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遊漫錄》:徐志摩筆下的蘇俄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5 16:12:21

撰文: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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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漫錄》的見識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歐洲遊歷,第一站就是蘇俄。


在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接受蘇俄的資助,因而開始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致力於完成蘇共領導人多年之前就為中國規定的革命任務——“反帝反封建”。與知識分子的個人言説相比,政黨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經過時,成為“落後的”或“反動的”,一些學者與一代年輪人一樣,不知不覺中就學會了把政府稱為“北洋軍閥政府”,學會了高喊“打倒封建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等新口號。與此同時,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也發生了新變:由向西方學習轉向蘇俄學習;由“西化”轉向“蘇化”。在這個背景上,蘇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聖地,紛紛前去學習取經。


蘇俄是如此誘人,徐志摩也決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歐洲之旅就有了遊蘇的日程。《歐遊漫錄》記載的就是他對蘇俄的觀感。


走出國門,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亞,徐志摩終於目睹了蘇俄。俄羅斯的風光真美!徐志摩一再從心底讚歎,筆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寫。但俄羅斯人的生活真苦!革命之後的所謂新社會,讓徐志摩無法獻上他的讚美。他早已讀過許多關於蘇俄的描寫,但他一直懷疑,那也許正像蘇俄所説的,是帝國主義對蘇俄的惡意醜化,然而,眼前的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明顯。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問客人討錢,並且也不是客氣地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連站上的飯館裏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麼來的,全靠着我們吃飯處有木欄,斜着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眼注視着你蒸汽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麪包。他們的樣子並不惡,也不兇,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見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問這裏的人民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個車站下車,天已經黑了,車站上照明的卻是幾隻貼在壁上的油燈。昏暗的候車室裏是滿屋子黑黝黝的人羣,“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氣味!悲憫心禁止我盡情的描寫;丹德假如到此地來過,他的地獄裏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終於到了莫斯科,這是徐志摩初到科裏姆林宮時的感受:


這裏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裏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裏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裏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和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紀的漫遊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徵。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豔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種,一手拿着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後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俄羅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毀,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當然不是看舊文化來的”。那麼,莫斯科的新景觀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貧窮和蕭條:大街兩旁古老的店鋪大都倒閉,漂亮的店鋪是見不到的,最多也最熱鬧的是食品店,是政府開的,物資卻奇缺而且昂貴。俄羅斯人曾有的貴族氣徹底不見了,街上走過一羣羣男人,卻見不到一件白色的襯衣,更不用説禮服和鮮豔的領結。徐志摩寫道:“我碰着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徐志摩還拜訪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門進去的時候他躲在他的類似‘行軍牀’上看書或編講義,他見有客人連忙跳了起來,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絨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髮,一臉斑駁的鬍鬚。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的,傢俱有一張小木桌,一張椅子,牆壁上幾個掛衣服的鈎子,他自己的牀是頂着窗的,斜對面另一張牀,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牆角里有一隻酒精爐,在那裏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


在這樣的人羣中,徐志摩覺得很窘。他説,有一次他與陳博生去英國,也曾經感到很窘,因為與周圍的人相比,他們這兩個中國人簡直是叫化子。這次到莫斯科來,他又覺得很窘,卻不是因為自己寒酸,而是因為自己的穿着太闊氣。因為在莫斯科,“晦氣是本色,襤褸是應分”,而且人們的臉上只有憂鬱,沒有笑容,一個個都好像心頭沉重。


徐志摩


面對革命之後的俄羅斯,面對蘇俄的所謂社會改造,徐志摩感慨萬端,寫下了這樣的俏皮話:


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翻身,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脱,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兩腳行動厭倦了時競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着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


