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錢鎖橋:以林語堂為“棋子”探究中國現代知識思想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6 16:47:51


受訪人:錢鎖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博士,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

採訪人:燕舞(資深媒體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訪問學者)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18年11月底,錢鎖橋從英格蘭東北部的紐卡斯爾輾轉飛抵成都,漫長飛行的盡頭,等待着他的是一個“新生兒”——其英文版新著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的中文版《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分別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和台灣聯經在2018年聖誕節前夕同期推出。錢鎖橋現任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在出席第13屆孔子學院大會的間隙,他受邀與四川大學海歸教授、同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比較文學博士的“師兄”趙毅衡對談“走出去的林語堂”,也應邀在西安、成都的高校做同題演講《文章報國:林語堂的抗戰歲月》。


1985年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本科畢業後,在深圳大學外語系執教五年,1963年生人錢鎖橋所完整親歷的“文化熱”,與旅美作家查建英的訪談錄《八十年代》中所轉述的一模一樣。因緣際會翻譯了伯克利的名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合著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其台灣譯本《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竟幫助錢鎖橋拿到了伯克利的獎學金。


剛剛大學畢業時,錢鎖橋就在書店裏偶遇了當時“還從沒聽説過”的作家林語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漢譯本《中國人》,“感覺書中對中國、中國人的話語完全是一套新的説法,但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消化。”1990年終於入讀伯克利,少數族裔研究系黃秀玲教授提供了一份亞美研究專業的助教工作,急於“餬口”的錢鎖橋教本科一年級的英語閲讀和寫作時“重逢”林語堂。當時流行的一本亞美文學教科書,一方面將林語堂當成“華美文學作家”先驅,另一方面又惡毒攻擊,因為林語堂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確”。


受此刺激,錢鎖橋一頭鑽進圖書館,將分散在“亞洲研究”和“美國研究”的所有關於林語堂的著述通讀了一遍,“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隨着實地經驗增加,從國內延續至伯克利前兩年的對“西方理論”的迷戀逐年減弱。從頭兩年追隨休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羅·拉比諾二教授到處聽海德格爾、福柯研究等“理論”課,到後來跟着歷史系魏斐德教授、葉文心教授的一羣弟子“廝混”,最讓錢鎖橋受益的還是伯克利的中、英文圖書館及中國研究中心。


也讀過夏志清先生那部《中國現代小説史》,但是,“他那本書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為他寫林語堂只有一頁。”甚至,錢鎖橋對整個比大陸留學生更早來的台灣留美學人羣體感到失望,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關注林語堂,“他們都是‘漢學家’‘中國學泰斗’費正清的弟子,林語堂在他們眼裏,好像上不了枱面似的。”1994年,錢鎖橋開始撰寫博士論文,確定專攻林語堂研究。三十出頭的博士候選人開始逐漸擺脱對福柯所代表的“西方理論”的迷信,其代價是從歐美學術熱潮中“脱軌”,一個更具現實感和生命疼痛感的“優先問題意識”產生了,那就是“現代中國發生了什麼,‘新中國’從哪裏來”,“對中國現代性來説,中國文化如何重生如何得以融入現代?”錢鎖橋從一開始就不是做所謂“單一作家研究”,2011年在Brill出版的首部專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仍然是一部理論導向的跨文化批評,他試圖勾勒出“自由普世”作為中國現代性話語的另類聲音,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批評的語境內突出彰顯林語堂文學實踐的意義。


首部專著2011年完工之前,錢鎖橋就明確意識到要寫一部像樣的林語堂傳記——以“作為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的個案研究”,史料上的悉心搜求和竭力窮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1994年上半年,利用受邀擔任南師大外語系客座副教授的機會,錢鎖橋終於回了一趟國,將國內學者的一批林語堂研究文章“全部收集了”。1996年拿下博士學位後,“錢鎖橋”正式成為“錢俊”這個本名之外的“學名”,“也是為了給自己一點鼓勵,今後做一個像樣的學者。”


轉折點出現於1997年至1999年在紐約做博士後期間。


名校博士帽並沒有讓求職如想象中那般順遂,錢鎖橋索性去了哥大巴納德學院做了兩年博士後,做的是從林語堂研究延展出去的分支課題“華美文學研究”。哈佛名教授維爾納·索勒斯(Werner Sollors)及其中國高徒尹曉煌對錢鎖橋多有支持,尹博士告訴他,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塵封的“莊台出版公司”檔案——該公司由華爾西創立,出版了賽珍珠的《大地》和林語堂的《吾國吾民》等中國題材暢銷書。錢鎖橋如獲至寶,有兩個月裏天天開車從曼哈頓趕到普林斯頓去查檔案,“一盒一盒地從公司流水賬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資料,主要是林語堂和華爾西/賽珍珠的來往信件”,“其實,我寫完論文就已經不滿意,覺得只是從文本到文本。”


