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薦書|陳舜臣:近代流亡者和華僑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21 16:51:05

撰文:陳舜臣

翻譯:趙晴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隨緣護花》(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是陳舜臣以隨筆形式解讀中日往來、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詩人的文集。其中,陳舜臣以獨特的視角揭開了那些有關歷史事件、有關歷史人物的背後故事,字裏行間亦表達了一種“將榮辱褒貶置於度外”的隨緣心境。這本隨筆集為讀者娓娓道出我們熟知或未知的歷史長河中點滴而凝重的故事。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何謂一衣帶水——近代流亡者和華僑


明治維新打開了日本的國門,但在這之前,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往來並不多。


要説中國會從日本進口什麼,主要是銅。進口銅是為了製造銅線,只依賴雲南產的銅已遠遠不夠。但是後來就連這項貿易也做不成了。


因鴉片戰爭,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不久,包括上海港在內的五港被迫開放。從此,上海和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基地。


大約十年之後,日本國門對外開放。


國門開放後,外國商社開始進入日本。但那時外國商社是帶着中國人一起前往的。大概在他們看來,日本人和中國人沒有多大區別吧。


外國人既不瞭解日本人的信譽如何,也不瞭解日本的貿易習慣,這讓他們無法直接與日本人做生意。所以他們帶着中國買辦充當中間商。


起初,他們以為日本和中國連語言都是一樣的,後來才知道並不相同。不過彼此可筆談、溝通。而且在漢文典籍方面十分相通,可見當時知識階層的日本人要比現在日本人的漢文水平高得多。


看來,那些外國人的想法是對的,通過中國人可以毫無阻礙地與日本人進行交流。


明治初期來日本的中國人主要來自香港和上海這兩個地方。在日本開放國門之前,他們就從事國際貿易了。這是鴉片戰爭帶來的結果。因此,相比井底之蛙的日本人,當時的中國人,至少是那些和英國人、美國人一起來日本的中國人,他們對世界瞭解得更多。這些中國人此時並沒有去長崎,而是去了新開放的以橫濱、神户為中心的口岸。


日本開始對外貿易時,尚不能直接與中國開展貿易,因為兩國間還沒有條約。明治六年(1873)雖締結了清日間條約,但因之前沒有條約,所以很難進行貿易。之後,如果日本人想和新加坡人做買賣,但不瞭解商家的信用,便通過中國人做中間商。


如果新加坡的商家破產,失去了支付能力,就由中間商的中國人代為支付。這種模式的貿易活動一直持續到“二戰”前。


我也出身於貿易商的家庭,對此略知一二。比如,即便拿到商業信用證並帶着裝船單或提貨單,到銀行也是不能立即取款的,通常都需要60 天到90 天才能支付。這就是信用交易。因此,不瞭解對方的信用程度是不行的。


當時的日本貿易商人並不能做到對每個國外商家都瞭解。


但是,在日本的華僑是非常瞭解的。比如,海外有一家店鋪雖然店面很大,但經營不善,如果對方要求發貨,望謹慎而行。當時一萬日元可算是鉅額了,因此即便商家要求購買一萬日元的貨物,賣方也不會發一萬日元的貨物,而是先發三千、五千的貨,以貨少為由,儘量少發貨。如此,即便買家倒閉,自家兩三千日元的損失還能承受。所以,經商首先要看對方的信用。


有關商業信用,當時的日本人並不太懂。所以,生活在橫濱和神户的中國人起到很大的作用,為日本商人提供了這方面的信息。換言之,這就是信用調查。


就這樣,隨着日本打開國門,中國人在其中起到了引領、嚮導的作用。不過,這個時期非常短暫。沒過多久,日本商人就學會了自己掌握信息,還在海外開設了日本領事館。


但實際上,仍不可能做到對所有店鋪了如指掌,而諮詢、調查卻是華僑的特長。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為鄉黨之間彼此還是大致瞭解的。儘管也存在因吃虧而隱瞞不説的,但究竟還是略知一二吧。


作者陳舜臣


因我家是做貿易的,所以時常會聽到父親聊起這類話題。也許不太準確,但我知道神户的華僑貿易商都不是什麼大商社,但他們與日本批發商之間的關係都很好。


這就好像是命運共同體,對方做不來的事情,就自己做。


我家主要做海產品生意,一直都是從北海道購進乾貝、海帶,從五島羣島購進鮑魚。若是剛到日本,不曾與北海道等地方有過生意往來的中國人,則是做不成買賣的。其實,像我家這樣的方式早在江户時代就有了,都是通過北海道或五島的批發商等做貿易的。


