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人政治迴歸

東方歷史評論2019-04-12 20:49:04

撰文:羅伯特·卡根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威權主義的歷史低點


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很久以前就認為,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因素中沒有意識形態因素。但從交戰雙方來看,説它是一場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的戰爭也沒有錯。對於英、法、美三國來説,它們打這場戰爭是為了捍衞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1914年所稱作的“歐洲的自由”;阿斯奎斯指的是自由主義的歐洲,反對“軍國主義”、“普魯士主義”和專制的歐洲。對於這點,德國也認同。沉浸在浪漫主義、反啟蒙思想傳統中的德國人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沒有靈魂的物質主義者。


德國人將國家、族羣、人民(Volk)和德國文化(Kultur)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1917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宣佈美國參戰,意在塑造一個“讓民主制度可以安全存在”的世界,捍衞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大西洋共同體”,反對這個由強大而高效的德國軍事機器支持的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一戰之後,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的崛起標誌着這一希望的破滅,自由主義遭到了更大的挑戰。德日的戰敗讓自由主義重獲新生。


二戰的結束標誌着威權主義墮入歷史最低點。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所有威權大國在40年裏都被摧毀了:沙皇俄羅斯,哈布斯堡王朝,奧斯曼帝國,清帝國,普魯士以及後來的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然而,它們的失敗並不是因為威權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觀念被打敗了,而是因為這些政權在戰場上被擊潰。


共產主義也沒有擊敗納粹主義。是蘇聯和美國軍隊擊敗了德國軍隊。戰後的世界分裂成兩大陣營,而這也是戰爭的產物。古老的俄羅斯帝國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強國地位,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地位難以維繫。冷戰並不是人類可供選擇的意識形態之間最終的對決,它僅僅只是當時那個歷史時刻的對抗。


1960年10月,赫魯曉夫在聯合國。


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5月的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言。(美聯社照片)


西方國家將蘇聯視為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奇怪。畢竟,共產主義得到蘇聯國力的支持,而威權國家則是冷戰大局中的棋子。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她寫於1979年的論文《獨裁國家與雙重標準》(“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闡述了自己的著名理論:要反對“極權主義”的蘇聯陣營,則需要支持“傳統的獨裁國家”。她認為,“傳統的獨裁國家”可能會隨着時間推移向民主過渡,“還沒有一個革命的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成功過渡。

 

然而,這一理論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自由民主國家過高估計了蘇聯陣營的挑戰,卻低估了傳統威權主義的挑戰。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整個冷戰期間以及之後自由主義在全球佔據優勢的時代,世界上的那些獨裁政體都過於孱弱,無法像以前那樣對自由主義形成挑戰。那些依賴美國獲取金錢和保護的右翼獨裁政權,至少必須在口頭上支持自由主義的原則和規範。在美國施壓下,有些國家會舉行選舉,為“温和”的政治反對者提供空間,允許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其境內活動,監督其人權記錄,與各種民間團體合作,為各個政黨提供訓練——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避免遭受經濟和政治上的被孤立,保證政權的安全。


里根政府拋棄“柯克帕特里克主義”以後,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科斯,智利的皮諾切特,海地的讓—克勞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Alfredo Stroessner)和韓國軍政府紛紛下台。在之後的十五年中,更多獨裁政權倒台。2003,2004和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獨裁者將權力交給國內自由派,此前正是因為三國的獨裁者為了避免被孤立,這些自由派力量才獲得了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的訓練和支持。


威權主義者的弱點加強了自由民主國家的信念:隨着蘇聯陣營的瓦解,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結束了。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曾短暫在世界佔據優勢,我們當時並不擔心,因為我們沒有注意到,威權主義逐漸恢復力量,發出聲音,構成了自由主義最持久和最強大的挑戰。


我們認為自由主義戰勝了蘇聯政權,從某種意義上,這麼説沒有錯,但自由主義並沒有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獲得勝利。葉利欽時代的自由主義實驗被證明存在太多缺陷,太過於脆弱,幾乎立即被兩種類型的反自由主義力量所取代:一種是蘇聯時代(以及沙皇時代)殘存的警察國家制度,身為前克格勃特工的普京將其重新建立,並牢牢控制在手;另一種是布爾什維克試圖摧毀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傳統主義,普京將它們復活,為他的專制統治提供合法性。