早已習慣“四海為家”,新世紀之後,錢鎖橋又從美國回香港在張隆溪先生領銜的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教了13年書,此間2009年赴哈佛出任富布賴特訪問學者時,又與時任芝加哥《美國—東亞關係學報》主編查爾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及石靜遠、陳勇、餘茂春等一眾學者,就林語堂研究多有切磋,還曾去林語堂三女兒林相如府上做專訪,去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觀摩林家的繪畫和書法收藏;後來,還得到台灣著名林語堂研究專家秦賢次先生的史料分享與支援,應龍應台之邀赴台北林語堂故居做一個月的“駐館學者”……


2011年,錢鎖橋在香港城市大學還召集顧彬、陳子善等海內外學者開了一次林語堂研究的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兩年前由其母校的東亞研究所正式出版。


“作家傳記往往寫成流水賬似的,囉裏囉唆,不知想要説什麼”,錢鎖橋追慕《史記》傳統,“如果説我寫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是位跨文化評論家,那寫《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我就是位歷史學家”,“但主旨都是一樣的,都是以林語堂為‘棋子’,探究現代中國的知識思想問題”,“看看我們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想寫出一部“智性傳記”,重新發現不僅僅是作為文學家和“幽默(humor)”一詞最早中文譯者的林語堂,更欲還原出兼具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和魯迅、胡適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標識,他捍衞“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林語堂雖然也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但他不像魯迅、胡適那樣激烈,他修正了新文化運動一些激烈反傳統的論調,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並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在推向世界的過程中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我的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是跨國性、全球性的,其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2013年,錢鎖橋又接受了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的教職,因為“英國現在已經不是全世界的‘老大’,正好克服‘美國中心主義’,換個視角”;從常州到北京到深圳到伯克利到紐約再到香港到紐卡斯爾“四海為家”的跨文化履歷,也為錢鎖橋理解林語堂那樣“學貫中西”的民國前賢提供了一種切身幫助。


“魯迅和胡適其實並不能和林語堂並稱,魯迅和胡適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林語堂不僅是二十世紀的,還屬於我們二十一世紀,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正式出版之後,錢鎖橋受邀撰寫的一部英文版《中國文化導引》完稿在即,“這裏當然會看到辜鴻銘、林語堂等前輩談中國文化的烙印。”而更大的研究項目,是以辜鴻銘為個案探究“維多利亞文化與中國現代性”,“做林語堂主要是做中國現代的民國時期,做辜鴻銘則是做中國現代的晚清時期”,“做林語堂主要是要看中國現代中的美國,做辜鴻銘則要看中國現代中的英國。”


日前,筆者與錢鎖橋教授進行了一次筆談。


林語堂


1


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譯書是頭等大事


燕舞:您的兩個名字“錢俊”與“錢鎖橋”背後有什麼故事麼?


錢鎖橋:我沒有改名字,還叫“錢俊”。1996年伯克利(台灣多譯為“柏克萊”—採訪者注)博士畢業後給自己加了個“學名”:錢鎖橋,以後著書寫作、參加學術會議、演講等都用學名。我當時想,以前的“進士”既有“字”又有“號”的,咱現代人了,不搞這些了,我加一個“學名”總可以吧?也是為了給自己一點鼓勵,今後做一個像樣的學者。


我是江蘇常州人。18歲上大學之前我家住的地方叫“鎖橋灣”,江南小橋流水,家門前有條小河,流入大運河,一座小石橋——鎖橋正座落於小河入口處,岸邊楊柳依依,夏天家家户户在門外乘涼,有小船一直開到門口,賣西瓜、賣大蒜頭的……94年從美國回來到老家轉了一下,鎖橋還在,可鎖橋灣的老房子全拆了,小河變成了死水潭,哪還有楊柳啊。小時的記憶被現代化了。回到美國後我意識到,這個“家”我今後也是回不去的了。陶淵明是“歸”園田居,門口有五棵柳樹,自稱“五柳先生”。我是回不去的了,那就帶着“鎖橋”四海為家吧。


其實,我還有一個英文暱稱,這兒的同事、朋友都叫我“Jay”,要給人方便。我跟你説,姓“錢”的真是倒黴。給我們設計拼音的聰明的專家發明了一個“Q”,不知道為什麼不用“Ch”,難道是為了強調“中國特色”?這倒好,等於是給姓“錢”的詛了個咒,在英語世界這個“Q”是沒法發音的。小時候“文革”時姓“錢”的都是壞蛋,經常被同伴取笑。現在在海外,又被各種怪腔怪調稱呼,不光是我,關鍵是我的孩子一樣在學校被人取笑,真是的,“名可名,非常名”。


燕舞:在新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兩個中文版雙雙推出之前,您的漢語著述主要有1992年在台北桂冠圖書翻譯的《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著的《林語堂雙語文選》,以及2011年在南開大學出版社編著的《華美文學:雙語加註編目》和2012年在九州出版社編著的《小評論:林語堂雙語文集》,我也曾在《讀書》《二十一世紀》《書城》和《南方週末》上拜讀過您的一些學術隨筆,您晚近的著述主要是英文的,首先還是請錢教授做一番自我介紹。


1985年自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本科畢業並執教深圳大學、擔任5年助教之後,您就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比較文學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了,您31年前在深圳大學外語系開始第一份教職,是不是剛好趕上北大以及樂黛雲先生她們援建深圳大學的比較文學專業的初期?深圳這5年執教生涯,對2000年從美國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執教13年應該不無影響吧?


