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印章:學問、交往和政治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2 20:49:13

撰文: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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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擁有印章最多的現代作家,周作人的印章收藏尤其能體現他的交往和應酬特色、美學觀、學問關懷,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社會變遷和政治意涵。作為包括周作人在內的民國文人最為喜愛的文化空間,琉璃廠的興衰也直接影響印人及印章收藏的命運。


周作人


1


研究戰時周作人的印章政治,有兩個人值得注意:一是壽石工,一是金禹民。壽石工在1940年代有“執北方印壇之牛耳”的美譽,在琉璃廠的銘海閣、清祕閣和榮寶齋掛牌鬻印。他一生治印兩萬餘方,自用印章多達兩千餘方。壽石工為周作人刻印不多,在所刻之印中,“忍過事堪喜”和“知慚愧”兩枚章因與周氏的命運及其哲學連在一起,故頗值得探討一番。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不久北京淪陷。周作人企圖靠著譯教書蟄居北京。然而周氏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足以使他成為日本最想收編的人。1939年元旦周作人家中遭到槍擊,讓他驚魂不定,無以自處。1月14日,他借用杜牧詩句作如下所謂“打油詩”:“但思忍過事堪喜,回首冤親一惘然。飽吃苦茶辨餘味,代言找得杜樊川。”周在《苦茶庵打油詩》一文中説此詩“為元日事而作”。不久又託壽石工刻章一枚,印文曰“忍過事堪喜”。 所忍之事顯然與槍擊事件有關。但是忍的目的何為?是為了“安”而“安莫安於忍辱”(《陰符經》)?還是“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又是如何忍法?印文當然難以容納。然而恰恰是這種曖昧性契合了周作人對戰時之事“一説便俗”的內心需求。


如果追溯周氏的生活史和思想史,這枚章還有淵源可尋。周氏於1935年在北新書局出版的《苦茶隨筆》,開篇之“小引”部分就是一篇關於“忍”的儒釋道三家的具體論述、他本人之於“忍”和杜牧的“忍過事堪喜”的理解,以及在生活中的實踐。據該文記載,周氏於1934年赴日期間曾在片瀨地方花二十錢燒了一隻小花瓶,用藍筆題字曰:“忍過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於江之島,書杜牧之句制此。知堂。”並且在瓶底鈐一長方印曰“苦茶庵自用品”。周氏解釋道,他並非以此為格言,只是欣賞它的境界。這種境界猶如飲茶,少兒無法接受茶的苦味,大人喝了苦茶反而覺得爽快,引用《詩經》中“誰謂茶苦,其甘如薺”來印證,卻也説“這是大人的可憐處”。至於儒釋道三家的忍辱觀,周氏認為儒家之“小不忍則亂大謀”並非視忍辱本身有價值,“不過為要達到某一目的姑以此作為手段罷了”,雖然積極,他卻並不那麼認同;至於道家所謂的“安莫安於忍辱”同樣是把它視為手段,仍不夠有大謀;周氏認為釋家所謂的“內心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之境最佳,特別引用《六度部》第十八之三的“忍辱篇”,雲“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那麼再回到1939年周氏將“忍過事堪喜”一語入印的行為,似乎上述釋家之解釋有着更廣的內涵,與周氏1939年的心境更妥帖。



1933年,周氏曾託壽石工刻一枚篆書朱文章“知慚愧”。周説:“然則知憂懼或與知慚愧相類,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門乎?” 周氏是在探討知的範疇與對象問題,這也是周氏要刻“知慚愧”一章背後的學術因素。而這枚章也因常常被使用而為朋儕所知。後因戰時與日本人合作,“知慚愧”的周氏遭到嘲笑:在知性上對世間是非異常分明,然而行動卻舍是而取非。茅盾以《周作人的“知慚愧”》為題,諷刺周説:“在他心中和‘優秀有為’的日本民族‘親善’而‘築立東亞的新秩序’不是什麼可慚愧的事情。” 周作人的晚年知音張中行在其晚年亦以“知慚愧”為題,感慨知慚愧而能做到無愧太難。 不知是否有周氏的影響在。


