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的政治轉折:自立軍和“中國國會”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2 20:49:05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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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互保”協約的達成,是庚子年間的重大事件,它不僅讓南部中國避免了半個世紀前最富庶的東南地區類似的戰火摧殘,而且打開了政界、知識界想象的空間。在北部中國政治情勢不太明朗,清帝國前途未卜之際,各種各樣的救濟方案應運而生。


敏感的章太炎此時依然熱衷於“與尊清者遊”,時局突變是他意識到是清帝國改革的良機,先前很難推行的“分鎮”主張似乎有了一絲可能,於是他致信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建議利用目前特殊環境,“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


與章太炎建議“分鎮”,擴大地方權重的同時,孫中山也在利用這場政治危機進行活動,他希望兩廣總督李鴻章登高一呼,在華南獨立,“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成立一個純粹漢人的政府。


李鴻章或許也有這樣的選項,因為在當時那種緊急情形下,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然而,當北方局勢趨於穩定後,李鴻章依然奉清廷正朔,接受朝廷委派前往北方主持與列強的議和。孫中山的設想因此落空,而章太炎利用地方督撫實行“分鎮”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只具有思想史的意義。


當孫中山策動李鴻章兩廣獨立,章太炎遊説劉坤一、李鴻章實行分鎮的時候,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有自己的考慮,他一方面與東南督撫一起簽署東南互保的協議,一方面密切觀察北方的戰局,尋找機會,制定一個兩全其美的應對方略。


按理説,張之洞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大臣,他對慈禧太后也確實長時期忠貞不二,在甲午、戊戌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堅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邊。


然而,現在情況卻不一樣了。滿洲貴族在庚子初不顧中外反對執意立大阿哥之後,引發了空前的政治危機,特別是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衙門首席大臣後,更是連連失誤,出台一系列愚蠢政策,弄得天怨人怒,危機四伏,只要端郡王載漪還在台上,誰也不知道這樣的錯誤政策會將大清王朝引向何方。


張之洞


於是,張之洞對清廷不能不感到失望,他的責任心、道德感,在在迫使他在忠君和忠於國家之間作出抉擇。他最終選擇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相同的政治立場,竭盡全力維護長江流域穩定,並時刻準備着北上“勤王”,擔負更重要的角色。


張之洞選擇與劉坤一同樣的政治立場維護長江流域的穩定,與列強訂立東南互保章程,同時,他較劉坤一等人還多了一個選擇,那就是“勤王”。


勤王這個概念當然是由清廷“己亥建儲”所引發的,真正付諸實踐並作為一個政治口號號召天下的,還是流亡在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所謂保皇黨。


此時積極追隨康有為昌言並推動保皇的弟子有唐才常。唐才常為湖南瀏陽人,早年就讀於長沙校經書院、嶽麓書院,肄業於張之洞創辦的武昌兩湖書院,所以又算是張之洞的門生弟子。張之洞素有愛護門生弟子的美譽,所以唐才常又與張之洞有着不同尋常的師生之誼。


維新運動開始後,唐才常與譚嗣同在瀏陽創辦算學館,提倡新學,在長沙蔘與創辦時務學堂,負責編輯《湘學報》,創辦《湘報》、南學會、羣萌學會等,是湖南維新運動中一位非常重要人物。


康有為、梁啟超,特別是譚嗣同因出任軍機章京北上後,湖南維新運動因新舊派別無端衝突日趨萎縮,心灰意冷之餘,唐才常也於戊戌夏準備前往北京參與新政,而康梁、譚嗣同在策劃以武力解決新舊衝突時,也曾經畢永年提醒準備召喚唐才常前來北京予以協助,因為唐才常不僅敢於任事,而且也與綠林人物有很多關係。


唐才常收到譚嗣同電招後立即動身,不料行至武漢,戊戌維新變為戊戌政變,政治逆轉,“六君子”血染街頭,唐才常被迫流亡海外,周遊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


唐才常


在東京,唐才常與正在那裏流亡的康有為,與康梁等共謀救國之策,大致接受康梁所宣揚的保皇主張。光緒二十五年(1899),唐才常返回上海,主編《亞東時報》,抨擊政治守舊分子,繼續宣傳變法維新,決心“樹大節,倡大難,行大改革。”


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章太炎從日本返回上海,也很快參與了《亞東時報》編輯事務,與唐才常成為朋友。


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唐才常專程赴日本拜會孫中山,共商在湘鄂及長江流域起義計劃以及孫中山與康梁系合作問題。