《歐洲漫錄》記下了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徐志摩説:“我在京的時候,記得有一天,為《東方雜誌》上一條新聞,和朋友們起勁的談了半天,那新聞是列寧死後,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訴,被告是骨頭早腐了的托爾斯泰,説他的書,是代表波淇窪的人生觀,與蘇維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寧臨死的時候,叮囑他太太一定要取締他,否則蘇維埃有危險。法庭的判決是列寧太太的勝訴,宣告托爾斯泰的書一起毀版,現在的書全化成灰,從這灰再造紙,改印列寧的書,我們那時大家説這消息太離奇了,或許又是美國存心污毀蘇俄的一種宣傳……”參加那次談話的,還有陳西瀅、郁達夫等人。因為他們都是作家,所以很關心托爾斯泰著作被禁燬的事。帶着這份關心,徐志摩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問及那則新聞,托爾斯泰小姐卻沒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説:現在托爾斯泰的書買不到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書也都快滅跡了。徐志摩問:莫斯科還有哪些重要的文學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是禮拜六到達莫斯科的,本想利用週六、週日好好看莫斯科,沒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為他出殯,整個莫斯科就得關門當孝子,滿街上迎喪,家家掛半旗,跳舞場不跳舞,戲館不演戲,什麼都沒有了”。喪事辦過之後,劇院可以演戲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戲,卻又遇到了這樣的事:劇院有戲,但售票處沒人,找人詢問,才知道“今晚不售門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讓黨的俱樂部包了,一般人不能進。徐志摩等人特別幸運,因為找到一個朋友,他們就被請進了劇院,而且不用買票。


由此,徐志摩見識了新社會的新秩序,也見識了黨在蘇俄的權威。


然後是參觀列寧遺體。正是這次參觀,讓徐志摩對對羅素產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幾年我膽子大得多,羅素批評了蘇維埃,我批評了羅素……我只記得羅素説,‘我到俄國去的時候是一個共產黨,但……’意思是説他一到俄國,就取消了他紅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氣裏去呼吸了幾天,我沒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從不曾有過信仰,共產或不共產。但我的確比先前明白了些,為什麼羅素不能向後轉……我覺得這世界的罪孽實在太深了,枝葉的改變,是要不到的,人們不根本悔悟的時候,不免遭大劫,但執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兒,也不是魔鬼,還是人類自己。莫斯科就彷彿負有那樣的使命。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有了這樣的感受,徐志摩對於國內的蘇化浪潮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他深知中國的現實所孕育的不滿,也深知中國歷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國人的反抗激情是多麼容易被調動。他開始對國內的青年説話:


“怨毒”已經瀰漫在空中,進了血管,長出來時是小疽是大癰説不定,開刀總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膿,總得有個出路。別國我不敢説,我最親愛的祖國,其實是墮落得太不成話了;血液裏有毒,細胞裏有菌,性靈裏有最不堪的污穢,皮膚上有麻風。血污池裏洗澡或許是一個對症的治法……但同時我要對你們説一句話,你們不要生氣:你們口裏説的話大部分是借來的,你們不一定明白,你們説話背後,真正的意思是什麼,還有,照你們的理想,我們應得準備的代價,你們也不一定計算過或是認清楚;血海的滋味,換一句話説,我們終久還不曾大規模的嘗過。……照你現在的做法做下去時,你們不久就會覺得你們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時候下來的好,還是不下來的好?我們現在理論時代,下筆做文章的時代,事情究竟好辦,話不圓也得説他圓的來,方的就把四個角剪了去就就圓了,回頭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為原來就圓的,那我懂得。比如説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種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裏,叫你到你自己的村莊你的家族裏去見房子放火,見人動刀——你幹不幹?……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運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論哪一處,多翻一陣血浪,他們便自以為離他們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們的地位看,這並不背謬,十分的合理。


……為什麼我們就這樣的貧,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錯,他們不説莫斯科,他們口口聲聲説國際,因此他們的就是我們的。那是騙人,我説:講和平,講人道主義,許可以加上國際的字樣,那也待考,至於殺人流血有什麼國際?你們要是躲懶,不去自己發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卻只貪圖現成,聽人家的話,我説你們就不配,你們辜負你們骨裏的髓,辜負你們管裏的血!


