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劉慈欣:聽起來平淡無奇,其實非常離經叛道

三聲2019-02-10 03: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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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我這個話,這句話很極端,表面聽起來很平淡無奇,其實這句話是很離經叛道的,只要科學技術在不斷地發展,人類就有光明的未來。就這一個條件,不需要別的條件,不需要什麼民主啊、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託啊,都不需要,只需要這一個條件,就夠了。”


作者 | 邵樂樂


“太陽即將毀滅,人類在地球表面建造出總計一萬二千個巨大的推進器,最大的高度達11000米,這樣的大型推進器要幫助地球逃離太陽系,尋找新家園。”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説《流浪地球》中, 大型推進器背後體現的技術,被劉慈欣看作大災難面前唯一能夠拯救人類的東西。

 

這種對於科技近乎理想主義的信奉,頻繁地體現在劉慈欣創造和描述的科幻世界和末日體系中:對於遭逢滅頂之災的人類來説,是科技而不是飄乎不定的羣體民主、人性和道德能夠拯救人類,且依賴於強有力的政府體制和強有力的法律、規則的推動得以存活。即使人類對於自己的終極目標是完全模糊的,但 “只要科學和技術在不斷髮展,人類一定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當我們跟劉慈欣聊起末世災難下什麼是保障人類生存的最優解和他關心的人類終極目標時,劉慈欣進一步對我們明確強調,“只要科學和技術在不斷髮展,人類一定有一個光明的未來”這句話,表面聽起來平淡無奇的表述,其實非常離經叛道。


“記住我這個話,這句話很極端……就這一個條件,不需要別的條件,不需要什麼民主、人的道德提升或者人有精神寄託,都不需要,只需要這一個條件,就夠了。”

 

如果仔細品味這句科技理想主義的極端表述,劉慈欣一直以來被賦予的種種標籤和種種評價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在劉慈欣的多部作品中,人物呈現出很強的功能屬性,並且有強烈的國家浪漫主義、集體主義情緒溢出,甚至帶有“十七年文學傳統”的敍事風格。雖然劉慈欣自稱受俄羅斯文學而非十七年文學的影響更大。

 

劉慈欣更關心人類的命運共同體,他預想過提交應對末日大災難的方案,以推動各大國的政府體系對這些問題的重視,甚至在奧巴馬來中國時試圖與其探討這一話題。

 

“我不是在開玩笑,外星人是很現實的事情,可能明天就來了。如果明天來了,我們總得有相應的應對政策。我們是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和外星人打交道,還是以我們國家自己直接和外星人打交道,這個政策怎麼把握?這一切都得有人研究,這是很深的問題。”

 

這也是當《流浪地球》這種小眾垂直的文學品類,輸出成為一種大眾影視的文化產品時的意義所在——當“世界末日”的概念第一次出現在中國電影中時,當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而非一個個獨特的個體或種族出現,其呈現的超越時空的遼闊視角讓讀者產生的敬畏感,是人類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戀情緒的一個路徑。

 

“人類這個命運共同體,在滅頂之災面前又應該怎麼辦,終極目標又是什麼”等問題也許才會藉此引發更多討論思考。



以下是《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與劉慈欣的對話整理:


《三聲》:龔格爾(電影《流浪地球》製片人)説,他第一次見你,給你看了劇照,你當時就覺得能成,為什麼?

 

劇照能傳達出很多信息,包括電影製作的基本理念、它的成熟度。從劇照能看出來,他的電影的背景、環境,還是有很厚重的歷史感和現實感,這種感覺在初次做科幻片的(創作者)中很少見。一般初次做科幻片、沒有經驗的創作者,創作出來的科幻片環節,就和一個玩具剛開封一樣,特別乾淨、新鮮,這是最忌諱的。

 

科幻片的難,不是把幻想拍成幻想,把幻想拍成幻想不難,把幻想拍成歷史是很難的。《流浪地球》至少這部分做到了這一點。我看了大量的科幻電影,我覺得這個電影不像是第一次嘗試科幻電影的導演做的,他好像很有經驗、很老練了。

 

《三聲》:聽説你20號看《流浪地球》的時候哭了。

 

我沒有哭,胡説八道呢!我們作者和編劇是最不可能哭的。我是以一個創作者的身份去看這個電影的,(就像)工程師一樣,看了這段我就想這段怎麼能弄得更好呢,看了那段我會想這個不錯,但往前可能好一些。

 

我不否認,電影很出色。但是我不是從那個角度去看的,我是帶着工匠、工程師的心態去看的。

 

《三聲》:你説你看《2001太空漫遊》的時候感覺很震撼,看其它科幻電影,會有感情上的觸動嗎?