普京一方面一步步廢除90年代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另一方面讓東正教重新恢復了其在沙皇時代的地位,承諾實現符合俄羅斯傳統的強有力的領導,打壓LGBTQ羣體的權利訴求,壓制其他與性別相關的議題,捍衞“傳統”價值觀,強調俄羅斯具有特殊的“歐亞性”,弱化俄羅斯的西方認同。到目前為止,這已被證明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統治術:普京的統治時間已經比許多沙皇在位時間還要長,雖然急劇的經濟衰退可能會動搖他對權力的控制,但和任何政權的情況一樣,他的執政時間足夠長久,許多俄羅斯人已經想象不出還有誰能夠領導自己的國家。


在自由主義佔據優勢地位的時代,有少數獨裁者沒有倒下,因為他們沒有向自由主義的規則讓步,要麼是因為有實力,要麼是因為他們擁有美國及其盟友需要的或者以為自己需要的東西。大多數阿拉伯獨裁政權也倖存下來,要麼是因為它們擁有石油,要麼是因為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為了打擊極端分子,又重新回到支持所謂的“友好”的獨裁者的老路子。


俄羅斯等國成功抵制自由主義施加的壓力給其他國家帶來了希望。到了2009年,專制者向自由主義國家俯首稱臣的時代已經結束。一場威權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從埃及到土耳其,再到委內瑞拉、津巴布韋等威權國家,紛紛以普京為榜樣,開始系統地收緊民間社羣的活動空間,切斷外國支持者與其之間的聯繫,遏制言論空間和獨立媒體。


這種反彈也延伸到了國際政治和國際機構。長期以來,自由主義國家決定了國際規範怎樣變化,對威權國家國內事務的干預因此逐漸被合法化,但那已經結束了。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委內瑞拉和伊朗均採取了許多行動,削弱自由主義在各國國內的根基。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很多差異——美國人高度重視這種差異,但是,這些差異的存在並沒有讓它們忘記其作為非自由主義國家的共同利益。正如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2007年提出的那樣,“思想市場”上不同的“價值體系”之間真正有了競爭,這是許多年來第一次出現的現象。西方已經失去了“對全球化進程的壟斷權”。


自1942年以來,威權主義者首次恢復了信心,發出自己的聲音。如 Journal of Democracy 的編輯2016年所觀察的那樣,如今最強大的反自由主義政權和二戰前幾十年的反自由主義政權一樣,“不再僅僅滿足於遏制民主制度的發展,而是希望收回民主浪潮以來取得的進步,擴大威權主義的地盤。” 


這些威權主義者正在取得成功,但是,他們能做到這點,不僅因為他們的國家如今處於七十年來最強大的時刻,他們所提出的反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也很有力。這種批評不僅僅是其實行強人統治的藉口——儘管也是如此,而同時也是對自由主義社會的缺陷提出的全面指控,這種指控有着廣泛的支持。


1961到1989,柏林牆存在了28年。(Carol Guzy /《華盛頓郵報》)


自由民主國家上一次認真對待這一挑戰已經是幾十年前了。冷戰的結束似乎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啟蒙時代觀念的正確:人們相信道德和科學的進步不可阻擋,每個個體將獲得身體、精神和智識上的自由。如黑格爾1830年提出的那樣,歷史是“自由意識的進步”;或者如福山1992年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所寫的,根本的歷史進程在發揮作用,“所有人類社會會遵循共同的演進模式——通往自由民主制度的 ‘普遍歷史’。” 


這些信念背後的前提是,所有人類在任何時候都會首先追求自己作為個人的內在價值能夠得到承認,在任何時候都尋求避免受到來自國家、教會或族羣對自己的自由、生活和尊嚴構成的威脅。


只有在“好光景”裏,這種觀念才會被許多人所接受。它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很興盛,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德日法西斯崛起,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民主制度衰落,它奄奄一息。冷戰結束後,它再次興盛起來。但是,這種觀念一直是對人性不完整的描述。人類不僅渴望自由,還尋求安全,不僅是身體上的安全,還有家庭、部落、種族和文化提供的安全。很多時候,人們對能夠提供這種安全的強大而富有魅力的領導者表示歡迎。