我不是主張國家主義的人,但講到革命,便不得不講國家主義。為什麼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軍師,還得運外國主意來籌劃流血?那也是一種可恥的墮落。


革英國命的是克郎威爾;革法國命的是盧騷、丹當、羅佩士披亞、羅蘭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馬志尼、加利包爾提;革俄國命的是列寧——你們要記着,假如革中國命的是孫中山,你們要小心了,不要讓外國來的野鬼鑽進了中山先生的棺材裏去!


幾代人的苦難過去之後,我們知道,當時的人們沒有聽從徐志摩的勸告。但是,歷史不應忘記,在那個路口上,有人這樣提醒過。它至少證明,當時的知識界並非全都犯糊塗。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那樣一個知識界大面積狂熱的背景上,徐志摩何以能夠獨醒而不迷?眾所周知,像魯迅那樣目光鋭利的人,幾年之後都沒有看透那層偽裝,自己被欺騙,卻寫了《我們再也不受騙了》那樣的文章;像胡適那樣頭腦冷靜的知識界領袖,也讚美過那“偉大的試驗”,而沒有意識到它將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後果;徐志摩平時對政治並不怎麼關心,憑什麼有這樣的目光?


是依靠思想,依靠知識,還是依靠詩人那顆純潔透明而未被污染的赤子之心?與胡適相比,徐志摩讀書未必多;與魯迅相比,徐志摩對社會的瞭解未必深入。徐志摩所擁有的知識和理論資源,胡適等人都該有。那麼,徐志摩的優勢來自哪裏?也許真的首先來自純潔而健康的人性,來自未被污染的靈魂。理論家、學者常常會變成沒有温度的機器;而葆有赤子之心的詩人,或許可以憑本能而做出選擇。徐志摩參觀列寧遺體展覽館,沒有像一些人那樣產生對列寧的崇拜,因為他一進門就看到了一個紅色的地球模型,由此產生了震驚與恐懼:“從北極到南極,從東極到西極(姑且這麼説),一體是血色,旁邊一把血染的鐮刀,一個血染的錘子。那樣大膽的空前的預言,摩西見了都許會失色,何況我們不禁嚇的凡胎俗骨。”看到血紅的地球模型和鐮刀錘子而產生恐怖感,大概不是知識和理論決定的。


不過,徐志摩對蘇俄的認識,也與知識有關。這得益於他的兩個老師:一個是羅素,一個是韋爾斯。


徐志摩崇拜羅素,1920年,他放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不讀,橫渡大西洋,到英國去追隨羅素。羅素的社會主義傾向眾所周知,但他也是較早認識蘇俄真相的人。早在1920年,他就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去蘇聯考察。蘇俄的那一套,沒有逃過羅素的眼睛,所以寫出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於羅素的著作,徐志摩每見必讀,這次不但做了筆記,而且寫了評論。他雖然並不完全認同羅素的看法,卻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徐志摩在他的書評中説,羅素之所以拒絕蘇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實現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能夠實現,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殘酷;就後者言,它太虛幻。為了實現那個虛幻的烏托邦,採用慘烈的暴力手段,讓人類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羅素害怕的。羅素不滿於人類生存現狀,但他拒絕流血。他也致力於救渡人類,但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和平的。這些思想,都對徐志摩產生了影響。


羅素


1920年,韋爾斯也去了蘇俄,並且見到了列寧。歸來之後,他把遊俄見聞寫成遊記,刊登在倫敦的《星期日快報》上。徐志摩讀過之後,也為他寫了評論,並且寄回國內發表在《改造》上。通過徐志摩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韋爾斯蘇俄親身經歷的事:參觀一所小學校,韋爾斯問學生平時學不學英文,學生一齊回答:學。韋爾斯又問:你們最喜歡的英國文學家是誰?學生一齊回答:韋爾斯。韋爾斯進而問道:你們喜歡他的什麼書?學生立即説出了他的十多種著作。韋爾斯不相信自己能夠如此為俄羅斯孩子所熟知,覺得這這些學生是被訓練出來的。於是,他獨自悄悄來到一所更好的學校,把那些問題重新問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卻完全不同——孩子們對韋爾斯一無所知。韋爾斯又來到該校藏書室,書架上沒有他的任何著作。韋爾斯明白了:原來一切都是演戲。徐志摩熟知這個故事,自然也知道蘇俄是多麼會演戲,知道那種制度是如何教會孩子們説謊,並建成一個依靠謊言支撐的社會。在寫於1921年的那篇文章中,徐志摩就做出了這樣的總結:“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


