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明星都愛國

三聲2019-02-10 0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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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精武門》到《流浪地球》,中國人打不倒的四十年。


作者 | 張友發


這是成龍第六次登上春晚。他和兩位年輕明星演唱了歌曲《我奮鬥我幸福》。去年,他和吳京同台演唱了一曲《國家》。成龍曾對後者代表的某類電影頗有微詞:“雖然這些電影(《戰狼2》和《紅海行動》)的票房是20億、30億、甚至是50多億,但是這種電影是很難走出去的。”

 


作為李小龍之後最成功的華語動作明星,成龍懷念屬於自己的黃金時代:“當年李連杰拍的《黃飛鴻》和我的很多的電影,拿到國外給那些老外看,老外是很吃驚的,他們沒有見過。所以説那種電影是能走出中國。”

 

熱心公益事業的李連杰現在已經很少露面,在媒體上發言是為了支持武術項目入奧,或者陪着馬雲練太極。武術是李連杰獲得空前聲譽的方式,讓他在八十年代收穫比《戰狼2》更加卓越的成功。

 

就在今天,吳京投資並且參演的《流浪地球》完成逆襲,衝上中國內地2019年春節檔的第一名。一些專業票房預測機構已經將這部拯救地球的工業大片的最終票房定位在50億元人民幣之上。

 

從最開始的李小龍、成龍和李連杰到現在的吳京,中間還伴隨着甄子丹等明星,華語動作電影經過了幾十年的流變,不變的中國人打倒外國人的固定戲碼,改變的則是戲裏戲外的人生和時代故事。


前傳


在1972的6月,李小龍的電影《唐山大兄》和《精武門》已經席捲了除大陸外整個華人地區的票房。他在台灣報紙撰文聊起歸港拍片的緣由:

 

我從泰國拍完《唐山大兄》和嘉禾的外景對一起回港,就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美國有那麼好的事業不幹,卻回來拍國片?我只能簡單地説:“我是中國人,當然要盡我的一份責任!”

 

這位武打明星進一步向讀者解釋:“事實上,我是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我是中國人,這是毫無疑問的。至少,我留在美國那麼多年,我是這樣看自己。而在西方人眼中,我當然是中國人。”

 

李小龍的父親李海泉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粵劇四大名醜之一。抗日戰爭期間,為逃避戰亂,李海泉一家輾轉來到美國。李小龍就在父親在華人社區巡演期間出生,他在文章裏説到:“我作為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是一個意外,或許這是先父有意的安排。”

 

出生不到三個月,李小龍就被父親送回了香港接受中國式的文化教育。在香港,李小龍跟着武術名家葉問修習詠春拳,還成為恰恰舞高手。在全港中學生校際拳擊賽上,李小龍戴着拳擊手套擊敗了已經三連冠的白人學生。賽後李小龍表示:“如果放開來打,我一個回合就能把他擊倒。”

 

由於父親的關係,李小龍以童星的身份進入了香港電影片場。此時的香港電影剛剛起步,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的統戰政策下,左派電影十分繁榮。在電影《細路祥》中,李小龍扮演父母早亡的小匪徒,他有一句重要的台詞:“那些為富不仁的人,不偷他的,偷誰呢?”

 

拍完電影《人海孤鴻》不久,已經獲得美國國籍的李小龍在1959年來到了出生地美利堅。李小龍在華盛頓大學修習哲學系,期間他醉心於老莊、薩特和尼采的哲學思想。他還差點被徵召參加越南戰爭,但因為扁平足問題沒有通過體檢。

 

到美國後,李小龍結合自己的搏擊經歷創立了截拳道。他告訴國外記者,截拳道是唯一非傳統風格的中國功夫,而他對傳統持批判態度:“我不相信任何形式,我不相信有所謂的中國式的打法。”

 

接受了美國文化薰陶的李小龍,走在街頭,常有人因為他西式的裝扮和舉止而將他認作日本人,這些人認為中國應該穿着過時的傳統服飾,並留着長辮子。

 

此時的美國和中國大陸因為冷戰基本隔絕。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瞭解來自於好萊塢的演繹,自從1882年政府簽訂《排華法案》以來,美國文藝作品一直在描述中國人落後、邪惡與野蠻的刻板印象。

 

李小龍的前輩黃柳霜,這位在好萊塢星光大道留名的著名華裔女演員,在漫長的演藝史中,化着蒙古式的粧容,扮演着妓女,需要被白種男人拯救的落魄女人,或者邪惡的殺手。

 

在好萊塢拍攝反映中國農民生活的電影《大地》時,黃柳霜曾為自己爭取女主的角色,但遭到了片方的搪塞。最後電影男女主角還是高鼻樑藍眼睛的白種人。根據一位傳記作者的記述,李小龍曾在觀看《大地》時對妻子琳達吐槽:“難道在美國的上百萬中國人,選不出能演中國農夫的人?”

