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分析了中國309個城市,終於發現城市興衰的祕密

正和島2019-05-02 20:30:15

作 者:任澤平

來 源:澤平宏觀

         (ID:zepinghongguan)


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幾百年來,全球史詩般的人口大遷徙引發了區域興衰、產業更替和霸權更迭。


人口帶來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產發展的基本需求,引發了各地區房地產市場的榮衰,美國東西海岸線城市羣的繁榮映襯出東北部鐵鏽州的衰敗,中國三大城市羣崛起映襯出東北的沒落。


是什麼驅動了人口大遷徙?未來中國人口向何處?帶來哪些機會和挑戰?

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

經濟-人口分佈平衡


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相關理論有拉文斯坦遷移法則、推拉理論、發展經濟學二元結構理論等。


從長期和根本看,決定一個區域人口集聚的關鍵是該區域經濟規模及該城市與本國其他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簡單地講,就是人隨產業走。理論上,在完全的市場競爭和個體同質條件下,較高的人均收入將不斷吸引區外人口淨遷入,直至該地區人均收入與其他地區持平。


我們在2016年《控不住的人口:從國際經驗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發展趨勢》、《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與中國展望:從齊增到分化》等研究報告中,借鑑提出經濟-人口分佈平衡法則作為人口遷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區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分佈平衡引導人口流動,並通過OECD城市功能區、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的數據進行驗證。


靜態地看,當區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趨近於0時,表示該區域人均收入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淨遷出狀態;當該比值等於1時,表示該區域人均收入等於全國人均收入,人口淨遷入規模很可能接近於0;當該比值趨近於+∞時,表示該區域人均收入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淨遷入狀態。


動態地看,當某區域經濟-人口比值處於1附近,但該地區經濟增長快於全國平均水平時,人口仍將淨遷入,呈現一邊經濟高增長、一邊人口淨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於經濟波動幅度多明顯大於人口增長速度,經濟-人口比值受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在長期,由於市場不完全競爭以及城市之間、個體之間等存在明顯差異,因而當城市發展比較穩定時,其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雖不能等於1,但將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實踐中,由於產業結構差異,經濟-人口比值高的地區並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城市可能呈現GDP份額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實際一般。


而在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城市,人均GDP與人均收入的相對排序往往比較一致。總的來看,工業發展需要集聚,所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人口大規模從鄉村向城市集聚。服務業發展比工業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後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線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

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

從低收入地區到高收入地區,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全球人口遷移:從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全球人口遷移呈現兩大特點:一是在跨國層面,人口從中等、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遷移。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統計,1960-2015年,高收入經濟體人口淨流入規模累計達1.2億,其中來自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經濟體的比例分別為23.9%、59.5%、16.6%。


中高收入經濟體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經濟體,遷移動力不強;低收入經濟體人口雖然遷移動力強,但難以承擔遷移成本;而中低收入經濟體人口遷移動力強,且能夠承擔遷移成本。


從國別看,主要是人口從東亞(中國、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南亞(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拉美(墨西哥)、非洲、中東歐向北美、西歐、中東石油富國(阿聯酋、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俄羅斯等遷移。


其中,1950-2015年美國淨遷入人口超過4800萬、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淨遷入合計接近1600萬,德法英西意等西歐五國淨遷入合計超過1100萬,加拿大、俄羅斯淨遷入約900萬,澳大利亞淨遷入近700萬。日本移民政策長期較為保守,淨遷入人口較少。


雖然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快速發展,但全球經濟人口分佈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較六十多年前明顯擴大,未來大規模跨國人口流動仍將持續。


1960-2017年,高收入經濟體經濟份額從79%降至63.8%,人口份額從25.7%降至16.6%,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從3.07升至1995年的4.5,再降至3.85。

二是在城鄉層面,隨着全球城市化進程進入中後期,不同規模城市人口增長將從過去的齊增變為分化,人口從鄉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線大都市圈遷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長面臨停滯、甚至淨遷出


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從29.6%增至53.9%,該時期所有規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顯上升,所有規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顯超過1.7%的自然增長水平。