2


關於“蘇俄仇友”的討論


1925年秋天,《晨報副刊》發起了一場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大討論。討論的組織者就是徐志摩。這時候,他是晨報副刊的主編。


眾所周知,《晨報》是一家大報,《晨報副刊》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全國著名的“三大副刊”之一。徐志摩訪歐歸來,兑現諾言,接管了晨報副刊。他於9月底上任,10月1日在報紙亮相。而在此時,正是他的第一本詩集《志摩的詩》出版之際,他本人的詩名如日中天。然而,《晨報副刊》卻沒有以詩歌引人注目,而是以憂國憂民的姿態,和關於國家何去何從的大問題而震驚了讀者。徐志摩接管《晨報副刊》不到一星期,就發起了關於“蘇俄仇友”的討論。


討論的起因是陳啟修的一篇文章。1925年10月6日,晨報《社會週刊》發表了陳啟修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陳啟修,又名陳惺農、陳豹隱,《資本論》的最早中譯者。翻閲舊報可見,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學“馬客士主義研究會”舉行馬客士誕辰紀念大會,在北河沿法科大禮堂發表演講的有李大釗、顧孟餘、高一涵,還有陳啟修。1922年12月,陳啟修到歐洲考察,第二年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蘇俄,陳啟修成了一個列寧崇拜者。1924年1月列寧逝世,陳啟修曾經去為列寧守靈。回國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


只要瞭解以上情況,就不難知道陳啟修的立場和觀點,他的文章是為蘇俄辯護的。之所以要為蘇俄辯護,也是有原因的:自從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以後,蘇聯成功地掌控了國民黨人,並讓中共加入國民黨,從而通過國民黨的力量在中國點燃了反帝的怒火,釀成了親蘇的潮流;但是,一些人仍對蘇俄很不信任,而且把它看作帝國主義。他們把英美帝國主義與蘇俄相比較,把前者稱為“白色帝國主義”,而把蘇俄稱之為“赤色帝國主義”。陳啟修的文章,旨在抵消這種影響,使人們把蘇俄當作朋友。他言説的核心,首先是要説明蘇俄不是帝國主義。然而,陳啟修似乎沒想明白,所以言説有點詞不達意。想説的意思是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因而是友不是敵,文章的標題卻是《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無論答案是有是無,都離主旨甚遠。不過,人們讀他的文章,仍然不難看到他要表達的意思:蘇俄不是帝國主義,不要把蘇俄當敵人。


時隔兩天,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的張奚若寫了《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對陳啟修進行了批駁。徐志摩顯然贊同張奚若的見解,因而立即在《晨報副刊》上予以發表,並由此發起了大討論。


在討論中,徐志摩寫下了許多按語和回覆,表達了自己的見解。在《又從蘇俄回講到副刊》一文中,他指出:“中國對蘇俄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個大疽。裏面的膿水已經積聚到不可再淤的地步,同時各地顯著與隱伏着的亂象已經不容我們須臾的忽視。”他甚至説:“假如在這時候,少數有獨立見解的人再不應用理智這把快刀,直剖這些急迫問題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飯多抽一枝煙的耽誤就可以使我們追悔不及。”由此,我們不難品味出他發動這場討論的用意。他希望那些有獨立見解的人用他們的理智指點中國現實的迷津;“希望少數有思想力的人有膽量認清眼前的事實,獨立的從頭想一個透徹”;“就只單純的理想與信心可以靈感我們到救度我們自身偉大的事業。我恨的是糊塗的頭腦,它是個僨事的專家;我敬愛的是鋭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法的神劍。中國人靈魂是完全沒有的,那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中國人究竟有多少腦筋,有多少真的思想力……”。