隨後的裝船費用由中間商承擔,並承擔對方的商業信用及其他方面的責任,即所謂的分工。如果失敗,交易兩方都會遭受損失。因此,家父總是稱此為命運共同體,這就是彼此形成的關係。


從貿易、商務的往來看,這一良好狀態持續了近20 年。


甲午戰爭發生於公元1894 年,在此之前中日的商業關係一直比較友好。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條約於明治六年被批准,日本向中國派出了公使。但中國的公使卻遲遲未到日本。


其中的緣由自然很多。到了明治九年,何如璋(1838—1891)成為第一任駐日公使(當年不稱“大使”,而稱“公使”)。但此時,由於日本方面的原因未能即刻動身赴任。原來,西鄉隆盛發動了西南之戰,想來是日本方面自顧不暇,請中國延期了吧。事實上,何如璋於被任命的次年,也就是明治十年作為中國首任正式公使抵達日本。


我時常會拿出何如璋的日記看一看,知道他來日本時,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他到日本的時候,恰逢12 月的嚴寒,據他日記中的記載,當時街路上滿是前來歡迎的人。


儘管當時道路比現在要狹窄一些,但前來迎接的人還是擠滿了街道。海濱沿線懸掛着數以萬計的燈籠。應該還有不少小學生揮舞着小旗列隊歡迎吧。人羣中還可以看到外國人。此外,縣令(現在稱“縣知事”)等各級官員也在歡迎行列之中。


這些在何如璋抵達神户時的日記中都寫得很詳細。


到達後,他去參觀了布引的瀑布,還去了湊川神社,日對日本也不瞭解。日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後,幾乎沒有人去過中國。曾有漂流遇救的人,被送至澳門。在19 世紀中期後,因上海出現了租界,遇救的人會被直接送到租界。因此對雙方而言,這次如同初次見面一般。我想,白紙一張的狀態,對日本來説是件好事,不加帶任何成見。


然而,在國家利益面前,衝突總會發生。圍繞朝鮮半島發生了各種不幸事件。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的國土擴張主義,二是或曰中國的中華思想,即針對朝鮮的宗主國意識。


這種情形在近代國際法看來是很難理解的。總之在種種緣由之後,不幸爆發了甲午戰爭。從那時起,中日關係逐漸交惡。


當時,神户有一座紅磚建造的相當宏偉的建築物——中華會館。據説,在甲午戰爭時被投擲石塊而毀壞。儘管不知道具體的損壞程度,但據説已無法使用。兩國人因戰爭而引發了敵愾之心。想必當時執政階層的下屬錯誤地煽動了這種敵愾情緒,才會導致這種不幸的發生。甲午戰爭爆發於19 世紀末,此後,中日關係便始終處於一個不幸的時代之中。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竟然會敗給日本,怎麼會敗給一個小國呢?中國開始了反思。在清末時期,人們開始思考在日本一定發生了什麼,那裏一定有值得學習的東西。於是,大批中國留學生來到了日本。


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向大清朝提出了諸多要求,並在馬關簽訂了條約。其結果,清朝割讓了台灣、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歸還),這消息傳到了北京。當時的北京正在舉行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正值最終考試之年。這些年輕人——説是年輕人,其中也包括三四十歲科舉合格的人——聚集在北京,有近萬人之多,他們徵集署名要求改革國政,並提交到了清政府。他們的行動是被甲午戰爭激發而產生的。


署名活動的帶頭人就是康有為(1858—1927)。他是後來與孫文對立的國政改革派。康有為雖是考生身份,但作為學者已然非常知名。作為學者的學識與考試的技巧並不等同,所以儘管他已是有名的大學者,但仍在應試的行列。康有為於那年通過了最終考試,成為相當於科級的官員。


當時的光緒皇帝(1871—1908)已超過了20 歲,但權力卻掌握在西太后的手裏。因此,康有為等力保光緒帝,打算以皇帝親政之名實行類似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改革。當時,他們潛心研究了兩個國家的改革,一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另一個是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他們對這兩次改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打算在中國實行。若想實行就必須對西太后發起政變。計劃穩步而順利地進行,只是政變需要武力,他們都是文官,手中沒有兵權。為此,他們選擇了一位似乎關心新政,並對改革持同情態度的人。這個人就是袁世凱(1859—1916)。他是將軍,雖然是甲午戰爭中的敗將,但手中握有兵權。康有為等人希望得到他的援助,然而袁世凱卻密報給了慈禧太后。