錢鎖橋:哎,八十年代,我們那時年輕,心比天高。比較文學算個啥?不太清楚也不太關心。我們跳迪斯科、留長髮、談哲學,個個都是詩人。從黑格爾到海德格爾,從薩特到福柯,只要和我們被灌輸的內容不一樣就行。我當時在深大還是外語系外事祕書,負責接待外教。有一次和一位美國來的外教聊天,問他現今西方最牛的大哲是不是叫福柯?一個法國人?他是怎麼回事?他説,嘿,我這裏有一本書,你可以借去看一下。這就是《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我一頭扎進去看,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譯書是頭等大事,劉小楓當時也在深大,他説,你趕快把他譯成中文,我們出。結果,後來形勢直轉,譯稿只能拿到台灣出了。我譯完後就給伯克利的兩位原作者寫信,説,我一個學士,譯了你們的鉅著,獲益匪淺,不知有沒有機會到你們那兒拜師讀博士,學什麼都可以:哲學、人類學、歷史、比較文學等,可我一分錢沒有。Hubert 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1929—2017 ,系海德格爾和梅洛-龐蒂研究的國際權威,其主要貢獻還包括從現象學立場出發對人工智能、認知科學的哲學預設的批判——採訪者注)和Paul Rabinow(保羅·拉比諾,1944— ,在醫學及科技人類學領域享有盛譽的美國人類學學家,其“當下人類學”的代表作有《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採訪者注)兩位教授特別熱心,給我寄來該書的第2版,並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推薦信(他們覺得我去那兒合適還是那兒有獎學金,我也不清楚),還説你連這本書都能譯成中文,GRE也不用考了。就這樣,我去了美國。


深圳執教5年,這對我2000 年決定到香港去當然有關係啦——我能聽懂粵語啊,對粵文化一點都不陌生。北方人到廣東到香港往往趾高氣揚,對當地土話不屑一顧。可我在北京上大學時就領教過北京人“老子皇城底下”那種意思,我反而覺得粵人很可愛。我到香港後經常可以回深圳,不過那時我發現深圳已經全是普通話的天下了,八十年代可不是這樣的。


2


林語堂在費正清的台灣弟子們眼裏,好像上不了枱面似的


燕舞:您的本科專業就是英語,那1990年去伯克利留學後遇到的語言障礙是不是沒有別的華人留學生那麼大?還是説講的仍然是“啞巴英語”?你們這批留美學生較之於“後文革時代”更早一批的留美學生,有哪些較為明顯的羣體特徵?


您在新書後記中特別緻謝了葉文心教授,那您的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是哪幾位,他們對您的林語堂研究具體有哪些影響?


錢鎖橋:我到伯克利留學最大的優勢,就是語言方面沒有任何障礙。這不僅要歸功於從中學(俺是81年常州外語類高考狀元,還登報了的)到大學的英語訓練,還有深大五年和外教廝混、讀書譯書。最大的困難是沒錢。伯克利給了我學費的全免獎學金,但生活費得自理,而學生簽證規定除暑期只能在校園裏打工,做助教或研究助理,而這都是一年或一學期後要再申請,經常是不知道下個學年或下學期有沒有錢吃飯、付房租。而且,比較文學系當時有規定,不給第一學年的博士生助教職位。我很幸運,在少數民族研究系亞美文學專業找到了一個助教職位,教一年級本科生的英語寫作。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心裏還是很怵的,人家可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大學生,我畢竟是一個外國人。可是,學生第一次把寫作作業交上來後,我就完全坦然了——並不是土生土長就會寫英文的,基本的語法都搞不懂嘛,而我的英語是靠背語法起家的。


我去伯克利那年,Cyril Birch(西里爾·白芝,1925— ,曾任伯克利東方語言系的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和系主任,著有《中國文學體裁研究》《舊中國官吏看的選段:明朝的精英劇場》,翻譯了《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編有《明代故事選》《中國文學作品選集》——採訪者注)教授剛退休,系裏迎來一位哈佛剛畢業的才女Lydia H. Liu,就是劉禾教授,我在她的指導下完成論文。劉禾教授一直對我很好,我很感激。葉文心教授是我論文指導委員會的委員之一,還有一位是William Nestrick(威廉·內斯特里克)教授,他是搞文藝復興研究的,但對日本、中國感興趣,對中國學生(起碼是對我)非常nice,我記得到他的辦公室,屋裏全部堆滿了圖書和紙張,完全沒有立足的地方。可惜,他給我的論文簽字通過後不久便突然去世了(他是位同性戀者)。其實,我到伯克利後的頭兩年一直都是跟着Hubert 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和Paul Rabinow(保羅·拉比諾)到處聽課,聽海德格爾、福柯等,他們統稱“理論”;後來,跟歷史系一幫人“廝混”,他們都是Wakeman(魏斐德,1937—2006)、葉文心的學生。伯克利最讓我受益的是它的圖書館(英文和中文的)以及中國研究中心,當時各路人馬都到中心逗留,做演講或訪問,比如,有台獨精英講台獨理念的,所有活動我都去聽,讓我眼界開闊不少。


燕舞:夏志清先生初版於1961年的《中國現代小説史》對1980年以來的中國大陸文學研究界有比較大的影響,他關於林語堂的論述(從“文學性”上對他及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給予了比較高的評價)對您也會有影響麼?您後來去美國留學了,是不是這種影響又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的?


