木的人以外,沒有不痛罵曹、章、陸等沒有良心的,沒有不想借一個機會來表示一種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氣這樣緊張的緣故,大家就有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提議,於是五月四日舉行遊街大會的議案就由各校代表會議議決了。” 


學生的愛國熱情誠然可貴,但當秩序紊亂之際的任何衝動即使收到良好的實際效果,也很難説是一種理性的選擇,更不要説被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動家所利用了。當我們冷靜思索巴黎和會的消息是如何轉到學生那裏去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懷疑北方政府內部運作程序的紊亂、各派系之間的爭鬥以及他們對學生愛國熱情的利用。據當時參與政府處理和會事務的葉景莘回憶説,五月一日,外交委員會決定不簽約,由汪大燮、林長民將電稿親呈總統徐世昌,徐令國務院拍發巴黎中國代表團。“但二日國務院又密電專使簽約,院裏電報處一個林長民的同鄉當晚潛去報告他。三日侵晨,汪、林到會,汪命即刻結束會務,……林密電梁啟超並請他通知巴黎中國留學生,他另又通知國民外交協會囑發電反對。我……打了英文電與上海復旦公學李登輝校長,説‘政府主籤,我們在此已盡其所能反對,請上海響應’。這個電的署名是隨便寫了三個英文字。……傍晚,我到汪處報告,汪問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我説:‘北大學生本要遊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馬車從東單二條口趕到東堂子衚衕西口蔡宅。蔡即電召北大學生代表於當晚九點在他家會議。” 葉、汪、林的愛國熱情我們無需懷疑,但是我們不能不想到作為當局成員當此關頭首先想到發動學生,利用學生去實現自己在正常的政治運作中無法實現的政治主張,不僅有悖於自己的政治身份,實際上也多少有點對學生真誠愛國情感的褻瀆。


然而,一百年過去了,誰又想到去這樣思考呢?究其原因,這正是中國人的愛國情結在起着頑強的作用。似乎只要是為了愛國,採取什麼樣的手段都不算過分,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也都無所謂。殊不知,一個美妙的愛國名詞有時會掩蓋着並不一定正義的行為。中國欲真正完成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與轉變,恐怕在喚起國人的愛國熱情的同時,也應該再提倡一點別的什麼東西,比如法律、秩序等。


4


學生之使命


如果一個民族中的青年學生對政治麻木不仁,對時事不事關心,那麼這個民族不但難以實現現代化,恐怕也難以生存和延續。一個民族的真正希望在於青年,在於學生,因此怎樣才能喚起青年學生的覺醒,調動青年學生的積極性、創造性和愛國心,這是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視的大事。


但是,從學生方面而言,優點和缺點共存,優勢與劣勢同在。熱情、好動,無不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奮發精神,這無疑都是值得永遠保持的優良品質。不過,正是有了這種特出的優勢,也必須坦率地承認,往往容易被那些懷有某些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因此,青年學生在保持發揚自身優勢的同時,也應時時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對待自身,明確自己的真正責任與歷史使命,在保持高度愛國熱情的前提下,確立一種現代的秩序意識。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秩序就什麼事情也幹不成,即使是在反對外國侵略,爭取民族權利和尊嚴的鬥爭中也應具有一定的秩序。而且,由於學生自身的散漫性和衝動性特徵,因而,雖然容易喚醒他們的愛國熱情,但實際上往往許多後來的行為就不是學生領袖或社會權威人士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要説令行禁止了。所以,學生的愛國熱情如果不能在理性和秩序中得到節制,最後吃虧的依然只能是學生自己。


在五四運動中,學生的愛國激情和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無疑應當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僅從總結學生運動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立場來反思,也不得不承認有許多後來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學生的最初願望,甚至有許多方面有悖於現代社會的最基本和最起碼的要求。據五四運動親歷者和組織者許德珩回憶:“四月底,巴黎和會決定了要把德國強佔我們的山東‘權利’,判給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繼承。同時還拒絕了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五月一日,我們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個學生代表,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昂得眼裏要冒出火來。……三日晚上的會,北大全體學生都到了,各學校也到了許多代表,禮堂裏裏外外都擠滿了人,這算是北京全體學生大團結的一個會議。會開到很緊急的時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拿出一把菜刀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 


