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失手的甯浩

三聲2019-02-10 03: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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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上映的《瘋狂的外星人》是“瘋狂”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也是甯浩的一次新嘗試:他仍試圖講述一個關於文化衝突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卻從進城的鄉村青年,變成了來到地球的外星人。對於已經基本完成城鎮化的中國來説,一個具有更高階文明的個體闖入人類世界所衍生出的故事,顯然更加具備吸引力。


作者 | 查沁君

編輯 | 申學舟

設計 | 張鵬飛


在甯浩早期的自畫像中,背後是貼滿粗言穢語的斑駁牆壁,映襯着憤怒的年輕人,他的胸前掛着吊墜,頭微微傾斜,斜劉海遮住一隻眼睛,另一隻眼神保持警醒,注視着對面的觀者和這個世界。


眼前這個已過不惑之年的男人,抬頭紋裏隱現過往的傷疤,微笑時帶着梨渦,開懷時,那雙眯縫笑眼又彎成月亮,伴隨着極具韻律的“咯咯”聲,温柔又痞氣。


“變化在中國是巨大的主題,尤其是深入改革的這四十年。”相較於自己的改變,甯浩對時代的變化更感興趣。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傳統與新潮在現代化進程中相互碰撞,由此產生的現實性與荒誕性令他着迷:從《瘋狂的石頭》到《心花路放》他都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記錄這種變化。

 

但這種對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也讓他更加焦慮。“總擔心一覺醒來劇本就過時了。”他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回憶説,一年前,第一次聽到區塊鏈和比特幣時,他甚至產生了被時代拋棄的感覺,“在這種快速變革面前,每個人都面臨被淘汰的焦慮,我相信在這當中沒有人淡定的。我只能努力,跟頭把式地跟着跑。”


甯浩自畫像


一定程度上,正是這種被時代追趕的緊迫感使得甯浩一路走來從未失手。


十二年前,展現中國第一代城市移民面貌的《瘋狂的石頭》以300萬的投資博得超出成本十倍的票房,成功驗證小成本電影也能獲利;沿用“石頭”的結構與模式,同系列的《瘋狂的賽車》又以一千萬的投資創下上億的票房成績。

 

自《黃金大劫案》始,甯浩開始更多地思考人性與慾望,這一點在《無人區》裏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現,它保持了“瘋狂”強張力的表達與節奏,卻以更加冷峻黑暗的方式展現人性層次的多面性。2014年,甯浩敏感捕捉到城市中產的焦慮,並將之放在《心花路放》中,這部中小成本電影最終帶來11.67億的票房回報。

 

在甯浩的這套框架中,小成本電影在保留個人表達的基礎上,也能在荒誕與現實的縫隙中,最大限度地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市場。這已經是一套結構穩定、回報可期的系統。甯浩需要做的是,保持對時代的敏感,並在可控範圍內進行更多新的嘗試。

 

《瘋狂的外星人》是“瘋狂”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也是甯浩的一次新嘗試:他仍試圖講述一個關於文化衝突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卻從進城的鄉村青年,變成了來到地球的外星人。對於已經基本完成城鎮化的中國來説,一個具有更高階文明的個體闖入人類世界所衍生出的故事,顯然更加具備吸引力。

 

根據貓眼專業版的數據,大年初一上映的《瘋狂的外星人》目前預售成績已經突破1億元,首日排片佔比為20.5%。

 

雖然預售成績領先,但前期這一項目也曾讓性子急的甯浩抓狂,他甚至多次對外揚言以後不會繼續拍科幻電影。“我願意嘗試新事物,但接受度不高。”好奇心和焦慮感讓甯浩願意在安全穩定的範圍內尋求創新突破,但當超出可控範圍他會理性地選擇放棄。

 

《瘋狂的外星人》之後,甯浩想騰出更多時間,來處理跟自己的關係,“世界上有兩種事情有意義,一是做最有影響力的、跟更廣泛的人發生聯繫的事情;另一種就是做沒有意義的、跟所有人不發生聯繫的事。”

