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適與蔣介石的交往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2 20:49:12

撰文:陳紅民、段智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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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胡適和蔣介石


1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乘“威爾遜總統輪”赴美國。在中國大陸政權易手,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逃至台灣的過程中,他一直住在美國,與蔣介石保持着聯繫。1950年3月初,胡適聯名曾琦致電蔣介石,賀其“復任總統”。  1951年5月,胡適給蔣介石寫一長信,託杭立武轉交。信中勸蔣要“知己知彼”,“多讀中共出版的書,如《斯大林論中國》之類”,最後勸蔣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最重要的是“蔣先生先辭去國民黨總裁”。  1952年,英國牛津大學邀胡適出任東方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胡有意應聘,但鑑於英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遂向“外交部長”葉公超請求,讓葉徵詢蔣介石的意見,結果因蔣不贊成而作罷。  1952年9月14日,胡給蔣寫8頁的長信,對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七全大會”提出建議,希望蔣及國民黨要表明“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國民黨誠心培植言論自由”。他甚至要求國民黨、蔣介石公開“罪已”,“罪己的話不可單説給黨員聽,要説給全台人民聽,給大陸上人民聽”。  蔣介石對此置之不理,國民黨“七全大會”根本沒有討論此類建議。 


1952年11月至1953年初,胡適應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邀請,赴台灣講學。他一下飛機,就受到熱烈的歡迎,胡適為新朋故友及記者們的熱情所感染,笑稱“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  。對於蔣介石給予很高規格的接待,胡適方面的記載為:


(1952年11月19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先生(胡適——引者)坐西北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東京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在歷久不絕的掌聲中,先生含笑揮帽,緩步下機,精神極為旺健。先生穿的西服和大衣,都是藏青色,綠色花領帶,黑皮鞋。蔣總統的代表蔣經國,以及教育學術各界的人士約千餘人,上前歡迎。


下午,七時三十分,晉謁蔣總統,並與總統共進晚餐。 


(12月12日)上午,蔣總統邀先生陪同檢閲軍隊,在新竹“參加檢閲的軍隊六萬多人,由於天氣關係,沒有見到空軍配合參加。受檢閲的部隊裝備都是新的,體格強健,精神很好,使我看了很高興”。 


(1953年1月16日)蔣公約我吃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説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説,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我説,憲法止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説!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 


(1月17日)蔣總統特派蔣經國代表送行(胡適返回美國——引者)。先生和他握手時説:蔣總統對我太好了。昨天我們談得很多,請你替我謝謝他。  


蔣介石與胡適數次接觸、談話,但他日記中只記載了1952年12月邀胡參加閲兵時談話的情形與感觸:


(1952年12月12日)胡適來此遊覽,招待及聽取其報告,約談十五分時,乃寢。不料寢後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時,服藥後亦不奏效,苦痛極矣。此乃為胡之言行或為美國近情所致乎? 


(12月13日)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台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餘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矣。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台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進午膳後別去。 


對於兩人首次在台灣聚首與所受到的高規格接待,胡適感覺甚好,而與蔣談話時所説“逆耳的話”,蔣介石也“居然容受了”,故臨行時發出“蔣總統對我太好了”的感歎。蔣介石的感受大不相同,在與胡談話後竟然徹夜難眠,“苦痛極矣。”蔣對胡適大談“自由”“民主”的高調甚不以為然,認為是“書生之思想言行”,故“特斥之”。事後,蔣又記道:“與胡適之談話二小時,不知彼果有動於中否?”  胡適這段時間向蔣建言的內容,兩人所記大致相同,胡認為蔣“容受了”,蔣卻説對胡“特斥之”。兩人都期許對方能回心轉意。


2


1954年,蔣介石的“總統”任期將屆滿,“第二屆總統”該如何產生成為讓蔣犯難的大問題。利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第二屆總統”,似乎是胡適為蔣介石想出的招數。據胡適日記,1953年1月胡在向蔣介石辭行時,兩人間曾有一段問計與獻計的對話:


最奇怪的,是他(蔣介石——引者)問我,召開國民大會有什麼事可做?我説:當然是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他説,這一屆國大可以兩次選總統嗎?我説,當然可以。此屆國大,召集是民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總統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滿任,二月二十日必須選出總統與副總統,故正在此第一屆國大任期中。他説,請你早點回來,我是最怕開會的!這最後一段話頗使我驚異,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 