自由主義對人類的這些需求沒有給出答案。雖然自由主義國家有時也會有強大而富有魅力的領導者,但自由主義的主要目的永遠不是提供人們在部落或家庭中獲得的那種安全。它一直關注的是個體的安全,關注的是所有個體都能獲得平等的對待,無論人們來自哪裏,崇拜什麼樣的神或者他們的父母是誰。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以犧牲家庭、種族和宗教提供的傳統紐帶為代價的。


提升個人權利也就意味着削弱教會和其它權威的影響力,傳統權威告訴個體必須相信什麼以及如何行事。自由主義削弱了伴隨出身、階級而來的等級制,甚至削弱了家庭和性別的等級。因此,自由主義避免不了會威脅“傳統價值觀”和各種文化。這些“傳統價值觀”和文化是靠着傳統權威的力量,或者是靠着族羣和多數意見的壓力才能得到維持。但是在一個自由主義國家,少數人的權利一旦獲得承認,多數人的偏好會失落掉主流的位置。


在歐洲和美國,隨着自由主義逐漸承認有色人種的權利,承認猶太人和穆斯林的權利,承認同性戀者以及其他性向的人(同性戀和其他性向如果不是被主流宗教所禁止,至少是不被贊成)的權利;以及近年來,承認難民和移民的權利,這意味着白人的、基督教在文化上的主導的崩潰。自由主義是一種妥協,許多人常常對失去的東西感到不滿,而對已經得到的東西滿不在乎。


2


自由主義處於內戰之中


2017年6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安卡拉。埃爾多安利用2016年的政變打擊異議者,鞏固總統權力。(美聯社) 


因此,自由主義總是容易遭到反自由主義反撲,特別是在動盪和不確定的時代。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全球經濟蕭條期間,反自由主義強烈反彈。1940年,自由民主制度看起來已是日薄西山,而法西斯主義似乎是“未來的浪潮”【安妮·莫羅·林德伯格(Anne Morrow Lindbergh)語】


在我們這個時代,地緣政治和經濟動盪不安,技術鉅變,自由主義再次面臨強烈反撲。在這樣的時代,更多的人關注的是自由主義的缺點,關注的是它沒有提供的以及它所削弱或破壞的東西。然而自由主義提供的,如個人權利在國家和族羣面前的安全,則很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或者不被看重。即使在美國這個以普遍權利原則為建國基礎的國家,公眾也支持在緊急情況下限制權利,無論是否合理。在其他一些自由民主的經驗尚且短暫和不夠深入的國家,那裏的民族主義仍然與血緣、國土緊密聯繫,捍衞傳統、文化和族羣,反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暴政”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則幾乎是不可避免了。


這場反自由主義的浪潮席捲了全球,不僅在俄國等威權國家肆虐,而且也波及諸多自由民主國家。匈牙利的維克多·歐爾班便衝在了最前面,他自豪地宣告自己的“非自由主義民主制”是要捍衞匈牙利白人的、基督教文化,反對非白人、非基督徒移民,反對那些生活在布魯塞爾、柏林和其他西歐國家首都的,為這些移民提供保護的“世界主義”、自由主義者。埃爾多安則以伊斯蘭教信仰和傳統的名義摧毀了土耳其的自由主義機構。


在民主世界中,一些羣體組成了跨國聯盟來對抗自由主義。頗有影響力的以色列知識分子約蘭·哈扎尼(Yoram Hazony)在其2018年出版的《民族主義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書中,呼喚所有“反對普世自由主義的抵抗者”團結起來。在他看來,無論是英國退歐支持者,法國的勒龐支持者,荷蘭右翼政黨領袖瓦爾德斯(Geert Wilders)支持者,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還是越發民族主義、反自由主義的波蘭和匈牙利政府,所有這些人和國家都和以色列一樣,“希望去頑強捍衞自己獨特的主張和觀點”,反對“自由主義帝國的支持者”——他指的是過去70多年來由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秩序。