 

由於在搏擊賽事上的出色表現,李小龍獲得了出演劇集《青蜂俠》的機會。他出色的表現蓋過了主角的風頭,美國觀眾從未想到中國人能夠以如此現代的面貌出現。一個當時的玩笑是,李小龍獲得出演機會的原因是,他是唯一能用標準美國口音讀出男主角名字的亞洲人(這個名字十分拗口)。

 

事業剛起步的李小龍接受武術雜誌《黑帶》的採訪,表示自己不會在片子裏侮辱自己的祖國:“我不會去扮演那種唯唯諾諾,説着洋涇浜英語的角色,我也不會扮演那種在腦後拖一條辮子,在鏡頭跳來跳去的辱華角色。”

 

但當在他多次尋求出演主角未果後,華納公司總裁的妻子説了這樣一番話:“他(李小龍)不夠高大,太中國化了,這是美國電視觀眾難以接受的。”

 

沮喪的李小龍考慮回到香港拍片。這時香港的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1967年,香港左派在內地授意下,手持主席語錄發起對港英政府的遊行,遭到港英政府的嚴厲鎮壓,左派電影由此元氣大傷。

 

邵逸夫的國語電影公司接管了香港電影界。李小龍接受了由邵氏電影分化而出的嘉禾公司的邀請,拍攝了《唐山大兄》、《精武門》和《猛龍過江》三部電影,貫穿的主題是“我是中國人”。《精武門》中,陳真在上海外灘,砸破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在道場,陳真把《東亞病夫》的匾牌送還給日本人。

 


在片場中,被李小龍打敗的日本拳師多由香港演員扮演。其中有一個大鼻子的年輕小夥子叫成龍,他多年後在美國演講時回憶,在拍攝李小龍踢飛自己的場景時,他需要將自己扔出去,這個場景反覆拍了6回。

 

成龍和李小龍一樣,父母也是在1949年前離開大陸的香港移民。但成龍家境貧苦,沒有獲得赴美留學的機會。成龍的父親在法國領事館做廚師,母親幫傭。成龍日後面對國內媒體回憶,自己從小是給外國人欺負大的:“我永遠是走後樓梯、後電梯。我跟我爸爸走路,有外國人來了,我們得讓在旁邊。”

 

説回電影,李小龍的作品獲得了空前成功,《精武門》甚至風靡了日本。大陸電影導演徐皓峯小時候通過雜誌知道了李小龍:“那時北京這邊還傳説,毛主席晚年看到他的電影,很喜歡,所以沒人批判李小龍。”

 

在李小龍前兩部電影裏,主角都以死亡結局,對此李小龍的解釋是:“我一直試圖證明的就是,只靠暴力生存的人會因暴力而死。”他批評血漿飛濺的香港電影只是在單純表現暴力。拍完《猛龍過江》後他和好萊塢達成合作,拍攝了《龍爭虎鬥》。

 

當時的香港在電影市場的早期階段,李小龍打算在香港移植美國的演員協會制度,原因是香港的機制過於壓榨演員:“每個星期應該拍五天戲,有兩天假期休息,美國拍片就是這樣,而且,每天最多八個小時。”但這個想法在香港過於超前,最後不了了之。

 

李小龍有自己的身份苦惱,他在美國顯得過於東方化,而在香港又顯得過於西式。

 

有人問李小龍:“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他的回答避開了這個問題:“我是一個普通人,在這天空之下,其實就是一個大家庭,只是人種各有不同而已。”


開放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訪華,兩個因為冷戰斷絕往來數十年的大國恢復聯繫。

 

國外記者問李小龍,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是否會給他帶來更多好萊塢主角的機會。李小龍頗有興致地告訴記者,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開放了,這將會帶來更多的瞭解,許多事情看似不同,而兩者的差異會帶來新的事情發生。

 

