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漢學家吳芳思:追隨理論的歷史寫作是危險的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2 20:49:10

採訪、整理:柯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吳芳思(Frances Wood),英國圖書館員、漢學家、歷史學家。生於1948年,曾在劍橋大學學習中文,於1975—1976年在北京大學學習。1977年進入倫敦大英圖書館工作,負責管理中國典藏,並出任中文部主任,直到2013年退休。1985至今,她寫了10多本關於中國的著作。她還是國際敦煌項目指導委員會成員,及東方陶瓷交易學會的編輯。


她的著作《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1996)在國際引起過巨大反響。其他作品有:《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1998)、《留學北京:我在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的經歷》(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 my par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000)、《絲綢之路2000年》(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2002)、《誰背叛了中國:中國與一戰》(The Betrayed Alley, China in the Great War)(2016)、《中國文學》( Great Books of China)(2017)等。


訪談人:柯卉,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後,主要從事海外漢學史、基督教傳播史研究。《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譯者。


吳芳思


中國讀者熟悉英國學者吳芳思女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早年的一部著作《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吳芳思提出這一觀點的依據是她個人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和理解,她也期待讀者閲讀之後,能夠在思考之後形成自己的觀點。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人,吳芳思歷年來的作品展示她數十年不變的“中國情結”。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她筆耕不輟,讀書、寫書、以歷史記述為基礎,把她所知道的中國歷史和文化介紹給眾多感興趣的西方讀者。近日,吳芳思接受了筆者的專訪,就其寫作理念、中國歷史與文化、中國的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與解讀。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中英文書封


東方歷史評論:您的中國研究著作《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以豐富的文檔、日記為基礎,敍述百年曆史進程中各色人物在中國的經歷和“表演”,側重於紀實和再現;也有不少漢學家,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主張從宏觀層面、理論層面分析(中國)歷史進程,能否談談您在研究和寫作中對這兩種歷史敍事方式的偏好?


吳芳思:對於這個問題,我有以下幾點意見。


首先,曾經在中國居住過的外國人留下了熟練豐富的文字記載,我非常喜歡閲讀他們的相關記述。這些記述經常是一些個人經歷,當然也經常會提供他們在中國居住期間的很多細節,或者展示作者對生活在中國的理解。其中的不少記述帶有明顯的偏見,作者掌握的信息也十分有限,但也經常包含富有趣味的內容。即使這位作者是不折不扣的反華派,他的在華記述也不能忽略,因為通過文字,讀者能夠了解作者的反華態度是如何形成的,即使這樣一種態度顯得十足無知。瞭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某種程度上來説,這是19世紀對華偏見的主流,進而影響了英國對華外交政策的形成。我認為,將標題定為“Treaty Port Life”至關重要,因為它代表了我的寫作意圖,描述那些身處陌生環境的外國居民,如何安排他們自己的生活。


第二,約翰·默裏(John Murray)出版社希望出版的是一本學術性不那麼突出的著作。羅伯特·比克斯(Roberts Bickers,中文名畢可思)向他們提交過他的著作初稿,但不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因為畢可思的文稿學術性強,主題嚴肅。羅伯特(現為布里斯托大學東亞歷史系教授)在該領域發表過多部出色的著作,但面向的基本都是專業領域的學者。出版社因此特別要求,希望我能寫出一部吸引更廣大讀者羣的著作。


第三點,我個人相當反對“理論”。我認為,這不過是最近數十年才產生的現象,撰寫學術性專著的作者覺得,他們必須展示或者緊跟這種或那種理論。理論的困擾在於,它們會成為流行標杆,也會過時落伍。舉例來説,曾幾何時,認可並引用福柯的理論是至關重要的,現在這樣做卻會被嘲諷。所以,如果你正在寫一本書,你或許希望這本書能夠擁有更為長久的生命力,那麼追隨理論就是危險的,因為你會發現自己突然就被流行拋在了身後,不再時髦!我同樣還發現,有如此之多的學術著作撰寫者扭曲事實以迎合理論。

  

《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中英文書封


東方歷史評論:從《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開始,您一直反思人們習以為常的普遍觀點。《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告訴讀者,這些來自異域的西方人絕大部分並非什麼帝國主義分子,也是普通人;在《誰背叛了中國:中國與一戰》中,您想用“一些外國居民和外交官眼裏的中國一戰經歷”來回顧中國對一戰的貢獻。您的著作毫無疑問適合普通讀者,但也可能會遇到專業學者的質疑,您如何面對這樣一些質疑的聲音?


吳芳思:我寫書的時候,對待註解和參考文獻非常仔細,即使出版方對此並沒有強烈要求,我希望學者們也能夠承認這一點。讓人們能夠真切地看到我所使用的材料對於我而言非常重要。不過,我的寫作通常面向那些有理解力的讀者、面向學生讀者,諸如此類,並不面向研究型學者。


東方歷史評論:今年年初,北京方面宣佈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據官方報道稱,成立該機構的主要目的包括“建立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為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您如何理解和定義“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它們與歐洲或西方同類體系的區別會是什麼?