蔣介石最後用的就是這個辦法。執意要參選的他對外界的反映非常敏感,胡適竟然成為防範對象。他在1954年1月記道:“對蔡斯來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適為副總統無理取鬧,皆有深切研究與合理之腹案,但暫置不答,以靜觀其變化如何也。” 蔡斯(Williams C.Chase),美軍少將,時任美國駐台灣軍事技術援助團團長。左舜生,中國青年黨黨魁,1949年後移駐香港,對台灣時政常有批評。胡適這時雖是被別人提出,蔣介石還是相當反感。


由於胡適的特殊地位與影響力,2月9日《中央日報》記者在紐約採訪了他。胡適表示,身為“國大代表”,他決定到台灣參加會議與選舉,堅定地支持蔣介石。胡適回到台北後發表談話:“國家處境艱難,除蔣總統以外,沒有人比蔣總統領導政府更為適當,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復國建國的歷史使命。”  當有人告訴胡適,傳説蔣介石曾在國民黨臨全會中推薦胡適為總統候選人時,胡回答,他認為這是蔣介石的謙讓,非常感謝。但他心臟病史已達15年,連人壽保險公司都不願保他的壽險,怎能挑得起“總統”這副擔子?有人問,假如有代表不得其同意而簽署提名甚至當選,又將如何?胡適幽默地回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佈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胡適此次在台灣逗留一個半月,與蔣介石見面7次,其中有長談,有宴會,有便飯,蔣再一次邀胡參加閲兵式。


蔣介石當選“總統”後,胡適對記者説:“今後六年,是國家民族最艱難困苦的階段,只有蔣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難,蔣先生肯負此項重大的責任,表示萬分的欽佩和感謝。”  對於在台灣實施民主問題,胡適甚至為蔣“解圍”。他在3月28日答覆記者問題時説:“蔣總統於三月九日招待國民大會的宴會上,曾保證今後政府將實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將獲享更多的自由……蔣總統曾説:‘這幾年來,由於軍事上的理由,使民主自由的措施,受到若干限制,很是遺憾。’” 


胡適的誠懇態度,似乎並未解除蔣介石對其的疑心。1955年蔣介石考慮“孫立人事件”的善後時,將胡適與蘇聯、中共、吳國楨等敵對勢力並列,他寫道:“孫立人自寫悔罪與求赦書,則對其第一步處置之辦法,當可告一段落。今後惟對明令免職之方式與時機應加研究,總使俄、共與吳逆等在美反動宣傳不致過於擴大為要,但對於胡適等自由分子之反感亦不可忽視耳。” 


3


1957年11月4日,蔣介石發表命令,准許“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辭職,任命胡適為院長。任命發佈後,蔣介石即電胡適,促其儘早回台就任,謂中研院為最高學術研究機構,“關係國家民族前途至深且鉅,端賴碩彥領導,敦促早日回台就任” 。


胡適起初並無意接任,他先是請人代向蔣介石婉辭,11月6日又直接致電蔣介石表達辭意:“前日曾託騮先(朱家驊字——引者)、思亮(錢思亮——引者)兩兄代懇總統許我辭謝中研院長之職,因適今年二月施外科手術以來,體力迄未恢復,八、九、十三個月中五次發高燒,檢查不出病因,惟最後一次是肺炎,亦由抵抗力弱之故,尚須請專家檢驗。最近期中,恐不能回國。故不敢接受中研院長的重任。李濟之兄始終主持安陽發掘研究工作,負國際學界重望,頃年繼任歷史語言所長,百廢具舉,最可佩服。鄙意深盼總統遴選濟之兄繼任院長,實勝適百倍。迫切懇辭,千萬請總統鑑察矜許。” 


蔣介石再致電胡適,對其身體不適“深為繫念”,但堅持“中央研究院仍賴出而領導”,希望胡能“早日康復回國就任”  。在各方敦促勸請之下,胡適的立場動搖,12月6日,他覆電蔣介石,請任命李濟暫代院長 , 等於同意未來將回台任職。蔣介石允其所請。