金禹民本來是琉璃廠掛單的職業印人,戰時因周作人的關係命運有所改變。


1939年3月,周氏被偽北大委任為北大文學院籌備員;8月與偽北大祕書長錢稻孫等共商文學院教職員的人事安排,他本人接任文學院院長一職。而“金禹民”的名字恰好於1939年出現在文學院教員錄中。1939年北大“本院教員錄”裏記載:“雕刻導師 金禹民 彝族 男 年齡:三五 籍貫:河北宛平 住宣外教場四條十五號。” 應該可以推測金禹民的被聘用與周作人有關。查閲1940年北大文學院的教職員名錄,發現有如下記錄:“以下未聘定 羽太重久 六小時 一二〇元 領津貼”,也就是説,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也是北大的非正式員工,更可以看出此一時期北大文學院的人事安排與周作人的密切關係。金禹民也是非正式教職員工,他的課時費為每小時四十元,比起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的沈啟無每月四百元、教授趙蔭棠每月三百四十元,可謂低矣。據金禹民當時的學生回憶:“北大的治印課是屬於課外活動,因此鐘點費不多,每月有一袋麪粉的實物配給,當時一般公教人員薪水都很低,實物配給是主要收入。”所以北大授課之外,金禹民還在雪廬國畫社教篆刻,同時在琉璃廠的藴玉齋等刻字鋪掛單。 不過,北大收入雖然低,總能稍微改善生活,金禹民內心對周氏肯定充滿感謝之情。1940年,金禹民為周氏刻朱文篆書章“知堂五十五以後所作”,是贈予周氏五十五歲的壽禮,極為周氏珍視。他在《苦茶庵打油詩》中提及該章時説:“五十五歲以後是我的僧臘”,也就是説,五十五歲之後是他受戒出家的日子。然而從與日本合作逐步深入的1940年到他在説這話的1944年,幾乎始終沉浮宦海,並不見其出家人面目。此一時期,出現在周氏面前的金禹民不再是琉璃廠上懸潤的鬻藝人,他為周氏所刻的章常常是贈品,如“周作人印”、“吾所用心”、圓印“周作人”(1941)等章;而周氏所用之筆、墨、硯台等亦託金禹民購買,不過周氏均付錢給金禹民,也是對後者的體諒。


                        

金禹民的藝術風格與周氏的藝術趣味之間有着一定的匹配關係,就治印人與印章需求者來説,最好不過。然而,鑑於周氏在淪陷時期的社會角色,他的藝術趣味無法獨立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説,淪陷時期的周作人是金禹民的贊助人。同時金禹民因為周作人也接觸了不少在舊京的日本文化人,與這些人多有翰墨往來。據張中行回憶:“那是四十年代,金先生給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刻了印,武者小路先生送金先生一張畫,作為回報。一方尺的紙上畫兩三種蔬果,下署‘實篤’,畫和字都古意盎然。這張畫裝在鏡框裏,一直懸在金先生住屋的牆上。文化大革命之後去訪他,看牆上,畫不見了,問他,説也丟了。我們心照不宣,相對苦笑了一下。” 淪陷下金禹民與周作人及其周邊的關係,註定對二戰結束後陷入內戰和運動的二人產生影響。“文革”後期,金禹民被下放到江西農村,深受迫害,後患半身不遂,左臂失靈,只好單臂操刀,晚年所治之印“單臂翁”、“支臂所書”均是蹇運之記錄。可以推測並且這種推測能夠成立的是:“文革”期間金禹民的罪狀之一,是淪陷時期與偽政權或者政府要人及日本人的密切關係。


説到北京淪陷,周作人擔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一職,在其任上有一枚簽名章“周作人”。該簽名章不知作者,也許是專門承接公務刻章的店鋪所為吧,也記於此。