美國同樣也出現了強大的反自由主義力量。如今針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在左右兩端以及兩個政黨最活躍的羣體當中都非常普遍,那種美國的老派自由主義者幾乎不見蹤影。但是,對於正在改變當今世界的威權復興浪潮而言,最重要的一些變化發生在美國的保守派當中。就像美國左翼曾經欽佩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反對者的國際共產主義一樣,越來越多的美國保守派,包括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開始同情起重振雄風的威權主義者以及反自由主義的支持者。


2017年5月,極右翼國民陣線候選人馬琳·勒龐的支持者 (Jeff J. Mitchell / Getty Images) 


反自由主義的批評一直在美國保守主義思想中能夠找到共鳴,至少在某些保守主義思想中能找到共鳴。美國保守主義內部一直存在張力。《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喬治·F·威爾(George F. Will)曾經指出,自由資本主義的“極其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和“將羣體原子化的社會動力”總是與保守派一直重視的社羣、教會以及其他風俗習慣相沖突。一些保守派人士時常會質疑“整個普遍自然權利的概念”,並且試圖論證美國的民主制度根植於特殊的文化、政治傳統。他們不去捍衞《獨立宣言》的原則,而是選擇捍衞傳統,避免《獨立宣言》中的原則破壞傳統。這是另外一種對美國民族主義的理解,這種理解不可避免地與宗教、種族和民族問題聯繫在一起,因為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是去維護這一特殊文化和政治傳統的支配地位,而這種特殊的文化和政治傳統正是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新教徒的文化和政治傳統。


從19世紀初開始,美國曆史中的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便是,人們恐懼於那個屬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徒的美國面臨的威脅:國內的威脅來自於非裔美國人要求解放和選舉權,國外的威脅則是那些來自愛爾蘭,來自日本和中國,來自南歐、東歐和中歐,以及後來從拉丁美洲和中東到來的非盎格魯—撒克遜、非新教的移民。 


這仍然是現代保守主義的主題。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拉塞爾·柯克將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視為美國賴以存在的重要支柱,相信在當時的“艱難時刻”,南方“有很多可以教給現代世界的東西”。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批評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所作的判決是“失控之舉”,因為最高法院的決定“嚴重損害了我們制度之傳統。”1956年,一名因法院的命令才獲得亞拉巴馬大學錄取的年輕黑人女性遭到一羣白人學生攻擊,巴克利卻將矛頭指向法院,他認為“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民俗和習俗”被法院宣佈為非法,“為了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佔據優勢,白人有權採取這些措施”。另外他還寫道,對這些白人的暴力,美國人民不能靠“假裝驚詫”來逃避問題。


3


威權主義者的同情者:美國保守派


普京從1999年一直執掌大權。在一位觀察家看來,這位前克格勃特工將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各國“社會、文化保守派人士”的領袖,反對“國際自由民主制度”。(Alexey Nikolsky / AFP / Getty Images)


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人們已經很難對美國保守派所做的事情做出區分,哪些是為避免政治和文化傳統受到進步自由主義的攻擊,哪些是保護白人基督徒的優勢地位不受種族、族裔和其他意義上的少數羣體提出的要求影響。今天,美國有許多人——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是白人基督徒,但絕大多數是——再一次為自己和他們“根深蒂固的民俗和習俗”辯護,反對美國法院賦權少數族裔,婦女,LGBTQ羣體,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徒,移民和難民。或許我們不應該對自由主義遭到的挑戰“假裝驚訝”,畢竟對傳統習俗和信仰的衝擊是以自由主義之名進行的。這股反自由主義浪潮無疑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幫到了特朗普,到現在它依然在美國肆虐。


這股反自由主義浪潮中存在着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訴求,對此我們也不應該感到驚訝。圍繞着美國外交政策的爭論也是對美國身份的爭論。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抬頭,限制性移民政策出台,關税上升,當時的外交政策將“國際主義”等同於反美。1940年的“美國優先”運動不僅主張美國不介入歐洲的戰爭,而且還對德國關於白人至上主義的論點表示同情【參看7分鐘紀錄短片《美國納粹之夜》(A Night At The Garden)——編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的打擊目標正是納粹主義及其種族理論;冷戰期間,西方陣營要證明自己的價值體系比蘇聯共產主義更優越,上面這些觀點自然遭到壓制。但是,冷戰結束以後,有關美國社會和文化認同的老問題又一次出現。曾經將威權主義作為“現代化”必要階段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步入晚年以後,開始擔憂自由主義正在讓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身份”淹沒於“多元文化主義”之中。他預測,同時也謹慎地支持一種新的“白人本土主義”,也是主要基於這些理由,他才在冷戰後寫的一系列有關“文明衝突”的文章裏敦促美國人從世界上撤回來,經營好自己的“西方”文明。


