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企業家改變世界,卻飽受污名

正和島2018-10-12 01:02:12

  島 君 説  

日前,騰訊新聞·原子智庫推出 10 集紀錄片《改革者説——迴響經濟 40 年》,邀請多位改革親歷者,講述這波瀾壯闊 40 年的往事。


北大國發院教授,正和島島鄰張維迎,是當今中國最有思想穿透力,同時是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張維迎教授1980年代在國家體改委工作,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


本篇文章,是由張維迎教授分享中國經濟改革的往事,以及他對的論述。


作 者:張維迎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原子智庫(ID:AtomThinkTank)

論戰莫干山價格改革是關鍵


問:1983 年張老師還在讀研究生時,寫了一篇文章,《為錢正名》。那篇文章説,商品經濟條件下,得到錢意味着對社會做出貢獻。這個思想在當時非常少見。為什麼寫這篇文章?


張維迎:傳統社會裏,好多人確實喜歡財富,但總是把金錢當做一種罪惡。這時候,觀念的轉變就非常重要。怎麼看待財富,怎麼看待人們致富,怎麼看待企業家,這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從一開始就關注觀念轉變。


問:莫干山會議的時候,您是研究生剛畢業是嗎?


張維迎:還沒有畢業。


問:是怎麼樣的機遇呢?


張維迎:那個會,那個時候,都比較開放。


我理解是這樣,中國一開始在論證為什麼要改革,這相對比較容易。傳統的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我們還落後,所以我們要改革——這些都可以。一旦到我們説的怎麼改,靠這些理論就告訴不了我們什麼。這時迫切需要好多人思考這些問題。


當時年輕的經濟學家有一點好,飢不擇食,什麼理論都往腦子裏裝,思想比較活躍,沒有原來的顧慮。發表一個觀點,在有一定年齡的老經濟學家那裏,是很危險的事情。知道危險他就不做,只有像我們這些人不知道風險,才去説它。


莫干山會議,我的理解,有一些機構,有一些個人發起,要把中國對改革最有想法的人,聚集在一塊。它是一個公開的,以論文評審參加的會議。不需要走後門,不需要找關係。會議選出來一百二十幾個代表,是真真正正的按照提交的論文選的。


問:當時的經濟學家羣體,整體上都非常年輕,您可能是最年輕的?


張維迎:肯定比較年輕。年輕人本來受的約束少,可以有新觀點。當一個人經過好多年磨鍊之後,自然思維就會老化。話説回來,那個會議本來就是為年輕人提供的平台。


影響大是因為開會開成功了,一開始它沒有那麼大影響。為什麼跑到那個地方開,就是希望躲躲閃閃。我理解是這樣,為什麼不在北京開?北京開不起來,沒有人敢組織,沒有人敢接待。當時的浙江,是一個改革相對寬鬆的環境。


問:您在莫干山會議提出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為什麼關注價格問題?


張維迎:當時的情況,農村改革,後來鄉鎮企業發展,再加上國有企業改革,發現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當時在國家管制下,幾乎所有價格都是政府制訂,價格非常不合理。


價格客觀上是一個信號,是一個激勵機制。一旦你允許人們去賺錢,允許人們自由決策、自主決策,這時候價格就會發揮作用。價格不合理導致市場上普遍的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


價格改革就變成最關鍵的問題。所以我在思考這個問題,好多人當時都認識到。我們怎麼認識價格,什麼是一個合格價格,怎麼才能夠有正確的改革策略,這其實都是一個觀念問題。


問:價格改革是當時推動改革的策略性選擇嗎?


張維迎:其實它是戰略性問題,因為它太重要。當時我們的觀念還在於政府怎麼調整價格。


原來的價格不合理,通過運用計算機,投入產出表,算出一個理論上合理的價格,按照合理價格去調整。這個東西其實計算不出來,或者即使你計算出來以後,沒有人敢相信。


我當時提出一個觀念:這個思路有問題,正確的思路是逐步放開價格。先把計劃內的管住,計劃外的放開,不要再擴大計劃。計劃內的一步一步放開,都變成市場價格,這就是一個雙軌制的價格改革的思路。

企業家改變世界,卻飽受污名


問:當時您還在《讀書》雜誌發表文章,説時代需要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張維迎:好多人簡單理解,市場就是有價格,然後讓人力自由決策。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市場中你面臨好多分析,好多不確定性。究竟做什麼不做什麼,這時候特別需要的是企業家精神。


傳統社會不需要企業家精神,士農工商,商人是最低層次這一類。在我看來,一個市場要有效運行,必須要有那麼一些人,這些人非常具有遠見,非常具有想象力,非常具有冒險精神。這一類人就是企業家。


其實在 1983 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我們要發展市場經濟,當時叫商品經濟,必須有觀念的轉變,這個觀念轉變重要的是,怎麼看待企業家,企業家是做什麼。


計劃經濟下,企業家是一個負面詞。


1984 年 4 月份,我在合肥的一個會議談企業家,當時引起好多人關注,文章發到《北京日報》。


編輯很喜歡這個問題,但是他説:第一,能不能不要企業家這個名詞?我説用什麼?用工業家或者實業家。企業家當時是負面詞,是貶義詞。另外我記得,那時我説企業家的一個重要素質是冒險精神,人家説,冒險精神不能用,要用探險精神,冒險精神也是一個負面的。


到稍晚一點,應該是 1985 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談到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等於價格加企業家。價格是一個市場,提供一個信號,要資源配置,同時它是激勵機制,企業家是決策的主體。市場中形成價格,還要人做出判斷。一個優秀的決策,他不只是看到現有的價格,他要預測未來價格,那需要很高超的想象力和預見力,這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人類大部分人都是習慣於按照既定方針辦事,也就是因循守舊。只有一小部分是有前瞻性的。他們追求新穎,打破常規,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企業家精神。沒有企業家精神,不可能有一個有效的市場經濟,這是當時我的基本看法。


問:這篇文章當時有沒受到批評?