1958年初,“中央研究院”開始為胡適建造住宅。幾年前蔣介石知道胡有回台久居之意,“曾表示願將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的版税內撥款興建房子一座,送給先生居住”,胡適允就中研院院長之後,“中央研究院與行政院研究商洽的結果,由中研究追加預算二十萬,在院裏建築一棟平式小洋房,佔地五十坪,裏面有大客廳,連着小客廳各一間,書房一間,卧室兩間,客房一間” 。 4月8日,胡適回到台灣,“副總統”陳誠等到機場歡迎。次日,“總統府祕書長”張羣到其暫住處,“陪同前往士林官邸。總統以茶點款待,談了一點鐘……先生(胡適——引者)對記者説:總統氣色很好,很健康。對我的病況很關心,使我很感謝。總統對於學術研究,和發展自然科學,很關切,也很感興趣,所以,今天所談的都是關於學術問題。”  


4月10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到會祝賀並演講。12日晚,蔣介石在官邸宴請中研院全體院士,胡適方面的記錄只有簡捷的一句“蔣總統在官邸宴請全體院士,至八時半始畢” 。 


胡適歸來,蔣介石很高興,9日初次與胡適見面時,“對其研究學術與辦理大學意見頗多可取” 。 第二天蔣親自出席胡就職典禮,當他發表精心準備的祝賀演講詞時,卻被胡適當場“糾正”,蔣視此為奇恥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記道: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説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


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辭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禮遇不予計較……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蔣將所受胡適之辱形容為平生“最大的橫逆”,甚至與1926年在武漢受到鮑羅廷的“侮辱”相類比,顯然是言過其實,但亦可見被胡適刺激之深;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知此一剌激太深,仍不能徹底消除,甚恐驅入意識之中” 。12日晚,蔣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體院士,或許已經對胡適反感在先,他怎麼看胡都不順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貽琦等,胡適首座,餘起立敬酒,先歡迎胡、梅同回國服務之語一出,胡顏色目光突變,測其意或以為不能將梅與彼並提也,可知其人之狹小妒忌。 


在週末寫的“上星期反省錄”中,蔣介石用較長的篇幅詳細記錄了胡適對其“不恭”的表現:


胡適就職典禮中,餘在無意中提起其民國八、九年間,彼所參加領導之新文化運動,特別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點,又將民國卅八、九年以後共匪清算胡適之相比較,餘實有尊重之意,而乃反觸其怒,殊為可歎。甚至在典禮中,特提餘為錯誤者二次,餘並不介意。但事後回憶,甚覺奇怪。又是,在星六招宴席中,以胡與梅貽琦此次由美國返回,餘乃提起卅八年初將下野之前,特以專派飛機往北平接學者,惟有胡、梅二人同機來京,脱離北平圍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機來台,皆主持學術要務為欣幸之意。梅即答謝當時餘救他脱險之感情,否則亦如其他學者陷在北平被共匪奴役,而無復有今日其人之辭,殊出至誠。胡則毫不在乎,並無表情。惟彼亦聞梅之所言耳,其心中是否醒悟一點,則不得而知矣。餘總希望其能領悟,而能為國效忠,合力反共也。 


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無可掩飾,他不僅用梅貽琦的謙恭來反襯胡適的“狂妄”,而且還想到了逝去多年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胡適的言行,更使我想起蔡孑民先生道德學問,特別是他安詳雅逸不與人爭的品行之可敬可慕也。”  蔣介石此處也道出了其“尊重”胡適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他能“為國效忠,合力反共”。


4


胡適1958年回台與蔣介石初次見面後,曾表示“希望有兩三年的安靜生活,當可將未完成的著作《中國思想史》寫完,然後再寫一部英文本《中國思想史》,接着就要寫《中國白話文學史》下冊” 。 實際上他並未專注於學術寫作,兑現其完成幾部大書寫作的計劃,反而樂此不疲地參加各種活動,自我感覺良好。伊朗國王巴列維與約旦國王候賽因先後訪問台北,蔣介石均邀胡適參加接待。胡出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四處講話,公開支持蔣介石。他曾對胡頌平説:“我對總統是很恭維的。現在有些人想恢復‘五五憲法’,無論如何,這部憲法比‘五五憲法’高明得多。當初在胡漢民、孫科時代的立法院,立法委員只有四十九人,像王雪艇、傅秉常等都是。那時是個法制局的性質,並不是國會,現在要想回到‘五五憲法’時代是不可能的了。” 