尼克松訪華的第二年,正值事業巔峯的李小龍突然離世。香港電影界興起了尋找“下一個李小龍”的風潮,此前和李小龍多次合作的導演羅維則開始培養成龍。李小龍沒能看到中美合作後的新景象,當時還年幼的北京什剎海體校學生李連杰很快感受到了變化。

 

尼克松和毛澤東的握手後,西方世界的反文化運動高潮正在散去。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法國學生和同時期的香港左派一樣,舉着主席語錄反抗戴高樂政府。《人民日報》當時對五月風暴進行了持續的報道。

 

和西方世界恢復外交關係後,武術成為對外傳播的新符號。由於多次全國武術冠軍的表現,李連杰跟隨着代表團頻繁地到北美、非洲、歐洲等地巡迴表演。李連杰回憶:“那個時候,我去歐洲表演的時候,我們做幾個動作,許多人就會問我們在做什麼,人們會喊‘李小龍,李小龍’。”

 

在白宮,尼克松觀看了李連杰的表演後和他開玩笑, “你有這麼好的功夫,長大後想成為保鏢嗎?” 從小嚮往解放軍的李連杰回答説:“我不想去保護一個人,我想保護億萬中國人。”

 

這樣的回答讓這位曾經以“反共”著稱的美國總統頗感意外並且哈哈大笑。

 

時間進行到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後復出的領導人廖承志接見了香港的電影界人士:“香港電影製作的幅度可以更為廣泛些。凡是有利於愛國統一戰線的,什麼都可以拍。內地支持你們。”

 

1982年,《少林寺》誕生,長着一張娃娃臉的李連杰被選為這部具有弘揚國粹意義電影的主角。在電影票價1毛錢的情況下,《少林寺》的票房達到了1.6億。據《中國電影圖史》記載,《少林寺》國內的觀影人數達到了5億人次。1994年電影體制改革後,中國電影觀影人次再次破億,還要等到李連杰師弟吳京日後拍攝《戰狼2》。

 


香港的成龍也在這時候事業起飛,他接連拍攝了《蛇形刁手》和《醉拳》,將喜劇表演引入功夫電影中,並收穫了票房成功。成龍開始突破“下一個李小龍”觀念的禁錮,創作出屬於自己的功夫片形式。

 

《醉拳》成功後,因片酬暴富的成龍一口氣買了七隻鑽石表,每天換一隻;最奢侈時有50多輛車,佔了嘉禾所有的車位。李連杰卻沒有這種好運氣。體制內的身份讓他無法享受高額的票房帶來的好處,在拍攝《南北少林》時,大陸演員吃的是廉價的盒飯,而香港的演員卻吃着特製的廣東菜。

 

李連杰發現政府經營了“友誼商店”,拿着通行證的外國人可以到店裏購買奢華的用品,但中國人卻無法進入商店。23歲的李連杰胸中憤懣:“就因為我的國藉,所以我根本沒有選擇,也就因為我是中國人,我甚至沒有辦法享受這些吃吃喝喝的事情。”

 

這種情緒體現在他自導自演的電影《中華英雄》中。這部幾乎被遺忘的電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二戰勝利後的山東青島,政府熱心歡迎到來的美國軍隊,中國人卻因為妨礙進城的道路而被禁止行走。美國部隊盡情的飲酒作樂、嫖妓,而中國士兵卻必須忍受屈辱。

 

不過,李連杰不成熟的導演技巧讓電影完全失敗,打倒美國人的劇情並沒有讓民眾買賬。

 

在80年代,中國和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的關係都處在蜜月期。歌手張薔依靠模仿美國的迪斯科音樂,專輯《害羞的女孩》銷量達到了420萬張。早於成龍和李連杰,張薔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她自己很不喜歡雜誌上的那張照片:“東西方的審美差異真的很大。”

 

1985年,國家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的方針。第二年,張薔放棄唱歌事業赴澳洲遊學:“有海外關係就意味着有生機,能夠有改變。”

 

李連杰帶着懷有身孕的妻子黃秋燕1988年來到洛杉磯,以教拳為生。離開大陸後,李連杰愛上了古代文學,其中最喜歡的是民族英雄岳飛的《滿江紅》,他還創作了一套“滿江紅拳”。

 

李連杰去北美的這年,成龍的《警察故事續集》斬獲了台灣地區票房冠軍,在電影裏,他繼續扮演一名英勇的香港皇家警察。

 