其中,1000萬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重從0.9%增至6.3%,30萬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從17.8%升至22.9%,分別上升5.3、5.2個百分點。


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將達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繼續快速積聚,但5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將降至1%、略高於0.9%的自然增長水平。

2.美國人口遷移:從鐵鏽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會區化


1850-2017年,美國人口從2327萬快速增至32598萬;特別是二戰結束後,伴隨着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中心、大規模國際移民湧入,美國人口在1950-2017年增加了1.75億。


美國三百多年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地區層面,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五大湖區域集聚,到向能源、現代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


1850-1970年,美國“鐵鏽8州”人口從1023萬快速增至7203萬,雖然佔比從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貢獻達34%,是美國人口聚集的核心。


1970年代開始,伴隨着西歐、日本以及後期中國的崛起,美國傳統制造逐漸衰落,鐵鏽8州GDP佔比從1970年的35.6%降至2017年的26%。


與經濟衰落相對應的是,1970年以來鐵鏽8州人口增長大幅放緩,紐約州在1970-1980年、西弗吉尼亞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淨減少。到2017年,鐵鏽8州人口僅增加933萬至8135萬人,人口增量貢獻降至不到8%,佔比大幅降至25%。


與此同時,以能源、先進製造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等地區逐漸成為美國人口集聚的中心。


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計從40萬增至3794萬人,佔比從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貢獻為20.8%、低於鐵鏽8州約13個百分點。


1970-2017年,三州GDP份額從18.1%增至27.9%,人口快速增至8883萬,人口增量貢獻高達41.7%、人口占比升至27.2%。


可以發現,不管是1970年還是2017年,鐵鏽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均基本平衡,即經濟-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動狀態迥異,原因在於經濟增長差異。

二是在城鄉層面,美國人口在城市化中後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美國城鄉劃分標準多次調整,當前城市的基本定義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區域(Urbanization 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 Clusters,UCs)。美國城市化率在1910年達51.2%,1940年達56.5%、與中國當前接近,1970年達73.6%,2010年達80.7%。


同時,基於經濟社會高度聯繫的城市功能聯繫思想,美國人口調查局於1910年開始逐漸形成都會區統計(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最小規模為5萬人以上)。1910-2015年,美國都會區人口比重從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會區化集聚態勢明顯。


1950-2015年,5-25萬人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僅增加0.3個百分點,25-100萬人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2.8個百分點,而100-500萬人、500萬人以上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分別增加13.5、12.9個百分點。


特別是在1970-2015年,500萬人以上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9.9個百分點,遠高於100-500萬、25-100萬、5-25萬人都會區的5.3、0.8、0.6個百分點。2015年,美國5-25萬、25-100萬、100-500萬、500萬人以上都會區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會區依然對人口有着較大吸引力。

3.日本人口遷移:從向三極集聚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日本存在兩個版本的城市化率統計:一是市部人口比重。該比重為國內學界廣泛引用及世界銀行數據庫收錄,但受行政區劃調整影響大。比如因行政區劃調整,1950-1960年從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從78.7%激增至90.7%。


二是DID人口比重。為克服行政區劃調整影響,日本統計部門在1960年定義人口集中地區(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DID),即人口密度高於4000人/平方公里的調查區,和市區町村內互相鄰接、人口合計超過5000人的調查區。日本DID人口比重從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隨着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1)第一階段,在1970年代日本經濟增速換擋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較高且經濟持續集聚,人口大規模流入。1955年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佔全國份額分別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別為17.3%、12.3%、7.3%,經濟-人口比值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佔比分別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別達2607、1636、918萬人,佔比分別達23.9%、15%、8.4%,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1.22、1.13、1.12(未變)。