 

甯浩渴望的理想狀態是後者,一種更接近於“出世”的概念,他將之視為最大的幸福。

 

在可控範圍內嘗試新東西

 

甯浩第一次見到劉慈欣是在2009年。那時,“三體”系列第一部《地球往事》已經出版,劉慈欣被視為“中國當代科幻文學的領軍人”,而甯浩也因為“瘋狂”系列第二部《瘋狂的賽車》成為中國第四位躋身億元俱樂部的導演。

 

也是在那一時期,甯浩第一次接觸到劉慈欣的小説。“劉老師的小説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一口氣看完劉慈欣所有作品後,甯浩生出了要將這些故事拍成電影的念頭。


《瘋狂的外星人》海報

 

2010年,甯浩代理了劉慈欣多部短篇作品的版權,打算將它們拍成電影,以《鄉村教師》為靈感來源的《瘋狂的外星人》正是其中之一。“他(劉慈欣)是我認識所有人中最具備科技知識的人,我生活中有什麼困難會先問問他。”

 

劉慈欣也十分看好甯浩。“我覺得他要拍《鄉村教師》的話,可能是一個機會。甯浩是風格很強的導演,他的故事很接中國地氣,好看的同時還有獨特的角度反映現實。如果説科幻片是風箏,這個風箏必須連着大地才可以飛起來,這是我對甯浩導演最充滿期待的一點。”

 

在《瘋狂的外星人》中,文化衝突是甯浩最感興趣的地方:一種更為高階的外星文明降落在地球上,陰差陽錯失去超能力,與強勢的西方文化以及東方文化撞個滿懷,文化碰撞所產生的笑料也在超自然的背景下有了更多的表達空間。“這個事情誰也別牛逼,誰也別覺得自個兒是高級的文明。自以為是和驕傲是所有生物體最愚蠢的一種品質,因為無知才會催生自以為是。”他説。

 

這與《鄉村教師》的故事原型相去甚遠。在小説中,碳基生命組成的銀河系聯邦取得戰爭勝利後,為了防止硅基生命死灰復燃,聯邦決定製造橫跨數百光年的恆星空白地帶對其進行封鎖,只有文明程度達到一定水平的行星才能免於災難。一位鄉村教師在生命最後時刻將力學三大定律教授給四位學生,而這四位學生不久後被選為聯邦文明等級的測試樣本,並因為教師最後傳授的知識,使得地球文明免於被毀滅——這是劉慈欣作品中少有的温情故事。

 

對於甯浩來説,“瘋狂”系列接地氣的表達和荒誕的影像風格與《鄉村教師》在宇宙尺度上的温情有較大出入,因此僅在劇本階段就花費了近八年的時間。“就是不停地寫,寫完後感覺不太好,再挑一個方向寫。”甯浩希望《瘋狂的外星人》能夠在接地氣的同時更硬一點、冷一點,“我不喜歡甜食。要豬頭肉,別弄提拉米蘇。”

 

劇本之外,電影中外星人的形象是最難攻克的部分。由於國內特效製作水平有限,《瘋狂的外星人》一共使用了四家國際頂尖的特效公司:Tau、Tippett、Buf、Oblique,它們分別曾參與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侏羅紀公園》、《銀翼殺手》,以及《降臨》。其中,生物視效主要由Tau和Tippett負責。也因此,溝通成了整個後期最大的障礙。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劇照

 

“你讓他做個猴子跑來跑去沒有問題,其實仿生很容易,難的是傳達情緒和表演。”甯浩説,這不僅僅是語言不同,更多是文化習慣上的差異,“他只是做成了拍大腿和甩手,裏頭微妙的精神氣質他感覺不到。經常是我現場給他演了無數遍錄下來,把徐崢表情給他,把我自己表情也給他混一塊,但是他看到的這個表情的理解和你看到時的理解是不一樣的,GET到的反應也不一樣。”