這種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但也不難想象在這樣一種衝動的氛圍中,學生的行動必然缺乏有力的領導和周密的計劃。另據五四親歷者楊晦的回憶:“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學生在北大的三院禮堂開大會,當時羣情激昂,發言踴躍,有一位同學咬破了手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字,表示決心。在會上,有人提議:留日學生可以那麼對付章宗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他們三個(曹、章、陸)來一下?就是説,要把(白)旗子送到他們的家裏去。大家一致同意,準備行動。決定提前於明天五月四日舉行示威遊行,並給賣國賊送白旗。……第二天,北大學生每個人手裏都有旗子了。找到賣國賊怎麼樣呢?也有人想到那裏跟賣國賊幹一場的;但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鬥爭經驗,想的很單純,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學生對章宗祥那樣,搞他們一下就算完事。”  


在這樣一種氣氛中,大多數人的意見往往並不能起主導作用。在人們的潛意識層面實際上是渴望事情鬧得越大越好,只是勇於自己親手去做的人畢竟太少,只要有人去做,大多數人並不會反對和阻攔。“五四那天,究竟因為籌備阻止的時間過於匆促,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參加示威遊行隊伍的,也只有城裏幾個學校,郊外的像清華學校等都趕不及參加。當主席團在天安門前開露 ��天大會決定遊行程序時,只説先到總統府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並懲辦曹、陸、章三賣國賊,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館,表示國民外交的聲勢,並沒有決議到曹、陸、章等住宅去的,但當遊行隊伍經過東交民巷以後,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趙家樓曹汝霖 的住宅去示威。在羣情激憤的時候,這響亮的口號得到了羣眾一致的擁護。” 


當羣情激憤達到難以剋制的程度,任何理性的原則都拋諸腦後,即使有個別清醒者欲阻止這種行動,也往往不得要領而失敗。“大隊在東交民巷被阻,自一點半鐘起至三點半鐘止,足足停立了兩個鐘頭之久。最後就有大家決定改道向曹汝霖家裏走去。這時候負總指揮的責任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阻止勿去,卻亦毫無效力了。大隊經過東長安街往趙家樓的時候,沿途都高呼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賣國賊陸某、徐某、段某和其它罵政府的話。這時候羣眾的各個分子都沒有個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着,同樣走着。” 在失去個性存在的人羣中,一切激情、一切意識、一切行為都化為一種集體的無意識。到了這種時候,運動的實際進程不但運動的領導者無法把握,即使所有的人也不知道往後將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到了這個時候,學生運動的領袖已無能為力,往後的發展只能聽憑感覺,而感覺當此情緒異常激動之時往往是不準確的,因而事情的結局便極可能與運動的發起者的主觀願望相反。“學生既在使館界口鵠立兩個小時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眾,當時羣眾義憤填膺,急欲得賣國賊而一泄之。於是議定先尋曹氏,次尋章、陸。曹所住之趙家樓在石大人衚衕內某小衚衕,距石大人衚衕東口約有二里之遙,羣眾入彼口時即放聲吶喊殺罵國賊曹汝霖,聲震天地,居民皆立門首以觀。及抵曹氏宅附近,見有某姓小洋房,誤以為曹宅,羣眾白旗擲其屋上,既而警吏某亟白其冤謂:離此不遠有寬敞之大綠門乃真曹氏之宅也。” 以如此盲動的舉止,還有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