唐才常在會黨中擁有重要地位,這是他敢於在湘鄂及長江流域發動起義的資本和底氣,通過與孫中山、康有為兩派主要人物梁啟超、林圭、秦力山、吳祿貞等人溝通,唐才常決定以會黨為起義的基本力量,奪取武漢為基地;委派林圭回國負責聯絡會黨,組織起義軍,康梁在海外籌款接濟,唐才常負總責。


是年(1899)冬,唐才常潛回上海,廣泛聯絡各方人士,設立東文譯社作為祕密機關。不久又發起成立“正氣會”,以忠君愛國、反清滅洋為宗旨,並籌劃武裝勤王。庚子初,正氣會更名為“自立會”,其武裝定名為“自立軍”,仿照會黨建立山堂。數月間,僅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會黨、農民,乃至清軍官兵加入自立會的,就有十餘萬人。


在這十萬餘人的基礎上,林圭選擇大約兩萬人組建自立軍七軍,奉唐才常為總統兼總糧台,在漢口英租界設立指揮機關,“慘淡經營,成效漸著。復仿照會黨頒票布據辦法,散發富有票,分地段以設旅館,為會友往來寄宿之所。其在漢口者曰賓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制賢公,嶽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刊佈會章,號稱新造自立之國,其條規有不認滿洲為國家等語。”


孫中山與自立軍領導人


唐才常是江湖領袖,也是文人雅士。當北方義和拳風起雲湧越鬧越大的時候,唐才常和一切關懷中國現實和前途的人一樣,敏鋭地意識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於是在上海邀集各方名流和志士,於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一日(1900.7.26)在英租界張園即愚園之南新廳集會,召開“中國議會”成立大會。


寓居上海的各界名流容閎、嚴復、章太炎、文廷士、葉瀚、狄楚青、張通典、沈藎、龍澤厚、馬相伯、畢永年、林圭、唐才質等八十多人出席了大會,可謂名流薈萃,羣賢畢至。


葉瀚主持了此次會議,大家依次排列,北向而坐。葉瀚以主席身份宣讀今日聯會之意:“一、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二、聯絡外交;三、平內亂;四、保全中國自立;五、推廣支那未來之文明進化。”葉瀚動議將這個組織定名為“中國議會”,令大眾議為然者舉手。舉手者過半,議遂定。


接着,投票選舉正副會長,令人各以小紙條自己寫上心中所欲選舉的正副姓名,交給書記。書記收齊點數,凡舉正會長以容閎最多,得四十二票;舉副會長以嚴復最多,得十五票。於是,容閎、嚴復二位入座。容閎旋即向大會發表即席演講,聲如洪鐘,意氣風發,台下掌聲雷動,興奮不已。


會後,容閎與嚴復聯名致信英國駐滬署理總領事霍必瀾,要求霍必瀾向英國政府報告:“1、英王陛下之政府領銜堅決支持中國政府之維新運動,使維新黨可以公開其主張而不必害怕遭到迫害;2、英王陛下之政府邀請維新黨簡述其主張,而其主張應與現政權高官之主張一併納入同等考慮之地位。”


容閎


容閎還通過朋友面告霍必瀾,“中國國會堪稱維新黨之上海部,自1898年政變以來一直暗中活動,終日擔心遭到迫害。而該部領袖為容閎和嚴復”;“容閎聲稱國家一天由慈禧太后當政,便無地方官敢公然投身維新運動。但容閎斷言,只要中央政府之態度有任何重大轉變,則會有許多要員站出來,公開支持維新運動。”隨函附有容閎起草並經會議通過的《中國國會宣言》。


通過這份宣言,已經清晰看出中國國會就是以新政府自居,宣言稱:


“鑑於大清朝勢必覆亡,亦鑑於大清癲狂始終愚不可及,致令中華民族陷於深重苦難,我等亦即以下籤署人,今聚議考慮後,謹代表中國人民及維新黨員向全世界佈告:中華民族依託政治權力源於人民、民聲乃天聲之通則,謹此不再承認滿洲政府為合宜主宰中國之政權。他們不特辜負人民之擁護,無一法可保護人民及其財產之安全,更機關算盡,掠奪人民財產,致令舉國貧困,怨聲載道,愁眉不展。他們亦無一法可保全中國之疆土,致令其累遭外洋進犯、欺侮、入侵。而其政策,不論華洋,一概禁錮自由,逆潮流而動。縱與外國列強累累衝突,卻依舊夜郎自大,愚昧無知,不思教訓。與外界往還交際,則心機用盡,只圖真理及啟蒙之光與黑暗之中國隔絕。故而,其勉力奉行之自由放任政策,始終落後於時代,無緣捕捉生氣勃勃勢不可擋之當代思潮及進步精神。觀其治理本質,則章法全無,搖擺不定,腐敗至極。政府之一府一衙,無論京畿內外,盡皆千瘡百孔,腐敗不堪。一言以蔽之,其政治根基,現於世者,乃碩大無比卻空無一物之皮囊,不當任何開明強國擁護以謀商業或政治便利。無一法可成就其建政目標之政府,其存活不外容忍屈從,其治理不外給民族帶來百般屈辱,環宇當誅,瞬間當亡。”