 

除此之外,時差、工作節奏等也為後期帶來了困難,為了保證質量,甯浩只能在時間上做妥協。實際上,這部影片在2017年底就已拍攝完成,此後一直處於後期製作階段,直到採訪的前一天,甯浩才完成了最後一個特效鏡頭。這時距離電影上映已經不足半個月。

 

這讓甯浩覺得拍科幻電影“不那麼好玩”了:“它不像四合院、古建築般的手藝活或藝術品,而是建設高樓大廈般的工業體系”,其中涉及的力學結構、成本控制、安全係數多重問題疊加為龐大工程,壓得他喘不過氣。

 

電影工業化的反創作性就在於此。“一個藝術性很高的作品,一定具有很強的個體性,裏頭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個體出發;相反,一個工業化程度高的作品,難度較大,一定需要很多人的配合,調動所有人的力量。”

 

“以後也不想再拍特效電影了。”這是甯浩的清醒之處,他願意嘗試新的東西,同時也明白自己興趣的極限。他自稱“不是那麼佛系的一個人”,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會按照一定步驟,在可控的範圍內操作,一旦超出可控範圍,“我就不做了,做不過來。”

 

“電影是認知世界的工具”

 

四年前,十三陵,甯浩在那裏接受一家雜誌的內頁拍攝。天空中飛過一駕無人直升機,“喲,這裏有架飛機”,他模擬着機器的聲響,“轟——轟——”並自言自語:“看它會不會飛偏,它飛過去就墜毀了。”末了,他突然感歎道:“一切都會走向死亡,一切都會失去。”

 

甯浩喜歡思考這樣形而上的問題。他與劉慈欣私下裏聊天時,話題也總是跟宇宙、終結有關。在劉慈欣看來,甯浩除了會拍黑色幽默的電影外,對大自然、世界、特別對宇宙與人的關係,有着廣闊深刻的看法。

 

這一切與電影密不可分。甯浩曾談及自己迷戀拍電影的原因:“早年它是一個最合適的賺錢工具,但現在越做,我就越迷戀它是一種認知世界的工具,每做一部電影,就是通過這個工具感悟到某些道理,這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兒,也是我特別迷戀的事兒。”

 

在拍電影之前,甯浩最早學的是畫電影海報,繪畫是他當時最大的夢想。在被檢查出色弱後,甯浩感覺“上帝給我開了個玩笑”。隨後因為給朴樹、屠洪剛拍MV接觸到影像表達,“隱隱約約覺得自己應該去拍故事片,拍故事片跟我的性格里面有一些東西相吻合,而這種東西是繪畫、MV滿足不了的。”

 

《香火》是甯浩講述的第一個長片故事。其主人公原型是他在山西電影學校時認識的一個和尚,名叫戒嚴。和尚天天混在甯浩宿舍,一住好幾月。他們一起唱KTV,和尚用化緣來的錢結賬。後來為了建廟,到處忽悠錢。這與甯浩認知裏會練武、翻跟頭、能上樹的和尚形象相去甚遠。


《香火》劇照


他強烈地感覺到,信仰與現實間永遠存在衝突。“你説他要修佛像,這是信仰,但是他最後的手段是去騙了人家一筆錢。《香火》關注的最本質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信仰在哪裏?我們在一個荒蕪的、沒有信仰的土地上生活。”

 

《香火》、《綠草地》相繼在國外獲獎。這個時期的甯浩開始考慮,文藝片是否屬於他的價值表達,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更多的觀眾看到並喜愛。轉折發生在柏林電影展中,台下觀眾寥寥,甯浩心想:“跑幾萬公里給40個不一定看得懂這電影的人放映,是為了什麼?”

