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邵東,「故鄉」縮影

三聲2019-02-10 0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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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從未真正割裂鄉土與過去,但也不可阻擋地向前奔去。


作者 | 尹航

設計 | 張鵬飛


這是「三聲」報道的第53篇新商業地理


168公里,從長沙到我的家鄉邵東縣的距離。每天有10趟高鐵列車從省城駛來,1小時20分鐘的車程之後經停此地3分鐘,再向更廣大的西南腹地奔去。

 

我的故鄉顯得特別。在重視農業的湖南,邵東倚重持續活躍的個體工商業。民營經濟佔比在60%以上,全民皆商是最為顯著的地方氣質。

 

既無資源也缺少原始資本積累,邵東人最顯著的特點是勤奮、敏鋭與敢為人先。

 

四十年來,生意帶來發跡的故事。縣城從2.5平方公里發展到35平方公里,地區生產總值增長215倍,成為湖南省唯一一民營經濟改革與發展實驗區,“四萬邵東幫”則成為老撾當地最大的商幫。

 

但就如同前輩們當年在叢林邊上,踩着法律的灰色地帶打通通向東南亞的商路一樣,邵東人尋求發達的路上飽含草莽與冒險的元素。勤奮與肯幹之外,鄉土情結深重的“邵東幫”以宗族親緣連成生意同盟,對外爭奪資源與權利時不乏鬥狠與抱團欺壓。

 

而財富通過在外經商的人源源不斷地流入故鄉時,被留下的社會卻長期處於相對富裕與空心的矛盾拉扯中——農村凋敝,留守成為老年與孩童的常態。

 

春節是一年中最熱鬧的時刻。在列車停靠邵東站的3分鐘內,車廂大概率會卸下一半以上的乘客。接下來,縣城裏所有的賓館酒店幾乎都會爆滿,外地車牌將滿大街可見。

 

無論離家多遠多久,在這個時刻,我能夠切身地體會到與故土的牽連,也更清楚地理解當我們懸浮在外時,故鄉歷經的被忽視的變化。這些變化一直髮生,並且一直塑造着這座小城。


草莽“邵商”


在邵東,最難忽略的一定是商人羣體。在民營經濟佔比超過60%的縣城,“人人有副業、全民皆經商”是最常見的本地場景。

 

但“邵商”羣體大規模進入公共視野已經是2010年前後的事。“十萬邵商掘金東南亞”的故事忽然被新華社、《財經》雜誌旗下的《企業家天地》等媒體集中報道。那時,距離邵東人第一次踏足此地已經過去了二十餘年。

 

最初不會有人注意這一羣湖南小城來的挑夫走販。邵東地少人多,資源匱乏,第一批外出經商的人往往是生活所迫,起步也遵照了先輩“倒買倒賣”的傳統。

 

周邊的村鎮有發展小五金、打火機、箱包等行業的傳統,形成“專業村”與“專業鎮”。80年代末第一批去往東南亞國家的邵東商人,正是通過同宗同族傳幫帶的關係,把這些小商品帶去需求更旺盛的市場。早年,他們的經歷常常處在貿易與走私的邊緣地帶,炎熱氣候與叢林環境甚至讓一些先行者喪命於此。

 

事實上,正是自然環境與地理位置“逼迫”了邵東人在務農之外另謀出路。

 

邵東位於衡邵乾旱走廊影響最重的地區,是全省人均耕地最少的縣,也並沒有任何地緣優勢。高鐵時代之前,唯一的老婁邵鐵路時速長期維持在45公里/小時,被視為一段頗為雞肋的“盲腸”。

 

“肩挑手提”的行商傳統可以追溯至新中國建立前的近代,缺少資源與原始資本的邵東人最先進行倒買倒賣與貨物集散的生意。我父親的爺爺為了養活十個子女,30年代時就外出前往交通更為便利的雙峯縣經商,並且提攜同族的後輩,“挑貨”成為務農之外的謀生方式。

 

即使在人口不能自然流動的六七十年代,邵東人冒着“投機倒把”的風險也要在外“流竄”賺錢養家。我父親向我講述年少時的經歷,村裏最殷實的人家總有一位常年外出的男人,家裏擁有他們少見的各種新鮮物什。

 

真正的變化來自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政治原因,湖南到80年代初期才開始執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業生產長期被抑制。經濟改革後枷鎖消失,走南闖北的邵東生意人迅速增加,並開始重塑整個邵東社會。

 

80年代後期,由於個體經營户與家庭作坊式的小企業不斷增多,邵東縣政府出資100萬在城區投資建立了“工業品市場”大樓,出租攤位給當時做生意的人。“行商”向“坐商”轉變,小商品貿易與集散自此在邵東發展起來。

 

一個典型的邵東商人發跡的路徑,離不開80年代末對倒閉國企剩餘物資的倒買倒賣、“工業品市場”的興起與一度惡名在外的“邵東假貨”。

 