容閎、嚴復,都是對西方有真切理解、認識的飽學之士,他們擬定的《中國國會宣言》並不是簡單地推翻以慈禧太后,或以端王為首的清政府,而是要按照英國《大憲章》的原則,重建現代國家,他們列出十二條緊要聲明,從這裏可以看出,假如當時就從此開始,憲政改革、新教育落實、律法改良,全面放開對外貿易,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改革事項,不必等到幾年後,甚至更長時間。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其意義較遠高於前後諸多政治宣言。這十二條如下:


“1、鑑於全能之神耶和華創造地極之主將此崇偉國度獻給中國人民,以為其特殊之傳承,我等自當永世不辜負神之奉獻,自當責無旁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變苦境為樂境,謀中華民族之福祉,更謀世界人民之福祉。


2、我等堅信,解決目下複雜問題之最簡易之道,乃八國列強廢黜篡賊及其一干老朽頑固之逆賊,重立贊成維新之代表光緒為帝。光緒一旦重新掌位,必能立即收復民心,消除怨氣,化解頭緒萬端之萬國疑難。


3、光緒一旦駕崩,當籌辦臨時政府,推舉臨時主席,當物色妥當人選後,公推其為恆常之中國君主。


4、無論何事,中國之新政府當為立憲帝制,以英國政府不成文之憲法及《大憲章》為綱。而立憲帝制之籌辦及其行政,將延聘西方智者,徵得各別政府之特許,為我等獻計獻策。


5、擬立之立憲帝制,不論形式或本質,不論立法或行政,不論理論或實踐,當為公民政府之典範,集智慧之大成及二十世紀之開明建造。它將代表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公民自由及憲政自由,以謀世代昇平,永世和諧。


6、仰賴過去十九世之實驗、智慧及真理之光,我等首責當為教育人民接受新秩序,擢升其智慧,分析其需要;保護其人身及財產安全;翦除一切社會及政治罪惡;改良律法;締造穩固之財政政策,規範金融,釐定國家銀行系統;建造劃一之小學系統;改良並促進農業生產,鼓勵及便利貿易;在列國平等之基礎上,舉國敞開對洋通商大門。


7、為維繫公眾和平,充分保護國內外商務及在華洋人之安全,以最現代化手段重建陸海軍,乃刻不容緩之要務。故當成立軍事及海軍學校,以訓練軍事及海軍軍官,此乃頭等大事。


8、帝國子民均享有人身保護令之權利,享有所有法庭及訟堂之陪審團審判權利,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9、新政府當寬容宗教信仰。政府子民均享有良心自由、信仰自由、個人判斷自由及言論自由。外界之訓令或教會之威權,均不得干預或介入公民政府與人民行使權利之間之事務。


10、當竭盡全力使新政府之府衙及行政清正廉明,以成就民有民治民享之偉大宗旨。


11、新政府確立及其獨立主權獲承認後,當履行與條約國立約之一切義務及責任,且當承擔及償清舊政權之所有國債。


12、我等決不同情義和拳運動,並請立此存照,我等十分憎惡其殘暴行徑。一干篡賊對待外交使團及禁閉於京城內傳教士之野蠻行徑,我等視之為悍然違反國際法,人皆惡之,理應受罰。至於日趨嚴重之態勢,教無數無辜性命喪於北京,我等謹此悃誠向八國列強致以深切同情。”


從這項聲明看,中國國會其實就是現代國家的再造,是向世界看齊,糾正本國本族狹隘的民族主義,建構現代政治。


但是如果一定要説中國國會的問題,可能就是章太炎的不滿。章太炎是中國國會的積極參加者,但對第一次會議的三項決議持堅決反對立場,對於宣言中選擇光緒帝作為收拾人心,重振中國的皇帝極為不滿。