 

科幻電影不是給人情感觸動的,也不是讓你哭的,它給你的是一種超越現實時空的、遙遠的、遼闊的感覺。包括《2001太空漫遊》和別的電影,它帶你去經歷你沒有經歷過的時間和空間,帶你領略人在宇宙面前的敬畏感,和對未知世界的嚮往。

 

《三聲》:這正好是我剛剛想問你的,當你去想象宇宙的時候,你的內心升騰起來的是敬畏感。

 

對,敬畏感,也有一種對未知世界的好奇。但是話説回來,純粹表達這種感覺的科幻電影,製作成本是很高的,在目前中國市場風險也是很大的。這種科幻電影,中國觀眾還沒有準備好接受。

 

《三聲》:你曾經説,理想中的科幻電影是一步步朝着某個方向走的,現在中國科幻也是在起步了。

 

這個起步已經很好了。包括《流浪地球》,雖説是以情動人,但也有很多接近《2001太空漫遊》的思考。比如,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在滅頂之災面前,我們的社會結構是什麼樣的,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採用什麼樣的生存策略,比如最後你是讓飛船走,還是讓飛船和地球一塊完。

 

這是很哲學的思考,這種思考在以前的中國電影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因為世界末日這個概念,是第一次出現在中國電影中。中國以前沒有這個概念。這是很大的突破。這個突破在於,世界末日在世界電影屢見不鮮,但這次是把中國的文化和情感,放在了世界末日裏面。

 

《三聲》:即使在整個中國的文學傳統裏,“世界末日”的概念也不是那麼強。

 

往深了説,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中華文化沒有末日的概念。

 

《三聲》:它是循環的。

 

對,有循環,但中華文化的循環也是外來的。中華文化是無限延伸的,它認為未來是永遠無限延伸的,沒有末日。但是西方哲學意識裏,有明顯的末日,這來自於基督教。所以這個電影是第一次把末日的概念放進中華文化。

 

《三聲》:可是你自己的作品裏為什麼有這麼強的末日概念?

 

因為科幻小説是舶來品,我受西方科幻的影響很重,我就是看着外國的科幻小説長大的,所以我的思維中可能更多的是西方的哲學思維和西方的科學觀。當然,我又是一箇中國人,我肯定受到中華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

 

《三聲》:那你覺得所謂“科幻文學的本土化”是個真命題嗎?

 

從我自己的創作來説,我從來沒有刻意讓自己的作品顯示出中國特色。比如説,我的小説翻譯成英語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對外國記者説,我希望你們看我的作品是因為它是科幻小説,不是因為它是中國的科幻小説。

 

科幻文學最珍貴的一點是,在科幻文學裏,人類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它裏面的種族特徵並不那麼強烈,這也是最讓我珍視的一點。所以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説,通過科幻展示中華文化的某些東西,並不是我的目的。但我作為一箇中國人,血液裏就滲透着中華文化的基因,不用特意彰顯,肯定有。

 

就説《流浪地球》,我選擇這種方式逃離,我當時並沒有任何意識,別人提醒我我才發現的,這是典型的中華思維,表現了中華文化的故土情結、回鄉情結。但是我寫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直到最近拍成了電影,我才意識到。

 

《三聲》:在末世災難的背景中,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是保障人類生存的最優解嗎?

 

首先,在這種滅頂之災面前,有一點可以肯定,現有的社會體制肯定不適用。但是在那種大災難底下,是什麼樣的社會體制是理想的,這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們一兩句話很難説清楚,有各種可能性。

 

但是有一點,在那種體制下,必須有強有力的政府和強有力的規則、法律。但也並不是説有了這些,就能度過大災難。如果大災難的時間短,可以,如果大災難的時間長,比如幾百年,這種極權體制,會抹殺人的創造力,而人類的創造力是人們生存最根本的力量。如果創造力都沒了,短時間看沒關係,長時間看,科學就沒有發展、被鎖死了。

 

而科學是在大災難面前唯一能拯救人類的東西。這個在《流浪地球》中顯示的也很清楚,那些大型推進器,都是技術的體現。

 

《三聲》:你曾經説過,你如果是人大代表,你會提如何應對大災難的提案,你是真的認真考慮過嗎?

