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去世,武俠傳統文化能否延續

朝花時文2018-11-10 01:51:36


一代泰斗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享年94歲。金庸曾給自己14部中、長篇小説寫過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橫批“越女劍”。如今紙上的這位俠之大者遠去,讓人吁歎‘黃鶴一去不復返’。而早在金庸離世前的9年前,另一位武俠小説泰斗級人物梁羽生去世。他被稱為新派武俠小説的開山祖師之一。扼腕歎息之餘,大眾忽然開始了某種擔憂:近幾年武俠小説在金庸之後,再難有新的大師備受推崇。武俠傳統能否在現代繼續下去?還是最終淪為影視劇的炫技而已?


文/ 龔丹韻


這種擔憂放在十幾年前,估計不值一提。

  

彼時,武俠小説還是不入流的“娛樂讀物”,一大批年輕人雖被作品裏的俠義豪情迷得心馳神往,做夢都想成為武林高手去匡扶正義,但看起書來卻是遮遮掩掩,以免被長輩們奚落為“不務正業”。直到金庸的作品被選入教科書,武俠的文學研究方興未艾,輿論才醒悟過來:原來“俠”的情結,是中華民族千古以來的文化傳統。


  

從韓非子説“俠以武犯禁”,到唐代志怪傳奇中的遊俠模式,再到梁啟超的“小説界革命”試圖建立武俠這一類型,“俠”的概念,一直是古代廟堂與江湖之間某種張力的隱喻,也是炎黃子孫如何看待正義、對待世間百態的民間價值觀體系,故而儒、道、佛的哲思總是貫穿於江湖的恩怨糾葛。武俠小説,也就成了為數不多的能夠連接古典與現代的文類,甚至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文化形象輸出的突破口。

  

從民族文化的意義上説,梁羽生之後的武俠將何去何從,今天確實值得一思。

  

首先的疑問就是:武俠小説在民國初年,只是眾多通俗文化類型之一,可一個世紀過去後,一些戲曲民樂、古典讀物在現代已面臨生存危機,唯獨武俠小説仍以旺盛的生命力,繼續在現代大眾文化領域飛揚馳騁。這是為什麼?

  

不妨從“五四”看起。當時白羽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借鑑西方反諷騎士文學,對備受尊崇的“俠”居然產生質疑,其小説中的大俠與凡人無異,甚至被聲名所累,封建社會的俠義江湖自此沒有了神話色彩,成為普通人類社會的縮影。此後,古龍叫得最響的口號就是“求新求變求突破”,借鑑歐美、日本文學,筆下的江湖,不僅消解了神聖性,還進一步平民化瑣碎化,主人公們與其説是擔當道義的遊俠,不如説是桀驁不馴的浪子。到了金庸,用的是精英的智慧、歷史文化的筆觸,可主角們全然沒有古典大俠的羣體身份認同,反而凸顯了個體的孤獨感,傳統的正邪之分完全被顛覆,衡量的標準似乎只能求諸己身,俠的冒險經歷也不再圍繞如何救人,而是靈魂的自救。如《》中的令狐沖追求自由正義,結果卻與世俗原則產生難以調解的矛盾。《鹿鼎記》裏的韋小寶更是一個不懂武功的小人物,憑着左右逢源混得風生水起。這分明是現代社會才有的心靈寫照和生存困惑!


  

由此可見,武俠小説風靡至今,是因為它完成了從古典走向現代的文化轉型。武功的奇觀詭異仍在,天人合一的傳統哲思仍在,但是塑造的“江湖”、書寫的“大俠”,卻已經是一個現代社會孤獨的個體所面臨的困境,追求的人性也是基於啟蒙與批判的現代意識。令當代讀者惺惺相惜的,絕非滿嘴仁義的完美楷模,而是獨孤求敗式、甚至帶點狷狂邪氣的堅強個體。

  

以此再看新世紀,俠的傳統若要更好延續,是否必須再經歷一次轉型?

  

這就意味着,並非寫得比梁羽生更梁羽生、比金庸更金庸才算超越。而是武俠文本在新媒體浪潮下,能否再一次找到貼近後現代讀者靈魂的核心。這方面的嘗試早已開始。温瑞安筆下的四大名捕從來不是最後的勝利者,陰謀永無止境,情節迂迴曲折,妄想突破某種結構,最後又無可奈何,正是現代都市文化的壓抑體驗。有學者説,當金庸以“我是誰”的疑問大放光彩後,温瑞安已經不再追問這個問題。新新人類已不需要再確證自我。所以緊接着,為迎合新人類的口味,黃易的“玄異武俠”走上了奇幻路線。先鋒的語言、電玩的情節結構、分鏡化的動作描寫,融網遊、動漫、科幻於一體。



事實上,金庸之後,武俠並非沒有新人,而是大量新人新作已將純古典的武俠文本推向了一個更加多元的平台。

  

如長達百萬字的《崑崙》,被稱為“21世紀大陸新武俠”的標誌。主人公以“天機十問”的科學思維開啟智慧,獲得絕世武功,憑着天才的科學頭腦興水利建曆法,神機妙算,足跡踏遍亞、非、歐各大洲,空間跨度之大乃以往的武俠所不能想象。近幾年一大批新作,都將視野拓展到了中國以外,不斷幻想在全球化世界格局下,中國的“俠”究竟該如何自處、如何開展。


更加不同的是,金庸筆下的人物雖然孤獨,但只要無愧於心,便能坦蕩遊走江湖。可是現在新興作者筆下的人物,卻一直在靈魂的自我拷問中痛苦着、鬱悶着,徘徊迷茫,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歸宿。俠之大者,不再是金庸的“為國為民”,不再是古龍的“雖千萬人吾往矣”,而是現實中不復存在的一種超越和永恆。陳平原曾經把武俠小説的敍事總結為:仗劍行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跡天涯。可是到了新興作者那兒,主人公經歷這四階段後,仍然沒有走向終點,甚至完全拋棄了它們。疑問從過去的“我是誰”上升到“人是什麼”再到“世界是什麼”。人類能否找到世界的本質?能否改變世界的進程?結局試圖表達的往往是,最後只有自然法則、只有智慧才能永恆。



到了這裏就不難明白,武俠小説真正的問題早已不是新人能否輩出,而是這樣的“新武俠”還是那個傳統文化中的“俠”麼?科學魔法、玄幻修真、詩詞歌賦、現代器械等古今中外一切元素,都能被任意徵用,武俠確實朝着年輕讀者心靈的方向不斷進化,可最後這是否反而會迷失自身的民族根性?還是説大象無形,沒有武俠的武俠小説是對前人的超越?   


這不光是武俠的疑問,也是全球化時代大眾文化多元交融後的疑問。但不管怎樣,信馬由韁的奇幻也罷,細緻入微的寫實也罷,武俠的本質就是一種對英雄的幻想,懷揣夢想的心靈千萬年來未曾枯竭,才能成為人類社會不斷髮展的精神動力。


(文章主體部分刊於2009年2月5日《解放日報》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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