“賢者則以保皇為念,不肖者則以保爵位為念,莫不尊奉滿洲,如戴師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章太炎堅決反對中國議會以扶持光緒帝重新執政為中國議會的政治目標,更反對以勤王作為中國議會的宗旨。


按照章太炎的説法,中國議會“為拯救支那,不為拯救建虜;為振興漢族,不為振興東胡;為保全兆民,不為保全孤僨”,更不應該以保全一個皇帝為目的。


按計劃,七月四日(7.29),中國國會在張園召開第二次會議,到者六十餘人,在簽到薄上簽名的有五十多人。會長容閎命孫寶瑄及張元濟當會計。不知什麼原因,他們兩人均不願意幹,遂改命孫多森、唐才常權理其事。又選定葉瀚、邱震、汪有齡擔任書記。鄭觀應、唐才常、沈小沂、汪康年、汪劍齋、丁叔雅、吳彥復、趙仲宣、胡仲巽、孫仲璵等十人為幹事。


中國議會第二次會議的重點仍然是討論議會的宗旨,會議的主導意見似乎是:


“一、保全中國疆土與一切自主之權;


二、力圖更新日進文明;


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


四、入會者專以聯邦交、靖匪亂為責任,此不認現在通匪矯傳之偽命。”


與會者多數抱持這樣三點看法:


一、尊光緒帝;


二、不承認端王、剛毅等;


三、力講明新政法而謀實施。雖主張排斥端王、剛毅等滿洲貴族中的頑固派、守舊派和堅定的排外主義者,但並不主張排滿,更不會主張孫中山式的革命。所以他們主張在聯軍還沒有打到北京的時候,設法將光緒帝救出來,以保障中國法統的完整性。至於怎樣才能將皇上救出來,大家的意見就不一致了,有的主張借重張之洞的力量,如汪康年;有的主張聯絡英日兩國,通過外交渠道解決,如文廷士;有的主張倚重翁同龢或陳寶箴,如唐才常;有的主張密召康有為,利用康党進行,如狄葆賢。


對於這些主張,“會中極少數人如章炳麟主張,不允許滿人入會,救出光緒帝為平民。從而與其他人意見不一致,卻與孫文的意見接近。”


很顯然,章太炎、孫中山的主張已不是一般的改革,而是革命,是造反,是利用義和拳運動,利用列強出兵中國的政治危機,將對外戰爭轉化為對內戰爭,一舉解決孫中山很早就認識到的滿洲人無法帶領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根本問題。與會諸位誰也不敢追隨附和,皆不以為然,救皇上反端王屬於認識問題,依然可以解釋為保大清;將對外戰爭轉為對內戰爭,實現民族革命,排除滿洲人,這從當時的正統立場看,就是反體制,就是造反,因而人們不便隨聲附和。


與會者的沉默激怒了章太炎,道不同不相為謀,章太炎憤而退會,不再與各位一起玩了,大家各走各的路。


為了表達自己的決心,七月九日(8.3),章太炎“割辮與絕”,憤然剪掉了兩百多年來標誌着清朝順民的大辮子,脱去了清帝國標誌的長布衫,改穿西裝。為了表達自己排滿革命的堅定意志,章太炎還專門寫了一篇《解辮髮説》,公開宣佈與清帝國揮別,堅定不移走上了排滿革命的路。


章太炎在庚子年政治動盪時期走上排滿革命的道路具有相當偶然性。第一,這是因為端王為首的新政府刻意與世界為敵,激怒了章太炎。


我們知道,所謂中國議會就是因為北方的政局,就是清廷這個時候用端王替換了原來比較有柔性的政府,這個新政府盲目排外,煽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不顧民眾利益和死活,悍然與世界為敵,以一國敵十一國。


這實際上是國家的不負責任,是將一己之私利凌駕於國家、百姓利益之上。這是章太炎憤怒的第一個理由。第二,中國議會諸公大約是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深刻影響,或者是中國議會諸公各自直接的感性認識,不認為端王的新政府代表了光緒帝的意思,皇上現在即便沒有被完全廢黜,可能實際上已經不再擁有權力,所以他們堅定地要求保皇,要求勤王,要求清君側。而這一點,在章太炎看來,好像有點不着調。


