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經濟的重心在哪裏

FMBA2019-03-20 11:37:55

作者:李迅雷@來源:李迅雷金融與投資,微信公眾號lixunlei0722

隨着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區域經濟的分化也愈加明顯。近日,全國31個省份均公佈了2018年各自的GDP總量及增速,引發大家對區域經濟發展前景的熱議。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從高增長步入到結構調整階段,資金流、人口流、貨物流和信息流通過市場的力量會不斷集聚到某些區域,從而讓這些區域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那麼,未來中國經濟的重心會落在哪些區域上呢?

01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三個階段


從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看,實際上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提出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如深圳、廈門、珠海、汕頭四個沿海城市建特區,沿海16個城市被設為開放城市,90年代初又設立浦東新區等;第二階段則偏重於區域間經濟均衡發展戰略,如1999年提出並實施西部大開發、2003年開始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2006年國務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發展規劃。


第三階段更趨向於區域一體化下的協同發展戰略,即發展區域更加集聚,以點帶線、以線帶面、對外輻射。如2014年提出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戰略;2016年發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發揮上海、武漢、重慶的核心作用,打造長江經濟帶的三大增長極等;去年及今年年初,又進一步明確了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第三階段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更像是發展經濟學中的“發展極”或“增長極”理論的實踐。所謂“發展極”,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格局的一種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強調區域規劃,合理安排資源的優先次序,即集中資源先發展擁有主導部門和創新行業的某些地區,以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因此,發展極理論屬於區域經濟理論,但它與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的差異之處在於,前者更強調優先發展戰略,後者屬於均衡發展戰略。


02

從投入產出比看區域經濟發展的效益


從全球看,地區間均衡發展戰略鮮有成功案例,如從歷史上看,蘇聯、日本、埃及、法國等很多國家都試圖推行區域間均衡發展戰略,向落後或人口稀少的地區加大投資力度或移民,但結果都無功而返。如今,世界一半的GDP是由佔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出來的,同時,這1.5%經濟板塊上卻居住着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


從我國區域經濟第二階段的發展戰略看,儘管成效顯著,但也存在投資效率不高的問題。如從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佔比,已經從17.72%提高到2014年的24.57%;中部從19.83%提高到2014年的25.54%;東部地區則從2001年的53.9%降至2014年的40.81%。


儘管中西部的投入比重不斷上升,但產出(GDP)比重並沒有明顯提高,如東部地區的投資佔比在不斷下降,但GDP的佔比卻基本維持穩定,從2000~2015年,東部地區的GDP佔比僅從53.44%降至51.52%,而西部地區只上升1個百分點,中部上升不到一個百分點,東北則不升反降。


2015年以後,隨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分化和集聚現象越發顯著,東部地區出現了投入和產出佔比雙雙上升的勢頭,如2017年東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在全國的比重提高到了42.4%,同時GDP的佔比也上升到52.6%;東北的投資和GDP份額則不斷下降;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份額較2014年上升2%,但GDP份額只提高0.2%;中部地區201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佔比較2014年上升0.5個百分點,但GDP佔比為21.7%,比2014年回落0.1%。


記得十年前,我就寫過一篇報告,叫《尋找中國下一個崛起的區域 》,發現從全球人類的居住分佈狀況看,全球10%的陸地集聚了90%的全部人口,其中50%以上人口居住在離海岸線200公里範圍內的陸地上。如美國有50個州,其中的5個州人口要佔到全美人口50%以上。


因此,我認為經濟地理上的分化和集聚是大趨勢,中國人口從西向東、從北往南遷移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完成。有理由看好東部的發展空間,認為未來人口流、資金流、貨物流、信息流等還是會流向東部。10年過去了,當初的基本判斷大部分都得到了印證。


由於資源是有限和稀缺的,中西部地區大量的低效投資,導致資源錯配,也成為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加大、槓桿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上海交大陸銘教授的不完全統計,2009年以來,全國272個城市建設了當地的新城,超過90%的城市建了新城,大量新城的建設在我國中西部人口流出地。依據經濟學邏輯,越是欠發達地區,還款風險越大,轉化成高利率,推高社會融資成本。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2018年)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從銀行的不良率看,中西部地區及北方的地區的不良高於東部及長江以南地區。如內蒙、甘肅、山東、東北、雲貴等省份的不良率很高。北京、上海、廣東等較低。


