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我家?“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形成和 “共生”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02 20:22:18

撰文:蔡鈺淩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日本有一個頗為巨大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羣體,而這一羣人對於自身的國籍選擇,不管是捨棄韓國籍、歸化日本,作一個“新日本人”,或是在大韓民國或北朝鮮中擇一,都顯示出這一族羣的複雜性,以及處在日本社會中的尷尬。2001年由行定勛執導的電影《GO》,和2005年由在日朝鮮人李鳳宇監製、井筒和幸執導的《衝破!》這兩部探討“在日”問題的電影為分析文本,討論了上述提問。


1


鄭大世的眼淚

 

2010年的世界盃足球賽,除了足球強隊峯迴路轉的比賽過程,和知名球星的高超競技之外,有支參賽隊伍特別吸引大眾的目光,那就是已經四十四年未打入世界盃的北朝鮮隊。整個賽程中,新聞媒體不斷報導這支特殊的球隊,其中也有不少聳動的新聞,比如若是輸球,球員們回北朝鮮之後,會被髮配去當礦工等等。也因此,在網路上出現了許多嘲諷北朝鮮的言論。然而,在6月15日這天,北朝鮮與巴西兩隊開賽之前,當北朝鮮的國旗飄揚於賽場,現場奏起北朝鮮的國歌之際,一名北朝鮮球員熱淚盈眶的畫面被拍攝了下來, 這個球員名叫鄭大世。相較之下,其他北朝鮮球員就顯得冷靜許多。


熱淚盈眶的鄭大世


鄭大世熱淚盈眶的畫面,不僅讓世界記住了北朝鮮隊,並且,鄭大世原本為在日韓國人一事,也引發了媒體的關注,網路上亦出現了廣泛的討論。當時,不少報導都從民族意識的角度出發,解讀鄭大世的眼淚。對此,鄭大世在接受中國媒體“體壇網”的訪問時,做出瞭如下説明:


不知不覺地流出來的,很難對眼淚進行什麼説明。但是,這不是第一次在(正式比賽場上) 流淚了。在2008年東亞盃賽時,我終於成為了朝鮮國家隊的代表,在同日本比賽的現場演奏國歌時我也是淚流滿面。目標達成眼看要實現的想法溢滿我的內心。同巴西的比賽中流淚正是這件事情的延續。作為足球選手能在世界盃中同世界最強的隊伍一較高下,那是多麼偉大的成就。原來眼淚能更多地表現我的心境。 


鄭大世將眼淚歸結於足球員對足球最高殿堂的興奮與崇敬,可説是糾正了之前媒體對此的民族性解讀。然而,同篇報導中,當採訪者詢問他:“祖國是韓國還是朝鮮?祖國又意味着什麼?”時,他的回答卻非常耐人尋味。他表示:


我認為祖國如同我的母親。我知道朝鮮在世界上的形象並不是很好,有這樣那樣的政治問題。但是無論討厭也好、喜歡也罷,母親都是無法取代的。因為從我小時候開始就念朝鮮學校,所以我一次也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祖國是其他的國家。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我隨着爸爸的國籍成為了韓國國籍,但那不是我的選擇。 


鄭大世的回答不只顯示出他個人較為特殊的國族/民族意識,更顯示出在日韓國‧朝鮮人的特殊處境和身份認同問題。


除了鄭大世,2007年2月正式歸化日籍的足球選手李忠成這一個案,則可説明在日韓國‧朝鮮人/在日新世代歸化之後的結果。李忠成於1985年在東京出生,是在日韓國人四世。與鄭大世不同,他原本在小學時曾就讀東京朝鮮第九初級學校,但很快地轉學到日本一般小學。因此,李忠成可説是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在日韓國人,並且,幾乎不會説韓語。當他在2003年入選韓國U19青年隊時,就因為語言不通,遭到同隊隊友的排擠,隊友們甚至把他視為“半日本人”。 最終,失望地回到日本的李忠成,不顧家人的反對,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男子足球預選賽前六天,完成歸化手續,正式加入日本足球國家代表隊。


當李忠成入選日本國家隊後,韓國媒體也像當年沒能攏絡住鄭大世一樣,對此進行了反思。其中,《韓國體育網》尖鋭地提出一個關於“忠誠”的問題,那就是“如果在決賽韓國和日本相遇的話,身穿‘三足鳥’日本足協徽章球衣的李忠成攻破韓國的球門的話,韓國的輿論將會做何反應呢?這將是亞洲盃上日本和韓國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至於日本方面,雖然多數人以日本能夠吸引人才自豪,但右翼人士對此事抱持嚴厲批評的態度,質疑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叛徒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在2011年1月底亞洲盃的決賽中,苦坐冷板凳的李忠成終有機會替補上場,並踢進致勝的一球,讓日本隊第四度拿下亞洲盃的冠軍後,兩國的輿論譁然。不少韓國球迷批評他是“韓奸”,甚至連日本球迷也不太領情地表示,日本不需要“外國人”的幫忙。針對這些質疑,李忠成在亞洲盃接受韓國記者採訪時表示:“我不是韓國人也不是日本人,希望大家叫我做足球人。” 同時,他在博客上亦寫道:“對我來説,祖國有兩個,一個是日本,一個是韓國。而今日選擇了日本國籍,並獲選日本國家代表隊,我將會以亞洲的頂點為目標,努力成為球隊的力量。” 針對與韓國對戰的問題,他於同則發文中表示,將會作為一個尊重韓國的足球選手與韓國隊較量。 到了2008年北京奧運時,他更表示:“我是帶着在日同胞的自豪感進行比賽的。現在隱藏在日同胞事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李忠成稱自己是“新日本人”。 


