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和手段孰大?老美教你玩“政治黑手”

中國國家歷史2019-03-24 01: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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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曆史上由總統“把持”議會的例子並不在少數。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馬基雅維利最早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倫理學主張:政治領袖可以不完全遵守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限制。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公眾的普遍利益,政治領袖有必要違背倫理道德,做出一些荒謬離譜的事情。


實際上,美國的議會就是充滿這種所謂“達爾朗”式交易(二戰時期,美國為了換取法國“偽政府”的配合,竟然答應了法國偽政府對於北非的殖民要求。而偽政府的首腦便是犯下圍捕和流放猶太人罪行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達爾朗)的地方。儘管違背了道德與法律,但是美國曆史上的一些“幕後黑手”行為,在客觀上又確實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目的是良善的,是不是就可以不問手段?箇中意味值得細細體會。

馬基雅維利

美國內戰時期,林肯與其領導的聯邦政府在早期並沒有撈到多大的好處。相反,軍事上的節節敗退讓這位戰時總統及其內閣經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無論是東線還是西線,軍事進展對於林肯來説,都不太順利。因此,林肯和他的智囊團,希望訴諸議會來解決問題,以獲得更大的支持。他們希望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來解放黑奴,真正使黑人在法律上享有與白人平等的權利。這樣一來,北方就可以達到瓦解南部的政治目的,並且獲得潛在的軍事力量(黑人軍隊)的支持。但是,議會的議員並不都是支持黑人解放的個人。議會派系林立,各自有着各自的算盤。


激進派嫌林肯的政治主張太過保守,法律修改並不徹底;保守派則嫌林肯的修憲行為太過激進,難免又一次血雨腥風的降臨。何況,黑人奴隸與大多數議員的切身利益有關,因而通過這樣的憲法修正案阻力重重。因此,林肯與他的智囊團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去收買,甚至恐嚇部分議員,以獲得更多的選票從而使憲法修正案能夠順利的通過。例如,林肯通過給一個議員提供有油水的税務員的職位,從而獲得他的信任,並最終獲得他的選票;還有一個議員家庭貧寒,上有老下有小。林肯於是親自拜訪,通過打感情牌獲得了這位議員的好感。而這位議員在最終投票的場合,經過激烈的內心思想鬥爭,也還是投了贊成票;還有的議員吃硬不吃軟,於是林肯叫來涉黑背景的人員進行恐嚇,逼迫這些議員交出了自己的贊成票。


就這樣,林肯通過各種“灰色”交易,獲得了十幾張贊成票(明面上這並不符合美國自由、平等、公正的法律精神),並最終順利通過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賦予了黑人法律上與白人相同的權利。而儘管議會在這之前四分五裂,卻也在大勢之下表明瞭自己的態度,並最終通過了足以改變美國的憲法修正案。

林肯

“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美國也不得不面臨這種尷尬局面。20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曾經風光無限的“山巔之城”在經歷了經濟大危機的“洗禮”之後,變得一蹶不振。羅斯福面對急轉直下的國內形勢,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來確保國家復興計劃的順利實施。因此,議會同樣成為了羅斯福總統施展身手的舞台。


我們都知道,儘管美國內戰在戰爭結果以及法律上宣告了美國奴隸制的破產。但是,美國奴隸制並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反而以一種更為囂張的態勢捲土重來。南部各州在內戰之後,相繼推出了排斥、歧視黑人的法令,形成了對黑人所謂的“種族隔離”(黑人名義上與白人平等,實際上被隔離起來,並不能與白人平起平坐)。而且,南方勢力是美國議會中不可小覷的組成力量。他們對執政黨的支持與否,直接關係到政府的存亡。因此,羅斯福為了“新政”各項措施的順利推行,為了不激怒南方的國會議員,以換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對南方造成的嚴重種族歧視持允許態度,或至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實上,與南方的這樣一種“灰色”的同盟關係成了“新政”的重要支持力量。