因此,從改革開放40年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看,優先發展戰略顯然要比均衡發展戰略的效率更高,結果更理想。因此,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無論是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或京津冀協同發展,還是長江經濟帶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實際上就是希望在區域內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或產出率。


我國東部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20%,卻創造了全國52%的GDP,因此,規模經濟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據世界銀行的案例歸納研究得出的結論,經濟密度增加一倍,生產率提高6%,而與中心城市的距離擴大一倍,利潤就下降6%。因此,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是最明顯的,如紐約的GDP名列美國所有州第三,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


相比之下,我國東部地區的集聚度雖然在過去40年中上升了9個百分點,但仍嫌不足,經濟密度依然不夠高,未來仍有很大集聚空間,應該能夠提高到60-70%。


03

未來經濟重心在東部


從經濟規模來看,目前長三角地區GDP總量最大。


綜合各地統計數據,2018年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的GDP總量超過21萬億元,佔全國經濟總量的23%。而京津冀地區經濟規模是最小的,2018年GDP總量約為8.5萬億元,粵港澳的GDP總量為12萬億元左右,也不過略超長三角經濟總量的一半。


一個區域的經濟能否發展起來,取決於多重因素,其中最基本的要素,即所謂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技術。但實際上自然資源稟賦是最難改變的。或許有人會提到以色列——自然條件很差卻發展很成功,但這屬於極少數的成功案例,小概率事件一般很難複製。


人類歷史演繹至今,你會發現,人類改變自然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早就提出過劃分中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愛輝—騰衝一線,這條被稱為“胡煥庸線”的人口地理分界線。線東南方36%國土居住着96%人口,即便到了21世紀的今天,這一人口分佈的基本格局仍未被打破。


因此,地理格局決定了經濟的區位優勢和劣勢。從歷史看,自南宋以來,中國經濟及文化重心就落到了南方,尤其是江浙最為發達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上海就為遠東金融第一中心,金融體量遠超東京和香港。


80年代隨着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深圳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之路,上海經濟增速被深圳所超越。但隨着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減少,深圳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遭到了挑戰,上海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從90年代不足深圳的一半,到超過深圳,説明上海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步伐還是比較快的。


回顧改革開放40週年來的沿海城市發展軌跡,發現在同樣政策支持下,有些城市發展加快了,有些城市則落後了,如80年代最先開放的16個沿海城市,秦皇島、天津、煙台、大連 、青島、南通、連雲港、上海、寧波、温州 、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營口和威海,迄今為止,我認為成敗參半,即8個城市(上海、青島、寧波、廣州、南通、温州、煙台、福州)成功晉級,另外8個城市競爭力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可見,不管是優先發展戰略還是均衡發展戰略,市場的力量強於一切,不可能出現普遍繁榮,尤其當經濟增速下行的過程中,肯定出現城市發展快慢的排序,此消彼長。


最成功的區域經濟發展案例,當屬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了。深圳2018年出口額就要佔到全國的十分之一;2018年浦東新區的GDP過萬億元,超越不少省份的GDP,而且,浦東新區創造全區70%GDP的地方,只佔浦東十分之一的面積。無論是深圳還是浦東,目前也處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階段,如浦東將打造最強光、中國芯、創新葯、藍天夢、智能造、未來車、數據港七大新興產業。

04

上海區位優勢更明顯


比較京津冀、長三角與珠三角三大經濟區域的特點,發現有幾個方面的差異:第一,京津冀的發展水平落差最大,北京作為發展極的“虹吸效應”非常明顯,但“輻射效應”欠佳,2018年天津GDP增速只有3.6%,河北經濟體量排名不斷回落,2018年降至第九。


長三角的江蘇、浙江GDP總量排名分別為全國第二和第四,與上海的產業聯動性相對較好,這是因為上海的製造業比北京發達。珠三角的經濟增速依然較快,且新舊動能轉換情況不錯,問題在於廣東省內經濟發展不夠均衡,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的經濟比較發達。


第二,從人口流動情況看,2017年京津冀地區人口淨流出(剔除自然增長人口後,下同),長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均淨流入,説明長三角與珠三角的集聚效應還是比較明顯。但廣東下轄的各個城市中,除了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外,大部分中小城市的人口處於淨流出狀態,進一步印證了珠三角經濟的分化現象。而江蘇。安徽和浙江人口淨流出的城市數量很少,説明經濟發展相對均衡。