李忠成


值得關注的是,曾經因為生活不便,而使用過日本名字“大山忠成”的李忠成,歸化時卻出人意表地以本名李忠成(り‧ただなり,Lee Tadanari)入籍,姓氏“李”的發音從韓文的Ri改成日文的Lee,保留了“李”這個姓氏,而名字“忠成”則採用日語發音,讀作Tadanari。對此,他表示這除了是因為爺爺即使在歧視中也一直堅持韓國國籍,因此他曾在爺爺墳前承諾會堅守李姓這一理由之外, 他亦提出了身為“在日”的矛盾:


入籍時還很苦惱到底用不用李氏姓。100名韓國人中有100名韓國人都不理解我入籍日本。不過這樣的矛盾正是在日韓國人所要面對的問題。鄭大世也是在日同胞,他選擇了朝鮮國家隊,而我選擇了日本國家隊。在日的事實是無法迴避的,希望原本的自我可以被認可。我認為這是作為在日足球球員的我所應該走的路。 


針對這個問題,李忠成的父親李哲泰也語重心長地表示:


忠成的爺爺是朝鮮國籍,我是韓國國籍,而忠成是日本國籍。我覺得三代人有三個國籍,能夠真實地體現我們家是在日同胞的真實情況。 


同一採訪中,李哲泰亦提到:“雖然上一輩人來到了韓國,但我們是made in Japan的韓國人,雖然懷着感恩祖輩的心情和充滿對故國的思念,但是我們最後要回的地方是日本。” 根據上述,不管是李忠成或是李哲泰的發言,都可讓我們感受到迥異於鄭大世的思考,亦可讓我們重新思索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民族/個人認同危機,以及兩面都不討好的窘境。


除了上述提及的兩個個案之外,近期因為在Twitter上針對竹島問題(韓國稱為獨島)發言,而引起日韓兩國媒體關注的前柔道選手秋成勛(日本名字:秋山成勛) ,亦是一個例子。在日本接受了完整日本教育的秋成勛,於大學畢業後返回韓國,希望能以韓國代表隊的名義,參加奧運。然而,在訓練的過程中,卻因“僑胞”這一身份,備受同隊隊員的歧視。最終,他只好放棄代表韓國出賽這一願望,於2001年9月歸化日籍,並在隔年於釜山的亞洲大賽上,擊敗韓國選手,獲得該組別的冠軍。賽後,秋成勛在接受韓國媒體的採訪時表示:“為了柔道事業加入日本國籍,不過,我永遠是韓國人,對支持我的同胞們表示感謝。”然而,秋成勛這一段熱情擁抱韓國的言論,卻反而讓他成為韓國媒體批判的對象。在此次的竹島事件中,秋成勛以“竹島是大家的”一説,回覆網友在其Twitter上的提問,同樣引起日韓兩國媒體和網友們的撻伐。  


秋成勛


若把鄭大世、李忠成、秋成勛三個人的特殊經歷,當成一個思考的起點,我們不免會產生出許多的疑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鄭大世放棄原本在日韓國人的身份,變更國籍為在日朝鮮人? 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從小在名古屋出生長大的鄭大世認同的祖國是北朝鮮?反之,對捨棄韓國籍、歸化日籍的李忠成和秋成勛而言,對於作為民族/國族符碼的韓國,以及成長養成所在的日本,究竟抱持着什麼樣的情感?而李忠成“新日本人”一説的背後,又隱藏着什麼樣的民族/國族認同的糾葛?若我們進一步擴大視角,追問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在日韓國‧朝鮮人這一羣體,處於如此尷尬的處境、混亂的認同,並擁有複數的名字?同時,對這一羣體來説,“名字/國籍/民族”到底意味着什麼?在《日韓合併條約》簽訂一百週年的2010年,鄭大世的眼淚似乎不只是一個偶然。而由他們三個人所延伸出來的,關於日本、韓國和北朝鮮三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問題,似乎也在提醒我們應該要重新思考和檢討此一問題,以便迎接一個東亞新時代的到來。


2


何處是我家?“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形成  


根據2009年日本法務部的調查統計顯示,在日韓國‧朝鮮人的人口大約佔日本外國人口總數的26.6%。 若再加上已經歸化日籍者,和祖父母、父母一方為朝鮮人的人數,許多研究者初估在日韓國‧朝鮮人可能已經高達百萬人之譜, 儼然已在日本形成一個巨大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羣體。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日本會出現這麼一個龐大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羣體呢?要説明這個問題,就得涉及到日朝兩國之間錯綜複雜的殖民歷史,和矛盾的經濟共生關係。


在日朝鮮人為了餬口渡日,始於1890年後半。1897年,日本佐賀縣的“長者碳礦”,為了應付因工資飛漲而導致礦工不足的情況,開始僱用朝鮮人,這是目前日本僱用朝鮮人的最早紀錄。 在當時人力極度缺乏的日本,僱用工資比日本人低上許多的朝鮮工人,無疑是最一本萬利的解決方式。 不過,由於日本人蔑視朝鮮工人,除了以“ヨボ(Yobo)”這種歧視性的字眼,嘲笑朝鮮工人外,還時不時出現日本老闆虐待朝鮮工人的新聞報導,並且產生了不少勞資問題。 


1910年8月,由於《日韓合併條約》的簽訂,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此後,日本政府透過土地調查事業(1910-1918)、產米增值計畫(1920-1934)等殖民政策,大規模掠奪朝鮮的土地和農業經濟,致使許多朝鮮農民生活困難,這更促進了破產的農民開始往中國東北、蘇聯和日本遷徙,以謀求生路。 這些人到日本之後,由於工時長、工資低,又願意承擔重度勞力,因此,急速地取代了日本工人的位置,在日本社會形成了一個朝鮮人勞動階層和眾多的朝鮮人聚集區。 據此,我們可説從第一世界大戰開始,在日朝鮮人為日本提供了近代化所需的勞動資源,甚至到戰後依然如此。 然而即便如此,這些人在日本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備受歧視和虐待, 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甚至發生了導致四千多名朝鮮人死亡的集體虐殺事件。  