三十多年前,我母親一位表哥的第一桶金,就是利用簡陋模具做出鋁製鑰匙胚子,再販賣到雲貴等地得來。那時候,即使技藝粗陋,旺盛的市場需求也讓敢於闖蕩的人迅速致富。

 

90年代後,邵東人開始以家庭作坊為單位,仿冒暢銷的“廣東貨”。小時候我們出門在外一度羞於承認自己的邵東人身份,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假貨”與邵東人基本劃了等號。

 

如同資本的原始積累往往帶有原罪一樣,這羣邵東商人身上的標籤是複雜與灰色的。

 

消息顯示有四萬邵東人在老撾經商,五金、摩托車等行業幾乎被邵東人壟斷。但在去年,老撾的湖南商會曝出了會長被多年的生意夥伴買兇殺害的事件。不出意料,兩人原籍皆為邵東。媒體報道指出,這些商人發家致富的過程參雜着賭博等灰色產業,草莽確實是邵東商人的本色。

 

殺害老撾湖南商會會長的嫌疑犯被抓獲(圖片來自新京報)


湖南人崇尚經世致用的處世哲學,湖湘學派也歷來重視青年的教化與家國情懷的培育。但這些影響最終卻體現為湖南人性格中的“發狠”和“霸蠻”,不得不説是一種奇異的混雜。

 

時至今日,經商的傳統依舊深深地影響下一代。邵東的年輕人們最重要的出路依舊是做生意。

 

每年回家,我總會聽聞同學經營不同行當的消息。從大學開始的同學聚會也總會在一個擁有牌桌的包房裏進行。尤其是男生們,耳濡目染的都是生意場上的習慣,膽識、眼光在某種程度上以世故與一定的油膩來表現——自此你將被視為進入了邵東人語境下的成人社會。


縣城人生


由於缺乏大國企與新產業,除了做生意,邵東人眼中體面的工作只剩下公檢法、教育系統以及電力、煙草、銀行等傳統的行當。

 

體制內的生活也相對輕鬆。我的一位女生朋友在城區一所小學任教一年級,八點鐘上班,下午兩點半就已經下班回家,開車二十分鐘的車程會被視作“單位離家太遠”。

 

但沒有過上生意人生活的本地人將被視為異類。就連我爸這樣一個在中學工作了幾十年的人,也都在盤算退休之後辦一個培訓班的可能性。我的同齡人們討論得最多的依舊是如何發展副業賺到更多錢的問題。

 

經過上一輩人的積累,這一代生活在縣城的年輕人並無太大壓力。邵東房價仍維持在3500-4000元/平米,最貴的樓盤來自碧桂園這樣的大品牌開發商,城郊的大盤賣到5000元/平米也很快售罄。

 

近十年來,房地產行業迅速下沉到邵東這樣的縣城。在今日,已經沒有人再像我們小時候一樣關心縣城是否有“高樓大廈”,只是大量的開發商仍屬於拼盤的“草台班子”。去年,某個小區的業主還因為開發商捲款跑路拿不到房產證向政府舉牌討説法。

 

年輕人們的生活依舊非常“縣城”。在公務員、教育與醫療系統工作的人被高看一眼,自然是因為手中的資源和相應的權力。春節前,在我向工作近乎停擺的老舊圖書館借閲縣誌未果之時,同行的同學立刻建議我找到關係與熟人。


邵東縣城街景(圖片來自新華網)

 

也有一些更貼近城市的生活方式普及下來。

 

春節前我與朋友去剪頭髮,發現常被戲謔的“十八線縣城的Tony老師”手藝並不遜於大城市的同行,甚至推廣模式也與最新流行並無二致。

 

我後來才從一個不滿意於自己新發型的同學那裏得知,這家店是縣城的“網紅”。在年前的旺季,她提前了三天也沒預約上。

 

成為“網紅”讓這家店成為信息的集散地,以及某種新商業聯盟的中心。這家店的老闆來自臨縣,在邵東開店三年,朋友圈裏剛曬了新裝修的房子,旺季時要工作到凌晨兩點。不僅如此,這家店還參與了其他諸如清吧等城市中才流行的業態的投資。

 

這是新一代年輕人做生意的方式。即使他們不像上一輩那樣擁有輕易暴富的時代機會,出路依舊很多。

 

在邵東,紅火的生意還是圍繞着吃喝玩樂來。最新的流行是吃串串。幾百米以外的廣場上餐飲集中,無法被驗證是山寨還是真品牌的成都“馬路邊邊”串串店生意紅火,店內刷上了“廉橋供銷社”、“永興隆藥鋪”等本地人才知道的標語。

 

因為生意而常年需要應酬的邵東人比一般的縣城人更適應於在外就餐、休閒娛樂和豐富的夜生活,外賣因此下沉得最深。

 

一家廣受歡迎的邵陽米粉店在美團上有數千條評價,一碗本地人喜歡的大片牛肉粉價格已經漲至15-20元。深夜,在漫長的等待做頭髮的時間裏,燒烤、甜品和一系列吃食幾乎都能外賣。

 

