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從創新的不確定性看產業政策面臨的挑戰

FMBA2019-03-20 11:37:42

作者:張維迎@來源:人文學會 

2019年2月23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澎湃新聞一起主辦的“2019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熱點前瞻沙龍第二期:產業政策的制定與治理創新”在北京舉行,人文經濟學會理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出席並發表演講。以下為演講實錄。

我講的題目是“從創新的不確定性看產業政策面臨的挑戰”。首先聲明一點,我講的產業政策有嚴格的定義,就是指對產業和企業的歧視性、差別性對待,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產業政策。另外,我今天討論的產業政策,是指其目的在於提升技術進步和推動創新的產業政策,政府宏觀調控、穩定就業、收入再分配或者地區平衡發展等方面的政策,不在我今天的討論範圍。

產業政策的認識論誤區

説到產業政策,目前有個認識論誤區,就是我們假定創新是可以預測的。當然不是假定所有人都有能力預測,否則也就不需產業政策了。但我們確實假定,有一部分人特別聰明,比如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或企業家,他們知道技術進步的前景、未來應該發展什麼產業,並且能就這樣一個前景和產業藍圖達成共識。我們以為,基於這種共識的產業政策是科學的,因而是正確的、必要的。

但這個假設根本不成立。要知道,聰明人也會犯大錯誤。舉一個例子,愛迪生很聰明,既是偉大的發明家,更是傑出的企業家,但他曾犯過兩個大的預測錯誤。第一個預測錯誤是,在所謂的“交直大戰”中,他預測直流電會贏,交流電沒有前途,甚至採取了一些被人不齒的下作手段詆譭交流電,但最後交流電還是贏了,連他自己的通用電力公司也從直流電轉換到交流電。第二個預測錯誤是,在燃油車和電動車的競爭中,他賭電動車會贏,實際上他也錯了,燃油車贏了,他在電動車上的投資血本無歸。幸運的是,當時的美國政府沒有委託他制定產業政策。

為什麼聰明如愛迪生這樣的人也會預測失誤?因為技術進步和創新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來自創新的獨一無二,就是這個世界之前沒有的,沒有概率分佈,沒有平均值,沒有方差,所以不可預測,只能是每個人自己做出決斷。但是不同人的判斷在事前沒有辦法證明誰對誰錯,只有事後才能證明。

創新有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一,技術上的可行性是不確定的;第二,商業價值是不確定的;第三,創新的成敗依賴於互補和競爭性的一些技術,這個前景也是不確定的;第四,體制和文化對於創新的態度也是不確定的。

創新的不確定性

讓我對這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分別加以解釋。

第一,技術可行性的不確定。一種創新在技術上是否行得通,事前是不清楚的。舉個例子,230多年前,英國企業家威爾金森提出用鐵製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東西能不能漂在水上?當時是不知道的。所以,當他提出這個觀點時,99.9%的人反對,他被認為得了“瘋狂病”,人們給他起了個“鐵瘋子”的綽號。

100多年前,美國萊特兄弟提出要造飛機。比空氣重的東西要飄在空氣上,這是不是可行?當時的知識下,也是不確定的。二戰期間,美國要研製核武器。核裂變能不能產生那麼大的能量爆炸?這在當時也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實驗成功之後,才説這是可能的。

同樣,最近的例子iPhone手機,當喬布斯提出要用多點觸控技術來替代鍵盤時,這個技術也是高度不確定的,包括蘋果公司的技術專家都不看好。微軟的技術人員更是想都不敢想,所以他們一直在熱衷於搞用手寫筆或鍵盤這樣的平板電腦技術。

第二、商業上的不確定性。一個東西即便證明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在商業上成功與否仍然是不確定的。愛迪生最初發明電力照明系統時,煤氣照明系統已經很普及了,電力照明系統能不能夠戰勝煤氣照明系統,並沒有清楚的答案。同樣,像英國的協和式飛機,速度非常快,技術上證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後在商業上失敗了。

最近我們看到,空客公司生產的A380巨無霸客機,技術上沒有問題,而且已經有一百多架在運營,但空客還是決定停止再生產這種飛機。為什麼?因為在商業上是沒有價值的。

喬布斯在1975年創辦了蘋果,1985年他被趕下台,就栽在“麥金塔”電腦上。這款喬布斯最得意的產品賣得很不好,他遭到了董事會全體的批評和否決。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一個原因是,創新的商業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後續的一系列的技術改進。所以我們看到,計算機從大型機到微型機,再到個人台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再到智能手機,每一個後來的領導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領導者,或者前面的領導者都在新一代的電腦面前變得默默無聞,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沒有能夠看到新產品的商業前景。

第三、相關技術的不確定性。我特別講一下互補性技術,舉兩個特別有名的例子。第一例子是前面提到的交直大戰,為什麼交流電戰勝了直流電?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後來變壓器的發明,這是愛迪生沒有想到的。有了變壓器,上萬伏的高壓交電流可以遠距離傳輸,消耗很低。如果沒有變壓器的發明,交流電要戰勝直流電就非常困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技術發明對交流電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貝爾實驗室科學家發明激光之後,連他們自己的專利律師都不主張去申請專利,因為這個技術對於AT&T沒有什麼商業價值。激光什麼時候變得有商業價值呢?1970年康寧公司生產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與高透明玻璃結合,就產生了我們今天講的光纖,由此替代了原來的銅線電纜,使得數字傳輸成為可能,才有了互聯網通訊。如果沒有玻璃技術的創新,激光的商業價值就大打折扣。今天激光可以説已經成為一種通用技術,無處不在了,連我們講課都離不開激光筆,更不用説各種醫療診斷和手術了。