虐殺朝鮮人事件的起因,除了日本人對朝鮮人的歧視之外,朝鮮的廉價勞工取代了日本勞工更是重要的導火線。 但諷刺的是,關東大地震之後,由於重建京濱地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雖然虐殺事件讓朝鮮人膽戰心驚,但為了生存,卻反而出現了新一波朝鮮人渡日的高潮。 而另一波高潮,則是因為日本需要更多的勞力來應對戰時體制,因此從1931年起,在日朝鮮人赴日的人口,每年皆以六七萬人之數增加。到了1939年,日本進入更嚴峻的戰爭期,由於太平洋戰爭戰線的擴大和拉長,日本的青壯年男性多數被強制徵兵,這更使得日本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因此,該年在日朝鮮人赴日的人口更是爆增,此後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萬人左右。 而這種驚人的人口增長率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但隨之而來的,則是日本的戰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時,滯留在日本的朝鮮人總數,已經高達兩百萬人之譜。到了1950年6月韓戰爆發前,由日本政府和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簡稱:GHQ)遣返或自行歸國的朝鮮人,約有一百七十多萬人。直至1950年日本停止遣返工作時,滯留在日本的朝鮮人尚有六十萬人左右。 而這批滯留者,就是現今日本社會中,在日韓國‧朝鮮人羣體的基盤。


這六十萬人到底為何選擇留在日本呢?理由有兩個。首先,在戰爭剛結束時,GHQ規定準備回朝鮮半島的朝鮮人在回去時,限帶貨幣一千日圓和兩百五十磅行李, 這個嚴厲的規定,讓一些在朝鮮已無恆產和生活基礎的朝鮮人,只能選擇留在日本。其次,由於世界性冷戰體制導致朝鮮于1948年分裂,同年大韓民國(簡稱:韓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簡稱:北朝鮮)分別成立。南北分斷體制讓在日朝鮮人陷入極度尷尬的處境,不管是在現實層面的國籍問題,或是在精神層面的民族認同上,“究竟該選擇韓國還是北朝鮮?”這一疑惑,深深困擾着這批人。 


1948年的南北分斷是朝鮮半島人永遠的痛。但是,對在日朝鮮人來説,殺傷力可能更大,特別是在國籍的問題上。根據1910年簽訂的《日韓合併條約》,日本剝奪了朝鮮人的國籍,迫使他們冠上了日本國籍。爾後以此為由,以強制移民、徵兵徵用等方式,將大批的朝鮮人送到日本本土,成為日本近代化、殖民擴張的勞動力。然而,日本戰敗後,日本政府卻於1952年4月19日發佈了《法務省民事局局長通報》,表示從《舊金山合約》生效之日開始,在日朝鮮人將失去日本國籍。 據此,在日朝鮮人被取消了日本國籍,瞬間變成外國人。同時,根據1947年5月公佈的《外國人登錄法》,他們不僅須向當地政府機關登記,還被要求須隨身攜帶登錄證, 而1952年4月28日公佈的《新外國人登錄法》,更增添了按壓指紋的規定。 由此可知,1948年的南北分斷,不僅讓這羣在日朝鮮人得面對重新選擇國籍的窘迫,還得承受日本的歧視待遇。


在朝鮮半島方面,韓國和北朝鮮于1948年和1963年相繼制定了國籍法。由於雙方皆採用血統主義原則,因此雙方都將在日朝鮮人認定為自己的國民,這導致在日朝鮮人被賦予了雙重國籍。而這個雙重國籍的問題,直到1965年《韓日關係基本條約》締結之後,才獲得初步的解決。簡單來説,日本政府接受韓國的主張,把在“在日大韓民國民團”(簡稱:民團) 成員的國籍,訂為大韓民國,把“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簡稱:朝總聯) 成員的國籍,訂為“朝鮮”。然而,在此必須要注意的是,這裏的“朝鮮”不是與大韓民國對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當時日本與北朝鮮並無建交,因此不承認北朝鮮的合法性。 就此,在日朝鮮人內部產生了“在日韓國人”、“在日朝鮮人”的分別和差異,而民團和朝總聯的成立和對立,也意味着在日朝鮮人於日本內部,亦劃出了一條三十八度線。而在1965年6月,日本和韓國結為邦交國後,日本賦予了在日韓國人協定永住權。此協定生效之後,不少在日朝鮮人為了得到永住資格,將國籍更改為韓國籍。


國籍問題之外,教育分面也反映了在日朝鮮人的困境。六十年代,在日朝鮮人為了將來的歸國,和重振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被壓制的民族文化,朝總聯和民團分別制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教育系統。 朝總聯創辦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制,而民團亦擁有自己的教育體制,但民團系統的學校只有四所。必須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朝鮮學校或是韓國學校,除了民團的白頭學院和金剛學園之外,全部都屬於《日本學校教育法》第八十三條 範疇的學校,這表示辦學的經費需要自籌。也就是説,一般日本公立學校免收學費,而韓國學校和朝鮮學校則需要收取學費以籌得辦學資金。這一規定,造成了兒女就學於此兩系統的學生之家長沉重的經濟負擔,進而導致了兩校學生的嚴重流失。 


不過,民團系統學校和朝總聯繫統學校的學生嚴重流失的原因,除了學費問題之外,更核心的原因其實是升學問題。由於民族文化教育體系的學校只有一所大學,因此高中畢業後若想要繼續升學,只能進入日本國公私立大學的體制。然而到1994年底為止,同意招收朝鮮學校高中畢業生的,卻只有十七所公立大學、一百六十二所私立大學,國立大學則一所都沒有。到了1995年5月,同意招收朝鮮大學畢業生的研究所,只有九所公私立學校,國立大學依然一所都沒有。 此外,民族學校的教學內容亦是一個問題。由於過於強調民族教育,內容完全無法應付日本的大學考試,這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升學和未來的就業,也因此更加劇了生員的流失。這些對原本在就業問題上,就已經比一般日本人更為艱辛的在日韓國‧朝鮮人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  