 

隨後,他便開啟了“瘋狂”式表達和上升之路。

 

甯浩坦言,《瘋狂的石頭》中的他仍處於遊戲狀態;到《瘋狂的賽車》更像是男孩鼓搗花裏胡哨的東西給大家看;等到了《無人區》《心花路放》,他開始更多地有邏輯、有目的地通過電影探索一些關於人性、價值觀、世界觀等形而上的問題。

 

2012年4月,在與林旭東對談《黃金大劫案》的拍攝起因時,甯浩提及人性的慾望,他思索的問題是:人類如何克服貪念?等到《無人區》,人性得到最大限度地釋放。“我開始探索和‘瘋狂’時期不一樣的拍攝理念,人的社會性和動物性的較量。”

 

《無人區》劇照


“我相信一種事,生命是一種能量。從生物學來講,生物的本能是不會花費超支自身的能量,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在《無人區》的拍攝現場,荒無人煙的戈壁沙漠、半明半暗的燈光下,甯浩給飾演加油站老闆娘的郭虹説戲:“在能量守恆的定律下,塑造真實的東西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不像就是不像,你再説服我也沒用,你説服不了觀眾。”

 

“時代發展太快了,一些主題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是可行的,一旦過了那個階段,故事背景發生改變,其鮮活性就降低了。”比如,羅密歐與朱麗葉自由戀愛的命題,對於現在的人來説,已經不關心了。“任何文化與藝術不過是這個時代生產力的一個鏡面。”甯浩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感歎道。

 

在最初看到《我不是藥神》的劇本時,作為監製的甯浩就被裏面的強烈的現實性與當代性震懾了。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不僅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現實與荒誕,更是引起了國家政策層面的注意以及全國大範圍的討論。甯浩認為:“這個部分才是最抓人且有意義的。”

 

追溯甯浩世界觀的建立,“愛看各種各樣的書”是他攝取知識的途徑之一。“喜歡旅行,漫無目的地開車到處溜達”則是以一種更為貼近生活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他還愛鑽研,凡事都要追溯其根本,某種程度上,與其説拍電影是甯浩認知世界的方式,毋寧説他將生活中的所思所悟與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

 

小時候同姥姥去五台山拜佛的記憶至今仍新鮮,成年後的甯浩仍保留着拜佛的習慣。在一次拜佛的經歷中,他發現整個寺院的空間建築結構和電影的故事結構具有某種相同之處:

 

“寺院一進門的時候先是嚇唬你,先給你四大金剛,讓你感覺這是一次危險而恐怖的歷程。故事開始一般是先搞砸一件事,然後走下去,再給你點果子吃,你就可以看見喜笑顏開的彌勒佛,接着往後走,一直經歷各種磨難,最後的真理在大雄寶殿。”

 

“人類都害怕被淘汰”

 

“法制和信仰、藝術和商業,哪個重要?”、“平庸是一種罪過嗎?那無趣算不算?”、“認清自我咋就那麼難呢?”——這是甯浩早年的微博內容,裏面他不吝表露出各種對於人生、自我、價值觀的疑問與思考。

 

這幾年,他思考的角度發生了變化。“實際上,從洋務運動開始,我們整個民族已經開始進入一種快速的調整變化中,這種方向上的調整是多維度的,涉及到器物、科技、思想意識、經濟結構等全方位調整。在這種快速變革面前,實際上每個人都面臨被淘汰的焦慮。世界發展是急速的。尤其是深入改革的這40年,我相信在這當中沒有人淡定的。”

 

“你害怕嗎?”

 

“所有人類都害怕,我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種變化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所帶來的未知。“人類害怕不知道。我第一次聽到區塊鏈和比特幣就焦慮了,互聯網的這些新概念我總是後知後覺。小時候聽到CEO這個詞我也焦慮,後來別人告訴我這是總經理。”

 

電影行業也在經歷着鉅變。甯浩回憶,小時候學畫電影海報,需要放大掛在電影院門口;後來變成大型打印機,已經不需要人工作畫。在電影學院學膠片攝影時,需要掌握多種技術,譬如開葉子版的角度,視角產生不同的時間效果等。然而學了好多年,突然就變成數字影像,沖洗膠片的技術也用不着了,所有方式都發生改變。