在討論中,徐志摩刊發了一系列見解獨到的文章。比如,陳均指出:蘇俄名為工人專政,實為一D專政,“名為代表勞動階級的利益,實則愚弄、壓迫勞動者;名為扶助弱小民族,實則以政治手腕侵略弱小民族。”陳翔《友乎?仇也》中指出,“我認為蘇俄之對於我們中國,與帝國主義者不差其旨趣。帝國主義者今日侵略吾國,算是各盡其能事。然而借友華之名而施侵華之實的蘇俄,又何肯鬆其壓迫,使我們國人翻身一下呢?”作為證據,陳翔還從“經濟侵略”、“政治侵略”、“文化侵略”、“治外法權之侵略”四個方面論述了蘇俄對中國的侵略,最後得出結論:“老實告訴你們受盧布的朋友,蘇俄於中國,仇也,非友也,別再昏迷!”


徐志摩深知自己組織這場討論的意義。他在為《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專欄撰寫的《前言——記者聲明》中説:“這回的問題,説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説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的。”國民革命興起之後,一大羣年輕人天真地認為蘇聯就是人類的天堂,代表着人類的美好未來。徐志摩想通過討論而讓更多的人明辨是非,認識蘇俄。


在這場討論中,除陳啟修、張奚若兩位破題者之外,梁啟超、陳翰笙、江紹原、李璜、張慰慈、常燕生、劉侃元、陶孟和、錢端升、丁文江、張榮福、胡石青等不少名流都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尤其是張奚若的文章,的確是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在《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中,他拋開帝國主義是否有赤白之分的問題,拋開蘇俄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蘇俄是友還敵。他旗幟鮮明地表示:蘇俄是敵而不是友。他認定蘇俄對中國的危害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還要大:“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聯竟然毫無原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膽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衞力的國家裏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説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什麼?”


在《聯俄與反對共產》中,張奚若分析了蘇俄對中國的用心,認為蘇俄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國越亂越好,所以他們對中國的原則是“利亂不利治”,因而不搗亂是不可能的。他告訴人們:


蘇俄對於中國內政何以利亂不利治?説來原甚簡單;他因要爭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達到全世界勞動革命的目的計,不能不與攔他馬頭、截他去路的帝國主義者鬧一個你死我活。但同時他獨自一人卻又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幾個幫手……這完全是一個以俄國為發端,以俄國為歸依的私利政策,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仁義道德在內。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實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問題。策略固然因時因地而異,但無論何時何地他們均有一共同之點,就是:除完全聽蘇俄共產黨直接指揮的政府外,無論何種政府,他都要無條件的攻擊或推翻;除受蘇俄共產黨本身維持的秩序外,無論何種秩序,他都要無條件地擾亂或搗毀。


張奚若希望中國穩定,而不希望被別有用心者破壞。所以,他一再強調,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就不能聯俄;只要愛國,就不能聯俄。


徐志摩領導的這場討論從10月6日開始,到11月29日晨報館被放火焚燬,只進行了50余天,卻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然而,它激怒了親俄勢力。來自蘇俄的主義容不得不同的聲音,在辯論中無力取勝,就要採取更為有力的手段。於是,晨報館終於被燒燬。不同的聲音被打斷,青年們更容易聽從他們的號令。


劫難之後,徐志摩不改初衷。他在《晨報副刊》恢復之後聲明:“火燒得了木頭蓋的屋子,燒不了我心頭無形的信仰”,並且表示:“我生平經歷雖則不深,可是人事浮淺的變異輕易也駭不了我,嚇不倒我。我就自恨天生力量不夠,理智不夠鋭,感情不夠烈,筆力不夠強,但相當內心的平衡,我希冀,總還可以保持。本副刊以後選稿的標準還是原先的標準:思想和獨立與忠實,不迎合照舊不迎合,不諛附照舊不諛附,不合時宜照舊不合時宜。”