政變失敗,他們註定要遭到追捕。好在事發前夕,康有為和他的弟子梁啟超(1873—1929)等人得以逃脱。當時逃亡的地方是外國的公使館,公使館具有治外法權,進了公使館就不會被抓捕。


其中有一位名叫譚嗣同(1865—1898)的人。此時他已經進了日本公使館。但是,他來這裏不是為了逃命,而是為了將他的心情寫下來留在那裏。大家都勸他留下,對他説如果現在出去,必定會被逮捕並處以極刑。然而,他這樣回答康有為和梁啟超——“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隨後又説:“君為西鄉,吾為月照吧。”此言留有記載,可見對西鄉隆盛和僧侶月照的事情,他是知曉的。


月照死了,留下了西鄉。“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死,不是難事,活下來奮鬥才是難事。難的事情你去做,我做簡單的吧——譚嗣同沒有留在日本公使館,他走出去就立即被捕了。


當時的那個年代,譚嗣同未經審判就在大概七日之後被斬首了。


他説的那句話——“君為西鄉,吾為月照”,因改革派的人都知道明治維新,想來,眾人心中都懂。而在此之前,中國的大國意識、中華思想使得人們對外國並不關心。特別是對日本,認為是與中國相同的文化圈,因此更不會多加關注。


但是,改革派的人卻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對日本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們認真研究了日本。因此,譚嗣同雖然只提及西鄉隆盛和月照的名字,但其中的寓意,他的同志無人不曉。


這之後的大約十年間,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並沒有太壞。很多中國留學生來到日本,日本亦都接納。


當然,由於生活習慣的不同,也有不少留學生對日本產生了反感而回國。但即便如此,瞭解日本的人士畢竟在中國多了起來,這一點是有益的。


當時,日本剛剛在甲午戰爭中取勝,尚留有戰爭時期人們產生敵愾情緒的影響。而中國是戰敗國,那時日本國內仍存在輕蔑中國的風潮。特別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區,這種情況就更加嚴重。所以對當時的很多人來説,那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經歷。


儘管如此,我仍認為,因此就説中國人都是“反日”的,是一種過於輕率的説法。因為你要知道,當時中日兩國的關係處於何種狀態。日本要求割讓領土、賠款。甲午戰爭的賠款竟高達約二億日元。


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約為六千萬到七千萬,而日本要求的賠款額卻是財政收入的三倍,誰能承受呢,不反日才怪。


割讓遼東半島的要求,雖然因其他三國的干涉最終放棄,但在日俄戰爭後日本再度提出租借。租借期限到期之後,繼而又強行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如此不幸之事件重重疊加,中日戰爭一直持續了十五年。


我以為,中國人討厭日本的原因,並非源於上述發生在民間的輕蔑和屈辱,而是源於日本的國策。皆因“二十一條”等各種無理、刁蠻的要求,引發了中國人對日本的抗拒心理。


這期間,中國也發生了鉅變——清政府倒台了。


前面提到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是改良主義者。他們認為一舉推翻國家體制會造成社會的混亂,因此主張在體制不變的前提下逐步進行改革。他們稱自己為“保皇黨”,即保皇主義(也稱“改良派”)。另外還有激進派——孫文等一派的人,他們主張改變國家體制、廢除帝制、建立共和國。


無論哪一派,對於清政府來説都是反逆者。康有為、梁啟超在政變失敗後逃入日本、英國公使館,隨後逃往國外。他們雖主張保皇,卻是國家的叛逆者,在日本過着流亡生活。


孫文亦不例外。孫文早年通過李鴻章開展過改革運動,受挫之後立志於共和制的革命,並在海外開展活動。因為,他們若在國內活動,皆被視為非法。


如此一來,日本就成了兩派革命運動的中心。在東京,保皇黨與革命黨持對立狀態。他們都反對清政府,但他們之間也存在對立。這種對立,以日本為舞台而展開。


孫文陣營發行了由汪兆銘(1883—1944)等人編輯的《民報》;而康有為一派也刊行了《新民業報》,由梁啟超擔任總編輯。


當年,來日留學生很多,他們也分成兩派。不過學生們中贊成革命派的居多,血氣方剛,立志要推翻清朝政權。但保皇派的力量也不可小視。


日本的民間人士, 比如有一位叫宮崎滔天(1871—1922,明治、大正時期的志士)的人,他既支持孫文,也幫助過康有為,曾有意促成雙方和解。


在這個時期,日本的民間人士對兩派均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日本政府曾幾度以國與國關係為由對孫文下達驅逐令,讓他離開日本。所以,孫文不得不多次暫赴越南。