在這種保守主義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反美主義成分,它反對美國的建國之本: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思想。林肯在寫於1861年論述憲法與聯邦的文章(“Fragment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on”)中,將《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描述為“金蘋果”(apple of gold),而將聯邦和憲法描述為“銀網”(picture of silver),聯邦和憲法的存在是為了捍衞《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出自《箴言》 25:11 “一句話説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 (A word fitly spoken is like apples of gold in pictures of silver.)——編者按)】當時美國南、北方都有很多人呼籲捍衞那個確保奴隸制以及白人至上的秩序能夠維持的憲法,林肯則堅持認為憲法,甚至聯邦都不是美國人自由的最終保障。《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才是自由政府的核心,“銀網的存在是為了金蘋果,而不是反過來。”


林肯的觀點在美國內戰的戰場上得到確認,從那時起,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越來越多的羣體要求獲得權利,然後得到權利的歷史,與此同時,一些人從未停止去阻遏這個權利為更多人所享有的進程。當保守派對這一歷史現實提出反對的時候,儘管他們反對的理由可能對或者不對,但是,他們反對的是美國。


2018年4月,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 (Laszlo Balogh / Getty Images) 


如今,一些美國保守派同情起世界上最堅定的反美領導人來,而這正是因為這些領導人向美國自由主義提出了挑戰。2013年,普京警告説,“歐洲—大西洋國家在拒斥自己的根本”,這其中包括“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價值觀”。它們“否認道德原則和所有傳統身份,無論是在國家,文化,宗教,甚至是在性方面的傳統身份都被否定了。”對此,保守派評論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表示普京幫“各大陸、國家的保守派、傳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發出了聲音,他們正是要反對“這個頹廢的西方……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帝國主義。”


保守派思想家、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最近表示,普京成了“全世界民粹主義保守派的英雄”,因為他拒絕服從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如果民意調查結果可信(見 https://thehill.com/hilltv/what-americas-thinking/397239-polling-editor-increased-support-for-russia-among-republicans),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對普京持積極評價的人數增加了。他們不僅僅追隨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在政治學學者史蒂文·費什(M. Steven Fish)看來,普京將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各國“社會、文化保守派民眾”的領袖,反對“國際自由民主制度”。自稱“非自由主義民主制”的領導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則是一些保守派的又一個英雄。考德威爾認為,歐爾班試圖在匈牙利建立的公開反對自由主義的基督教民主,正是“60年前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在美國的法院開始推行自由主義價值觀,少數羣體獲得越來越多權利之前的民主制度。


政治理論家馬克·普拉特納(Marc Plattner)認為,今天對自由民主制度最嚴重威脅是,自由民主世界裏的“主流中右翼政黨表現出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漠不關心,甚至是敵視。”他沒有提及美國,但他描述的現象顯然也存在於美國保守派中,而且不僅僅是存在於“另類右翼”中。


4


自由主義受到來自左、右翼的攻擊


2016年1月,在內華達州里諾舉行的競選集會上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觀點塑造了他的外交政策,這導致美國倒向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反自由主義勢力。 (Charles Ommanney / 《華盛頓郵報》) 


如果只是美國保守主義陣營外圍的少數幾個知識分子持有這種觀點,那麼這件事就沒有那麼重要了。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最高層人士也持有這種觀點,而且正在直接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去年秋天,特朗普總統在一次支持者的集會上宣佈:“你知道我是什麼嗎?我是民族主義者,好吧?我是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用這個詞。用這個詞。”