據當事人後來回憶:“當到曹宅前面的時候,大多數的學生都從牆外把所持的旗幟拋入牆內,正預備着散隊回校時,而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卻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牆上的窗洞上,把鐵窗沖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裏去。……跳進去的幾個同學從內面把那緊閉重鎖的後門打開。後門打開之後,如鯽如鱗的羣眾就一擁而入。對着後門立着的一塊木屏,被一個人猛力地踢倒在地,發出轟然一聲。……因為他們到處搜不出那確實被大家證明在內開會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只得燒了他們藉以從容商量作惡的巢穴,以泄一時的忿怒。……忽然在東院房間的木桶裏走一個身着西裝面像日本人的人,被一個同學趕上去用一根旗杆劈頭一擊,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於是動手打他的人就往後走出,而一時‘曹汝霖已經被大家打死了’的喊聲就傳遍了內外,膽怯的學生就乘機回校避禍去了。……哪裏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機逃到外面一間皮蛋店裏去躲藏好了。後來卻被另一批搜尋曹、章的人在一間皮蛋店裏面的一間黑屋的牀上又把曾經被打裝死的人搜尋出來,大家就拉住他的兩隻腳從那間黑暗屋裏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聲問他是什麼人,他總是絕對地不作聲,大家耐不過,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杆向他的面孔上橫打亂敲,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學生就只得權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頭上打中幾十百把個皮蛋,於是死不作聲的被打的頭上只見滿面的鮮血和那塞滿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 


像這樣泄一時之憤痛快則固然痛快,但它不僅無助於愛國運動,而且極容易轉移社會的注意力和輿論的焦點,到頭來吃虧的還只是學生自己。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還不僅僅在於學生被逮捕,而實際上對此後的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消極影響,至少使剛剛有些起色的文化繁榮又一度衰歇,使中國的政治黑暗更加日甚一日,或許正如魯迅所揭示的那樣:“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復歸上海,《新潮》羣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卻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0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這難道不令人感到惋惜嗎?


這樣説,絲毫不意味着否認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愛國舉動,只是在8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反省一下怎樣愛國才能更經濟、更可靠、更有效,青年學生的責任與歷史使命究竟何在?


當五四運動二十九週年的時候,胡適説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限於當時的時代氛圍,人們不大容易聽得進去,今天回味起來,似乎不無啟發意義。他説:“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當時並不是政治運動。”“那時,我們覺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須在非政治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基礎。所以我們那時的主張不談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很多人確實做到二十年不談政治,我個人就是在五四運動的二十一年後才做外交官的。我們當時極力的避開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開我們,反之卻來追我們,以致五四運動慢慢成了帶有政治性的運動。各黨派的領導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後來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強了。這也許是好的,也許是壞的,我個人不願評論。但文化的意義,就慢慢地削弱了。我個人覺得,這個政治化的運動未免太早,因為力量實在不夠。二十九年以來,我個人始終覺得政治的基礎應該建築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礎上,從文化方面去努力,現在還要從各方面去努力。” 


一個民族的現代化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歷程,它不僅需要持續穩定的國內秩序和和平的外部環境,而且需要民族成員有一種鍥而不捨的韌性,一代一代地進行下去。青年是民族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的責任與歷史使命不僅要愛國,而且要有真本事、真本領來建設祖國,青年要善於保存實力,要善於把力量貢獻到祖國更需要的地方。誠如已有人所總結的那樣,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裏面發生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一件;引起學生作文、演説的能力,組織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慾望,是五件;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不過,“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着他們來作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但是,我們現在不幸生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裏,沒有這種常態社會中人應該有的福氣。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不肯出來干涉糾正,於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社會裏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的事。因為是不得已,故他的發生不可以原諒的。因為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卻不可長期存在的。”“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們看來,用罷課作武器,還有精神上的很大損失。” 


這些話,青年學生們聽來或許逆耳,但隨着時間的流逝,隨着國家政治生活日趨清明,日趨上軌道,人們便不能不承認這些逆耳的話可能還是有些道理的。因為,雖説鎮壓學生運動的決沒有好下場,但歷史畢竟也已反覆證明:“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況今日耶?” 


(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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