之前英國女王訪港時,成龍第一個登台表演,在合唱歌曲《這是我家》時,成龍站在了一眾明星的中間位置。

 

成龍這時期開始跨國拍片,逐步開創出自己的電影模式:全球取景、精彩動作、商業喜劇。


在美國拍攝時,劇組有一個演員用日語和成龍打招呼。成龍對那位演員説,自己來自香港。但那位演員還是繼續用日語打招呼。成龍思考了一下:“那個時候還沒有人知道香港在哪裏,還以為是日本的一部分。”成龍開始穿唐裝:“我一穿就要給你們知道我是中國人。”

 

成龍後來告訴兒子房祖名,當時香港人很慘,經常一個家庭裏有很多種身份。比如他們家,他是香港人、老婆是台灣人、爸爸是澳大利亞籍、兒子是美國籍,沒有一個國家作為後盾。


在八十年代行將結束時,李連杰來到了香港,他和什剎海體校的師姐黃秋燕離婚,轉而和從大陸來香港打拼的港姐利智在一起。

 

他多年後回憶這段時光總結道:“八十年代整體來講,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脹、自我痛苦的一個很長的階段。”


迴歸


1991年,李連杰回到香港後和徐克合作的武俠片《黃飛鴻》幫助他東山再起。在這部片子裏,主角黃飛鴻面臨晚清複雜的中西衝突。在李連杰再度演繹陳真的故事時,則強化了西方文明對陳真的影響。

 

李連杰逐漸在香港站穩腳跟,他日後談到香港給自己帶來的影響:“對我來説,資本主義,不,市場經濟的思想還是根深蒂固的。一個人從小要在香港這種文化裏生存,你一定要創造財富給投資你的人,最後,不管他喜不喜歡你,他都喜歡錢。”

 

《少林寺》導演張鑫炎這時來到什剎海體校,發掘了同樣是武術冠軍的吳京。1996年,吳京的第一部電影《功夫小子闖情關》上映,講述晚清背景下,身手不凡的少俠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故事。這部片子反響平平,1996年的香港票房前十,只有《大內密探零零發》一部古裝片。

 

李連杰也嘗試轉型拍攝現代動作片。為了區別于成龍,李連杰選擇了內地公安角色。在《中南海保鏢》,《給爸爸的信》等電影中,李連杰扮演中國公安在香港執行任務。

 

導演元奎説:“《中南海保鏢》這部電影的最大特點是鐵漢柔情,要刻意塑造大陸公安的英雄形象,所以每一個鏡頭都要漂亮。 ”但這些電影沒能在大陸上映,審查部門覺得這些故事和大陸公安的真實形象存在偏差。

 


這些片子上映時,香港迴歸在即。李連杰的老搭檔徐克接受外媒採訪時略有不安:“我不知道1997年之後會怎麼樣,如果有什麼我完全不能贊同的東西,我不會留在這裏。”成龍則在1993年的大陸春節聯歡晚會上表演了節目《龍鼓喧天震四海》。不久後,他的《醉拳2》也引入內地,成為內地第一部以分賬形式引進的香港電影。

 

對此時的香港電影人,台灣市場才是最重要的,王晶在回憶錄裏寫道:“以前70,80年代台灣太有錢,於是就投資香港電影,當時台灣的國民黨只要求沒有反國民黨的就都可以在台灣上,台灣人捧紅了香港電影。”

 

在1995年的金馬獎上,成龍的《紅番區》獲得最佳動作特效的提名,電影的故事背景放到美國華人街區,主角的叔叔娶了一位非洲老婆後説:現在不再有黃白黑種人,只有一種人,那就是地球人。李連杰則獲得了大陸人士特別貢獻獎,這個短命的獎項在1993年設置,不久後廢除,李連杰是這個獎項的唯一獲得者。

 

1997年轉眼到來。這一年,劉德華髮行歌曲《中國人》,並在迴歸慶典晚會上演唱本曲。2007年的迴歸十週年演唱會,劉德華再度演唱《中國人》,最高領導在晚會結束後和他握手長達九秒,要他以後有機會多為國家獻唱。

 

迴歸後不久,成龍和李連杰分別拍攝了《我是誰》和《黃飛鴻之西域雄獅》,兩部片子共享同樣的劇情模式,一位失憶流落的中國武術家,最終找回了自己的身份。

 