2)第二階段,因東京圈收入較高且經濟繼續集聚、名古屋圈經濟份額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後東京圈人口繼續保持淨遷入狀態,名古屋圈人口略有遷入,大阪圈人口基本處於淨遷出狀態。1974-2016年,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淨遷入量分別為350、-89、10萬人。2016年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經濟份額分別為32.3%、13.9%、9.9%,分別較1973年變化3.2、-3.1、0.5個百分點;人口分別為3629、1831、1134萬人,佔比分別為28.6%、14.4%、8.9%,分別較1973年變化4.7、-0.6、0.5個百分點;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1.13、0.96、1.11。該時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長主要源於自然增長。


此外,在嚴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見頂,1990年代中期開始以來除東京都及東京圈三縣、愛知縣(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岡縣等少數地區外,絕大多數縣逐漸面臨人口淨遷出,不少地區人口開始減少。


至2016年,日本47個都府道縣中已有39個人口見頂,49個主要城市中已有27個人口見頂。

中國人口大遷移:

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跨省人口遷移:從孔雀東南飛到迴流中西部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口遷移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1)改革開放前,人口流動受限,重工業基地東北地區為全國人口集聚的核心。由於人口流動嚴格受限,全國城市化進程在1959年後基本停滯,人口遷移主要受政治影響,比如基於國防考慮的三線建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等。


但經濟因素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因重工業佈局,東北成為該時期成為全國人口集聚的核心。1953-1978年,東北地區GDP份額從12.6%增至13.2%,人口從4173萬人增至8673萬人,人口占比從7.2%增至9.0%。


此外,內蒙古、新疆人口占比分別上升0.9、0.5個百分點,福建、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陝西、青海、寧夏等人口占比均提升0.1-0.2個百分點。


2)改革開放後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進,中西部地區人口大規模向出口導向型的沿海發達地區流動,形成“孔雀東南飛”格局。


1978-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從17.9%快速提升至49.9%,5億人從鄉村進入城市。沿海地區出口導向經濟率先發展,大量人口從中西部向珠三角、長三角以及京津流動,特別是在19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衰落、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動進一步放開後(包括2003年孫志剛案後收容遣送制度廢除),跨省人口遷移規模從1985-1990年的年均221萬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約1100萬。1978-2010年、珠三角、長三角、京津GDP份額佔比從27.8%增至37.7%,人口占比從18%增至22%;


與其相對應的是,中西部地區人口增長放緩,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負增長,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負增長,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負增長,四川人口2000-2010年負增長。


而改革開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東北地區逐漸衰落,黑龍江吉林人口明顯外流,但因自然增長,此時常住人口尚未減少。

3)2010年以來,隨着沿海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以及老一代農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漸迴流中西部,東北地區人口開始負增長。


在這一趨勢下,我們看到,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規模在2012年達峯值,省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規模、人户分離人口規模、流動人口規模均在2014年達峯值然後下降,2015年人口抽樣調查表明2010-2015年的跨省遷移人口已較2005-2010年下滑。


一方面,珠三角、長三角、京津2017年的經濟份額為36.8%、較2010年下滑0.9個百分點;2017年人口占比為22.3%,僅提高0.3個百分點,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緩。其中,長三角人口占比下滑0.1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中西部農民工輸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長明顯加快,四川、湖北、貴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負增長的地區逐漸重回正增長。而東北地區衰落趨勢未得扭轉,經濟份額降至6.7%、較1978年下滑6.5個百分點,黑龍江、遼寧、吉林人口先後從2014年開始陷入負增長。


2.人口流動整體放緩,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為明顯


根據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將公佈常住人口數據的338個地級及以上單位劃分為一二三四城市,其中存在公開數據的有309個。


其中,一線城市為北上廣深4個,2016年GDP在1.9萬億以上;二線城市為多數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及少數發達地級單位共32個,GDP多在6000億以上,三線城市主要為GDP在2000億元以上的弱小省會城市和相關地級單位共74個,四線城市主要為GDP在2000億元以下的其餘地級單位共199個。


此外,還有29個地級單位因未常住人口缺失未納入分析,主要為新疆、西藏、吉林等省區的三四線城市。


1)在全域層面,一線、二線城市人口持續流入,三線城市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線城市持續流出


1982-2016年,一線、二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且一線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長期淨流入、且向一線城市集聚更多。