2


1945年抗戰勝利不久即陷入國共內戰,書畫篆刻業走向式微。1949年以後中上階層人士大量離京,對印章的個體需求量鋭減。1952年,在古玩、玉器、珠寶業中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8月份運動告一段落。文人雅士們的刻字需求被抑制;1953年,政府規定“官印”不再允許私人刻制,琉璃廠刻字商鋪僱請的師傅們紛紛離店,同古堂歇業。1956年公私合營,包括同古堂在內的琉璃廠多家刻字商鋪併入刻字合作社。到了1957年下半年,“刻字行業業務量明顯減少。為解決經營困難,提出了‘以刻字為主,實行多種經營,以副養主’的經營方針開展了電器小產品加工、灌電池瓶、做電閘、電閘刀等生產加工業務,以增加收入” ,篆刻業面臨轉型。從印學書籍的出版來看,據韓天衡《中國印學年表》記載,1948、1949年間海上輯成的印譜僅十餘種,且多為個人自印而非公開刊行。1953年宣和印社刊行《晚清四大家印譜》、《二弩老人遺印》等後戛然停止。印譜、工具書、印學資料的匱乏導致印學普及困難重重。而個人收藏的印章也逐漸易私為公,文人雅集之風不再,印人羣體之間缺乏交流。安藤更生1963年秋來到北京,重訪琉璃廠,描述並感慨道:“近來的政治情勢讓這個街道的相貌陡然一變,歷史悠久的老鋪基本上關張或轉業,故人四散,昔日的兄弟情分不見了蹤影,有限幾個挺過來的店鋪,原本金碧輝煌的大招牌也被塗漆的便宜貨給替代了,這讓我很沮喪。……這條街道之荒涼,更甚於昭和十二年事變時的情景。” 進入“文革”以後,琉璃廠的齋、堂、店、閣等老字號遭受嚴重破壞。


就曾經為周作人治印的印人而言,陳師曾1923年英年早逝,吳南愚1942年離世,壽石工、馬衡、王青芳、齊白石、陸和九、張樾丞、楊仲子於1950、1955、1956、1957、1958、1961、1962年先後去世,魏建功與周別如參商,錢君匋亦不再與他來往 ,隨着雕刻業的凋敝,周作人1950年代後所獲得的印章都為後輩學生、忘年交贈印,如李象賢、劉佩韋、蕭廷義、陳尚農、方紀生、張鐵錚等。而贈印最多者,則是與周氏未曾謀面、卻是周氏虔誠的擁躉者無錫人馮元亮。1963年得其印9方,1964年得14方,收錄《周作人印譜》的總計32方,此外還託馮元亮為他的家人以及友人谷崎潤一郎刻印。周氏在1963年11月2日致鮑耀明信中誇馮為谷崎所治長條名印者“別有風格”,“不俗”。在1964年7月11日致鮑耀明信中説:“二十多年不曾刻印,這回還虧馮君。”周氏晚年專力翻譯,馮元亮贈之以“譯林星鳳”印章,周作人表示“為刻印佳,唯雲譯林星鳳則不敢居之不疑也”(1963年6月8日日記)。1964年7月10日,周氏日記記載:“倚魂所刻印十三方,頗有佳者。唯有些過於自誇,亦不敢用。如譯林星鳳,雖文字大雅,惜無用處耳。”馮元亮對周氏的崇敬昭然可見,然而已是頹齡的周氏連生死都可以看淡,何況此等溢美之詞。1964年周作人囑馮君為自己刻“壽則多辱”,雲“壽則多辱庶幾與八十歲後作諸章相應,可見周氏對晚年境遇的感受與死生態度。與此同時,周作人則多次為馮元亮寫字、寫扇面、寫對聯,給他寄從鮑耀明處得來的丹麥制醃牛肉等,以酬其所刻印章。周氏1965年2月18日日記最後一次提到馮元亮:“晚得倚魂十六日信,乞貸,深愧無以應之。”其時無論馮、周,生活都陷入窘境,一個靦顏借錢,一個囊中羞澀,在終結一個晚年知音的友情的翌年,周氏無尊嚴地離開人世。