而在權利與義務方面,由於國籍的規定,使得在日韓國‧朝鮮人是“外國人”,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無法與日本公民享有同樣的權益,卻得和日本公民盡同樣的義務。比如,他們得和日本公民一樣納税,卻無法享受與日本公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在住宅、地方自治團體公務員錄用、公立學校教員國籍條款、地方自治團體參政權、民族教育等方面,也都受到差別待遇。然而,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在在日韓國‧朝鮮人發起的一連串廢除差異、爭取權益的抗爭運動之催促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改相關法律政策,除了給予在日韓國‧朝鮮人永久居住權之外,亦廢止了按壓指紋制度,並且,對他們開放了公務員和教員的錄用資格。 


在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努力抗爭之下,雖然已經矯正了一些不平等的政策,但對部份在日韓國‧朝鮮人而言,為了讓下一代能站在一個更好的起跑點上,“歸化日籍”成為一種不得已、甚至是不得不的選擇。然而,在歸化這一艱難的選擇背後,卻乘載着更多的煩惱和痛苦。儘管歸化的手續繁瑣,還需要“創氏改名” ,並得揹負背叛民族的譴責和自責,但即便如此,每年還是平均有五千人選擇歸化日籍。直到2008年為止,歸化日籍的總人數已有296168人。 而伴隨着歸化所產生的問題,則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民族認同和身份認同的危機。當歸化成為一種權宜性質的選擇,而非民族/國族身份時,“我是哪國人?”、“我是誰?”就成了在日韓國‧朝鮮人始終無法停止追問自身的困惑,特別是在日本土生土長的在日新世代 。同時,如何與日本/日本人“共生” ,亦成為此一世代無法迴避的生存課題。


3


共生的幻象


在為數不多的“在日”題材電影中,《衝破!》可説是極具代表性的電影,雖然該片沒有大範圍公映,只在特殊的戲院上映,卻影響深遠。該片的導演是日本人井筒和幸 ,編劇是井筒和幸和羽原大介,監製則是原為在日韓國人,後變更國籍為在日朝鮮人的李鳳宇。電影改編自松山猛的自傳性小説《少年M的臨津河》 。松山猛小時候住在京都朝鮮人聚落附近,因此,從小即結識了不少在日韓國‧朝鮮人。當時,日本高中和朝鮮中級學校的學生彼此仇視,發生了很多暴力衝突。為此,兩校決定舉辦一個親善足球比賽,消弭不斷滋生的打架事件。身為聯繫人的松山猛就在這時與《臨津河》 這首歌相遇。此後,在已結為朋友的朝鮮中學的學生之幫助下,松山猛學會了這首歌,並將歌詞譯翻成日語。 小説的故事情節,即來自於其年經時期的這一段經驗。電影日語片名“パッチギ(Pacchigi)”,原是韓文“박치기”,本來是指一種頭撞頭的動作,後被引申成具有“突破”、“超越”之意。而故事的核心,就是在討論兩個民族如何突破、超越現狀,走向共生的可能性。


《衝破!》


電影的背景設定在1968年的京都。當時,東高的學生在畢業旅行時,與朝高的學生髮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最後更演變成重大的暴力事件,因此登上了新聞版面。而東高的布川老師希望兩邊的年經人們和解,因此引用了其偶像毛澤東的一段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作為引子,提議兩校合辦親善足球比賽,以化解兩校/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為此,布川老師派松山康介和吉田紀男兩人前往朝高,與朝高的學生商討此事。就在此時,康介聽到了《臨津河》這首歌,並與朝高的學生領袖李安成的妹妹李慶子一見鍾情。由此,觀眾將透過康介的眼睛,觀看當時在日朝鮮人的生活和世界。 


康介為了接近、瞭解慶子,不僅買了日韓字典,打算好好學習韓語,並對慶子演奏的《臨津河》非常感興趣。就在康介前往吉他店詢問時,恰巧遇見在店裏試彈吉他的日本人阪崎,阪崎不僅解答了康介的提問,還讓康介瞭解了朝鮮半島南北分斷的歷史。同時,在阪崎的鼓勵下,康介決定與紀男合組一個民謠樂團。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時民謠所象徵的意義,可不僅僅只是唱歌如此而已。在六十年代,民謠隱含着追求“愛與和平”的嬉皮、反戰文化,以及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電影欲透過康介的木吉他,以《臨津河》這一首歌傳達“愛與和平”的用意。然而,就當時的日本人和日本社會來説,對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歧視和抗拒,不是以康介一個人的力量或一把木吉他就可以抹滅的。若我們回想一下電影一開始的情節,也就是東高和朝高兩校爆發肢體衝突的原因──東高學生故意把鋼筆墨水噴在慶子的韓服式制服 上,並嘲笑朝高是“高級烤肉學校”,由此引發了兩派人馬的暴力衝突──我們就可以知道,要消弭兩個民族之間的歧視、抗拒,甚至仇恨,並非如此簡單的事情。


在此,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日”題材電影中,隨處可見的“暴力”到底意味着什麼? 以“暴力”作為一種推進劇情發展的情節,以及特殊的視覺表現和影像敍事時,安成等人的“暴力”究竟具有何種寓意?對安成等在日韓國‧朝鮮人而言,“暴力”不只是青春期的血氣方剛或單純的發泄憤怒而已,其中還包含着一種卑微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就是説,安成等人企圖用自己的拳頭,保護自己和民族的尊嚴。因此,電影中出現的“暴力”,更大的寓意在表現在日韓國‧朝鮮人衝破現狀的方式,以及突圍的可能,而這就是所謂的“パッチギ(Pacchigi)”。然而,在雙方的暴力與復仇的惡性循環下,最終導致安成的好友Chedoki(チェドキ)的死亡。