不過,不是所有新產業都能順利紮根下來。前幾年內衣、保健品等微商滿天飛的情景已經不復存在,水果微商是為數不多堅挺到現在的品類。小城裏做生意的本地人多多少少與其他人沾親帶故,二度、三度人脈就可以連接上大量的客户。

 

我的朋友們説已經習慣了微信下單買新鮮水果,半天內就能配送到家——這背後並沒有社區團購那樣複雜的團長體系和供應鏈,往往是租門面的水果商人順便開展了微商業務;我媽過年前則剛通過熟人介紹,在一個微信羣裏囤了數十斤橙子。

 

這種做生意的方式,讓我想起童年的夏天,開拖拉機到單位家屬大院賣西瓜的商販——除了支付方式不一樣,這些商人與二十年前一樣,依靠的仍舊是小城裏的熟人關係。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拼多多在這裏並不受歡迎。假貨多的印象是主要原因,在不少的快遞代收點內,數量最多的包裹依舊來自於天貓、京東這樣的成熟電商平台。

 

你可以説這是某種前後呼應——曾經擅長於“製假販假”的邵東人並不熱衷於這個可能帶有“原罪”的新平台。這也可能是邵東在新時代下某種求變心態的體現,過去“土法煉鋼”已經不太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規模、現代化與制度可能才是如今的潮頭。


新的未來


過去五六年間,邵東進入了新一輪的大規模城建。房地產項目以外,生態產業園、隆源中小企業創業園與新的“工業品市場”邵東國際商貿城等產業項目相繼上馬。

 

開發中的邵東生態產業園 圖片來自湖南省商務廳

(拍攝:謝冰)


政府希望借力這些規模更大、更規範的項目促進產業升級,以完成“城區人口50萬,佔地面積50平方公里”的中型城市夢想。

 

如今,部分廠房已經投入生產。五金、箱包、打火機等產業從村鎮中遷移過來。這意味着將有更多的本地就業機會出現。

 

如果早些返鄉,我也許能親眼看到邵東出現的早晚高峯——騎着電動車與摩托車的製造業工人每天早上從各個村鎮湧向廠房,傍晚再進入星星點點的萬家燈火中。

 

這種迴流在經濟意義之外,社會意義同樣值得重視。長期的人口外流給湖南帶來嚴重的留守兒童問題,高峯時期,珠三角城市的湘籍務工人員達到400萬,我的中學同學中,就有許多由祖輩撫養長大,寒暑假才能去到外地與父母團聚。

 

2015年底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邵東發生了兩起弒師惡性事件。其中一則案件中,三個留守的少年用相當老練的手法殺死了發現他們偷竊小賣部食品的老師。另一則案件中,內向的高三學生因不滿管教,當着母親的面在辦公室捅殺了自己的班主任。

 

經歷了長期流動與分離之後,社會似乎必須付出某種代價。惡性事件就是其極端表現。我爸告訴我,他任教的學校,出現心理問題的學生明顯增加,父母缺位引發的問題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這樣的情況也許會因為經濟週期變化與產業轉移得到改善。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數據,從2015年起,湖南人口已經出現淨流入。

 

縣城的房地產商當然歡迎這種新變化,廣告上打出了“歡迎邵東老鄉回鄉置業”的標語。

 

“弒師”案中一所學校是本地一家著名的教育集團,從幼兒園到高考復讀班全覆蓋,近年來由於優異的升學成績和嚴格的管理制度備受追捧。這所學校在新城區的新校區已經投入使用,與之配套的還有其開發的樓盤。

 

事實上,村裏小樓加城裏住房已經成為返鄉“成功人士”的標配,也是婚戀市場的重要籌碼。

 

為了兒子的婚事,我舅舅在鄉下蓋起一幢佔地200平方、總面積700多平的四層樓房,除此之外,還在城裏買了一套140平米的新房作為未來的婚房——房源同樣來自一位從事房地產開發的親戚。而這位親戚早期的開發資金,很可能一部分又來自於活躍的民間借貸——也許就有我舅舅的一部分。

 

向現代化努力的背後,小城的資源還是這樣轉手騰挪,始終離不開地緣、血緣與親緣這三重關係。30多年以來,邵東的營商主體始終是家族企業與中小企業,宗法意味依舊濃厚。2018年第一屆邵東“身邊好人”的當選者之一,就是一位為族人修路、參與捐建祠堂的商人。

 

我也總是帶着這樣的玫瑰色的濾鏡回憶起中學時候,在縣城內遍佈醜陋而雷同的商住樓房時,我的朋友小張家的兩層住宅小樓。

 

就像《四個春天》裏父母的宅子一樣,這座小樓留住了一些小鎮生活的真意——院子裏栽了幾棵果樹,樓頂租給養蜂人,家禽散養着,外牆刷上了大字廣告或宣傳標語,周圍就是田壟與小溪。

 

時至今日,這棟小樓依舊沒有被拆掉,卻早已被附近的高層住宅包圍。我忽然意識到這正是我的故鄉面臨的現實——這裏從未真正割裂鄉土與過去,但也不可阻擋地向前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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