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琦善點個贊

史客兒2019-04-13 06: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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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官運特別好。


十九歲入仕,即授刑部員外郎,二十五歲,擢通政使司副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稱高官。三十歲,任河南巡撫(正二品),三十六歲,升兩江總督(從一品)。據説有人來不及改口,見了升任總督的他,還小琦、小琦地叫,雖然失禮,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的官場,這都算一段佳話了。五十歲,他已身為文淵閣大學士(正一品),直隸總督,是民間所謂“宰相”;這就是他去廣東處理“夷務”時的正式身份(同時也是欽差大臣,兼署兩廣總督與粵海關監督)。然而,年輕人升遷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慣常人們對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最講究資格。這當然體現了道光皇帝的風格。為什麼道光朝是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有人嘗試用“心理史學”分析,因為道光皇帝當皇子的時間太長,在競爭成為皇太子的兇險道路上養成了穩重以致失於保守的性格,而等到即位時已經三十八歲,從生理上來説早已進入中年(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無疑義),更加求穩懼變,於是,不僅以此律己,還要以此規範百官,自然而然,就養成了自上而下的暮氣。初聞此論,覺得很有道理。但在他之前,順治、康熙、乾隆與嘉慶諸朝,皇帝登基之時,從數歲到三十餘歲,都比他年輕,稱得上虎虎有生氣,故氣象大不同。但是,仔細一點兒,去查書,卻會發現他的皇阿瑪嘉慶皇帝,儘管三十七歲就名義上稱了帝,可接下來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雖已是嘉慶朝,但宮中的時憲書繼續使用乾隆年號),待到他真正接班,已是四十一歲,比道光皇帝登基時大了三歲。不僅如此,他的曾祖雍正皇帝,四十五歲才接班,也沒見誰評論雍正朝的空氣如何保守,如何壓抑,這又怎麼破?


“萬馬齊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龔自珍對他所處的時代做出的判斷,這位偉大的文學家,自有他的經驗與情緒,後世讀者須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話來定義整個時代,更別説否定一個時代,因為這不科學。同理,道光皇帝確實輸了鴉片戰爭,可不能因為這場敗仗,就把他個人一筆抹殺。至少,琦善的火箭式升遷,就是一個反證。


當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諱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終説,清為水徳,然而尚什麼色説不準,只好以宗室的黃色來權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黃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爾,本是蒙古貴族,而能率眾歸附滿洲,因此受封為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傳到琦善,正是第十二代。以此,可説琦善是黃十二代。他是侯爵繼承人,即能以廕生授刑部員外郎,遠比辛苦蔘加科舉的讀書人要輕鬆。


不過,琦善未來能在史書佔據一席之地,不論褒貶,原因在於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從不放鬆後天的努力。


琦善藉着家世顯赫,不到二十歲,免試去刑部當了幹部,可想而知,同事們自然有羨慕他的,也會有從心裏瞧不起他的。心裏的鄙視,不必寫在臉上、出諸口中,但會體現在做事上,於是,如何應付各種刁難,成了琦善初入職場的最大難題。


有人總結清代政治失敗的原因,説主要因為三個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條,條例卻有近兩千條,律是成文法,例,則集合了歷朝皇帝的詔旨、對臣下奏摺的批諭,以及從刑部審定案件中抽象出來的原則性意見。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與例,孰為重要?當然是例。


對胥吏來説,他們雖然沒有科舉或貴族出身,不能擔任要職,但是,中央各部官員、地方各級官員,在具體辦事與辦案方面,幾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見辦。官員們並不想這樣,但他們不熟悉業務,辦不好這種事情。在胥吏面前,他們都是廢物。試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寫作的領導,哪有時間去熟悉例案?在一省一部連續工作幾乎不超過十年的領導,哪有動力去熟悉例案?可是,在中舉赴職後,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與例案有關,請問,領導該怎麼辦?單位里正好有一些幾乎一輩子都在同一職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們的父兄也在同一職崗,而且他們的子孫還很有可能繼承同一職崗,請問,要不要請教這些同事?如果嫌麻煩,是不是乾脆就委託這些同事去辦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長官(尚書、侍郎)對本部基層員工特別尊重,遠遠超過對中層幹部的尊重。