 

這個我不是開玩笑,他們認為我在開玩笑。

 

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這方面的準備。因為人們一説你想外星人,你就是在想不着邊的事情。科幻中有很多不着邊的事情,比如這個電影裏太陽的爆炸,這個最少是1億年以後(的事情)。但是外星人可不是不着邊的事情,它是很現實的事情,可能明天就來了。如果明天來了,國家的預案是什麼?我們總得有相應的應對政策。

 

舉個例子,假如外星人來了,我們是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和外星人打交道,還是以我們國家自己直接和外星人打交道,這個政策怎麼把握?這一切都得有人研究,這是很深的問題。

 

《三聲》:你自己的這個方案付諸過文字嗎?

 

我沒有付諸過文字,因為我也不是研究政策的。當時奧巴馬來中國,我見他也提到過這個,但是因為當時現場沒有翻譯,我的英語也就這樣,大家沒有充分交流。但是我覺得不管聯合國還是各大國,大家應該研究這個,這是一個現實問題,而且比任何問題都現實。

 

《三聲》:回到電影,很多人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非常高,你自己覺得它對科幻的意義究竟多大?你也説過,整體來看,科幻的沒落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個誤解。我説的科幻沒落是科幻文學。我作為一個科幻作家,對科幻文學的前景是不明朗的,包括中國和美國的。但是我對科幻影視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它是很光明的。現在好像中國的科幻文學很輝煌,獲得了最高獎,也獲得了媒體很多的關注。

 

但是你聽我這句話:在很短的時間內,科幻影視的影響將迅速超越科幻文學,很快中國的科幻文學就會淪落為為科幻影視提供一些最初級的內容,給人家弄一些能改編的東西。但是中國的科幻影視,必定有一個光明的前景,而且也不會等太久。在《流浪地球》這個電影之前,我就是這樣預測。當然《流浪地球》的成功,會給之後中國的科幻電影一個很好的開端和起步。



《三聲》:如果剝去科幻的元素、世界觀設定,從情緒的表達和渲染這個角度看,《流浪地球》和《戰狼》系列有相似之處嗎?

 

題材是完全不一樣的,非要找精神內核的話,就是人類個人或者羣體,面對威脅自己生存的敵對力量的時候,那種抗爭的態度。但是《流浪地球》裏面,人類面臨的威脅的災難比《戰狼》大得多。《流浪地球》的大反派就是宇宙和大自然,那種自然災害的力度、廣度、終極程度,是中國電影裏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當然,它和《戰狼》有精神上相通的地方,就是面對威脅的時候的勇敢的抗爭、生存的願望和犧牲精神。

 

《三聲》:你會擔心未來情緒主導型的東西,會更多進入科幻電影嗎?

 

即便《流浪地球》有很強烈的情緒,但是它的科幻內容也很多,甚至比原來的小説都多。

 

我不擔心。本來科幻電影就是很多元化的。比如和《流浪地球》同檔期的還有《瘋狂的外星人》,各種各樣的都有。會出現特別情緒的科幻電影,也會出現很硬的、很哲理性的《2001》那樣的電影,這才是中國科幻電影比較好的未來。

 

《三聲》:你最喜歡的女演員是誰?

 

我看的大部分都是科幻電影,這裏面演員其實不太重要。我對國內最流行的女演員並不熟悉,這個名字都叫不上來。

 

真正我比較喜歡的女演員,是赫本,但是我只喜歡《羅馬假日》裏的赫本的樣子。赫本當然是個天才,她演過很多不同的角色,還演過妓女,那麼清純的一個女孩演了妓女也演得很好,但是出了《羅馬假日》我就不喜歡她了,那個形象我覺得特別好,但是除了那個我就……


《三聲》:你是什麼時候看的《羅馬假日》?

 

早了,大概是上高中的時候看到的。但是現在的女演員,確實印象不太深,感覺都差不多,沒有特別有自我、有特色的。

 

《三聲》:你自己的作品裏,你最喜歡的女性形象是什麼?

 

我的人物其實有很強的功能性。我是先有科幻構思,再有故事,再有人物,這個和一般的文學創作正好反過來。所以人物所花的精力是最小的,她是受制於故事的發展和制約的,並不能充分展現自己的魅力和個性。

 

所以我説不上最喜歡的女性形象。我覺得塑造得相對不那麼平板的,就是《球狀閃電》的主人公還行,但是我談不上喜歡。一個外型很女性化的,怎麼變成骨子裏充滿殺氣的、很恐怖的,我並不喜歡,但是她很符合故事的需要。

 

《三聲》:也有很多人直接批評你作品裏的女性形象比較有偏見,甚至直男癌,你怎麼看?