迴歸這年,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號》在香港總票房上億,台灣則開放了對好萊塢的市場,王晶回憶:“香港電影馬上就被好萊塢打敗,沒有了台灣這個穩定的市場,香港當時只有600萬人,很難養活的了那些國際巨星。”


香港電影每況愈下。成龍和李連杰前後腳去了好萊塢發展。

 

赴美髮展並非一帆風順,剛到美國時,成龍點餐只會四個單詞,因此不願意去餐廳吃飯,餓得半夜打電話回香港訴苦。後來成龍學會了漢堡、炸薯條和可樂的説法,吃快餐吃到膽固醇超標。在鳳凰衞視的訪談中,主持人竇文濤問成龍,黃種人到美國那邊會有二等三等公民的感觸嗎,成龍脱口而出,太有了。

 

好萊塢成名後,成龍跟史泰龍等功夫巨星聊天,這波白人聊雪茄喝紅酒,成龍只能傻呵呵地坐在那裏。過了不久,成龍成為了紅酒收藏者。他還引入美國的演員工會制度到香港,完成了李小龍當年的夙願。

 

重義氣的成龍拍攝《尖峯時刻》時,自述曾在張靜初拍攝哭戲時現場陪同,以免她作為新人被欺壓。周潤發和陳可辛的電影在北美髮布時,成龍也到場支持:“中國人一定要互相打氣,我一定要去捧場。”

 

同去好萊塢闖蕩的李連杰則多次出演反派,習慣了他正面形象的影迷對此提出了批評。李連杰接受港媒採訪時頗為無奈:“對於演反派角色的問題,我想壞人是哪個國度、哪個種族都有的,我們應該把心胸放得更寬廣一些。”

 

在大陸,李連杰的好萊塢電影一直沒辦法上映。《致命羅密歐》因為黑社會背景,《龍之吻》被大陸方面禁映的理由則是:裏面有中國警察在國外打架殺人的情節,有損中國形象。

 

發展不太順利的李連杰希望拍一部新的片子,從純人性的角度講故事,傳達“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的信息,電影《狼犬丹尼》由此誕生。片子避開了黑社會和警察的議題,李連杰覺得電影有機會來到大陸市場。

 

但《狼犬丹尼》北美公映的海報在亞洲掀起了軒然大波。海報上李連杰戴上了狗箍,中國觀眾覺得這是對亞洲人和中國人的侮辱,有網友在天涯版發了一篇情緒激烈的文章《李連杰,你怎麼成了老外的狗》。


 

李連杰撞在了大陸網民的槍口上。世紀末的大陸,《中國可以説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先後成為暢銷書。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大使館後,網民們在人民日報站發表紀念學生運動的帖子,“抗議論壇”不久改名為“強國論壇”。2002年“空軍一號事件”後,網民在強國論壇發帖抗議被刪帖,一些活躍壇友轉戰到鐵血社區等非官方論壇討論時事。

 

這一時期,大陸的票房市場也開始成熟。2003年起,香港與內地電影人的合拍片,可以享受內地華語片一樣的票房分賬待遇,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合拍片風潮開啟。

 

在大陸拍了幾年電視劇的吳京為了尋求動作片拍攝機會,逆潮流來了香港。他後來自陳,在香港拍戲的時間並不好過:“在香港的有些經歷我真的沒法説,有些事太黑暗了。”

 

為了緩解苦悶,吳京每天深夜聽郭德綱相聲來緩解情緒。


人類


進入新世紀後,李連杰和成龍開始將工作重心向內地偏移。

 

李連杰一家在2004年親歷了印尼大海嘯,死裏逃生,李連杰的女兒半年的時間不敢在浴缸洗澡,因為怕水。這次經歷後,李連杰開始籌備在大陸創辦“壹基金”。當時法律無法批准公募的個人慈善基金,壹基金只能掛靠在紅十字會下獨立運作。

 

在壹基金髮佈會的第二天,網絡上有文章的標題是“李連杰2億豪宅被疑貪污善款”。李連杰對媒體大倒苦水:“如果不是我有一個堅強的宗教信仰支撐,在中國做慈善,我早就垮掉了。”

 