孫中山在日本(1900年)


雖然得不到日本政府的關照,但在民間,卻有很多像宮崎滔天這樣的友人。也正因為有了這些民間友人的熱心幫扶,孫文才能將日本作為革命基地並開展活動。


且不説該時期中日之間的國家關係如何,總之,不論是革命派抑或保皇派,他們的活動是在日本友人的同情,準確説是在日本擁有眾多共鳴者的基礎上開展的。


我以為,這共鳴、同情正是幫助他們成就大業的力量所在。


此外,除了當時來日的留學生,當地的華僑也給予了革命派和保皇派極大的幫助。不言而喻,留學生和華僑也都給予了孫文極大的幫助。


孫文是廣東人,而日本的華僑中有很多廣東人。在前文我曾談道,日本開放國門之時,香港、上海有很多人去了日本,那時從上海啟程的多為廣東人。因此,他們與孫文是同鄉,十分同情孫文。但話説回來,與孫文持不同理想的康有為、梁啟超也是廣東人。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我認為,以日本為舞台,不僅是兩派的年輕人,一般的旅日華僑也對政治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民報》也好,《新民業報》也罷,讀者對象不僅僅是留學生。留學生當然會通過閲讀獲取信息並進行思考,而那些旅日華僑也會通過閲讀雙方的雜誌來學習。在這裏,他們都獲取了相當多的政治知識吧。常常説中國人都很懂“政治”,其實是中國人不得不去關心政治。甚至可以説,某些時候不關心政治就無法生活下去。對此,你若不理解倒也無妨,但有一點,在20 世紀初期,以日本為舞台展開的政治宣講熱潮,的確對人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同一個革命陣營中,亦存在各種不同的想法。例如,就有人批評孫文對南方過於關心和顧及。據説,持這種意見的人多出生於上海或湖南一帶。他們認為革命必須從中心地帶開始,從南方開始不妥。這大概屬於戰術上的對立意

見吧。


儘管意見有分歧,但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


抱有同樣想法的人們彙集到了日本。在這些留學生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魯迅(1881—1936)。魯迅來到日本後,首先學習日語。


當時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裏有一所弘文學院,是專門教中國人日語的學校。這所學院是嘉納治五郎先生(教育家、講道館柔道的創建者)創建的。在嘉納先生擔任高等師範校長期間,留學生在此學習掌握了日語之後,遂赴各地的學校學習。


魯迅在弘文學院學了兩年日語,然後進入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即現在的東北大學醫學部。那正是日俄戰爭開始的時候。


那時學校的細菌課是用幻燈片進行教學。某日,老師的講義結束後,還剩餘一點時間,於是就拿了其他的幻燈片給學生們看。生理學老師給學生們放映了一段俄國間諜被斬首的幻燈片。説是俄國的間諜,但那是中國人。那張幻燈片上中國人即將被斬首,有很多圍觀的人,圍觀的也是中國人,他們在嘎嘎談笑。與自己相同的國人即將被殺死,竟有人無動於衷地笑着。


魯迅原本打算在仙台學醫,但他改變了想法。與學醫後治病救人相比,醫治心靈難道不是更為重要嗎?


看着眼前就要被殺的同胞,那些仍無動於衷、嬉笑的人,他們的身體很強壯、沒有病,但他們的心靈已病入膏肓。魯迅在書中寫道,促使他立志從文的原因或契機正是意識到那陰暗的內心才是真正的病。


也許還有其他的動機,總之他決定棄醫從文。而他的文學作品,對以後的中國青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件事非常有名。


所以説,在日本這段時間正是鑄就魯迅文學之核心的時期。


當時,來日本的留學生們也參與了革命運動。在日本參與革命之後,歸國後他們仍繼續開展各種活動。在當時的中國,日本的學生服、立領、金鈕釦被認為是“革命服”。所以你可以想象,當時從日本回國的留學生十分活躍。革命,自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正如譚嗣同所言,哪有不流血的革命。但是,要革命就需要武裝,因此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的人逐漸增多。為此,日本士官學校也開始增設分校,向中國留學生傳授軍事知識。所以也可以説,武裝革命的基礎是在日本奠定的。