 

電影製作預算也隨之水漲船高,2006年《瘋狂的石頭》300萬的製作成本,到如今已不足宣發費用的零頭。中國電影銀幕數量在十年間從三千塊急速攀升至5萬塊。與之齊頭並進的是中國觀眾的觀影口味,“觀眾越來越知道什麼是好電影了,”硬質量和好口碑也愈發成為好電影的評價標尺。

 

甯浩對時代變化所衍生出的荒誕性與現實性十分好奇,想要一探究竟。在《瘋狂的石頭》中,黃渤飾演的黑皮初進城時的那句“牌子,班尼路!”將這種文化衝突下的荒誕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拍《綠草地》時甯浩還會研究當地牧民為什麼不守時,為什麼對契約精神也顯現出蔑視,為什麼不愛笑,搞明白之後又會把這些結論作為之後電影(《無人區》)的靈感。


《瘋狂的石頭》劇照


性格里對於新鮮事物和現象的好奇,是甯浩創作的重要推動力。但他對於好奇心的理解,卻滲透着濃濃的悲觀主義色彩:“好奇是一種動能,但也是一種悲劇。好奇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個積極因素,但是發展是一個導致悲劇的結果,發展越快就越快奔向終結,人類將特別絕望的和控制不了的加速發展,並且走向自己的終點。”

 

“其實作為一個創作者,最難的是保證永遠有話要説。”在甯浩近二十年的創作生涯裏,如今的他或許已經走到一個臨界點。這是甯浩客觀面臨、且難以迴避的問題,一方面,陷入年齡、創造力和市場更新的三方博弈;另一方面,他還要思考,“我到底是不是一定要拍電影”。

 

後來的答案是:我也不一定非要拍電影。

 

“我其實是個表達者。那我表達什麼呢,本土性的、當代性的、創新性的,還有個性的,獨立的視角。這件事何必非得自己説呢,可以和一羣人一起説。大家一起説這個市面才夠大,它才有價值。”他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説道。

 

因此,甯浩開始越來越多地站到青年導演身後。2016年,他推出培養青年導演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並將之視為自己的重要作品。《瘋狂的外星人》之所以橫跨五年週期,除了本身較為耗時的特效製作以及溝通問題,甯浩在此期間也承擔監製的職責,協助文牧野、温仕培、路陽等青年導演。

 

“主要是因為開心,開心對他來説比較稀缺,他幹這事就覺得特別開心,而且他不會覺得孤獨,我甚至認為這個對他來説是最重要的,就人性層面本身的那個東西,在自己塊狀時間裏有人陪伴、同行。”文牧野在紀錄片《逐影》中説道。

 

面對變化,除了另闢道路,甯浩給出的另一種應對方式是關注當下。“當你把注意力越多的放到眼前的時候,比方説眼前的這本書好不好看,你就會越簡單並且能夠體驗到那個部分,這個部分其實是需要你長期訓練,才能夠找到那個感受。”

 

他以金字塔作比人生,“這裏頭任何一個環節鏈如果出了問題,將引起整個大廈的崩塌,所以你就會永遠處於對所有環節鏈的擔憂中,你會永遠的恐懼。所以佛的更高境界叫無畏,大無畏,無所畏懼,你才能真正體驗到幸福。”

 

“我到不了佛的境界,只能盡最大可能去解決人性中的貪嗔痴念以及焦慮恐懼,去體驗生命簡單的存在意識。”獨處被甯浩視為可以體現價值存在以及滿足自我的方式,“一個人的幸福感很好,幹嘛要組織一幫人破壞這個東西。”

 

甯浩的微信名叫“滿處溜達”,他喜歡旅行,喜歡和一些不相干的人漫無目的地開車到處溜達。但因為做《瘋狂的外星人》,他已經五年沒有出去走走了。

 

“接下來,我會騰出時間來做這樣的體驗,處理跟自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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