第三,從經濟運行質量看,財政收入佔GDP比重這一指標頗具代表性,即2018年,上海佔22%,名列全國第一,北京佔19%名列第二,廣東第7,只有12%,其中深圳為15%,可見,以財政收入為考量的上海,經濟增長質量名列全國第一。

北上深相關數據比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比較上海、北京和深圳,發現就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而言,上海和北京比較顯著,但北京主要靠服務業比重上升,上海則相對比較綜合。深圳居民的房貸壓力大於上海,北京雖然房價漲幅較大,但房貸壓力卻比較小。


此外,廣東的產業結構中對製造業的依賴度相對較大,在10年前的美國次貸危機中,出口加工業就深受其害。如今,隨着全球經濟下行及部分產業向外轉移,就業壓力也相對會較大。如2018年上海實現新增就業58.2萬人,與2017年保持平穩。但上海常住人口僅為廣東的1/5,新增就業超過了廣東的1/3,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海創造就業的能力相對較高。


  2018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與常住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此外,還可以從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來衡量產出效率,這也可以體現投資質量。通過比較2013~2017年國內幾大中心城市的固定資產佔GDP比重發現,排序為深圳、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和重慶,即深圳和上海的產出效益分別為第一、第二,重慶最差,天津次之。產出效益差的城市,未來經濟增速一定會大幅下滑,因為高投資不可持續。


例如,2017年重慶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佔GDP之比達到90%,而上海只有24%。上海的排名儘管為第二,但過去5年呈現產出率上升勢頭,説明效益在提升,而深圳正好相反。

六大中心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當地GDP之比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吳佳璐供圖


最後,從三大經濟體的戰略地位看,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戰略,主要想通過紓解北京的人口和非首都功能,如設立雄安新區和把市政府遷到通州。而現實問題是,北京的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達到80%,而服務業的產業鏈通常不如製造業長,故輻射力度有限,雖然可以起到紓解北京城市壓力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就是在珠三角發展的基礎上,加強與香港、澳門的互聯互通,有利於提升該區域的國際化程度,促進珠三角的金融開放。目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是國內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如果金融業規模也能做大,其綜合競爭力將進一步提高。


相比之下,上海的戰略地位與其他兩個區域相比更為重要。首先,上海是長三角一體化的核心城市;其次,上海又是長江經濟帶上的核心城市,其發展極的輻射功能可以得到充分發揮。我們從國家賦予的上海戰略定位上也可以略見一斑:國際金融、經濟、貿易和航運中心,全球科創中心


上海預期是2020年實現金融、經濟、貿易和航運四大國際中心的目標。據商務部統計,儘管自2015年以來上海實際吸收外資呈現出見頂跡象,外商投資項目簽訂合同項目也出現單邊回落。但2018年,上海實際吸收外資出現了回升,合同項目數量大幅上升,較上年增長了42%,為歷史高點。


世界銀行集團發佈了《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從上期第78位躍升至第46位,首次進入前50。其中,上海作為樣本城市,權重高達55%,對排名提升的貢獻巨大,也有利於國際經濟中心地位的進一步鞏固。


上海除了各項經濟指標在全國大城市中依然保持領先地位外,全球科創中心建設也將成為它未來經濟的一大亮點。上海2018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47.5件,技術合同成交額增長50.2%,説明上海在科創中心建設上也充滿潛力。


不久前,最高層宣佈設立上交所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實際上是把科技創新和資本市場改革這兩大任務賦予了上海。此舉將有利於上海集聚科創資源和力量,進一步加強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聯動發展。藉助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功能,向全國乃至全球的科技企業提供服務平台。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仍在東部,經濟體量大、集聚和輻射力強的當數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作為貫通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經濟區域,有利於中國的東部經濟與中西部經濟協同發展。上海作為長三角的核心城市和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城市,實屬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當然,上海的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也顯而易見。首先是戰略新興產業的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偏低,不足深圳的一半;其次,在嚴格限制超大城市人口流入的政策下,過去三年來上海常住人口淨減少,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壓力;第三是受傳統經濟結構、人口相對老齡化影響,與深圳等年輕的移民城市相比,行政力量偏強、社會活力不是太足;第四,經濟結構中民營企業比重偏低,體制機制創新動力也有所欠缺


因此,儘管上海在全國的區位優勢和龍頭作用非常明顯,但在經濟減速、存量經濟主導的大趨勢下,不進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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