就這樣,美國各黨派力量在議會達成了妥協與共識。各方都以犧牲黑人的自由民主權利為代價,來贏得各自的既得利益,並最終完成他們所謂各項事業的進步。因此,當時的美國政治頗具諷刺意味。一方面是“新政”在國內國外致力於擴大自由民主,傳播先進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卻是國內的現實越來越黑暗,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對黑人權利的踐踏越來越猖狂。但是,美國終究通過羅斯福“新政”轉危為安。而新政也最終把南方變成了民主黨的地盤,為60年代黑人問題的解決埋下了伏筆。

羅斯福

“911”時期的布什政府面臨的情況可能並不比上述兩位總統的情況要好,甚至要差的多。“911”的恐怖襲擊使美國社會的恐懼到了極點。全國上下一片譁然,就連政客也慌了手腳。但是,精明的布什總統比任何人都要清醒。很顯然,他看到了一個使他名存千古,甚至獲得至高無上權力的機會。這個機會,就連他的那些偉大的前任總統,也未曾獲得過。因此,布什總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開始了他在議會的表演。


布什總統看起來非常懂得心理學,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對議員説什麼話。他知道,在國家面臨着巨大危難的時刻,每個議員都揹負着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他很快便通過“幕僚寫手”完成了日後稱之為“愛國者法”的國家非常時期的法律。確實,明面上以國家安全為要務的《愛國者法》,卻添加了許多為布什自身謀取好處的政治資本(這部法律根本不可能在和平時期被通過)。但是,很多議員都沒有來得及去仔細看這部草案,就被火急火燎的布什親信催促着投票。可以想見的是,這部看起來剝奪了太多自由民主權利的憲法,卻成為了布什手中的勝利果實。同樣諷刺的是,儘管911之後的美國剝奪了太多公民自由民主的權利。但是美國相對過去,確實變得安全了。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達到了。只是這是以犧牲被美國視為立國之本的自由、民主等價值信條為代價的。


上述三個總統,都在美國面臨危機的緊要關頭,通過議會,實現了自身既定的政治目標。由此看來,美國曆史上由總統“把持”議會的例子並不在少數。當國家面臨危難之時,政府儘管做了一些違背道德甚至法律的事情,但是最終在議會這個權力角逐的“鬥獸場”,使各方政治勢力在確立某些原則的基礎上達成了若干妥協。


儘管這些妥協不甚光明,甚至犧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使很多人倍感痛苦,但是在這之後,美國社會卻總能開啟一個新的紀元,獲得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神學家尼布爾曾説過,“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政治自始至終都是良知與權力交鋒的場所。人類生活中的倫理道德與違背這一道德的強制性因素相互滲透,最終嘗試着達成一種無奈的妥協。”


美國議會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充滿上述類型妥協的歷史。當面臨危機時,美國政界的各方力量基本上能達成共識,他們基本上一致同意以犧牲某些原則作為獲得最後勝利的代價。這在二戰時期表現的更為明顯(羅斯福的國家緊急狀態犧牲了公民自由生活的權利,但是為獲得最終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正如某些美國政治研究的學者所説,美國的政治充滿了彈性與靈活性。正是這些十足的彈性讓美國總能在危難關頭規避風險、化險為夷。但是,彈性並不總是好事。一方面,它意味着靈活、意味着隨機應變;而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混亂、無序甚至是道德淪喪。因此,儘管美國曆史上每當面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美國各方政治力量都能在妥協的基礎上維護建國國父建立的既定憲政秩序,並在客觀上促進社會整體上的發展與進步。但是這一過程也充滿了不可靠性、不確定性和不適應性。甚至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方面,對美國的民主憲政造成的破壞性可能遠遠超過它的建樹。事物總有它的兩個方面。有可能讓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政治彈性”,會在將來親手埋葬美國人自豪的民主政治。這頗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意味。


[1]王希,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2]艾拉·卡茨尼爾森,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M]書海出版社,2018年版

[3]馬基雅維利,君主論[M]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4]埃裏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M]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5]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導演電影《林肯》,2012年上映

[6]尼爾·弗格森,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和西方的衰落[M]企鵝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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