蔣介石歡迎胡適回台,意在將老虎收籠,免得其在美國亂髮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後,卻非常“不識相”,這使蔣如芒刺在背。4月底蔣在“上月反省錄”中將胡專列一條:“忍受胡適之侮辱,不予計較,此或修養之進步歟?”  從5月起,蔣在日記中只要提到胡適,都是負面的:


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於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歎士風墮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令人悲歎……經兒(蔣經國——引者)婉報胡適與其談話經過,乃知其不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勸我要“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不知其對我黨之仇恨甚於共匪之對我也。可恥。 


朝課後,與經兒談反動派抬胡適組黨,及其勾結美國之情形,此時美未必為其供應什麼也。惟胡有躍躍欲試之意,但為過去關係,餘對胡適應有一次最後規誡之義務。 


午課後,手擬去年反省錄,開始感想千萬:胡適態度最近更為猖狂,無法理喻,只有不加理會,但亦不必予之作對,因為小人自有小人對頭也。對於其所言反對修憲與連任總統之謠諑,乃是一般投機政客有意誣衊之毀蔣運動,不僅餘本人,即本黨亦從未有此意向,希其審慎,勿受愚弄。至於“毀黨救國”之説,聞之不勝駭異。中華民國本由國民黨創造,今遷台灣,亦由國民黨負責保全,如果毀了國民黨,只有拯救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偽國,如何還能拯救中華民國乎?何況國民黨人以黨為其第一生命,而且視黨為國家民族以及祖宗歷史所寄託者,如要我毀黨,亦即要我毀我自己祖宗與民族國家無異。如他認其自己為人,而當我亦是一個人,那不應出此謬論,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應由辭修(陳誠字——引者)或嶽軍(張羣字——引者)轉告予其切誡。 


胡適狂妄言行,決不予理睬。與辭修談胡適問題,認其“毀黨救國“之説,是要其現在領袖自毀其黨基,無異強其自毀祖基,此其懲治比之共匪在大陸要其知識分子自罵起三代為更慘乎。 


今後最不願見的無賴胡適政客及悔改之黨員程滄波,勉強而行,是乃品性修養之進步之效也。 


隨着胡適表示反對“修憲”、反對蔣“連任總統”與要求蔣把國民黨一分為二以增加競爭活力,蔣介石對胡的不滿逐步升級,所用詞語從“狹小妒忌”,“甚覺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後是罵其“無賴”、“可恥”、“政客”,討厭到不願再見胡適的地步。這段時間,如何對付胡適,也是蔣日記中的重要內容。 1959年初,蔣介石接見趙元任後,頗有感想,胡適再次被拉出來反襯:“見趙元任夫婦,甚和洽。餘近對學者心理,以為如胡適一樣,殊不然也。畢竟真正學者,其言行風度多可敬愛者也。” 言下之意,蔣認定胡不是“真正學者”。


5


1959年3月底,胡適在台大醫院接受割除背部粉瘤手術,。蔣介石曾派蔣經國前往“慰問”  。5月28日,胡適晉謁蔣介石,蔣對胡住院手術“表示關切”,胡則邀請蔣參加7月1日的院士會議:“先生(胡適——引者)因將出國,向總統請假三月。接着説七月一日舉行院士會議,可能有十四位院士出席。這天上午舉行開幕典禮,請總統能在開幕典禮中訓詞。總統説:‘那時除非我不在台北,我一定來的。’”  


蔣介石也記了這次見面:“召見胡適,約我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訓,其客辭特表親善為怪。凡政客愛好面子而不重品性者,皆如此耳。” “胡適無聊,面約我七月一日到其研究院院士會致訓,可矣。” 


蔣介石耍了手腕,他先未如約參加7月1日的院士會議,冷落胡適,再於次日在官邸設宴款待胡與全體院士,由陳誠、張羣、梅貽琦等作陪。  蔣對此舉不無得意地寫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未應邀參加,而仍約宴其院士,此乃對胡適作不接不離之態度又一表示也。對此無聊政客,惟有消極作不抵抗之方針,乃是最佳辦法耳。  