所有這些因素,終於促使章太炎在思想上發生一次劇烈變動,終於從一個政治上的改良主義者轉變為排滿反清的革命者。


章太炎


根據章太炎的看法,中國議會諸公的政治訴求是矛盾的,光緒帝、端王還有那個大阿哥,與朝廷是一體兩面,並不存在着利益上的衝突與矛盾,各位受到唐才常的蠱惑太重了,而唐才常又受到康有為的蠱惑太久了,總認為光緒帝代表着朝廷中的進步力量健康實力,代表着中國的希望和未來。


章太炎認為,這個判斷可能是很有問題的,滿洲人之對於中國,其實就是一個階級壓迫着另一個階級,滿洲人從來沒有把漢人當作自己人,戕虐賢駿,使漢人成為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


現在滿洲政府更過分,為了一己私利,橫挑強鄰,戮使掠賈,四維交攻,不把國家當國家,為了皇族階層特殊利益,竟然拿國家作賭注,以一國挑戰世界,違背《春秋》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原則,違背現代國際交往準則,公然殺害外國公使,終於引來八國聯軍進攻中國進攻北京。


章太炎強調,這是中國的危機,也是世界給中國的一個機會。中國議會應該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推翻滿清,重建漢人國家。


事後想想,章太炎的判斷是對的。端王也好,皇上也罷,他們之間的關係真的不是唐才常們所想象的那樣,有什麼不共戴天視若水火的仇恨,端王也並不是一個天生的、徹底的排外主義者,皇上也並不是一個什麼英明領袖,更不是什麼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在對待義和拳,對待外國,對待漢人等一系列問題上,他們立場一致步調一致,只是節奏不同,表現有異而已。稍後,唐才常策動的勤王運動竟然受到朝廷的迫害,年輕輕的唐才常因此而喪命。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章太炎預言的天才性。


章太炎轉向革命是有足夠思想準備的,這或許與他不久前與孫中山有過直接接觸相關聯。所以他在減掉辮子發誓反清排滿之後第五天,就給孫中山寫了一份熱情洋溢的信,詳細介紹了自去年在橫濱見面之後國內政治變化,以為現在國內的政治形勢因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倒行逆施而岌岌可危,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狂妄自大,肆意妄為,與世界為敵,違背了基本的國家關係準則;八國聯軍發動進攻,將及國門;覆亡之兆,已清晰呈現,不待問卜,就知道中國形勢到了怎樣的危機狀態。南方各省督撫為了自保,與列強簽訂了互保協議,“鄙人曾上書劉、李二帥,勸其明絕詔書,自建帥府,皆不見聽。東南大局,亦復岌岌。”


至於上海各界名流組織的中國議會,章太炎也向孫中山作了介紹。他認為容閎當然是一個天資聰明的第一流人物,但與會諸公由於各懷鬼胎,賢者以保皇為目的,不肖者以保爵位升官發財為依歸,他們繼續尊奉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為正統,不再計較九世之仇,不再顧忌滿洲還是漢人。在整個中國議會中,只有我章炳麟堅決反對滿洲人,昌言嚴拒滿蒙人加入中國議會,諸公不以為然,我章炳麟也就只好移書退會,割辮與絕,以明我章炳麟不臣滿洲之志。現在我和孫先生終於成為一條戰壕中的戰友了,我們雖然在整個中國是少數,但是我章炳麟堅定相信,愛國家並不必然愛朝廷,推翻滿清,重建漢民族的國家,是這一代人的正義事業,一定能夠成功。


章太炎的主動投效當然出乎孫中山的意外,因為孫中山在過去幾年間,雖然作了許多工作,但真正的文化人即便在思想上認同孫中山的追求和主張,但卻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很少能夠投身於這項看不見盡頭看不到希望的正義事業。現在章太炎來了,而且是主動來的,這當然使孫中山喜出望外。


章太炎的文名,章太炎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力,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孫中山指示《中國旬報》將章太炎的這份來信全文發表,並在編者按語中稱頌章太炎這篇文字是有清兩百年來第一雄文:士氣之壯,文字之痛,無以倫比。


七月二十日(8.14),聯軍開始向北京進攻;二十一日(15),兩宮離開北京;七月二十八日(8.22),清廷下詔求直言。張之洞眼見大局底定,“於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圍搜英租界李順德堂及寶順裏自立軍機關部與輪船碼頭等處,先後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等二十餘人。


唐等被捕後,司道府縣在營務處會訊。唐才常“供詞謂因中國時事日壞,故效日本覆幕舉動,以保皇上覆權。今既敗漏,有死而已。餘人羣呼速殺。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溜陽湖畔加害。一時延頸就戮者共十一人。”


(馬勇公號:mayo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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