錢鎖橋:我當時當然看過夏志清先生的書啦,但我可以老實地告訴你,他那本書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為他寫林語堂只有一頁。我在哥大時有幸見過夏先生,很健談,真是個怪才。但我可以這麼説:我當時對整個台灣先我們大陸來的一輩留美學人都很失望,也一直很納悶——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關注林語堂(周質平先生是個例外,但周先生是我多年後2009年到美國做Fulbright訪問學者時才“發現”的)。我求學時其實一直希望能找到心靈上的領路人,他們自然應該在台灣來的那輩留美學人中,因為他們來自“自由世界”嘛,而且林語堂有故居在台北,可是,當時居然就沒一個台灣留美學人是關注林語堂的。他們都是“漢學家”“中國學泰斗”費正清的弟子,林語堂在他們眼裏,好像上不了枱面似的。


3


跨文化履歷當然對林語堂研究幫助很大


燕舞:林語堂先生的生平行止高度國際化,您本人1996年在伯克利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留校在系裏擔任過講師,1997年又開始去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做過兩年的“美倫(Mellon)”文科博士後研究員,隨後一年又去了美國漢密爾頓大學的比較文學系出任一年的助理教授,執教香港城市大學的13年間又回哈佛大學在比較文學系出任富爾布賴特訪問學者,2013年至今又遠赴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出任漢學講座教授和孔子學院院長、東亞研究組主任——您本人學術旅程的國際化程度也非常高,這種頻密的工作變遷對您理解傳主的跨文化實踐和“種族與情感”有什麼特別的幫助嗎?


錢鎖橋:我們往往説“學貫中西”,這是做學問很高的境界。林語堂不僅“學貫中西”,而且真正生活於兩個世界。要能真正理解林語堂,能有中、西兩個世界的生活體驗,當然很重要。


我自己的跨文化履歷當然對林語堂研究幫助很大了。我給你舉個例子吧。我雖然是學英語出身,但來英國前對英國的瞭解都是紙面上的,對紐卡斯爾的瞭解更是根本談不上。來了之後才知道,原來,紐卡在19世紀可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重鎮,它是有名的“煤都”,也是造船中心——北洋艦隊(以及日本海軍)的船都是從這兒出去的。我在寫《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時,又讀到林語堂抗戰時在《紐約時報》上寫的一篇文章,林語堂要告訴美國,當時國民政府的抗戰決心是堅定不移的,這毋庸置疑,如果質疑這一點,那就等於是“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把煤運到紐卡斯爾)”。我讀到這兒時驚呆了,不得不佩服林語堂的英文,我要是沒來紐卡,絕對不可能理解這句西諺。然而,並沒有記錄顯示林語堂來過紐卡。我把這句話講給我同事聽,問他們現在還有沒有這種説法,他們都樂了,哈哈,現在還可以用,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


燕舞:1994年上半年,在拿到博士學位前兩年這個最忙最關鍵的時期,您還在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擔任過6個月的客座副教授,當時還沒拿到博士學位就做好回國服務的準備了麼?這個節骨眼兒上是否會擔心這個“客座副教授”會分散自己的研究精力?


錢鎖橋:當時南師大有位副校長到美國招攬人才,找到伯克利中國學生會(我當時是學生會的),找來一些學生座談。我當時剛好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可以開始寫論文。我問他短期的訪問或教職可不可以,他説短期訪問也歡迎啊。我正好可以藉機回去查找林語堂的研究資料,當時國內(主要是中文系的一些學者,大多是從魯迅研究延伸過來的)開始寫一些有關林語堂的文章,我利用這個回國機會全部收集了。


當然,主要是當時太想“家”了。我1989年被錄取入伯克利讀博士,但因故不給辦護照,到公安局問為什麼,沒有理由,上面定的。足足拖了一年,我當時那個絕望啊,天天想着去美國。可到了美國,馬上又特別想“家”。這次回去6個月,終於把這個念頭給滅了。


燕舞:在香港城市大學執教長達13年之久,5年前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下決心移居和執教英國的呢?


錢鎖橋:四海為家,就是哪兒都可以去的嘛。香港待這麼久,我很喜歡香港。英國可是香港原來的“宗主國”啊,有英國大學招聘,我就應聘了,人生又多了一種體驗,何樂而不為?英國現在已經不是全世界的“老大”,正好克服“美國中心主義”,換個視角。


燕舞:您也是《英國漢學協會雜誌》的編委會成員,英國的漢學研究現狀與德法、美國的差異大麼?“中國學”的概念現在在國內很熱。


錢鎖橋:“中國學”在國內很熱?這有意思。我都不知道“中國學”到底是指什麼。以前西方有Sinology,我們譯為“漢學”,它主要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且不包括現代的。可能是要迎合現在對現代中國的關注吧,所以現在叫Chinese Studies。我是做現代的,這倒挺適合我。