因厭惡胡適,與胡關係親疏的程度竟成為蔣介石用人的取捨標準。1959年3月,蔣介石記道:“召見穀風翔同志,提及陳雪屏為反動分子包圍,並借胡適來脅制本黨,此人積惡已深,其卑劣言行再不可恕諒,但餘仍能抑制情感,出之以忍也。”  然而,蔣不久之後就為陳雪屏與胡適的親密關係而懲罰了陳:“三中全會準備閉幕講詞……正午,選舉常委。陳雪屏、胡建中、王(黃)朝琴三人同票,本應抽籤。餘乃決定除去陳而取胡、王,以陳籍黨外勢力以自重,並招搖挑撥也。” 


6


已有的論著對於胡適一度公開反對蔣介石“修憲”與參選“第三屆總統”一事的研究已經相當細緻。胡適日記中記載,他曾試圖當面向蔣介石進言,未獲機會,便通過張羣、王雲五、黃少谷等黨政要人向蔣轉達意見。1959年11月15日,他再次託“總統府祕書長”張羣向蔣系統地轉達如下四點(反對蔣參選的四點理由):


(1)明年二三月裏,國民大會期中,是中華民國憲法受考驗的時期,不可輕易錯過。


(2)為國家的長久打算,我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不違反憲法,一切依據憲法,是“合法的”。人人視為當然,雞犬不驚,是“和平的”。


(3)為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蔣先生能在這一兩個月裏,作一個公開的表示,明白宣佈他不要作第三任總統,並且宣佈他鄭重考慮後盼望某人可以繼他的後任;如果國民大會能選出他所期望的人作他的繼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幫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國人與全世界人都會對他表示尊敬與佩服。


(4)如果國民黨另有別的主張,他們應該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佈出來,決不可用現在報紙上登的 “勸進電報”方式。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國民黨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 


蔣介石對胡適避而不見,雙方沒有形成正面交鋒,但蔣在日記中對胡充斥着敵視與謾罵,對胡適的建議也逐條“批駁”:


(蔣介石認為,美國未公開反對他連任,這)對目前國內反動派胡適等反蔣之心理無異予以打擊,以彼等假想美國不贊成連任,為其反蔣之惟一基礎也。可恥。 


與辭修談話。彼以胡適要我即作不連任聲明。餘謂,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 


胡適反對總統連任事,各處運用其關係,間接施用其威脅技(伎)倆,餘皆置若罔聞。昨其來與嶽軍相談其意,要求與餘個人關門密談,並託嶽軍轉達其告辭修等相同之意。乃餘對嶽軍曰:餘此時之腦筋,惟有如何消滅共匪,收復大陸,以解救同胞,之外再無其他問題留存於心。至於國代大會與選舉總統等問題,皆在我心中,亦無暇與人討論,否則我即不能計劃反攻復國要務矣。如胡再來詢問時,即以此意答之可也。此種無恥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 


胡適無恥,要求與我二人密談選舉總統問題,殊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對革命之學者身分,滿心想來操縱革命政治,危險極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總統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愛於辭修也。因之,餘乃不能不下決心,而更不能辭也。以若輩用心不正,國事如果操縱在其手,則必斷送國脈矣。 


胡適無恥言行,暗中反對連任,與張君勱亡國言論皆狂妄背謬已極。惟有置之不理而已。 


其後,胡適雖未改變基本立場,但也在他人勸説下“識相地”不再公開發表反對蔣“連任”的言論,並在1960年2月出席“國民大會”,任主席團主席,參與主持選舉蔣任“第三屆總統”。  蔣介石並未因胡適的“讓步”而感到寬慰,反而轉成對胡的譏諷與蔑視:


近聞胡適受夢麟(蔣夢麟——引者)之勸,其對國大代會選舉與連任問題不再反對,並願擔任此次國代聯誼會年會主席。此乃其觀望美國政府之態度而轉變者,可恥之至。餘昔認其為比張君勱等人格界高,其實彼此皆為政客,其只有個人,而絕無國家與民族觀念,其對革命自必始終主張敵對與破壞之地位,無足奇哉。 