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6年,一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3.9%、3.4%、1.5%,二線城市分別為1.7%、1.7%、1%,表明2011年以來一二線城市人口流入放緩但仍保持集聚,放緩的原因包括京滬控人、人口老化農民工迴流等。


上述三個時期,三四線合計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68%、0.31%、0.45%,而全國人口平均增速為1.04%、0.57%、0.51%,表明2011年以來人口雖有迴流但仍在持續淨流出。


其中,2001-2010年、2011-2016年三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63%、0.57%,基本持平於全國0.57%、0.51%的人口增速;四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為0.11%、0.33%,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進一步細分,與一般三四線城市明顯不同,發達城市羣的三四線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01-2010年、2011-2016年,珠三角城市羣的三四線城市年均增速分別為2.24%、0.61%,長三角城市羣三四線城市羣分別為0.52%、0.78%。


與兩個時期全國人口平均增速0.57%、0.51%相比,珠三角城市羣三四線城市在2001-2010年人口明顯流入、2011-2016年略有流入,長三角城市羣三四線城市在2011-2016年人口稍有流入。


而在中西部城市羣,三四線城市人口多為淨遷出。比如,成渝城市羣扣除成都、重慶主城九區後,兩個時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1.3%、0.48%;而長江中游城市羣扣除武漢、長沙、南昌後,兩個時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03%、0.35%。

總的來看,1990-2016年,一線城市人口占比從2.8%增至2016年的5.2%,二線城市人口占比16.5%增至20%,三四線城市人口占比從80.7%降至74.8%。


在人口向一二線集聚的背後,是經濟的集聚。該時期,一線城市GDP佔比從9.4%增至12.4%,二線城市GDP佔比從23.2%增至32%,三四線城市GDP佔比從67.4%降至55.5%。


2016年,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2.4、1.6、1.1、0.6,這預示着四線城市人口將繼續大幅流出,一二線城市人口將繼續集聚。


2)在市轄區層面,一二三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增速均有所下滑,三四線城市市轄區總體仍保持人口流入,但集聚程度已比較微弱,特別是四線城市市轄區。


在前述309個地市單位中,有28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其中23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存在常住人口數據,城市個數佔29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約八成。


數據缺失城市主要分佈在新疆、西藏、黑龍江、吉林,此外還有河北、內蒙古、遼寧、江西、山東的部分城市。


在控制行政區劃調整影響下,2001-2010年,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市轄區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3.4%、2.8%、1.8%、1%,2011-2016年則分別降至1.5%、1.2%、0.9%、0.7%。其中,2001-2010年三線、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年均增速分別高出全國人口年均增速1.2、0.5個百分點,2011-2016年分別高出0.37、0.17個百分點。


與2011-2016年四線城市全域人口年均增速較2001-2010年有所回升不同,2011-2016年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增速未有上升,原因可能在於農民工主要來自非市轄區的縣、縣級市,迴流並未到四線城市市轄區。


與一般三四線城市市轄區相比,當前發達城市羣三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集聚程度未有明顯差異。


2001-2010年、2011-2016年,珠三角城市羣的三四線城市年均增速分別為1.6%、0.6%,長三角城市羣三四線城市羣分別為3.0%、0.7%。而成渝城市羣三四線城市市轄區兩個時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2%、0.7%;而長江中游城市羣三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7%、0.8%;其他三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1.2%、0.7%。


這表明,三四線城市羣市轄區在2001-2010年人口集聚程度差異明顯,但在當前差異不大。

3.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我們以直轄市、地市、省直轄縣級行政單位為基礎單元對中國大陸進行全覆蓋的人口流入流出識別,粗略地主要把人口增速高於本省(直轄市、自治區)自然增長率的地區識別為人口流入地區,把人口增速低於本省(直轄市、自治區)自然增長率識別為人口流出地區,並把人口減少地區從人口流出地區單獨識別出來。