英國現在流行學中文,“中國學”的發展肯定呈上升趨勢。英國上大學也有“高考”,叫A-level,其中外語科目可以選各種外語,去年選中文的考生人數第一次超過德語,中文成了第三大外語,而且是唯一呈上升趨勢的語種,但和法語、西班牙語差距還很大。英國現在鬧“脱歐”,其中一種説法是要使英國“全球化”。我倒是希望英國藉此能脱離歐洲中心主義,把眼光多看看中國,但這很難。


4


通過挖掘林語堂來發現另一種現代性途徑


燕舞:您早在1989年就在北大《東西方文化評論》第2期上發表過《話語/權力: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反思》——這應該是1992年台版譯著《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的前期“副產品”;1994年上半年,您在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設計和開辦過“林語堂和東西方現代性”的課程,同年6月下旬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辦的第4屆美國中國比較文學協會國際會議上,又提交了《林語堂和美學反泛政治化》的英文論文;1997年12月2日,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的維倫論壇上,又做過《亞美研究中的‘亞’為何?華美研究中國人主體性的產生》的英文演講……這些應該代表了您1990年代關於林語堂研究的早期成果,那迄今為止,您對林語堂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哪幾個大的階段?


您對林語堂的心得和理解,又是怎樣逐步加深的?


錢鎖橋:我的學術生涯確實是從研究福柯和西方“理論”開始(雖然在深大時已經既譯介福柯又反思“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到了伯克利才真正知道,福柯那叫一個火,幾乎各個文科學科的研究生都得知道點兒福柯。可是,我越往深處鑽,越覺得這不是我要關注的。我關注的是“中國現代”,現代中國發生了什麼,“新中國”從哪裏來。福柯探討的是西方的現代性,方法、視角新穎,批評尖鋭深刻,備受推崇。Paul Rabinow(保羅·拉比諾)教授是美國公認的福柯研究權威,他寫了本很精彩的書French Modern (中文譯為《近代法國》,相當不妥,應譯為《法蘭西現代》,是探討法國(及其殖民地)的現代性,不是傳統的有關法國的社會學或歷史學研究。中國史學界所謂的“近代”與“現代”在現代性視野下都是“現代”)。而我要關注的是“中國現代”,照理説,這和吾師之志趣有相通處。但是,我碰到了麻煩。我不僅覺得福柯等西方理論家探討的西方的現代性,沒有中國元素,而且覺得他們的方法、視角,那套“話語”本身來自西方的經驗,不能完全套用於中國的經驗——儘管中國現代的經驗其實深深浸染於西方理論與經驗。我們是跨文化的,“西”在我們現代舉足輕重,而西方現代性理論並不包括中國經驗。從福柯開出的後殖民理論,也和我們的經驗相差很遠。我們有我們的優先問題意識。比如,對中國現代性來説,中國文化如何重生如何得以融入現代,便是一箇中心議題。福柯講“監獄”、“監視技術”,但他要是波蘭人,恐怕他思考的東西、方法就不會一樣。換句話説吧,西方流行的理論話語都是“騎馬”、“跨馬”、“修馬”、“繞馬”、“超馬”,最多是“無馬”,而我要探尋的乃“非馬”也。於是,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可這是要付出代價的,由此你不入流啦,也不在你恩師、導師的話語圈了。我前面説到,我為了生存而一頭扎進了亞美研究領域,這也是伯克利的強項,在美國領風氣之先,我真的很感激黃秀玲教授給我那份亞美研究系的助教工作,不僅讓我解決了剛到美國第一年的生存問題,還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我後來做林語堂研究,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受亞美話語那種惡毒的攻擊林語堂的語言的刺激。不過,華裔作家Frank Chin(趙健秀)有一句話我倒是很欣賞,他對華裔美國人説:你自己的歷史你自己不去梳理,難道主流白人會替你去講嗎?


我從94年開始寫博士論文,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但是,其實,我一直都沒把它當成所謂“單一作家研究”。也許我是比較文學出身,中“理論”的毒不淺,從我的論文到第一本書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一直都沒想着寫傳記。我是要探尋“另一種”理論,中國現代性的另一種出路,而且還涉及中美關係(其實美國在中國走哪條路的問題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我找到了林語堂。也可以説,林語堂是一個“棋子”,一個被我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我通過挖掘他來梳理我自己的歷史,來發現我自己,看看我們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博士論文寫完了,“家”是回不去了,卻找不到工作。我按自己的心意遊學、寫論文,天真地以為畢竟是伯克利出來的,反正美國任何地方都去便是,結果給現實狠狠地教訓了一頓。最後,很幸運到紐約做博士後,提出的課題是華美文學研究,這可以説是從林語堂研究開出來的分支項目。也就是説,要搞懂中國現代,還得做美國研究。我在伯克利的時候見到過來做演講的哈佛教授Werner Sollors(維爾納·索勒斯),在紐約期間去哈佛演講時,又見到Sollors的高徒尹曉煌,他們兩位對我非常支持。特別是尹曉煌君,他告訴我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莊台公司檔案,沒人去看過,或許對我有用。這一下花了我好多汽油錢:有兩個月我天天開車從曼哈頓到普大,一盒一盒地從公司流水賬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資料,主要是林語堂和華爾西/賽珍珠的來往信件。這絕對是我林語堂研究的轉折點。其實,我寫完論文就已經不滿意,覺得只是從文本到文本,雖然林語堂出版的英文著述當時也沒人看,特別是對他在美國的背景不甚了了。