入府見胡適,其態度神氣似已大有改變。為怪。 


7


1960年的“雷震案”,是蔣介石與胡適關係中的重要事件。關於胡適與雷震、《自由中國》雜誌及組建反對黨的關係,其在“雷震案”發生後的態度,已公開的資料與研究相當充分。 本文只披露蔣介石在處置“雷震案”時對胡適言行的反應。


蔣介石對《自由中國》懷恨在心,對胡適與《自由中國》的關係也相當清楚:“所謂反對黨之活動與進行,乃以美國與胡適為其招搖號召之標幟。” 就是因為投鼠忌器,怕處置《自由中國》與雷震,引起胡適、美國的反對,蔣才遲遲未下決心。1960年,雷震等人加快了組織反對黨的步伐,而蔣在完成“修改憲法”及“連任總統”後,終於決定要對雷震下手了,台灣警方在胡適離台灣赴美國訪問期間(胡適7月9日飛西雅圖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行前,蔣介石曾設宴招待 ),於9月4日逮捕雷震。蔣介石在下最後決心之前,對“雷震逮捕之考慮,不厭其詳” 。蔣考慮的中心點是事後如何應對胡適與美國,他在8月31日確定了詳細的應對計劃:“一、雷逆逮捕後,胡適如出而干涉,或其在美公開反對政府時,應有所準備:甲、置之不理;乙、間接警告其不宜返國。二、對美間接通知其逮雷原因,以免誤會;三、談話公告應先譯英文;四、何時談話為宜,以何種方式亦應考慮:甲、紀念週訓詞方式;乙、對中央社記者談話方式。” 


雷震


果不出蔣所預料,雷震被捕後胡適便在美國發表了聲明。蔣深不以為然,他在日記中除對胡本人破口大罵外,也點明瞭所以容忍胡的關鍵,是胡的言行恰能用來粉飾台灣的“民主體制”。他記道:


胡適對雷案發表其應交司法機關審判,且稱雷為反共人士,而決不叛亂之聲。此種真正的“胡説”,本不足道。但有“胡説”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否則,不能表明其政治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餘昔認為可友者,今後對察人擇交更不知其將如何審慎矣。 


在審判雷震那段時間,蔣十分注意國外的反應,而將一切不利反響與批評意見全歸之於胡適:


胡適挾外力以凌政府為榮,其與匪共挾俄寇以顛覆國家的心理並無二致,故其形式雖有不同,而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徒使民族遭受如此空前洗劫與無窮恥辱。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為重點,自四日逮捕至廾六日起訴作為第一階段,除國內外少數反動言論外,一般反響並不如所預想之激烈,惟一紐約《時代》雜誌乃受胡適之影響,亦作不良之評論,殊出意外。 


10月,蔣聞胡適將從美國返回台灣,頗感緊張與頭痛:


聞胡適定於十六日回來,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減刑或釋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彼尚不知其已為他人所鄙棄,而仍以“民主”“自由”來號召,反對革命,破壞反共基地也。 


聞胡適已於昨由美起飛回國,其存心搗亂為難可知,而且若輩所謂自由主義之文化買辦們從中縱容無疑,應加防範,但以忍耐為重。 


今日聞胡適回來後對雷案各種“胡説”,不以為意,聽之。我行我事可也。 


本日為胡適無賴卑鄙之言行考慮,痛苦不置。其實對此等小肖(宵小)不值較量,更不宜痛苦,惟有我行我事,置之一笑,則彼自無奈我何矣。 


胡適回到台北,不斷向“總統府祕書長”張羣表達見蔣的要求。蔣認為,“胡適為雷震張目,回國後似並未變更,故其對國內外反動之鼓勵不少也” ,再次採用避而不見的策略。在“冷落”胡近一個月後,蔣介石在11月18日才準胡見面。對這次見面經過與所談內容,胡適方面的資料有詳細記載。蔣介石的記載大致相同:


召見胡適約談三刻時,彼最後提到雷震案與美國對雷案輿論。餘簡答其雷系關匪諜案,凡破壞反共復國者,無論其人為誰,皆必須依本國法律處理,不能例外,此為國家關係,不能受任何內外輿論之影響。否則政府無法反共,即使存在亦無意義。餘隻知有國家,而不知其他,如為忌國際輿論則不能再言救國矣。此大陸淪陷之教訓,不能不作前車之鑑也。最後,略提過去個人與胡之情感關鍵,彼或有所感也。 