從當時的士官學校走出了多位將軍。蔣介石(1887—1975,1907 年留學陸軍士官學院)就是其中之一。當然,不僅限於魯迅的文學,流亡者中間也不乏高學識的人。在他們眼中日本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我通過他們的作品可以瞭解一二。但同時也瞭解到,中國自公元1644 年建立清政權以後,丟失了相當多的文化。


比如髮辮是滿族人的習俗。如今我們所説的中國服裝,其實是滿族的服裝。而原本的中國服裝,在日本稱作“和服”。


中國有一位名叫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國學者。在他的作品中,大家都是身穿和服的,因為他自己不穿滿族的服裝。和服起源於中國,在日本也稱“吳服”。“吳”是指古時中國揚子江下游地方的國名。章炳麟一直身着和服,並説:“我穿的是中國服裝。”


除此之外,有很多在中國逐漸消失的東西,在日本被保留了下來。


例如,清朝初期編撰《四庫全書》,當時以收入故宮的圖書館為名,從全國各地收集了各類書籍。而實際上,這不過是一次“思想禁錮”,凡有礙於天朝之內容均被廢棄,只留下無礙的書籍。


因此,在中國失傳的書籍非常之多。特別是有關反清的書籍。例如,有一本名為《揚州十日記》的書。其中記載了清軍攻陷揚州時的大屠殺。這本書在中國當然已經看不到了,但卻流傳到了日本。於是,在日本的留學生將它抄寫後祕密印刷出來,傳給大家。像這樣激發民眾反清情緒的情況,在當時的日本有很多。


其實,在日本發現的這類印刷書籍還有很多。因為在日本印刷是安全的,若在中國印刷反清書籍在當時是會被捕或殺頭的。這樣的書籍在日本印刷後,很多被祕密地運往中國。


從這個角度上説,日本是孕育革命的基地。


1911 年,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清朝徹底滅亡了。這是一次主要遵循孫文思想而取得成功的革命。當時,孫文正在周遊各國演講籌款,十月十日在武昌爆發起義,使清朝最終走向滅亡。據説在當時的武昌,街道上滿眼皆是立領、金色鈕釦的學生服,這表明有很多留學生回國後參加了這場革命起義。


就這樣,共和制的國家終於建立起來了。然而,當時位於北方的北洋軍閥依舊實力強大,孫文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與北方如達不成必要的統一,恐怕中國必將陷入混亂,於是孫文做出了極大的讓步。


袁世凱擔任了總統之職。而且袁世凱死後的繼任總統依然是北洋軍閥的人。


一段時間裏,因孫文下野,正在國外遊説演講,眾人還是希望孫文回國,並指導南北統一的大業。最終的南北統一還是通過北伐完成的,這是日本昭和二年(1927)的事。


在迎接孫文回國之時,孫文再次來到了日本。據説,是與北京的同志有事商議而途經日本的。


孫文從上海乘船啟程,為什麼一定要途經日本去北京呢?日本船舶公司的路線是從上海到日本,再從日本到天津。還有一條英國航海公司的路線,可從上海直達天津。但是,孫文沒有選擇英國公司。英國強租香港,諸多霸權無禮,這使得孫文不願乘坐英國的船,所以他選擇了日本的船。或許,他還想與在日本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好友見見面吧。


當時孫文的身體十分虛弱,也許他已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1924 年11 月),孫文抵達神户。這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段時期。第二年的三月,孫文病逝於北京。


抵達神户後,孫文在神户高等女子學校做了著名的演講《大亞洲主義》。這次演講,有一段演説詞就如同孫文的遺言:“日本到底要何去何從呢?以武力支配天下是‘霸道’;而以德治國,在中國則被稱作‘王道’。日本是選擇‘霸道’還是‘王道’呢?霸道這東西,是西洋之物。日本是跟在西洋列強的後面以霸道來欺負中國呢?還是與中國一起走王道之路、抵禦西方的霸道呢?日本,你選擇哪一個呢?”


孫文留下了這個問題,離開了日本。


同年十二月,他扶病抵達天津,然後來到北京,於次年三月辭世。


這篇在神户的演講便成了孫文的遺言,也是拋給所有日本友人、所有日本國民的問題。


在這之後,非常不幸的是,日本作為國家選擇的回答是——“霸道”,從而導致了不幸的十五年戰爭。我認為將這篇演講稱為孫文的遺言並不為過,我們應該好好回顧一下孫文的演講,仔細斟酌、認真思考。


儘管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源遠流長,但孫文的這篇演講,於我而言無疑是最耀眼的篇章。“最耀眼”一詞也許有些語病,但我想,它何嘗不是近年來兩國關係的核心價值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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