Chedoki的死是本片最大的高潮,這不僅讓分別隱喻着日本/日本人和朝鮮/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東高和朝高間的最終對決,已經無法避免,也讓康介/觀眾瞭解日本殖民朝鮮的歷史,以及在日韓國‧朝鮮人在日本生活的辛酸,同時更質疑了兩個民族之間“愛與和平”的可能。為Chedoki守夜時,原本因康介在安成回北朝鮮的送別聚會上,與慶子合奏《臨津河》而接受他的長輩們,卻在這時不客氣地趕走他。電影透過這些長輩們之口,悲切憤慨地向康介/觀眾訴説着朝鮮半島被日本殖民的悲慘過往,以及他們在日本生活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藉此提醒康介/觀眾:“你們/日本人和我們/在日韓國‧朝鮮人是不一樣的。我們是對立的。”就此,我們可以得知在日韓國‧朝鮮人一世在日本生活時,揮之不去的無奈和尷尬萬分的處境。對他們而言,我們/在日韓國‧朝鮮人和他們/日本人是不一樣的,兩方連居住的區域都隔着一條河,河的一邊是日本人的居住區,河的另一邊則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居住區。由此,我們清楚地發現,康介演唱的《臨津河》除了暗示在日韓國‧朝鮮人盼望祖國統一的悲願之外,更多暗示在日韓國‧朝鮮人與日本人之間,亦橫跨着一條難以跨越的“臨津河”,一條把兩個民族一分為二的河,一條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河。


然而,在這條隱形的“臨津河”中,安成和桃子、康介和慶子這兩對異民族情侶,是電影中唯一有可能瓦解這層障礙的能量。一心想向“祖國”北朝鮮貢獻自己的力量的安成,打算搭下一梯次的遣返船回北朝鮮。此時,桃子雖然已經懷孕,為了安成的夢想卻隱瞞了此事,打算自己扶養小孩長大。就在朝高和東高因Chedoki的死,在日本人居住區和在日韓國‧朝鮮人居住區臨界的那條河上大打出手時,桃子因臨產而被送到醫院。收到通知的安成緊急地離開了那塊火熱的戰場,匆匆忙忙地趕赴醫院。而當安成抱着自己和桃子所生的兒子時,他喜極而泣地對桃子説:“我不回去了。”這一安排,顯示了原本具有“祖國志向”的安成,由於兒子/混血三世的出生,放棄了原先回“祖國”北朝鮮的熱望。也就在此時,原本在河邊展開日朝大戰的同伴們也紛紛趕到醫院,告知兩邊已不分勝負解散。


相較於安成與桃子誕下兩人彼此的結晶這一圓滿結局,康介和慶子這一對顯然阻礙較多。康介決定向慶子告白時,兩個人站在那條邊界河的兩岸,康介雖然義無反顧地橫渡了那條河,朝慶子走去,並向她提出交往的要求。但是,當慶子反問他:“如果我們一直交往,到要結婚的時後,你能變成朝鮮人嗎?”,康介卻沒能馬上回答這個問題。此外,在為Chedoki守夜那晚,康介被趕離Chedoki家後,在分隔日本人和在日韓國‧朝鮮人居住地的橋上,把象徵“愛與和平”的木吉他打斷,隨即跑到廣播電台參加歌唱比賽,並在現場淚流滿面地演唱《臨津河》。顯然,單單兩人之間的合奏對唱,已經不足以承載兩個民族之間的問題,必須擴展到更大的層面,必須得到更大的支持,而廣播電台給予了康介這個平台。慶子聽到廣播後,帶着收音機跑到Chedoki家,守夜的眾人收聽後,都因過於慚愧而默默無語。最終,慶子跑到廣播電台樓下等待康介,兩個人終於確認了彼此的心意。


在這部電影中,不管是安成和桃子,或是康介和慶子,兩段異民族戀情都以圓滿的結局告終,這似乎在告訴我們,日本人和在日韓國‧朝鮮人在日本這塊土地上和平共生是可能的。但真是如此嗎?首先,若我們參看在日二世或三世的口述歷史,就可清楚地知道在1968年那個時代,雙方家族都沒有人反對他們來往,本身就是一件相當值得懷疑的事。 並且,不管是安成和桃子,或是康介和慶子,我們都無法得知他們對“民族”、“國籍”的看法,以及確認彼此身份的過程,這讓這一切更顯得曖昧未明。也許“愛”能夠戰勝一切,但單單用“愛”來處理兩個民族的問題,是否是過於天真的想象?其次,那場替Chedoki復仇的打鬥,最後卻在安成的兒子/混血三世出生後,不分勝負地草草收場,這些都明顯地指出,電影企圖以日朝混血世代的誕生,來化解兩個民族之間長久以來的對立和緊張。然而,若我們去查閲混血在日二世或三世的訪談紀錄和口述歷史, 就不禁懷疑電影中的安排與期待,是否只不過是一種過於樂觀的揣想?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不管是康介義無反顧地走入在日朝鮮人的生活圈,或是桃子為了支持安成的夢想,甚至願意與其一同前往北朝鮮(雖然最後沒回去),或是廣播電台的節目製作人以“沒有不能唱的歌”這種趨近於人道主義的理由,支持康介公開演唱禁歌《臨津河》等等,這些顯然都是建立在日本人/日本的容許和理解上。同時,康介的啟蒙者阪崎引用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的知名演説《我有一個夢》中的一段話 :“我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敍兄弟情誼。” 這更意味着電影企圖用嘻皮式的人道主義光環,消解兩個民族之間的殖民傷痕和民族鴻溝,提示出兩造共生的可能性。對此,在日本與亞洲各國沒有正式對殖民地時期和戰後歷史作出誠懇的清算時,僅透過阪崎這個角色帶出的兩個民族愉快共生的遠景,是否只是一種忽視現實的迷幻想像,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滿足呢?而這種想象,除了表現出松山猛作為日本人的視野和想象的侷限性之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作為在日朝鮮人的李鳳宇在某個程度上,已不自覺得將日本/殖民主的目光內在化。如此一來,《衝破!》中以在日朝鮮人和日本人之間的大愛,以及在日混血三世的誕生所建構出來的共生之可能,只能視為是一種曖昧的、隨時可能會崩盤的暫時性和解。