後來,又去了台北林語堂故居好幾次,記得第一次去的時候正值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感覺故居沒人管,要關門似的。再後來,張隆溪先生邀請龍應台女士到香港城大做訪問,我跟她講我的研究,她熱情邀我去做“駐館研究員”,2004年我在那兒待了一個多月,把館裏的資料清理了一遍,這對我的研究幫助也很大。但直到這時,我還是沒想寫傳記,我想的是“中國的出路”。


而進入新世紀,我自己來到香港,近距離地體驗中國的發展,更驚訝地看着西方的“理論”被嫻熟地用來“言説中國”,知識界也再次洗牌,自己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了。於是,我的第一本“理論”書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可譯為《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採訪者注)在2009年回美國做Fulbright訪問學者時終於完成,並於2011年在Brill出版。


燕舞:您在香港城市大學曾經發起和主辦關於林語堂的國際研討會,2016年又在伯克利東亞研究所編著和出版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其簡體中文版《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據聞也有望於2019年出版,英美學術界在林語堂研究上的關切重點,與國內的側重點有哪些主要的異同?


錢鎖橋:要感謝城大特別是張隆溪教授大力支持,那次會議開得很成功,邀請了兩岸三地以及國際上的林語堂研究專家會聚一堂,我終於感到我也不是孤軍作戰了,不亦快哉!“評論文集”是該會議所交論文之精選,後來該會議的消息傳出去了,美國又有兩位學者寄來論文,都很好,我也收入了。該文集收集了中國以及國際上學者寫的有關林語堂的論文,我認為是代表了當今世界上林語堂研究的最高水平。中文版2019年即出,以纕中文讀者,讀者可以從中自己去評判。


5


“智性傳記”既注重史實,又帶有時代及個人激情


燕舞:國內讀者熟知的林語堂傳記或以他為論述對象的代表性著述,至少就有其次女林太乙的《林語堂傳》,華文文學專家施建偉教授的《幽默大師林語堂》《林語堂在大陸》《林語堂在海外》《林語堂廖翠鳳》《林語堂全傳》,《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林語堂研究學會顧問王兆勝研究員的《林語堂的文化情懷》《林語堂大傳》,以及時任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萬平近的《林語堂評傳》等,您以如此大的體量和篇幅且耗費如此之多的精力來寫這部《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您的自信在哪裏?


錢鎖橋:做學問一大忌便是手裏沒什麼料,話卻説得很滿。孔夫子早就教誨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做學問的第一個境界,就是要知所不知。一上來就是《全傳》《大傳》——當然這不排除是出版商故意聳人聽聞——怪嚇人的。國內林語堂研究領域正是整個學術界的一個縮影。我記得94年回家那一趟,在常州新華書店裏發現一本《林語堂在海外》,趕快買來,回家拜讀。結果發現,那可是整個照抄林太乙的《林語堂傳》呀。我當時想,這也能出書?這也叫學問?這也叫專家?我現在寫有關林堂的論文,今後人家也叫你“林語堂專家”,和這種專家並提,那不羞死啦?!要是抄襲也能算做學問,那我這個花了二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大圖書館查尋檔案資料、往往一個註釋也要對照幾遍而弄出來的東西,它叫什麼?


林太乙的《林語堂傳》可以一讀,畢竟是女兒作為自家人寫的。但也正因為此,對後代寫父輩的傳記特別要留心,她肯定“私心”很重。而且,林太乙是位出色的作家。凡把傳記寫成小説的,我沒興趣。


當代“理論”看不起傳記,是有一定道理的。作家傳記往往寫成流水賬似的,囉裏囉唆,不知想要説什麼。我看美國學者Peter Conn(彼得·康)寫的《賽珍珠文化傳記(Pearl S. Buck : A Cultural Biography)》就有這個味道。但中國有《史記》傳統,傳記是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説我寫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是位跨文化評論家,那寫《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我就是位歷史學家。但主旨都是一樣的,都是以林語堂為“棋子”,探究現代中國的知識思想問題,探究中國的出路(前途)問題。我寫完第一本書以後言猶未盡,很多同事、朋友也敦促我寫部傳記,而我本來就覺得或許我更是一位歷史學家。我開始寫傳記的時候,手頭資料早就攢得滿滿的了,或許我本來就一直在為寫史做準備。


燕舞:《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的自我定位是“一部敍述林語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傳記”,何謂“智性傳記”?林語堂本人也曾寫過《蘇東坡傳》《武則天傳》——尤其是《蘇東坡傳》對很多不同領域的名家都有深遠影響,他在傳記方面的研究與寫作技藝有哪些特點?對您寫他的傳記反過來有什麼影響?