100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的競爭也是這樣的,發動機的進步,包括傳輸裝置以及汽油改進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些進步,燃油車要替代電動車也可能非常難。但這些進步愛迪生當時沒有預料到。

第四、制度和文化的不確定性。創新是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就一定會使得一些利益羣體受到損害,這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會盡一切努力來阻止這種新技術的出現。技術史專家斯密斯曾經講過這樣的話:每一個創新都誕生在不友好的社會,朋友很少,敵人很多。所以創新非常難。

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是蒸汽汽車。蒸汽汽車的發明比著名的雨山火車試驗還要早,最初在商業運營上也比較成功,英國土地上出現了數十家蒸汽汽車公司。為什麼最後失敗了?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包括馬車業主、出售橡木和出租馬廄的人、公路信託人、馬的飼養者、與道路相鄰的農場主,以及新出現的鐵路公司的反對。這些既得利益者向英國國會遊説,指控蒸汽車不安全,鍋爐容易爆炸,車輪破壞公路,驚嚇行人和馬,如此等等。最後,英國國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紅旗法案》,要求必須有一個行人在蒸汽車前方100碼打着小紅旗行走,以警告其他行人和車輛。這樣,蒸汽車速度不能超過行人步行的速度,蒸汽車運營公司都破產了。

產業政策的悖論和自我證成

以上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帶來了產業政策悖論:當我們制定一個產業政策時,我們是以某種共識的存在和創新的可預期性為前提。但按照定義,創新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意味着創新不可預測,沒有共識。反過來,如果一個創新大家可以達成共識,大部分人認為是對的,那説明它已經不再是創新了。

同樣,我們可以講,一項新技術或創新如果能夠達成共識的話,我們也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達成共識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會自覺做。大部分認為前途光明、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沒有必要專門出台產業政策鼓勵了。

這一點也意味着,對於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和產業,發展中國家就更沒有必要制定產業政策了。有人説,儘管產業政策可能不適用於創新,但對扶植傳統產業是可行的,因為發達國家走過的路我們是能看清的。這種説法更站不住腳,因為這樣的產業,企業家比政府官員看得更清楚。比如説,李書福早就看出了中國巨大的汽車市場,但政府政策阻止了他及時投入汽車產業。如果沒有政府汽車產業政策設置的障礙,中國自主品牌的汽車會比現在成功得多。

我們必須謹防產業政策的“自我證成”(self-justification)。一種政策好像證明自己是成功的,其實可能是不對的。比如説,設想政府要鼓勵養狐狸,養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財政補貼、税費減免、廉價土地、優惠信貸,甚至他們的孩子可以優先上大學;所有經營狐狸的商家也可以得到財政補貼和税費減免;吃狐狸肉、穿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價格補助;任何人要養其他動物(如豬羊牛),或者吃其他動物的肉,都必須同時飼養或消費一定量的狐狸;等等。那麼,狐狸這個產業一定會發展的很興旺。如果再進一步,政府出台一項法律,規定任何人如果養了非狐狸的動物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那麼,狐狸產業肯定能成為這個國家最大的養殖產業。但是,這不能證明這個狐狸產業政策是對的。這就是我講的產業政策自我證成,但不能證明它是對的。

我講這個比喻是有針對性的。現在新能源汽車得到各種各樣的優惠,各種各樣的補貼,所以發展很快。如果政府以後再用法律形式,規定比如説2030年之後不再允許使用燃油車,只能使用電動車,到那個時候燃油車會被徹底淘汰,電動車就會取得決定性勝利。但是這不能證明鼓勵電動車的產業政策就是對的。用產業政策消滅其他可選項是非常危險的。

回頭看一百多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之間的競爭,最後燃油車成功了,這是靠市場的成功。過去一百年,燃油車的效率提高了八倍。發動機每瓦特功率的重量1885年是270克(奧托發動機),2002年已降到1克。相比之下,電動車效率的提升要慢得多。今天或今後的新技術變化也可能使電動車完全替代燃油車,但這要由市場説了算,而不是政府説了算。政府的政策也許消滅的是更有潛力的技術。燃油車本身的進步潛力仍然非常大。我們只能留給市場來獎勵或懲罰誰,而不是由政府做這樣的獎懲。

創新需要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為什麼市場説了算比政府説了算好?簡單説,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政府是集中決策,搞得是一錘子買賣。

有人問,市場就不犯錯誤嗎?市場當然會犯錯誤,任何體制下都會犯錯誤,因為人本身不是完美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於計劃經濟,不是因為它不會犯錯,而是因為市場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自我糾錯的機制。在市場經濟下,每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都是其他企業家賺錢的機會,挑毛病糾正錯誤都是有利可圖的事情。所以,儘管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的決策失誤,但是最後經過競爭,適者生存,留存下來就是有生命力的技術和產業。

相反,計劃經濟下出現的錯誤,誰來糾正呢?沒有人。犯錯誤的人、做出錯誤決策的人自己不會糾正錯誤,因為糾正錯誤有失臉面,丟人。其他人也不可能糾正錯誤,因為你糾正錯誤就是得罪人,自己也得不到好處。所以我們看到,計劃經濟下犯的錯誤得不到及時的糾正,小錯誤變成了大錯誤。事實上,對政府官員來説,理性的做法是掩蓋錯誤。原來計劃一百萬投資做成的事,最後投入十個億,證明自己成功了,其實是失敗了。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包括產業政策,最後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損失。

所以,如果我們要想讓技術得到有效的發展,要想真正推動社會的創新,最好的政策就是讓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後通過市場競爭篩選技術和產品,而不是用產業政策扶植這個、抑制那個。

任何阻礙企業家自由選擇、誤導企業家判斷的政策,都不利於創新。

(本文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已經作者本人修訂。小標題為修訂時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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