關於馮元亮為周作人刻的章,還有兩點需要補充。其一,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枚信璽,是馮元亮刻的。印文為朱文篆書“作人信璽”,收於鮑耀明編《周作人印譜》第14頁。其二,關於上述印章“譯林星鳳”,周作人不止一次表示“無用處”,是感覺印文誇張,周作人並不喜歡。馮元亮是借印章表達對周氏的尊敬,然而晚年的周氏透徹,明死生,當然不願意使用這類印章。包括另一枚印章“吾老猶健”(收於《周作人印譜》第16頁),同樣與晚年周氏的自我認知相悖,故不用。相反,馮元亮所刻章中,為周氏用得最多的,即兩方“壽則多辱”。


(馮元亮刻)


在周作人晚年的印章活動中,金禹民不得不提。前述周氏晚年獲贈印章,往往來自其後輩學生或者忘年交,而事實上方紀生、張鐵錚本人並不刻印,他們贈的印章都是託求金禹民、或者與金禹民合贈的。比如1963年張鐵錚贈周氏的兩方印“知堂八十後作”和“知堂甲辰年八十”,以及同年方紀生和金禹民合贈的“知堂八十歲以後作”均屬此類情形。1964年周氏託金禹民為其刻“壽則多辱”印,再次表達自己的生之恥辱。


  


 


晚年的周作人自己很少向金禹民求印,更多的情況下是為他人求印。前述“瘋癲”、“風瘨”二印不必贅言,此外周氏尚託金禹民為谷崎潤一郎刻兩方名章,而篆刻過程則充滿了曲折。1961年11月22日,周作人將鮑耀明請託代谷崎制印一事交給張鐵錚處理,但很快被告知,“因刻印者皆須呈報官廳”,於24日將不能辦的結果告訴鮑耀明,並祈“原諒是幸”。鮑耀明亦很快回信稱“銅印事太費神了,請作罷論。”(12月1日)但為了回報谷崎的情誼,周氏不甘心,故於12月19日致信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請他處理此事。次日致信鮑曰:“谷崎君名印事,與其找鐵筆家,還不如仍從銅印進行較為省事,因為現在殊少有名印人,偶有一二人,也印刻名印須呈報警察,視同刻字匠人,因而擱筆,故尤不易找也。”周氏的努力終有回報,1962年1月1日,周氏致信鮑耀明,稱:


谷崎君銅印事,向文聯反映事已告成功,不到十天就送來證件,現當託前回去的友人去辦交涉,這事第一步説算告成了,但中國有句格言,“行百里者半九十”,這裏文化部門的一關雖已打通,但還要看公安部門(因為刻名印須本人呈報的規定,乃是派出所)能否通過,還要再看,所以且慢告知谷崎君,等到有了十分光時再行告知為妙。銅印如刻好,這回不能再書中夾帶了,須要正式當作小包寄,但此事想不成問題,因為斤兩很輕,不過幾兩而已。


在公安部門那裏尚未落實之前,周就託請馮元亮刻谷崎石章一枚,又將自己手頭的“浴禪堂”銅印託金禹民改刻谷崎名章(對於此事,鮑耀明在3月1日致周作人信中稱周“至為‘心苦’也。”)。1月10日,周致信鮑,稱:


谷崎君的銅印事,形勢當難預料,即使成功也恐怕難望滿足。現在萬事都感缺乏,如印章要裝一錦匣,便沒法辦,至少要花一兩個月工夫,轉託糊匣子的人偷閒給做一個,因為他們照例除公家的事外都不能去幹的。