以本省(直轄市、自治區)自然增長率作為識別標準顯然優於以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作為識別標準,比如2011-2017年新疆、西藏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高達千分之十以上,大幅高於全國千分之五左右的平均水平,而遼寧省該時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為負。


不過,各省內部地市自然增長率仍存在差異,這意味着我們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市全域人口流出,並不意味着其下轄的市轄區、縣級市、縣一定全部人口流出。


在數據處理上,以2000、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2001-2010年地區人口增速,以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17年常住人口數據計算2011-2017年地區人口增速;對2017年常住人口缺失的地區,以2016年或2015年代替,但即便如此,仍有新疆、吉林、西藏等26個地市以及海南三沙市常住人口數據缺失。


其中,吉林省常住人口在2011-2015年從2747萬增至2753萬,僅增加6萬,且在2016年開始減少。長春市2011-2015年常住人口增加超過30萬;而吉林、白山等在2001-2010年人口減少。


因此,我們將吉林省除長春外的其他8個地市全部識別為人口減少地區。而新疆、西藏常住人口持續增長且增速高於各自省區自然增長率,難以用此方法識別。


研究發現,在2017年19個地區數據缺失的情況下,估計2011-2017年全國至少有225個地區人口淨流出,較2001-2010年的192個明顯上升,人口淨流出地區的數量佔比53.6%增至62.8%;而人口淨流入地區數量從166個降至113個,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數地區、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其中,人口減少的地區從2001-2010年的92個降至2011-2017年的49個,人口正增長但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從100個增至176個。人口減少的地區大幅下降、人口正增長但增速低於全國平均的地區大幅上升,這主要是部分農民工迴流所致。


從地域分佈看(紅色表示人口淨流入,深綠色表示人口淨流出中的人口減少,淺綠色表示人口淨流出中的人口正增長,灰色表示數據空白),在2001-2010年,扣除西北地區、西藏小量人口淨流入外,人口淨流入地區主要在東南沿海、華北、遼寧等地,而人口淨流出地區主要在華中、華南(不含廣東)和西南、黑龍江、吉林等地。


到2011-2017年,扣除數據大幅缺失的新疆、西藏外,人口淨流出地區主要集中東北地區、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東南沿海的非核心城市等,人口淨流入地區明顯變少、且趨向破碎化,主要在全國主要大城市及周邊地區,包括廣深佛珠肇、京津、滬寧杭蘇常、合肥、南昌、石家莊、鄭州-洛陽、武漢、長沙-岳陽、濟南、青島、西鹹、成渝、昆明、貴陽、南寧、呼包鄂,以及廣西桂柳及桂東南地區、粵西、蘇北、晉中南、川西川北等。


此外,如果把市轄區作為一個主體,從市轄區、縣級市、縣的層面看,人口淨流出的地區分佈將更為細緻。目前我們已初步識別16個地級市轄區、24個縣級市人口減少,後續我們將進一步研究。

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去向何方?


1.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新增約2億


1978-2017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快速增至8.1億,城市化率從17.9%提升至58.5%。過去四十年城鎮人口淨增6.4億,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格局。


當然,這其中存在2.2億的農民工及家屬子女未能市民化,2017年中國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2.3%。目前,中國58.5%的城市化率稍高於54.8%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顯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81.3%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65.8%,這意味着中國城市化還有較大的空間。


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約70%,對應城鎮人口為10.2億,比2017年增加約2億;到2047年城鎮人口達峯值時將增加約2.76億


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發展近似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緩慢發展期(30%以前)、快速發展期(30%-70%)、穩定發展期(70%之後)。其中,第二階段快速發展期又大致以50%為臨界點分為兩個階段,之前為加速發展期,之後為減速發展期。


中國城市化已進入快速發展期的減速發展階段。根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達到峯值,此後持續下降;屆時即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70%。而根據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29年左右達峯值,中國城市化率將在2030年達70.6%、即城鎮人口達10.2億,但2047年城鎮人口將達10.9億的峯值、對應城市化率79%,2050年城市化率將達80%。因此,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比2017年增加約2億,到2047年城鎮人口達峯值時將比2017年增加約2.76億。