這段描述比較平實,可見蔣事先經過精心準備,特別是最後用“個人感情”詰難胡,使其無語,頓時只能自辯,轉而強調自己對蔣與“政府”的一貫支持。 在該周的“反省錄”中,蔣對自己的策略頗為自得:“胡適之‘胡説’,凡其自誇與妄語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為匪諜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無話可説。即認其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辯論矣。” 



在對雷震等人進行宣判,押入監獄執行徒刑後,蔣介石感覺對胡適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他總結道,此為退台後“十一年來對內對外的反動投機分子的最激烈之鬥爭,至此或可告一段落” 。“胡適投機政客賣空與脅制政策未能達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 


8


蔣介石對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結束後,他聽説胡適、成舍我等人發起要求特赦雷震運動,斷定“此與美國、共產黨同路人內外相應之行動” 。 但一星期後,蔣就張羅着給為胡適做七十大壽。他先是派人給胡宅送去親筆所寫的“壽匾”,後又在官邸設宴為胡祝壽。胡適很是感激,12月19日給蔣寫信:


介公總統賜鑑:


十五日晨,黃伯度先生來南港,帶來總統親筆寫的大“壽”字賜賀我的七十生日,伯度並説,這幅字裝了框,總統看了不很滿意,還指示重裝新框。總統的厚意,真使我十分感謝!


回憶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北平已在圍城中,十五日,蒙總統派飛機接內人和我和幾家學人眷屬南下,十六日下午,從南苑飛到京。次日就蒙總統邀內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給我們作生日。十二年過去了,總統的厚意,至今不能忘記。


今天本想到府致謝,因張嶽軍先生面告總統有會議,故寫短信敬致最誠懇的謝意。並祝總統健康百福。


胡適敬上 四十九、十二、十九 


對於蔣介石12月21日在官邸所設壽宴情形與眾人的表現,胡適方面的資料記述相當詳盡:


中午,蔣總統在官邸為先生祝壽,約了陳誠副總統、張羣、謝冠生、王雲五、黃伯度、陳雪屏、羅家倫、毛子水、沈剛伯、錢思亮、唐縱等十一人作陪。總統和夫人是主人,共四十人。中菜西吃,有壽桃、壽麪,吃的是壽酒。吃飯時,總統和夫人站起來給先生祝壽,幹了一杯。先生也站起來,幹了一杯。這時大家都站起來了。先生説:“祝總統、夫人健康。我也幹了一杯。”先生又祝在座的老朋友健康,再幹了一杯。接着就隨便談談。最後,先生對總統説:“我今年是滿六十九歲,今天總統祝我七十歲,我就當作七十歲了,我聲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胡適的感激溢於言表,且真的在一年後以蔣已為其過生日為由,婉拒他人為其過七十大壽。 。1962年2月6日,蔣經國到胡宅拜農曆新年,並代表其父邀胡適夫婦到士林官邸吃飯。兩天後,胡適夫婦如約與蔣介石夫婦共進午餐。“飯後,蔣夫人送給胡夫人一些年糕、滷肉,也帶回來了。” 


16天之後的1962年2月24日晚7時10分,胡適在演講中因心臟病發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暴卒”二字,強烈地表明瞭蔣對胡適壓抑已久的負面情緒,也與其對胡長期的“禮遇”形成鮮明對比。胡之死,蔣介石頓時感覺除卻心頭大患,長舒一口氣:


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胡適過世次日,蔣與張羣商談胡適喪事,並確定挽胡適的聯句:“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此聯句是他在與宋美齡在後公園瀏覽時,“途中得挽適之聯語,自認公平無私也”。從這個表述,不能確定這個後來流傳甚廣的聯句是蔣介石自己想出來的,還是他人代擬的,但蔣甚為得意,“自認為對胡氏並未過獎,更無深貶之意也”。  3月1日,蔣介石攜張羣去殯儀館,瞻胡適遺容。次日,蔣對胡適有個“蓋棺”之論:


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 


這段評論有褒有貶,算是台灣時代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適“最客觀”的評論了。


1962年6月27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頌布“褒揚令”讚頌胡適一生的貢獻 , 算是“蓋棺定論”。但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並未因其過世而消除,日後偶有提到胡適都是抱怨批評之語。在處理完胡適喪事的當月,蔣在日記中提到:“昨齊如山先生喪期,以事忙遺忘未能視祭為憾。以齊先生之有功於文化與社會之供[貢]獻,以及其品格高超,胡適遠不能及耳。”  齊如山是戲曲理論家、作家,早年遊歷各國,回國後投入中國戲曲的改造工作,為梅蘭芳編寫劇本40餘種,協助梅出國演出。蔣説齊在文化與社會的貢獻遠在胡適之上,顯然是過於情緒化的評價。


1968年為蔡元培百年誕辰,蔣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紀念活動後記道:“該院之環境污穢,設備零亂,毫無近代管理知識,殊為心痛。此乃自胡適以至今日院長王世傑,所謂新文化之成績也。最高學府如此現狀,何以立國與興學耶?應該設法改革為要。回寓心緒沉悶。”  此時胡適已經過世近六年,蔣介石仍不忘將眼前過錯歸咎於他。 


9


以上羅列的史料,分別出自蔣介石的日記與胡適日記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等,蔣、胡二人的觀感是基本可信的,而兩個當事人對同一事情的敍述卻差異如此之大,真所謂“一個事實,各自表述”。這就引發出一系列的疑問。


本文標題“差異何其大”,也恰如其分地表現出蔣介石對胡適的兩面態度。在公開場合,蔣對胡做十分誠懇的“尊崇狀”,高規格地迎送、接見慰問、請教問計、祝壽邀宴,但在私下裏(日記中)對胡適幾乎是“深惡痛絕”,破口大罵。兩者的反差實在太大,以至真難説蔣介石的哪一種態度更真實。胡適有個著名的命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蔣對胡適採取“容忍”態度,似乎是這個命題的踐行者。如果説蔣介石在公開場合“尊崇”胡適是姿態,是要利用胡適,而在日記中大罵胡適,多是他的“心理活動”,是“私下泄憤”。那蔣對“公”與“私”、感情與理智的把握真是到位,能十多年掩飾個人感情不外露,在公開場合“壓抑”與“偽裝”,把戲演得如此逼真,讓胡適長期產生錯覺,“演技”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真可用“成熟”、“冷靜”與“理智”來形容蔣介石,這與以往論著對他的描繪大不相同。 


在胡適一邊,他雖有些書生氣,卻也有着豐富的經歷、閲歷與成熟的處世之道。他對於蔣長時期的厭惡感,難道真的毫無察覺,還是感覺到後卻裝成渾然不知,而刻意維持與蔣的關係? 連蔣介石都感歎胡:“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筆者認為,胡適1930年代就將自傳《四十自述》、日記《藏暉室札記》(即《胡適留學日記》)公開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記等文字必被人所關注,故在下筆時可能會“有選擇地”記載。


在1950-1960年代,蔣介石是台灣的威權統治者,是“強者”;胡適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是“智者”。他們兩人的關係,常被當成具有代表性的兩個羣體的個案加以探討。筆者認為,兩者到台灣後的關係既是大陸時代的延續,又有在台灣環境下的新發展。如前文所顯示,蔣介石何故內心裏極度討厭胡適而又要長期對其“禮遇”?胡適何以對蔣多所不滿與批評,卻又與蔣保持着密切關係,不斷地“恭維”蔣?更深一層,威權主義者如何看待“自由”、“民主”,自由主義者如何面對威權所給予的權利、實惠?“強者”與“智者”的分歧點在哪裏,交集點又在哪裏,在何種條件下可以“攜手共進”?是“強者”單方面地利用“智者”維持其統治,抑或雙方互相利用,“智者”也在利用“強者”謀取個人(團體)利益與空間?他們是如何處理理想與現實,主義與環境、感情與理智、“公”與“私”等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矛盾與糾結的?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證諸史實,蔣介石、胡適間這種“強者”與“智者”的微妙關係,在近代歷史上似乎不是絕無僅有的特例。


作者授權刊發,註釋略去,略有刪節。本文初稿曾在“第三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10年5月,北京)上宣讀,承評論人楊奎鬆教授提供意見。本文註釋版原文刊《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月14日(週日)晚,東方歷史沙龍第159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我的朋友胡適之”,嘉賓為林建剛、宋廣波、席雲舒。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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