3


與胡適的一場論爭


1926年,徐志摩與胡適發生了一場論爭。從這場論爭可見,要比眼睛的洞穿力,當時的胡適遠遠不如徐志摩。


1926年夏,胡適取道蘇聯前往歐洲,途中在莫斯科停留3天,對蘇聯印象頗佳,寫成長信寄回國內,對蘇俄大為讚賞。


胡適一直傾心於自由和民主,此時卻對專政全無反感,這事看上去有點奇怪。其實並不奇怪,原因有二:一是作為自由主義者,當時的胡適並不堅定,尚有許多待補的課;二是在那短短的三天中,他迷迷糊糊接受了兩個人的誘導。這兩個人,一個是正在蘇俄的美國左派,一個是蘇俄外交官。


那位美國左派對他説:“此間作此絕大的,空前的政治試驗,自不容沒有障礙,故摧殘一切所謂‘反革命的行為’是可以原諒的。向來作Dictator(獨裁者)的,總想愚民以自固權力。此間一切設施,尤其是教育的設施,都注意實在造成一輩新國民,——所謂‘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輩新國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終止之時。”這種説法在中國很容易被認同,因為它與孫中山通過軍政、訓政而到達憲政的設想非常相似。這種表述有很大的欺騙性,而且可以推延開來:專政是為了終止專政,壓迫是為了消滅壓迫,殺人是為了消滅殺人……它向人們許諾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未來,卻為了未來而剝奪人們的一切。胡適當時竟無力衝破這個圈套。


那位蘇俄官員對他説:“你不必對於我們的Dictatorship(專政)懷疑。英美等國名為尊崇自由,實在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到一點危險時即將面具撕去了。如此次對付罷工的Everyway Power Act即是一證。他們也是一種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實承認。蘇俄卻是言行一致,自認為無產階級專政。” 坦率承認自己專制,同時指責別人的自由和民主虛偽,這種做法也容易説服人,因為即使在最最自由的國家,也仍然存在不自由;即使在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地方,民主的弊端也仍然存在。以真惡人指責偽君子,善惡不難辨別,但此時的胡適卻點頭稱是。


由此可見,對於人類文明的正途,當時的胡適在學理上並不完全明白,立場上也並不堅定。


徐志摩卻比胡適清醒得多。徐志摩知道,胡適之所以面對蘇俄而興奮,而極力讚美,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現實:“我們這裏空氣的沉悶,人道的腐敗,生命的消殘,的確是全世界沒有比的。因此你一出國遊歷去,不論你走哪一個方向——日本、美國、英國、德國,全是一樣——你總覺得耳目一新,精神煥發,彷彿丹德走出了地獄似的爽蕩……所以適之先生這次發現蘇俄的政治試驗有‘使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地方,也正在我們的意料之中。”然而,他不能放過胡適的錯誤,所以針鋒相對進行了批評。


胡適盛讚蘇俄在進行一場偉大的政治實驗。他説:“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説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他又:“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悦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


徐志摩提醒胡適:更值得研究的還有幾點:一、“蘇俄所懸的那個‘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沒有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二、“認清了他們的目標,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研究他們的方法對不對?這過程中所包含的犧牲值得與否”;三、“蘇俄有否權利到中國來宣傳他們單獨發明的‘政治福音’”。這些問題,的確是胡適尚未認真思考的。


胡適表示認同蘇聯政府的新教育:“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指出:“由‘愚民政策’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這不是等於説由俄國式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的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嗎?真共產派先就不感激!”在徐志摩看來,這兩者之間沒有通路。徐志摩深諳蘇俄教育底藴,為避免胡適的文章誤導讀者,他在按語中引用被稱作“中歐的智慧老人”的大學者捷克總統馬沙裏克的話説:“頂重要的事情是去悉心研究蘇俄的學校。俄國問題的祕密全在那裏。”然後回到胡適的話:“我看蘇俄的教育政策,確是採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説,作大規模的試驗。”胡適如此讚美蘇俄,他做了怎樣的研究呢?“不幸他下面接着説他一個學校都不曾見到;他看到的,使他‘驚歎’的,是他們的‘教育統計’。”徐志摩説:


……統計,統計!我們誰不知道這句成語:“數目是不説瞎話的,但説瞎話的人可以造數目。”並且統計即使是可靠的,統計表並不告訴我們實際的情形是怎麼一回事。不錯,蘇俄的學校,不論大小,都是男女同學的,學生自治的精神是很充足的,但這就是“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説”嗎?我們不是挑剔,我們很樂意知道蘇俄“確”是在大規模的試驗世界最新的教育學説,但就我所知道的,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他們側重的:第一是宣傳的能力;第二是實用的科目。例如化學與工程。純粹科學與純粹文學幾乎佔不到一個地位。宗教是他們無條件排斥的,那許是好事,但他們卻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階級戰爭唯物史觀一類觀念來替代信條——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説的一部吧。


徐志摩毫不客氣地繼續寫道:


我們一般人頭腦也許陳腐,在這年頭還來抱殘守缺似的爭什麼自由,尤其是知識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但我們是這麼回事,你有什麼想法!不,我並不批評蘇俄的教育制度,在他們懸定的目標下,他們的教育政策確是最有效率,最可佩服的,問題是在你贊成不贊成他們“造成一個有充分力量的共產黨員”的目標。假如你贊成蘇俄的共產主義,你就不能不在邏輯上贊成他們的教育;同樣的,你讚許他們實際的教育,你就不得不在邏輯上歸附他們的理想。就在這一點上,到蘇俄觀察的人等各家得到各家的結論。我們很期望適之先生下次有機會,撇開了統計表,去做一次實地的考察,我們急急地要知道那時候他是否肯定俄國教育有“從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的傾向。


徐志摩知道,在蘇俄的一D專制治之下,人民沒有選擇的權利,對於專政者的意志,只能依,而不能異。他由此得出結論:一黨的狄克推多,一階級的狄克推多,也許是改造社會的最有捷效的路子,但這條路卻並不通往自由和民主。退一步講,即使它能夠通往自由和民主,徐志摩問:“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純潔的心靈,美好的天性,堅定的人本立場,使他不糾纏於那些詭辯的理論,而是回到最簡單的人性與人道的起點來思考問題。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面對多麼美好的未來許諾,他也不贊同讓現實世界成為苦海和血海。


徐志摩沒有否定胡適關於蘇俄有權進行政治試驗的見解,但這一點也是值得討論的。因為在這一點上,胡適也是錯的。就進行試驗的權利而言,應該只限於拿自己去做試驗,卻無權拿別人去做試驗,更無權因自己的試驗而給別人製造苦難。像歐文那樣,到美洲買下幾萬畝土地,人們自願參加,而且來去自由,或者像日本新村那樣,都是應該被允許的。而以暴力征服和霸佔一個國家,強行進行這種實驗,而且以強大的暴力手段相鎮壓,讓受苦受難的人們無處可逃,這種試驗就是世界上最殘暴、最邪惡、最不人道的,因而也是最不合法的。面對蘇俄的試驗,胡適承認試驗的權力,的確讓人費解。他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以個人為本位,而蘇俄卻是以階級和階級專政的國家為本位。國家進行這種試驗,個人卻沒有拒絕的權利。這就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由,胡適難道忘記了個人自由的神聖性?


面對徐志摩的批評,胡適曾經反駁説:資本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國家主義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政黨政治有什麼學理上的根據?他甚至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與社會制度無關,無論在什麼制度之下,有天才的人都是要努力向上,所以就會創造財富,“我們不能單靠我們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由此可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在許多方面尚不具備應有的立場,他不明白自由首先需要有保障自由的制度,也不明白私有財產與自由的骨肉關係。面對一個蔑視一切個人權利的制度,竟然沒有意識到自由已經失掉了屏障。關於蘇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這一問題,胡適説:“我的答案是:什麼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沒有普遍性。這不是笑話,是正經話。我們如果肯‘幹’,如果能‘幹’,什麼制度都可以行。如其換湯不換藥,如其不肯認真去做,議會制度只足以養豬仔,總統制只足以擁戴馮國璋、曹錕,學校只可以造飯桶,政黨只可以賣身。你看,哪一件好東西到了咱們手裏不變了樣子了?”胡適甚至對專制完全沒有戒備,因為他認定中國沒能能夠實行專制的領袖。他説:“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時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這種捷徑是不可妄想的。”他甚至認為獨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為專政,而事實上是隻能畫是而不能畫不。此時的胡適的確很天真,竟然沒想到像中國這樣具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要自由和民主很難,要專制和獨裁卻容易得多。