1月18日,周致信鮑説:“銅印當可刻成,但系舊材料,故或嫌太小一點,然亦無法,因銅系工業特別需要品,製品在市上無處可找也。”1月23日,周又致信鮑稱:“谷崎氏銅印尚未鐫成,惜舊印未免太小一點亦較為薄一點(因系磨去舊刻重雕),但無新貨,故亦無法,刻成後當設法寄呈。”到了1月25日,兩方印章終於刻成,周在給鮑的信中對印人加以介紹,稱:“谷崎君的印幸得成功,計銅石各一,皆用舊材料,且不甚大,拓本附呈,刻者金君禹民(號彝齋),系舊印人壽石工之弟子,亦近代鐵筆家之佼佼者,系以私人之情誼託刻,故全是一手所包辦。尚有一方系江蘇文人馮元亮所刻直長小印,前已拓其文呈閲,俟其寄到後一併設法又及。馮君乃文人兼能刻印,故姑請其刻一方也,看去似尚佳,其人蓋‘素人’也。”次日又致信説:“谷崎君對於小印似頗滿意,未知對於銅印以為何如,鄙意似亦不惡也。小印已於今日託‘無名作家’攜帶前去,或者能夠早到,金君所作印須作木匣,辦郵局税關手續,恐要遲幾時,唯印文前已拓奉,可請谷崎君先睹為快也。”1月29日周在日記中鈐谷崎朱白文印各一方,同日致信鮑,稱:“銅印卻並不成問題。北京舊制裝印錦匣甚佳,今既無鋪,亦無人制匣,故只用棉花包裹裝紙板匣中而已。收到後乞將二印另行裝飾(刻找榮華齋制之)並重行荷造後郵寄為妥。馮君併為鄙人制小印數方,拓一紙附呈,唯似較谷崎君印稍差。”到了2月2日,周在日記中記載:“印章已寄出,這回有‘文聯’的介紹信,什麼都沒有麻煩,可謂運氣已極。”2月25日,周致信鮑,稱“金君系刻印名家壽石工之弟子,與我亦相識,因找匠人多麻煩,故找到他,省事多矣。” 


至此,周氏請託馮元亮和金禹民為谷崎刻印一事所反映出來的世情是:其一,私人刻印已被禁止,只好託關係處理。其二,出口印章的石材有嚴格規定,田黃、雞血石進出口都要交税,普通石材則不受限制。其三,因篆刻業凋敝,它的衍生品印匣亦無人制作。本來周想“轉託糊匣子的人偷閒給做一個,因為他們照例除公家的事外都不能去幹的”,而且“北京舊制裝印錦匣甚佳”,但是“今既無鋪,亦無人制匣”,結果只能用棉花包裹印章寄出。筆者本想收集1950年代以後有關印章的管理制度和出口制度加以佐證,但尋覓無果。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樣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情勢。1963年10月21日周作人致信安藤更生,謂:“六朝錢文拓本信封制了已有三十多年,因中國仍有忌諱,難得遇見明達的人使用上一回,若在日本便沒有什麼顧忌了。” 就把自己手頭的信箋送給了老友安藤。


一言以蔽之,進入1960年代,傳統的篆刻業已全面衰敗,周氏晚年獲取的印章全部是人情酬酢的方式,與治印人之間的買賣關係已經不存在了。


1960年代同樣是周作人不斷地處理藏印、當然也包括其他收藏的時期。分贈的人,主要有鮑耀明、張鐵錚、張中行等人。張樾丞刻的部分印章送鮑耀明,壽石工所刻“忍過事堪喜”歸張中行,“為啞人作通事”、“案山子也不會”、“畏天憫人”、“有酒學仙無酒學佛”、“不愛江海之珠”、“冷暖自知”等歸張鐵錚。以此方式回饋他們的人情,當然也有看淡生死及身而散的灑脱。張鐵錚回憶他1970年去東安市場,竟然在金石篆刻櫃枱上發現有周作人的印章,均為“文革”時期抄家物資,其中一方是張樾丞刻“鳳凰磚齋藏書印”。 當然,更多的則不知去向。近年來的拍賣市場屢現周作人印章,為此而引發的訴訟也有。