錢鎖橋:“智性傳記”從字面上講,就是寫一個人的知識思想史。或許“智性傳記”就像林語堂寫的傳記那樣,既注重史實,又帶有時代及個人激情。讀完我這部傳記,你應該就知道了林語堂是在什麼背景下寫的《蘇東坡傳》和《武則天傳》。


燕舞:早在2004年,您在台北陽明山的林語堂故居就做過《啟蒙與救亡:胡適、魯迅和林語堂》的演講,十年之後又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做過一場公開演講《胡適與林語堂:現代中國兩條自由之路》,將林語堂與魯迅、胡適並稱可以説是您的林語堂研究的一大亮點——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説”此次也將這一亮點凸顯在簡體中文版的新書腰封上了,從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雙子星座”擴展到“三足鼎立”,錢教授的根據何在?您怎麼讓讀者相信,您不是因為主要做林語堂研究而誇大其重要性而同“魯迅與胡適”並稱?


錢鎖橋:“三足鼎立”是我在這部傳記的第一章中作為引言提到的,但我其實希望讀者讀完該書後能和我產生共鳴,能理解我真正要説的意思,即魯迅和胡適其實並不能和林語堂並稱,魯迅和胡適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林語堂不僅是二十世紀的,還屬於我們二十一世紀,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讀者不是傻瓜,他們自有評判。


6


細節中有民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要真正達到“雙語”“雙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燕舞:除了研究視角上的理論突破,一部“智性傳記”要想有所創新與超越,傳主相關史料上的突破恐怕也是一個基礎性要件,這一點我在拜讀尊著第6章《“我的中國”:東方向西方傾談》寫林語堂與賽珍珠、華爾西夫婦複雜關係的第二節“《吾國吾民》”時就領教了,其中第35個註釋就頗值得玩味——賽珍珠的第二任丈夫、1930年代中期時任《亞洲》雜誌主編的華爾西,其主持的小型出版機構“莊台公司”為了大力推介林語堂的新書,往往將其書稿的部分精彩章節提前力薦到全美主流刊物上發表,取自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吾民》)書稿中的Some Hard Words About Confucius一文在《哈潑》雜誌發表,“該文取自第五章‘社會政治生活’,由賽珍珠縮編並題名”,“這篇文章《哈勃》雜誌付了250美元版税,其中莊台公司抽取25美元佣金,另外25美元支付給內弗(Neff)小姐,以酬謝她‘從書稿中抽取章節的編輯工作’。可根據《哈勃》雜誌編輯李·哈特曼給華爾西函,他們用的是‘賽珍珠縮編的章節’。”


這麼説來,莊台公司的內弗(Neff)小姐所領取的這25美元其實是掠賽珍珠之美,她們“侵佔”了林語堂的稿酬。


這一章裏還有一個註釋讓我忍俊不禁,那就是林語堂1934年2月8日設晚宴為訪問上海的華爾西接風,約請的陪客中有潘光旦、李濟、邵洵美、徐新六(銀行家,睡覺前讀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法文作品)、全增嘏和丁西林等名流——“林語堂告訴賽珍珠,胡適此時在上海,但他不想邀請,除非賽珍珠和華爾希要求”,而最初擬定的嘉賓名單中還包括魯迅、郁達夫和茅盾,“但因為他們不懂英文,後來林語堂也就算了”。


雖然這類考據極其瑣細,但可以佐證錢教授的考證之細密之嚴實。


錢鎖橋:這是你讀出來的啊,不要這麼小氣嘛。


整體上講,華爾西/賽珍珠給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和林語堂的關係也是本傳記的一個支點。


説到細節,本書有很多很多細節,我校對、複核的時候讀到這些地方,往往自己也都偷着樂。接着你剛才的接風晚宴這個例子説吧,林語堂擬的接待名單裏,這位銀行家徐新六的名字後,他加了一個括注(每天晚上讀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法文文學作品)。看到這兒,我希望讀者會和我一樣唏噓:現在還有這樣的銀行家嗎?細節中有民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再給你舉一個例子吧。林語堂在1937年第20期《論語》上的一篇小品文《思滿大人》(Mandarin指清朝一品至九品的官吏,亦指“官話”)中,有這樣一段:“是的,古時的王公大人已不見了,講官話的藝術也荒廢了。我們沒有一個李鴻章,只有阿伯林大學的畢業生,我們看不見曾國藩、張之洞,只看見張宗昌、湯玉麟之輩。他們的名字叫做‘玉祥’、‘副祥’、‘振春’、‘金珏’,而他們的姨太太不是‘迎春’,便是‘秋香’。我想這也是一種可以紀念的國恥。”這篇文章是雙語版,有中英文,但只有中文讀者能欣賞到這一段,因為英文版沒有這一段。

 

燕舞:既往代表性林語堂傳在史料特別是英文史料方面如果説有所侷限,難道僅僅是因為作者英文水平的侷限麼?最近二三十年來,按説新生代的漢語究者的外語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呀?您這部傳記特別收錄了“林語堂全集書目”,德語也不是您的專業,其德語創作這部分您是怎麼處理的?