4


我的心中沒有國界:《GO》中 “在日新世代” 


相較於《衝破!》,2001年行定勛執導的電影《GO》,可説是“衝破世代”的子輩世代之最新思考。雖然《GO》不管是金城一紀同名小説的出版(2000),或是電影的問世(2001),都比《衝破!》早,但就內容、角色設定和背景時代上,後者欲討論的世代則比前者早一輩,也因此我擬以“衝破世代”一詞來代稱杉原的父祖世代,用以呈現出兩個文本在取材上的連續性和世代價值。電影《GO》改編自同樣具有更改國籍經驗的在日韓國人作家金城一紀,在2000年出版的同名半自傳性小説。編劇則是宮藤官九郎。本片試圖透過“在日” 高中生杉原所面臨的家庭、愛情、同儕以及國族認同問題,深入探討“在日新世代”在日本所受到的差別待遇和困境,藉此重新檢討國籍、國族、國家和血統之於個人的當代價值。


《GO》


電影一開始,出現的就是主人公杉原一雙憤怒、傑傲不遜的雙眼,他穿着球衣,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籃球場上,周圍不管是同隊或敵隊的球員,都沒有人願意將球傳給他,此時,杉原內心的獨白是 :“民族、祖國、國家、單一、愛國、投降、同胞、親善……啊……很噁心……支配、侵略、差別、偏見……這是什麼?……排斥、排他、純潔、團結……”就在這時,他突然拿到球了,但所有人卻都叫他放手,還有幾個人過來惡狠狠地揍了他,伴隨着此一畫面的旁白是:“我在日本出生,我在日本長大,就是所謂的Korea Japanese,我自己覺得自己和日本人沒什麼兩樣,但是他們叫我……”此時,突然之間所有球員手上都拿着一顆球,往杉原身上砸過去,並大喊:“在日!!”。因此,杉原暴怒了,他如同猛虎出閘般地把在場的所有球員和裁判暴打一頓。電影這一具象化的呈現,清晰完整地説明了在日韓國‧朝鮮人在日本社會的尷尬處境,特別又安排在具有嚴格上下尊卑關係的社團活動裏,更顯得貼切。 


不同於《衝破!》以1968年的日本為背景,《GO》要説的是《衝破!》中安成的子輩/“在日新世代”的故事。 杉原的父母為了取得護照,以便去“資本主義腐敗的象徵”的夏威夷旅行,欲將原本的朝鮮籍改成韓國籍。然而,杉原的父親不相信如此簡單就可以更改國籍,還故意把所有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帶去户籍處,威脅承辦人員説:“我可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若出國會讓人以為是間諜耶。”但更改國籍就只是一個行政手續,無關乎實際的思想和信仰。就這樣,杉原的父母從朝鮮籍改成了韓國籍。在更改國籍後回家的路上,杉原的父親跟他説:“你看,國籍是可以用錢買的。你先去見識一下廣闊的世界,然後自己決定吧。”由此,杉原第一次覺得自己被尊重,甚至還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因此他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國籍問題。直至某次的軍訓課出操時,他突然偏離出操的路線,走出朝鮮學校,到他父親工作的地方,向他報告自己要變更為韓國籍這一決定,並且,他亦決定要轉學去日本學校。爾後,這兩個決定讓杉原被朝鮮學校的師生們視為叛徒。


然而,出走並沒有讓原本覺得自己被困住的杉原得到自由,“在日”的身份始終還是一層衝不破的網。杉原雖然成功地轉入日本學校,但在日本學校卻備受歧視,這也就是電影一開始的那一段籃球場的情節。因此,與《衝破!》中的安成等人一樣,他也需要以“暴力”打出自己的血路。不過幸運的是,杉原的父親原是日本排行第七的拳擊手,杉原從小就跟父親學拳擊,因此全校幾乎沒有人可以打敗他。然而,拳擊對於杉原的意義是什麼呢?杉原的父親在第一次教他拳擊時,便告訴他:“左手伸直轉一圈,這是你自己的大小。在這個圈圈內,你伸手能及的東西你才去碰的話,你便能過一個平穩的人生。而拳擊是什麼?拳擊就是用自己的拳打出自己的圈圈,奪取外界的東西。但外面也有很多勇猛的對手,他們要打入你的圈圈,搶奪你的東西。”透過杉原的父親之口,我們瞭解了拳擊以及由此引發的“暴力”,對於杉原/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意義,而這也就是杉原所言:“為了自衞的暴力不應該稱為暴力,應稱為理智。”。


若比較《衝破!》和《GO》這兩部電影中“暴力”所隱藏的意涵,我們可以發現,《GO》中的“暴力”出現了一種正面的能量,相較於《衝破!》中的自我保護跟憤怒,《GO》則更強調“爭取”這一積極的向度。因此,當杉原的父親在第一次教他拳擊,對他進行事先説明時,就已經説道:“被打當然痛,但打人的其實也痛。就算是這樣,你也還要打下去嗎?留在圈圈裏是最安全的喔。”杉原卻毫不猶豫的回答:“我要打下去!”。由此足見,杉原的世代已經不再是父輩那般悲情、忍辱的世代,他們是一個全新的世代,他們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護和爭取自己該有的東西。因為,對於在日本土生土長的“在日新世代”來説,日本是他們唯一的家。