李連杰這時宣傳電影,十句話有八句會提到壹基金,在相關的採訪中,“人類”成為了李連杰口中的高頻詞。2005年李連杰來到北大演講,希望年輕人站在人類視角上看待中國崛起:“我看到很多的年輕人對我們民族有熱愛,我很高興,同時我更希望大家能夠站在整個人類一體化的高度上去看社會。”

 

他談到現在拍電影的目標:“就是告訴全世界的年輕人,中國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國人不只是會打架,中國人有非常大的胸懷去包容各種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見,不同的信仰。”

 

不久後,涵蓋了他武德思想的《霍元甲》上映,但被輿論批評説教味道太濃。

 

與李連杰相比,在香港迴歸後,成龍更愛發表對時局的看法。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發生槍擊事件,成龍評價其是“天大的笑話”,被台灣拒絕入境4年。此時的兩岸經濟關係已經發生逆轉,2007年,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成龍參加了開幕式表演。開幕式上,後台的演員通過電視觀看現場的表演,據媒體報道,成龍和劉德華在奏國歌時一齊起立,“很多段落的時候大家都被感動到落淚”。

 

這一年,成龍還和李連杰合作了好萊塢電影《功夫之王》,觀眾在電影裏看到了香港動作片盛年的風采。這部片子之後,兩人都鮮少在好萊塢電影露面。緊接着的建國60週年,兩人再次在《建國大業》中合作。

 


電影上映前後,“《建國大業》裏邊有27個導演、演員已經加入了外國籍”的説法流傳於網絡。廣電總局被迫出面迴應,影片符合國產影片主要演員中境外人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規定。

 

李連杰的國籍已經改為了新加坡,他表示“雙語教育,多種文化,有一些西方來的企業文化”是新加坡吸引自己的重要原因。另一位演員成龍曾對媒體説,兒子房祖名已經主動從美國國籍改回了中國香港籍,他表示這是自己中國化教育的結果,房祖名在美國時,成龍還曾給他寄去《康熙王朝》的錄像帶。

 

成龍此時已經是中國電影協會副會長,他以這個身份出席了2009年的博鰲論壇,據港媒報道,成龍在論壇上説: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這番言論在港台地區引起軒然大波。香港蘋果日報在頭版怒斥“成龍這個奴才”,又在第二天的頭版敦促成龍道歉。港台媒體同時提到,《新宿事件》,這部成龍的轉型之作,由於講述了華人在日本建立黑幫而被大陸禁播。

 

大陸媒體並沒有太多關注此事,成龍不久後接受《南方人物週刊》的採訪,再次批評香港遊行過多:“罵中國,罵領導人,什麼都罵,什麼都遊行。應該規定什麼可以遊行,什麼不能遊行。”成龍還説:“我們今天迴歸了中國,怎麼還可以老罵中國的領導人?”

 

面對外界對自己的批評,成龍在節目為自己解釋:愛國有罪嗎?如果你不愛國,走,請走。


之後的2013年初,成龍作為演員代表入選了政協。

 

不同於兩位前輩熱衷於公共事務,吳京此時事業還頗為掙扎。他參演了李連杰的好萊塢電影《木乃伊3》,但戲份被剪輯到只剩三秒。拍攝《狼牙》時,吳京在南疆牧場坐着發呆:動作路線是什麼?市場到底在哪兒?好友摸摸他的腦袋:“小吳,沒事兒。”吳京突然開始放聲大哭。

 

吳京在2010年回到了大陸,開通了個人微博,新浪誤將其認證為“香港著名武打明星”。回國後不久,什剎海體校校友甄子丹因為《葉問》而翻紅。一位記者問他:(甄子丹)現在的這個地位是他等了十年的結果,你也要等這麼長時間嗎?吳京語氣裏充滿無奈:“我當然希望能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但是這與天時地利人和個人因素有很大關係。”

 

之後不久,吳京為了電視劇《我是特種兵2:利刃出鞘》的演出,在南京軍區花了一年多在部隊體驗生活。吳京表現優異,還破了幾個記錄。他脱離時,部隊拉出橫幅“向吳京同志學習致敬”。這次經歷讓吳京轉向軍旅題材電影的拍攝。

 

現代軍旅題材電視劇那幾年頗受歡迎。2010年時,國內韓國明星的粉絲因爭搶門票辱罵上海世博會武警和志願者,遭到“魔獸貼吧”玩家和其他論壇網民的攻擊。近年來的“周子瑜事件”和“趙薇事件”,不少明星粉絲成為了攻擊台獨行為的主力軍,網絡民意開始合流。