吳芳思:我承認,中國現在已經擁有自己的、獨特的歷史,不過如果讓我具體闡明區別、差異所在,聽上去好像是在為自己辯護。對於我來説,以中國歷史為標題,已經足夠。西方人書寫中國歷史,會被視為一種辯護性質的迴應嗎?我不得不説,如果我所寫的書被譯成中文,我會感到很高興,不過我寫這些書的初衷不是要給中國人看,而是面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歷史。


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包含如此之多引人入勝的領域,我想讓英國的民眾分享它們,讓英國的民眾分享我從不同的中國歷史中獲取的快樂。當然,我意識到中國學者們在書寫中國歷史上的主宰權,也承認他們在利用中文資料方面的優勢,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和西方的讀者分享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東方歷史評論:您研究“絲綢之路”,也關注中國政府提出的 “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的訪談中,您曾提及“擔心”一詞。有的年輕讀者認為“擔心”是一個傲慢的詞,表明您在中國人面前有優越感。這樣一種敏感心態與國家有意培養的自豪感雜糅在一起,成為現階段的奇怪現象,請問您如何看待自己對待中國以及中國人的情感? 


吳芳思:這是一個艱難的話題。 我認為,談論這個問題勢必觸及一段漫長時光,我身在中國、訪問中國。我應當強調“訪問”這個詞,因為我不是中國人,只能是“訪問”。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1971年。自那以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非常高興的看到,我的中國朋友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在1971年,他們居住的小公寓裏沒有熱水,大家合用一個廚房,也沒有冰箱,不一而足。但生活質量提高、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存在着消極的一面:隨處可見的世界性問題——污染、人口過度集中、交通擁堵,以及旅遊熱潮。1970年代初期的中國,沒有人會出門旅遊,沒有遊客一説,人們旅行只是因為開會出差之類的原因,不是為了遊玩。絲綢之路上的絕美景緻能夠抵擋住蜂擁而至的遊客嗎?不得不説,我有些許的傷感,看到敦煌的變化如此迅速,摩天高樓赫然出現在這座古老的城市之中。我憂慮當地的水資源可能匱乏。


但是我必須得接受中國的變化,至少我可以説,像敦煌研究院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對增長過度的遊客數量進行管控。我想是因為年紀的關係吧,我已經老了,就像我很多上了年紀的中國朋友一樣,帶着輕微的驚懼心情,注視着中國的高速發展。


東方歷史評論:中國一直強調“文化走出去”戰略,在您看來,這樣的戰略宣傳有怎樣的成效?今天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瞭解和印象發生了怎樣的改變?能否談談您的理解。


吳芳思:這個問題很微妙。眾口難調。我見識過不少中國政府方面促成的演唱會(比如説,在巴比肯[Barbican]藝術中心舉辦的中國三大男高音演唱會),我不是很喜歡,或者説像我這種類型的人羣不太能夠欣賞,但這樣的演唱會受到英國的中國僑民的歡迎。我更願意觀看,中國演員合作出演《理查三世》(其中伴有精彩的京劇武打場景),是倫敦舉行的國際莎士比亞季的參演劇目之一。中國政府希望促進和推動文化傳播,這一點我能夠理解,不過他們有時候按自己的方式推動文化傳播,並不總是能夠達到預期的成效。駐中國的英國大使館存在同樣的問題,他們知道中國民眾喜歡古典音樂會和莎士比亞戲劇演出,但他們也想推動“現代英國文化”,但成功的範例並不多。在文化傳播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技巧,同時也期待一定的理解。


東方歷史評論:您的歷史研究領域跨度很大,既有敦煌經卷的研究,也有中世紀中國的對外交流研究,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促使您拓展研究視野的主要動力是什麼?對於後輩歷史學者,您有怎樣的建議?


吳芳思:我很幸運,我不算是一個學術型學者,我不隸屬於任何大學。如果在大學裏,我一定會有專業方向,並且會執着於一個學術主題。對於我感興趣的中國歷史上的不同領域,我都涉足,而且努力將它們介紹給西方讀者,希望他們和我一樣,對這樣的中國歷史感興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是如此豐富,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觀察世界的別樣路徑,我從中體會到無窮樂趣。我有幸能夠追隨自己的興趣進行寫作,我鼓勵所有願意效仿我的做法的人。


研究的重要性在於,能夠以負責任的態度使用材料,並將其清楚呈現,令讀者在這些文獻材料的基礎之上,如果他們有意願,能夠自己進行探索和思考。有關馬可·波羅的爭議,我由衷希望人們親自去閲讀豐富的文獻,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

   


訪談者後記:


吳芳思女士告訴筆者,她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介紹來華英國馬戛爾尼勛爵(Lord Macartney)使團成員安德森(Aeneas Anderson)的中國記錄。安德森是馬戛爾尼勛爵貼身男僕,其中國記錄全名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 Containing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s of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etc。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是一次標誌性事件。使團成員訪華日誌的中譯本《乾隆英使覲見記》很早就已經出版,使團成員巴羅爵士(John Barrow)撰有《我看乾隆盛世》(Travels in China),此外使團隨員亞力山大·威廉(William Alexander)繪製的多幅中國社會寫實圖景也為世人熟知。吳芳思女士相信,與其他使團成員的文字記錄相比,安德森的文字最為生動具體。通過安德森的記述,讀者彷彿擁有了一雙穿越時光的眼睛,“看到”18世紀末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實況,知道他們的飲食習慣、穿衣風格、信仰崇拜……,進而感知那個曾經鮮活存在過的年代。


天津附近的一座城樓(威廉·亞歷山大繪製的水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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