徐志摩與胡適不同,他總是生怕中國人有幸得來的那一點點自由再不幸地失掉。他很敏感,知道政治上的專治與獨裁、教育上的黨化,都將嚴重危及個人的自由。在為張象鼎來函寫的按語中,他的這種憂心得到了更充分地表達。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一封信,作者是張象鼎,也就是後來大陸著名法學家的張友漁。他看了徐志摩對胡適的批評,寫信與徐志摩商榷。他説:“其實依我看來,‘黨化教育’便是新的教育,在世界的新國家裏,除非你甘為‘老大帝國’,不論他是共產黨專政,或者別的黨執政,都應該採取這種教育政策。”徐志摩收到張象鼎的信稿,連夜寫下了《對張象鼎來函的按語及答覆》,與張稿一起發排,刊登在1926年9月20日的《晨報副刊》上。


張象鼎認定黨化教育是新教育。但在徐志摩看來,這種教育卻一點兒也不新,因為它在歷史上已經有過。他告訴張象鼎:這種教育,在中世紀的歐洲就出現過,那就是中世紀的教會專政。“它不僅劃定思想的出發點與方向,不容絲毫的含糊,並且干涉到非政治性的生活本體”,在這種專政之下,人們的信仰是規定的,知識範圍是圈定的,習慣種種也大都有一定模型。在思想上,不用説懷疑上帝或懷疑教會,就是有一點非正宗的見解,被看作異端,也要被活活燒死。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不容忍時期,“幸而生在自由已經爭得幾百年後的歐洲人,回望那黑暗時代的嶙峋劌目,沒有不打寒噤的。”自從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才一步步獲得了自由。徐志摩感歎道:“自由似乎也有使厭了的時候,我們有幸生在這二十世紀的,又聽見什麼黨化教育的呼聲;我們也見着了蘇俄的‘大規模的試驗’。是的,蘇俄是中世紀政治的一個反響。”


由於對歷史的孰知,徐志摩認定:蘇俄的黨化教育是“中世紀政治的一個反響”。徐志摩説:“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蘇俄的政治和教育,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這是徐志摩所下判斷。因此,他提醒人們,在這種制度之下,人們雖然也能得到一些自由,但那只是有限的自由,而在根本之處,人們卻連思想的自由都失掉了。


徐志摩動情地寫道:“人類進化的一個意義,是意志自由行使的範圍擴大;正如一個個人要做到他情感與本能的主人,人類的努力也只是要做到他周遭的勢力的主人。他要支配,他不願被支配;他要選擇,他不願被選擇,他要做主,不願做奴,他要爭自由,也許是絕細的一點點,但這點點他還得爭;一旦覺悟了,非到最後的一刻,他不肯,也不能捨手。我個人懷疑共產主義,懷疑黨化教育,也就為顧戀一點點的私人自由。也許不時髦,但我就是這樣的頭腦;將來也可能變樣,難説,但現在還不。再説如蘇俄一類的黨化教育(那簡直是‘劃一人生觀’訓練,説什麼教育),是隻能在一黨完全專制治下才有實現的可能,它有幾個前提是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的:天主教的上帝與聖母,共產主義的階級説;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


不幸的是,蘇俄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國成為現實。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逐步開始推行蘇俄式的黨化教育。通過學校而向青少年灌輸黨義,並且培養對黨魁的崇拜與忠誠。1929年胡適發起“人權運動”,鋒芒直指國民黨的一D專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44次常委會特地通過“因警誡胡適而引起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該條例要求全國各級學校都必須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週至少須有一次之集合研究”。那是中國人被迫“政治學習”的開端。


(作者授權刊發,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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