 

吳京後來在採訪裏説到:“國家強大了,愛國之心在每一箇中國人的血液裏面在暗流湧動。愛國的情緒這把乾柴,已經被曬的特別透了,一點即燃。”

 

成龍也順潮流而動。在記者會上,他表示自己在會加入武德、禮義廉恥等中國文化到電影裏,以此更好地弘揚中國文化。成龍2015年拍攝了《天將雄師》,落腳點在世界和平。張藝謀第二年推出了電影《長城》,請來好萊塢影帝馬特達蒙和國內明星對抗怪獸。兩部電影都遭遇口碑滑鐵盧。

 

在2016年,成龍獲得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身着唐裝的成龍在頒獎禮上感謝了香港這座城市和自己的祖國,他説:“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第二年他拍攝了《英倫對決》,影片講述了在北愛爾蘭和英國的糾葛背景下,華裔為自己的女兒討回公道的故事。

 

中國電影在尋找一個更合適的情緒出口,吳京此時接連拍攝了《戰狼》一二部,其中《戰狼2》在2017年斬獲了50多億票房。吳京對媒體説,拍戰狼第一部時他腦中想到的是“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拍第二部時,他想到的是“殺我國人者,皆我天敵”。

 


一向觀點靠左的自媒體人李北方評價這部電影的節點意義:“大半年前上映的按照好萊塢模式製作的張藝謀大片《長城》還在讓一個白人充當中國的拯救者,而在《戰狼2》中,扭轉局面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

 

在戰狼2的一段著名採訪裏,吳京迴應關於主人公打不倒的説法時也提到:“美國人可以,中國人就不行,我鄙視(這種觀點)。”

 

學者張慧瑜則認為這部電影實現了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戰狼2》的大獲全勝,標誌着新世紀以來電影產業化改革所培育的市場化的文化工業系統,與國家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之間形成了配合關係。”

 

在2018年,《戰狼2》獲得了百花獎和華表獎。在百花獎頒獎前,101位大眾評委集中觀摩入圍電影,中國電影家協會組織學習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在華表獎獲獎後,吳京表示:“要感謝時代,感謝這個國家。”這年底,吳京和成龍一道被選為影協副主席,2019年1月,他首次擔任北京政協委員。

 

李連杰沒有出現在這些故事裏,這些年的採訪裏,出於宗教信仰的關係,他總是不忘談到對人類未來的擔憂:“我還開過另一個玩笑説,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自然人類...也許 30 年、50 年、80 年後,(身體)90%是機器,大家也覺得很正常。那我們將又會面對什麼?”

 

在這個春節,吳京也開始站在人類的角度反觀電影。《流浪地球》改編自中國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的同名短篇小説,在復旦大學教授嚴峯的眼中,電影繼承了原著的某種氣質:“宏大、厚重、冷峻、殘酷、精確、堅硬......還有柔軟,一種立足於中國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感情的柔軟,這種硬與軟的反差在劉慈欣的科幻作品中是常見的,也構成了這部電影風格化的基調。”

 

吳京最初是以客串角色參與其中,逐步成為自掏6000萬人民幣的投資人,以及影片中的關鍵英雄。在北京文化電影事業部總經理張苗的眼中,吳京是當今中國扮演英雄的最合適人選:“就是要一個適合演英雄的,你一定要問我誰適合演英雄,我覺得只有一個人。”

 

某種意義上,吳京是一個非常敏鋭的投資人,他意識到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更需要屬於自己的故事、情感和投射,也知道中國電影走向重工業的關鍵節點上。中國開始強調自己的獨特性。

 

在接受時光網採訪時,他説道:“我覺得這件事情必須得支持。總得有第一個人站出來,如果沒有這個人,中國永遠沒有,那又要落後於人家的電影很多年,就跟當初我那個軍事類型的電影是一樣的。”

 

導演郭帆持有同樣的觀點:“應該基於這兩點,一個是我們對土地的情感,一個是集體主義。”在這部電影裏,犧牲和奉獻再次被置於了很高的情緒位置,體驗震撼特效和宇宙的觀眾也為這樣的精神所感染。

 

這不是第一次,經歷過也被告訴太多的苦難,我們就會如此渴望着英雄,如此忍耐着犧牲。

 

總要有人提供這樣的感動和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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