而支持杉原向外爭取的另外一個力量來源,是他的好友正一,正一是杉原朝鮮學校時期的同班同學。原本兩個人沒有交集,但在杉原的班導師金老師聽説杉原要轉學去日本學校後,憤怒地欲將杉原抓起來痛打一頓時,正一卻用日語對金老師説:“我們根本沒有國家”, 這讓金老師轉而去修理正一,解救了杉原。因此,兩人結為莫逆。如同《衝破!》中安成和桃子的兒子一般,正一的父親是在日韓國人、母親是日本人。雖然如此,正一卻選擇就讀朝鮮學校,他甚至希望未來自己能夠成為朝鮮學校的老師,以扭轉目前這種過於極端的民族教育方式。有意思的是,他和杉原共同的嗜好,竟是日本傳統的民間技藝“落語” 。電影欲藉此暗示我們,對在日本出生長大的 “在日新世代”來説,“日本”亦是他們的根。然而,現實環境卻無法迴應他們這一點。即便他們比一般的日本人更像日本人、更有了解日本傳統的慾望,外界仍是對他們投以懷疑的目光,也因此正一想以自己的力量,教育並改變更年輕的在日世代。正因為如此,對正一來説,杉原的行為中,包含着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無條件地支持着杉原,成為了杉原向外爭取的精神力量之一。然而,正一卻在一次意外中,為了救一個“在日”女學生而被日本學生刺傷,不治死亡。


正如同前述的《衝破!》中Chedoki的死一樣,正一的死亦是全片的高潮。因為正一的死,朝鮮學校的同學元秀召集同學去日本高中復仇,並希望杉原一同前往。然而,與正一最親近的杉原,卻拒絕了這種單純的情緒、暴力發泄。因此,發狂的元秀對杉原怒吼道:“你去了日本學校就出賣了靈魂嗎?”,這時,杉原卻反吼回去:“如果我有北朝鮮人的靈魂的話,我用二十元賣給你,你買嗎?”《衝破!》中最後那場日朝對戰,最終在《GO》中並沒有出現,並且透過元秀和杉原這一對話,將問題轉到“名字/國籍”的問題上。喪禮之後,杉原去劇場聽落語,用自己的方式與正一告別。此時杉原手上拿着的書,正是正一借給他的《莎士比亞全集》,正一在書中用筆圈起來的一段話則是《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的名言:“名字究竟是什麼?玫瑰即使改了名字,依然芳香如故。”。


至此,杉原已經不得不面對“名字/國籍”的問題了,而引爆這個關鍵點的,正是他與日本少女櫻井羅密歐與茱麗葉式的愛情。杉原和櫻井剛開始交往時,一直沒有向櫻井表明自己是日韓國人,但當他們的關係要更進一步時,杉原就必須跟櫻井坦白了。然而,當櫻井得知杉原是在日韓國人後,她卻退縮了,因為從小父母就跟她説,不能和中國與韓國的男性交往,因為他們的血液不乾淨。就這樣,“名字/國籍”和“民族/國族”的問題,血淋淋地橫亙在杉原眼前,然而這次卻不是用暴力就可解決。此時,一直不願意告訴杉原全名的櫻井突然如此坦白道:“我的名字是櫻井椿,因為是太傳統的日本名字,所以一直不敢告訴你。聽完,杉原對她説:“我的名字是李晉浩,Bruce Li(筆者注──李小龍)的李,因為是太像外國人的名字,所以一直不敢告訴你。”這一場暗含複雜深意的對話,直接了當地揭穿了《衝破!》中營造出來的日朝共生的和平幻象。也是在此時,杉原終於領悟了父母更改國籍的真正用意,他們不只是為了要去夏威夷跳草裙舞而已,而是想幫下一代解開“名字/國籍”、“民族/國族”這一緊緊捆綁着他們的枷鎖。


與此同時,從北朝鮮傳來了叔叔鐵雄過世的消息。從小與父親一起長大的鐵雄,在五十年代的歸國運動時,回去了北朝鮮,但自從杉原的父親更改成韓國籍之後,就未再來信,因此,當杉原的父親接到鐵雄的死訊後,難過地喝到酩酊大醉。在杉原接他回家的車上,杉原的父親在哀慼的音樂中,回憶與鐵雄過往的種種,就在父親抽抽噎噎地説着:“鐵雄很愛吃螃蟹,不知道在北方有沒有螃蟹吃?”時,電影的節奏突然一轉,變成激昂的電子音樂,這時,杉原對着父親大喊:


老土!別扮可憐了!如果想要吃螃蟹幹嘛不起來革命?現在沒有人再為這種事情感動了。你們的時代早結束了。説起來還不是你們那代人不振作,禍及我們。


在此,《GO》明示了世代的差異,並傳遞出一個與《衝破!》完全不同的訊息,那就是“拒絕悲情”。也因此,父子兩個人就在出租車師傅的見證下,展開了一場充滿象徵性意義的父子拳擊賽。這場拳擊賽象徵着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應戰對象,不再只有日本人,還有自己的父祖輩與自己。


相對於善於防守的父親,杉原始終採取攻擊姿態,也因此最後是由父親取得勝利。但是,取得勝利的父親卻對杉原説:“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不管是在日或是日本人,這些正如你所説的都老土了。你們應該將眼光放遠。”而杉原則以“我的心中沒有國界”迴應之。杉原與父親的這一段對話,正説明了杉原欲擺脱父祖輩的“我不是韓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只是無根草”的悲情話語,展開屬於自己的“無國界”新論述。同時,這場父子拳賽亦可説是“衝破世代”的父親與“GO世代”的杉原這兩個不同世代的大和解。由此我們可知,對新世代的在日韓國‧朝鮮人來説,真正需要和解的對象,不僅僅只是日本人,還包括了自身。並且,不需要執着於自身的民族和血統,應該將焦點放在擺脱各種“名字”的自我。就此,杉原確認了自身的存在和身份認同(identity),並以此迎向“無國界”的新視角。


至於日本一方,會如何看待這個“在日新世代”的強韌新主體呢?這個問題將由櫻井椿來回答。半年後的聖誕夜,櫻井椿主動打電話給杉原,約他去兩人第一次一起看流星的小學見面。杉原去了。當他在小學大門的鐵欄杆外,看到櫻井的那一剎那,他大聲地問櫻井:“我是什麼人?回答我啊,我是什麼人?我是誰?”櫻井椿回答道:“在日韓國人”。之後,杉原才跳過鐵欄杆,進入學校。接着,杉原走向櫻井椿對着她吼叫説:


為什麼妳毫無懷疑的用“在日”這個字?“在日”的意思是把我當成遲早有一天要離開的外來者,你知道嗎?我有時候也會想殺了你們這些日本人,你們害怕我吧,所以你們不替我取個名字很不安吧,那我是獅子,但獅子並不認為自己是獅子,這不是隻是你們一廂情願替它取的名字嗎?你以為很好玩走向前來,叫着牠的名字接近牠看看,牠不撲向你,把你的頸動脈咬斷才怪。名字叫什麼都不重要,毒蛇也好,蠍子也好,外星人也好,但我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外星人。我是“在日”也好,外星人也好,我只是我。不對,我應該連“我”這個概念都捨棄,我是問號,我是不明生物。怎麼樣,很可怕吧,你為什麼不出聲?説話啊。


此時,櫻井椿卻説:“我喜歡你現在的眼神。……只要被你的眼神觸及,我感到不寒而慄。……我也許在第一次看到你時,就喜歡上你了。”杉原靜默片刻之後,如同打拳擊一般地伸直左手,略帶哽咽地對櫻井説:“在圓圈外面有很多強勁的對手,要把他們逐一擊敗才行。”語畢,杉原將櫻井椿擁入懷裏。


這是一個歡喜的結尾。不過,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歡喜的結尾,是建構在櫻井椿/日本也確認並接受杉原的在日韓國人這一身份之後,這段“愛情”才得以成立。這並非是“愛可超越一切”式的浪漫想象,而是經過杉原的自我確認,以及櫻井椿對杉原身份的認可。也就是説,《GO》藉由杉原和櫻井椿的愛情要提示我們的是,在日韓國‧朝鮮人自己必須先確立自身的價值和位置,才能得到日本人的認同和肯定,唯有如此,兩造才有可能真正的共生。同時,《GO》亦尖鋭地指出兩造如何共生的答案,不是單方面可以作出迴應的。這正如研究者福岡安則所指出的,在美國民主運動中,“黑人問題”不僅是黑人的問題,還在於白種人的態度。同樣的,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亦不僅僅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也在於日本人的態度。 因此,《GO》的作者們不僅將這一個問題引入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內部,亦引入了大和民族的內部,並且以此告訴我們,唯有兩者都直面差異、審視自身,所謂的“共生”才能成為可能。 最後,透過《GO》,他們還指出擺脱悲情並不意味着遺忘,因為一個人的國族不能代表其名字/國籍,而一個人的名字/國籍亦無法代表一個人。由此,電影以杉原不斷地奔跑、出拳和對“名字/國籍”和“個人”的質疑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名字、國籍、國族、國家和血統對於個人的意義,特別是在民族紛爭眾多的二十一世紀。


5


作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帝國日本意味着什麼?


《衝破!》和《GO》這兩部電影都在討論在日韓國‧朝鮮人與日本社會共生的可能。然而,《衝破!》試圖藉由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反戰嬉皮文化和民歌運動,以“愛與和平”消解日本人與在日韓國‧朝鮮人兩造之間的界線。然而,當在日韓國‧朝鮮人和日本人之間最根本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愛與和平”又如何可能?也因此在2007年,井筒和幸推出續作《衝破!愛與和平(パッチギ!Love & Peace)》 時,引發了諸多的批判聲浪。有些人批評《衝破!愛與和平》美化了戰爭,右翼人士則説這是反日電影,而電影評論家前田有一更指出,《衝破!愛與和平》其實是一部反在日電影。 我們很難想象同一部電影,竟會出現這麼多種立場大相徑庭的評價,但由此我們反而可以看出一個事實,那就是井筒等人在核心問題尚未徹底清算之前,就試圖以人道主義撫平傷痕的樂觀性處理,幾乎是完全不可行的。並且,很有可能不小心走向與原先的設想完全相反的道路。 


反之,金城一紀和行定勛等人則站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立場。這批新世代的作者們質疑了“名字/國籍”、“民族/國族” 的傳統意義。他們認為“名字/國籍”、“民族/國族”是被強加的,因此沒有意義,不必拘泥於此。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僅站在日韓國‧朝鮮人單方面的角度思考此問題是不夠的,因此他們把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亦置放於大和民族的內部思考,這一點可説極具進步價值。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提醒了在日韓國‧朝鮮人必須要確認自身的價值,唯有如此,才能讓別人來認定自己。因此,他們嘗試從上一個世代的悲情訴求中出走,轉而採取一種積極的姿態,企圖為自己爭取一個更寬闊的世界。不過,我們必須要有所警覺的是,他們雖然不同意拋棄自身的歷史和認同,但在認知歷史方面,卻是以一種後現代的姿態,解構了殖民地的歷史。同時,他們亦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和民族若拒絕接受怎麼辦?


由此可見,不管是哪一個世代的導演和作者們,都沒能完全直面問題的核心,也就是帝國日本與其殖民地的歷史傷痕,以及太平洋戰爭所遺留下來的、至今懸而未決的戰後清算問題。同時,處於前殖民地位置的我們,又該怎麼去面對此一問題,並創造出一個得以清理自身和他者的知識環境與條件?在這些意義上,在日韓國‧朝鮮人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亦是一個省思的起點、一條延長線。因為,若我們把這個問題鋪展開來,我們可以將之上升到“作為國民國家的帝國日本,對於亞洲各國究竟意味着什麼”此一核心問題。在日韓合辦世界盃足球賽的十週年之際,日韓兩國因為竹島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中國、日本、台灣也因為釣魚台歸屬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和亞洲諸國已經無法繼續迴避這一重大的課題。 

  

(作者授權刊發,註釋略去,本文原載《人間思想》第三期,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本次發表的版本在文字部份有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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