錢鎖橋:首先,要搞清楚“英語水平”是什麼意思。一級、二級再到“瘋狂”級?要真正達到“雙語”“雙文化”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所謂“英語水平”問題,而是要能活在該語言中。我不懂德語,但三人行,必有我師啊。波士頓大學(Boston College)的呂芳是位才女,她在德國、加拿大、美國都待過,德語一流,她也來香港參加研討會,我就向她請教,請她把林語堂的德語博士論文都整理出來了。


燕舞: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創意學院的副教授、女導演魏時煜博士曾跟拍您在世界各地尋訪林語堂遺蹟的過程,這些影像資料中,您覺得哪些部分的文獻價值格外高?尋訪過程中又有哪些特別難忘的事情?


錢鎖橋:我的前同事魏博士也是一位才女,真能幹。前些年我和她合作想拍有關林語堂的紀錄片,全世界跑追尋林語堂的足跡。見了很多人,真是有趣。記得我們到洛杉磯——林語堂1936年在好萊塢待了半年,不知道他在幹什麼,我有他曾經住的住址,所以我們就一路開車去找,一直開到門口,是一棟小洋房。我們就敲門,説明來意,探訪一箇中國大作家(“在美國成名的中國作家”——反正介紹林語堂都會很拗口)曾經的住址。主人特別熱心,典型的加州人,能侃,説這個房子以前還有誰誰誰哪個名人也住過,反正我們借林語堂的名,在他家喝茶(是的,他請我們喝茶)、聊天,一個美好的下午。


7


做林語堂主要是要看中國現代中的美國,做辜鴻銘則要看中國現代中的英國


燕舞:《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出版之後,您的林語堂研究還有哪些新的突破點和推進計劃?您的另一部英文版傳記《辜鴻銘:維多利亞文化與中國現代性》據聞已經簽約愛丁堡大學出版社,目前進展如何?關於辜鴻銘的研究,對林語堂的研究又有怎樣的幫助?                                  


錢鎖橋:對,我的下一個項目是辜鴻銘。辜鴻銘太有意思了,或許是中國現代最被誤讀的人物。我當然是做林語堂的時候早就開始關注辜鴻銘了,林語堂自稱辜鴻銘和胡適是影響他最重要的兩個人物。林語堂當然受到辜鴻銘影響,比如上面講到的“國恥”説就有辜鴻銘的味道。但我現在認為,林語堂其實不懂辜鴻銘。做林語堂主要是做中國現代的民國時期,做辜鴻銘則是做中國現代的晚清時期。做林語堂主要是要看中國現代中的美國,做辜鴻銘則要看中國現代中的英國。辜鴻銘研究1990年代有一陣在國內挺熱的,以反殖民愛國的形象重新被髮掘。可辜鴻銘最喜歡引用英國名家塞繆爾·約翰遜的名言:愛國主義是地痞流氓人渣最後的避難所。


最近寫完林語堂馬上就想做辜鴻銘,也是因為有資料上的突破。我在愛丁堡圖書館找到辜鴻銘給駱克(James Steward Lockhart)的親筆信數十封,其間隔橫跨三十多年。辜鴻銘和駱克是愛丁堡大學的同學,他們後來一直保持朋友關係。駱克在香港官至僅次於港督的第二號人物(現在香港還有“駱克道”),後又出任威海衞總督。這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辜鴻銘。辜鴻銘維多利亞時代的文筆和手書很難讀,我專門請人幫我打出來了。


做辜鴻銘可以讓我們探究中國現代的“保守主義”脈絡。任何知道一點英國文化的人,絕對不會把“保守主義”當成貶義詞,可我們現在基本上還把它視為貶義的,因為保守主義在中國現代性中太弱了。革命後浪推前浪,而開啟這一風氣的是嚴復譯介斯賓塞、赫胥黎的進化論。然而,19世紀後半葉的維多利亞英國還有另一批人講“文化”的:卡萊爾、阿諾德、拉斯金等,和斯賓塞、赫胥黎唱反調,而他們正是辜鴻銘的老師和導師。他們的思想後來也影響到美國的哈佛教授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國文學評論家,人文主義的領軍人物,反對浪漫主義,相信倫理道德是人類行為的基礎——採訪者注)——中國學衡派學人的導師。辜鴻銘可以説是中國現代最徹底的反革命,從一開始就反康梁的“雅各賓”政變,一直反到在他晚年興起的共產主義紅潮。辜鴻銘一直警告我們,中國這樣激進下去,一定會搞出一個比秦皇嬴政還恐怖的“超級國家”。


燕舞:您也與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簽約了一部英文專著《中國文化導引》,能簡單介紹一下這部書麼?林語堂、辜鴻銘這些晚清、民國的思想文化名家在您所研究的這個“中國文化”的體系中,是不是佔據着特別重要的位置?  


錢鎖橋:辜鴻銘項目現在要稍緩一緩。我在英國一直教一門“中國文化導引”的課,出版社要我寫一本給學生和一般讀者用的書,我覺得也很有必要,我也有話要説。但寫起來發現可不是那麼容易的,要面面俱到又要有個人風格,不好把握。可見當年林語堂寫《吾國與吾民》要相當的功底。不過應該很快可以完工了。這裏當然會看到辜鴻銘、林語堂等前輩談中國文化的烙印。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畢業生楊柳女士與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專任教師胡茂盛博士,以及《北京舞蹈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張延傑副研究員,對本專訪亦有重要貢獻,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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