最後一個“利”字,也就有着落了。胥吏既不能通過科舉獵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權力,就只能通過工作體現價值—精熟例案,挾例弄權,以權謀利。


琦善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的刑部新來的年輕人。雖然是幹部,但不是領導,上班還得幹活,幹活就容易被老同志們噎着,噎壞了還沒地兒投訴。如前所述,各部首長對本部胥吏都是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們的狀,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愛學習。他花三百兩銀子,請來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緊牙關,苦學三年,學到“例案精熟”為止。有品官的地位,則未來有發展的空間,再兼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則前途不可限量矣。為什麼琦善在三十六歲成為兩江總督?這就是答案。


1841年,當英軍兵艦到了天津,琦善臨危受命,去廣州處理“夷務”,在確信打不過對方的情況下,與英方簽訂了《穿鼻草約》。他之所以被稱為“漢奸”,即因這次簽約。然而,照當時的情勢,不簽約,又能如何?不過二十年,有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不願完全履行條約,結果是圓明園被燒,廣州被佔領。或曰,歷史不能假設,二十年前後的事情不能用來互證,那好,且看事實:一年後,清廷雖不承認《穿鼻草約》,卻須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才能停戰。



再看看《南京條約》與《穿鼻草約》條款的比較。前者同意完全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後者規定割讓香港,然由中國保留在香港收取關税的權力;前者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後者只需補償煙款六百萬元。於是,説到喪權辱國,二者皆然。説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則琦善謀國,猶有多者。以此,蔣廷黻才説:“倘與《南京條約》相較,就能斷定《穿鼻草約》是琦善外交的大勝利。”


做出這種判斷,實在不難。然而在當時,在晚清以至其後,出於各種原因,大家都不願為琦善點個贊。僅就當時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權,事後到底如何卸責,失地賣國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誰,就是一樁疑案。雖無確證,但我們從琦善以擅訂和約得罪,革職充軍,不久即赦還,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員的事實來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並未真把琦善當罪人。


至於當時的輿論與後世的清議,不利於琦善,更易理解。鴉片戰爭後,琦善任陝甘總督,有位下屬叫張集馨,在回憶錄裏這麼説:琦大人“天分絕頂,見事機警”,在刑部辦秋審(死刑複核),有“白麪包龍圖”之號。在地方做官,辦案與用人,亦非不徇人情,但必須情理相合,方肯同意,總以“不貽害地方”為原則。也不是不受賄,但必須“公事結實可靠”,方肯收錢,而絕不做買官賣官的勾當。若然,則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場,應能獲得中上的評語了。但是,張氏又説,琦善“性氣高傲,不欲下人”,對當時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給面子(林則徐應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領銜的評論界,對他自然是“毀多譽少”了。


【摘自:《牛史·晚清篇》 譚伯牛/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北京磨鐵圖書)點擊左下角“閲讀原文”購買

圖 書 信 息

書 名:《牛史·晚清篇》

作 者:譚伯牛

出版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ISBN :978-7-5139-1948-7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定 價:48.00元


繼《戰天京》後,譚伯牛重温晚清歷史,重磅發佈《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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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近代史研究者譚伯牛關於晚清以降軍政人物的另類之作。全書以時間為經,以人物故事為緯,在廣博的史料基礎上,從細節入手,以人性角度釐清了這段羣星璀璨歷史中的諸多誤讀,再次展現譚伯牛對歷史的精通和對人性的瞭然,精細打磨一個與你印象中不一樣的晚清軍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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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譚伯牛:近代史學者,著有《戰天京》《天下殘局》《湘軍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獄》《近代史的明媚與深沉》《畢竟戰功誰第一》。作者對歷史的看法獨到,敍述語言幽默風趣,觀點令人耳目一新,文字令人捧腹大笑,自在天涯社區更文,便有“千軍萬馬來追(譚伯)牛”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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