2.2億新增城鎮人口並非全部來自鄉城遷移


從中國城市化歷程看,城鎮人口增長來自三個部分:自然增長、鄉城遷移和行政區劃變動。行政區劃變動引致的城鎮化可簡單理解為就地城鎮化,包括縣改市(區)、鄉改鎮、村改居,以及其他城鎮空間範圍擴大。


1978-2016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7個,建制鎮數量從2173個增加到20883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從102個增至297個,市轄區從408個增至954個,縣級市從91個增至360個。


王放(2004)研究發現,1990-2000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有52%來自行政區劃變動,17%來自城鎮人口自然增長,只有剩下31%來自人口鄉城遷移。


與王放的研究結果有所差異,我們根據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2014)直接計算的1991-2000年行政區劃變動引致的城鎮人口增量,結合全國自然增長率,估算1991-2000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來自自然增長、區劃變動、鄉城遷移的比例分別為23.7%、29.4%、46.9%,2001-2010年分別為14.7%、31.8%、53.5%。


以2012-2016年為例,該時期中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量2044萬。


1)自然增長。按照全國自然增長率計算,該時期城鎮人口年均自然增長379萬。


2)進城農民工及家屬子女。2012-2016年農民工年均增量579萬,假設有40%進入城鎮即231萬,再加上約1/4的家屬子女,即年均289萬(國家統計局公佈2017年外出農民工增量251萬,其中進城增量125萬,但本地農民工也存在進城情況。其中依據是常住城鎮人口與户籍城鎮人口相差2.2億,但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僅1.4億,剩餘0.8億應為進城的本地農民工以及農民工家屬子女。)


3)鄉村學生進城。2012-2016年全國高中階段教育招生數年均1461萬,假設來自鄉村的學生比重為該時期鄉村常住人口比重,即鄉村學生進城660萬。


4)區劃變動。城鎮人口年均增量扣除前述部分後,還餘715萬,這與王桂新(2014)計算的2001-2010年行政區劃變動引致城鎮人口年均增量670萬大致相當。因此,2012-2016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中來自自然增長、區劃變動、鄉城遷移的平均比例為18.6%、35%、46.5%。


當前中國地級市個數佔地級區劃數的88%,市轄區、縣級市個數佔縣級行政區劃數的46%,建制鎮個數佔鄉鎮區劃數的52%,隨着經濟社會發展未來還存在較大的行政區劃調整空間。


簡單按照當前趨勢推算,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可能將有約50%、即1億人左右來自鄉城遷移,其他則將來自自然增長(如按照自然增長率4‰推算,2018-2030年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累計約4300萬,佔21%左右)和行政區劃變動。


3.到2030年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佈在19個城市羣,約60%在七大城市羣


19大城市羣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創造90%GDP,其中城鎮人口占比77%。


中國“十三五”規劃提出建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哈長、遼中南、中原、長江中游、成渝、關中平原、北部灣、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蘭州-西寧、寧夏沿黃、天山北坡等19個城市羣。


19個城市羣土地面積合計約240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的1/4。1982-2016年,19大城市羣常住人口從7.1億增增至10.2億,人口占比從70.3%增至73.7%;2016年城鎮化率60.2%,即城鎮人口6.1億,佔全國城鎮人口的77.3%;2016年GDP合計67萬億,佔比90.2%。


2016年山東半島城市羣人口為9904萬,未來有望突破億人;成渝城市羣為9137萬人,未來有望更加接近乃至超過1億人,屆時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組成5個人口億級城市羣。

19大城市羣=“3+2+14”。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羣作為19個城市羣中最成熟的三個,以全國5%的土地面積集聚了23.3%的人口,創造了39.3%的GDP,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台,2016年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2.1、1.81、1.28;其中,三大城市羣2016年人口合計佔比較1982年提升5個百分點。


除三大城市羣外,成渝、長江中游兩個城市羣共覆蓋五個省份,是其中規模較大、同時也是最具發展潛力的跨省級城市羣,兩大城市羣以5.2%的土地面積集聚了15.5%的人口,創造了15.6%的GDP;