去年12月,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布魯塞爾也為講到支持民族主義的理由,堅持認為“沒有什麼可以取代民族國家在保障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這個觀點與哈扎尼在《民族主義的美德》表達的觀點一致,哈扎尼在書裏寫道,真正的民主來自民族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蓬佩奧的講話是對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對歐盟的“自由帝國主義”的抵制運動的支持。事實上,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公開支持歐洲的民族主義者,用美國駐德國大使理查德·格雷爾(Richard Grenell)的話説,美國政府旨在增強歐洲和英國的保守勢力的力量,同時詆譭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主流自由主義黨派。


普京也一直在給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施以援手,這是其全球政治策略的核心部分。許多運動都得到了俄羅斯的資助,而主流政黨,甚至那些與主流政黨無關的自由主義者——比如法國總統馬克龍——都已經成為俄羅斯在社交媒體上發動的虛假宣傳活動的攻擊目標。冷戰期間,蘇聯也進行過大規模虛假宣傳活動,雖然手段現在看來很古老,當時的美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予以抗擊。今天,雖然我們已開始防禦外國對信息、選舉的操縱,但是面對反自由主義的宣傳,我們沒有去為捍衞自由主義做什麼。


所以,自由主義如今受到來自左、右翼的攻擊就不奇怪了。今天,進步人士依然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有着嚴重缺陷,也許是無法改變的缺陷,他們呼喚社會主義取而代之,如冷戰期間的進步人士的做法一樣。他們譴責“自由世界秩序”,譴責國際貿易和金融機制,以及幾乎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冷戰初期建立的自由主義機構。


當年的美國左翼反對美國迴應蘇聯共產主義的挑戰,無論是通過軍備建設,實行遏制戰略,還是代表自由民主國家發動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如今獨裁大國以及世界其他反自由主義勢力崛起,如果要迎接挑戰意味着要行使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的話,那麼美國左翼毫無興趣。他們更在意的是美國的“帝國主義”問題,而對抵抗委內瑞拉等地的威權主義則沒有那麼在意。 


冷戰期間,保守派和自由派以自己的方式,基於各自的理由,選擇聯合起來,支持美國實行遏制戰略,論證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比蘇聯制度更優越。在這個廣泛聯盟面前,美國左翼寡不敵眾。

 

美國現在有一個威權主義政黨:共和黨


而今天,人們沒有聯合起來反對威權主義,或者為自由主義辯護。倒是極右翼,自詡的“現實主義者”加上進步左派組成了一個奇怪的聯盟,希望美國放棄抵抗不斷崛起的威權主義國家。這些人認為美國應當允許俄羅斯等國在歐洲、亞洲和其他地方獲得它們想要的勢力範圍。他們默認接受當今世界上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多樣性”。那些生活在專制大國陰影下的民主國家逐漸被這些大國支配也不是問題。


對於特朗普政府倒向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反自由主義勢力這點,大多數美國人充其量也不過是無動於衷。與冷戰期間美國人對共產主義近乎着魔的表現相反,他們似乎並不關心威權主義的挑戰。因此,威脅在不斷升級,美國卻被解除了武裝。


主要的問題出在了認識層面。面對今天的世界,我們看到的是各種治理制度之間的多邊鬥爭,所有制度都有其優點和缺點,有些制度對某些政治文化比其他政治文化更適合。我們已經迷失在無休止的分類中,將每種類型的非自由主義政府都視為獨特的,彼此之間毫不相干的存在:非自由主義民主制,“自由主義”或“自由化”的專制政體,“競爭性”和“混合”的威權政體。這些不同的類別無疑描述了非自由主義社會不同的治理方式。但從最根本上來看,所有這一切分類都無關緊要。 


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區分方式是兩種:一個國家要麼是自由主義的,那意味着個人所擁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得到一些長久存在的制度和規範的保護,無論是國家還是多數羣體,都不可以侵害個人的這些權利;要麼就不是自由主義的國家,其制度中沒有保護個人的權力不被國家或多數人任意侵犯或剝奪,同時得到政府和被統治者尊重的規範


羅伯特·卡根是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華盛頓時報》的專欄作家。他的作品有《危險的國家 : 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 《天堂與權力 : 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國與歐洲》,《歷史的迴歸和夢想的終結》,《美國締造的世界》等。


本文摘選自《華盛頓郵報》,作者授權《東方歷史評論》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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