3


晚清以來形成的現代市場機制,以及琉璃廠文化街的繁盛,培育了文人篆刻的商品屬性,這些文人鬻藝為生又不失風雅。自1917年赴京就經常逗留琉璃廠的周作人願意付潤金,從職業印人手裏購買印章,特別是大革命失敗之後的1929年開始,周氏頻繁購買,亦有周邊友人饋贈,每年近40方,這樣的情形持續三年。對於饋贈印的朋儕,周氏往往以寫字、寫扇面、贈書、贈信箋拓片等方式回報。北京淪陷以後,琉璃廠衰敗,士人羣體南遷,文人羣體的雅集活動隨之凋零,周氏印章主要靠少數特定印人提供,特別是被部分納入殖民體制的金禹民,無償地為周氏刻印多枚,並且經常幫助周氏購買筆墨硯台等,當然這也因為周氏為金提供了北大非正式教職的機會;而周氏也會主動付印款以及筆墨硯台錢。當然,這種交往並不能界定為是純功利性的,這裏包含着周作人對金禹民治印水準的認可。1950年代以後,隨着篆刻業的轉型,懸潤的職業印人不復存在,職業藏家的藏品往往易私為公,印章的衍生品印匣的私人制作失去了空間,印材的出口受到限制,而在周氏日常生活中,印章仍然是他的人情酬酢的重要方式。為了回報贈印,周為他人書寫扇面、書手札、寫字、贈書、贈碑帖拓片,愈到晚年,他回報給贈印者的自身藏品的種類愈豐富,甚至包括物資匱乏時代的食物。概而言之,周氏更珍視職業印人的印章,故而願意以金錢交易的方式獲取,周氏與印人之間的關係也獲得長期維繫。而在周氏的朋儕交往中,印章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獲贈人以書法、信箋、拓片等風雅方法,讓贈與人獲得合乎禮數的回報,彼此之間有着默契的交往方式,維持着穩定且複雜的互惠關係。晚年的周氏開始將藏印作為禮物饋贈朋儕,然而經過“文革”,大多不知所終。三百方左右的藏印能夠製成印鑑的或有二百一十方,但足以繪出一幅周氏不同於文學交往、政治交往的藝術交往之圖,可以補足周作人研究。


儘管民國篆刻業較之明清進一步發展,但印章收藏在現代作家羣體的價值體系中並不普遍,仍屬於高層次的藝術形式和文化行為,印章與金石學、文字學的特殊關係,反而讓置身金石考古學和語言文字學學術氛圍濃厚的北大的周氏與馬衡、錢玄同、魏建功等考古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在交往過程中,獲得了獨特的交往方式。魏建功以注音字母入印,是時代氛圍使然;周氏在介入北大的語言文字學學術活動的過程中,留下不少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論述,背後有着濃厚的文化關懷和歷史視野,這是周氏區別於他周圍的語言文字學家的特點。而周氏語言文字學的視野長久以來則被文學家周作人遮蔽了。


周作人在小品文方面的成就眾所周知。通過梳理周氏印章,特別是其中的閒章,可以發現印文是周氏的縮微版小品文,同樣承擔着説物事、抒胸臆、敍事理的功能。如為了紀念早逝的女兒而刻“若子紀念”;“忍過事堪喜”與1939年元旦槍擊案有關;“知慚愧”本是敍事理,卻因自己的人生選擇而遭詬病。“壽則多辱”語出《莊子》,周氏頗喜此四字,文章中多次引用,晚年多次表達生之厭倦,周氏刻三方“壽則多辱”的印章,真真“情見乎辭”。而他本人也是在“文革”運動正酣、飽受屈辱中離世的,印文見證了生命,成為周氏晚年的“讖語”。


印章在周作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並不外在於周作人而被列入奢侈品之列。周氏往往會將一份雅玩,如漢磚製成拓片、信箋,刻成印章,這些雅玩充斥着周氏日常生活空間和交往空間,且持續周氏生命始終,無論革命潮流的漲退、政權更替,甚至在家國危亡的異族統治下,甚至身陷囹圄,都不放棄這種風雅的生活方式。而社會大眾對這位思想家或者説知識精英又有所要求,希望他的思想能夠與時代的關懷相契合,故而不滿他的風雅和恆常的生活方式。那麼進一步思考,是否恰恰因為他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完善,使他能夠脱離“主義”時代的束縛,最大可能地反抗“主義”對私人領域的支配,從而保持了思想的完整甚至是超前呢?故而今天閲讀周作人仍有意義。


(作者為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文最為2018年7月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屆周作人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後以《周作人印章中的趣味、學問、交往和政治》為題刊發於《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1期。本文選自原文,註釋和小標題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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