由於過去長期大規模輸出農民工,2016年人口占比較1982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2016年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0.92、1.07。從區位、資源稟賦和近期增長看,成渝、長江中游未來有望成為中國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城市羣的發展代表。


其他14個城市羣以14.9%的土地面積集聚了34.9%的人口,創造了35.4%的GDP,2016年經濟-人口比值平均為1.01;2016年人口占比較1982年略增0.7個百分點。


其中,山東半島城市羣人口達9900萬,中原、海峽西岸、哈長、北部灣四個城市羣人口均在4000-7000萬之間,關中平原、遼中南、黔中、滇中四個城市羣人口在2000-4000萬,而山西中部、蘭州-西寧、呼包鄂榆三個城市羣人口在1000-2000萬,寧夏沿黃、天山北坡城市羣不到600萬。


此外,14個城市羣中的哈長、遼中南城市羣兩個城市羣當前面臨人口減少;哈長城市羣2016年常住人口缺失,但當年户籍人口較2010年減少160萬。

中國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佈在19個城市羣,其中約60%將分佈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山東半島等七大城市羣。


從2016年城市化水平看,珠三角城市羣城市化率最高,達84.9%,未來城市化空間較小,城鎮人口增加將主要依賴於區外人口遷入;長三角、京津冀、海峽西岸、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寧夏沿黃等6個城市羣均在60%-70%之間,但京津冀城市羣的河北省城市化率僅為55%;中原、北部灣、滇中等3個城市羣城市化率不足50%;其他9個城市羣城市化率則在50%-60%之間。


簡單測算,先不考慮區外人口遷入,依據各城市羣當前城市化率適當調整到2030年提高幅度,並結合聯合國預計的自然增長率,估計19個城市羣到2030年城鎮人口增量合計近1.3億,假設有約3000萬人口淨流入,則2018-2030年城鎮人口增量比例可達約80%。


基於發展趨勢、經濟-人口比值、近期人口淨流入以及區位等因素,在大致假設區外人口遷入分佈的情況下,2018-2030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山東半島等七大城市羣城鎮人口增量佔比有望達約60%。到2030年,19大城市羣常住人口合計佔比或將從2016年的73.7%上升至74.6%左右。


未來向19個城市羣集聚的人口以及19個城市羣內部流動的人口,將主要集聚到千萬級以上的大都市圈。


從城市和都市圈來看,以常住人口論,2030年中國有望形成10個以上1000萬級城市和12個以上2000萬級大都市圈。


從國務院規定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城區常住人口看,中國現有北上廣深4個千萬級城市,以及天津、重慶、成都、武漢、南京、鄭州、杭州、瀋陽、佛山、東莞等10個500-1000萬人城市。


從市轄區常住人口看,中國現有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重慶、武漢、成都等8個千萬級城市,有南京、東莞、西安、佛山、杭州、青島、瀋陽、蘇州、汕頭等9個500-1000萬人城市;


其中,南京、東莞、西安、佛山、杭州五個城市市轄區常住人口超過700萬。考慮到人口流入以及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行政區劃調整,未來中國有望形成10個以上市轄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城市。


從都市圈常住人口看,中國現有上海、京津、濟南、武漢、鄭州、成都、杭州、廣佛肇、深莞惠、蘇錫常等10個2000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重慶、青島、廈漳泉、南京、瀋陽、寧波、長株潭、西安、合肥、南昌、長吉、石家莊、哈爾濱等13個1000萬-2000萬人大都市圈。


其中,青島和重慶大都市圈人口已超過1900萬,廈漳泉都市區超過1750萬,預計青島和重慶大都市圈人口未來有望突破2000萬。2016年,上述23個大都市圈土地面積65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的6.8%;常住人口4.7億,佔比34.1%,城鎮人口3.3億,佔比41%;GDP合計41萬億元,佔比55.1%;經濟-人口比值為1.61。


排版 | 夏坤   審校 | 孫允廣  主編 | 葉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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