 

説這些話的人都只看過《三體》,他們沒看過別的。《球狀閃電》裏有偏見嗎?沒有。《帶上她的眼睛》也是女一號,有偏見嗎?當然我不是説我自己的形象塑造多麼生動,但是至少沒有偏見。

 

《三聲》:你自己現在是什麼樣的性別觀?

 

我就是主流的性別觀,我覺得不同的性別各方面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平等的,造成的差別基本上都是後天造成的。

 

《三聲》:你覺得未來人類的婚姻形式會變成什麼樣?

 

各種可能,婚姻在科幻裏不重要。婚姻肯定是漸漸趨於解體和多元化,這個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是這樣。而且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兩性關係的婚姻,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很可能未來一個人一輩子宅在家裏就能活下來,你的婚姻生活一點都不會少。

 

《三聲》:你自己現實裏應該是比較保守的。

 

我和普通人一樣,也談不上保守或者前衞。

 

《三聲》:你自己想過你想活到多少歲嗎?

 

我當然能活多長活多長,誰都想這樣。當然,活得長有一個前提,你得有正常的生活質量,如果躺在牀上插個管,那還不如死了算了。有正常生活質量的話,當然活得越長越好。特別是搞科幻的,誰不想去未來看看未來是什麼樣的?

 

《三聲》:有人認為你是十七年文學傳統的後裔,你怎麼看?

 

我其實受國內的十七年文學影響並不大,除了《青春萬歲》這樣個別的文學作品。我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比較大,當然俄羅斯文學和國內的十七年文學有點類似,但它比國內的十七年文學更厚重一些。我受他們的影響比較大,可能因為這個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

 

《三聲》:俄羅斯的文學,你提了很多次托爾斯泰,但是你從來沒有提到過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很喜歡,屠格涅夫我也很喜歡,但是托爾斯泰對我的影響是最深的。

 

《三聲》:你對權威和體制怎麼看?你會嚮往聖人政治嗎?

 

政治體制我一直認為無所謂好壞,關鍵看它在什麼地方、什麼環境下。比如你提到大災難下,就有大災難下的體制,和平時期就有和平時期的體制。權威也好、極權政治也好,看放在什麼地方,放在合適的地方就不是壞的。

 

科幻小説的魅力在於,它能通過一個設定,讓現實生活中最黑暗最邪惡的東西,到那裏是最光明最正確的,反過來也能做到,這是很有意思的。

 

《三聲》:很實用主義的價值觀。

 

這不是實用主義。判斷一個體制好壞絕不是實用主義,它是很終極的一個東西。你不能在離開它所處的環境情況下判斷它的好壞,這和實用主義沒有關係。甚至擴大一點,人類歷史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離不開人類的終極目標。你先把終極目標定下來,我才能知道這個做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問題是,現在全人類研究了幾千年的終極目標,沒有一個確定的。所以我們現在很難對現實做出最終極的是非判斷。

 

《三聲》:你自己有想過宇宙的目的和人類的終極目標嗎?

 

我沒有很深的想過,因為我知道這個問題難到什麼程度。從古希臘開始到現在,包括哲學家、思想家在內,人們不斷在想這個問題,到現在科學在飛速發展,技術在飛速發展,但是這些終極問題,幾乎沒有一點進展。一點進展都沒有。我説的一點都不誇張。

 

從古希臘的哲學,發展到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到後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一直髮展到現在,對於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這個一點進展都沒有。不是説稍有一點進展,而是一點都沒有。可能某個時代前進了一些,但然後又退回來了,到現在完全模糊了。甚至現代的哲學家已經放棄了尋找這個。現代的哲學其實更多集中到了一些很實用的東西上,已經放棄了古代那種追求終極目標的雄心。這就是一個現實。

 

《三聲》:你骨子裏是偏悲觀還是偏樂觀?

 

我是樂觀的,很樂觀,但我是理性的樂觀。我認為人類只要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但是這個正確的選擇並不容易。就像現在的企業家們常説的一句話,選擇比努力更重要。人類也是這樣,人類的選擇比他的努力更重要。但是如何做出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的正確選擇,這個確實很難,而且這中間你做錯一次或者兩次,就很糟糕。

 

但是我堅信,只要科學和技術在不斷髮展,人類一定有一個光明的未來。記住我這個話,這句話很極端,表面聽起來很平淡無奇,其實這句話是很離經叛道的,只要科學技術在不斷地發展,人類就有光明的未來。就這一個條件,不需要別的條件,不需要什麼民主啊、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託啊,都不需要,只需要這一個條件,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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