張維迎:企業家這個倒沒有受到批評。《讀書》雜誌的影響力非常大。這篇文章發了之後,那時候我還在上學,大家都説我讀你這篇文章。無論是搞經濟學的,還是搞其它學問的,好多人都喜歡讀這篇文章。


問:您這篇文章的重點,是創新性的企業家。是不是因為很多人認為企業家就是投機倒把?


張維迎:我剛才講,商人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不光中國,全世界都這樣——在傳統觀念中,都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形象。


只有西方過去兩三百年,特別是工業革命後,企業家的形象改變,企業家才變成社會的英雄,因為工業革命創造的財富,新的技術,全是企業家帶來的。


中國由於傳統觀念,由於主流意識形態,企業家就是資本家,資本家就是剝削,沒有看到企業家要創造出新東西。我們今天享受的新東西,99% 都是過去兩三百年創造出來的。

企業家分套利和創新兩種類型


問:您把企業家歸類為創新型和套利型企業家。


張維迎:當時我沒有明確概念。套利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家,這是過去幾年我做的一個新概括。傳統經濟學家假定所有人都有同樣信息,任何賺錢機會很快就會消失,就得到均衡。而我覺得,其實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也不是這樣。


人類大部分生產知識很有限,非常無知,我們對好多機會熟視無睹,只有一部分人能夠敏鋭的、警覺的看到這種機會。


有人買東西,本來有便宜地方買,但是他就付很高價格;有人本來可以賣得很貴,但是他就很便宜就賣。為什麼呢?他沒有一個良好判斷。企業家他看到這種不均衡,看到賺錢的機會,就採取行動,利用這個機會去賺錢,這就是我講的套利。


但是資源配置本身給人類帶來的進步非常有限。人類更大的進步,是來自我剛才講的,不斷有新的產品創造,新的技術出現。這就依賴於創新。我把企業家歸類為兩類,一類是套利型的企業家,一類是創新型的企業家。


創新型企業家,可能佔的比例並不是最大,但它的作用最核心。事實上在一個生產當中,如果沒有那些創新的企業家,套利機會也會很少,或者他很快就會消失。


最簡單的汽車,卡爾本茨、戴姆勒、邁巴赫這些人大約在1886年發明汽車,慢慢把汽車商品化。這個創新給好多其他人帶來機會,他們把創新拿到另外市場。英國人可以從德國學會汽車製造,在英國製造汽車,那就慢慢變成一種套利。沒有創新的企業家,套利機會就會消失,經濟就不會發展。


所以我反覆強調,經濟學過多迷戀在資源配置,其實真正驅動經濟持續發展的,不是資源配置,而是創新。


資源配置講的就是既有技術情況下,怎麼得到最好使用,所謂就是説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真正的發展創新,不是把已有東西配置,而是創造出沒有的東西。


問:套利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家,有高下之分嗎?


張維迎:它是兩種功能,純粹概念的功能。我覺得談不上高下之分,這兩類人都需要。而且在現實當中,經常一類企業家最初是創新的,最後可能去套利。


還有一類最初是套利,最後去創新。比如像華為這樣的企業,一開始就是套利,跟小地方鄉鎮企業、工廠,賣交換機。交換機技術在西方非常成熟,你拿來模仿就可以賣。但是到一定程度,他就賺不了錢,所以轉向搞研發,自身創造出一種新的產品來。


中國一開始多數企業家是套利,最簡單的套利就是投機倒把,搞長途販運,搞買賣。再出現鄉鎮企業,技術並不先進,但是市場很短缺,他就生產去賣,後來好比汽車的引進,全是套利。


到目前為止,我仍然認為,過去四十年中國企業家絕大部分做的是套利,真正稱得上創新的企業家少之又少。我不能説沒有,但是從比例講,非常低。好多企業家會在小的方面做一些很微小的改進,你可以叫創新,稱得上影響產業長期發展的技術性創新,少之又少。


問:套利優勢是不是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


張維迎:套利優勢在中國有兩個因素,一個是你講的後發。後發就是別人有的東西你還沒有,這時候企業家,你只要給他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的自由、人才的自由,那麼他就會把發達市場已有的技術很快拿過來套利。這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另一個就是在計劃經濟下導致的。計劃經濟本身是政府管制的經濟,正像上世紀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所批評的,你沒有可能制定出一個合理的、理性的決策來,所以導致大量資源錯配,就像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講的,所謂短缺經濟。這種情況也使得套利機會大大存在。


第二個是計劃經濟導致,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實際上存在一個巨大的套利空間。你幾乎做什麼都可以賺錢,只要你敢做,只要你膽子大,就可以賺錢。商界原來流行一句話是稍不留神就賺錢。你要不賺錢,幾乎是不可能。因為做什麼東西,都可以賣得出去。


比如洗衣機、電視機、收音機這些東西,改革開放開始時中國城市裏一百個家庭,平均起來都沒有一台電視機,甚至黑白電視機,不要説彩電,黑白的都很少。所以説這時候,企業家總是要想到用一個最簡單辦法去賺錢。這時候你要大家去創新,其實也很難,甚至還沒有必要。創新本身它是要有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而創新你必須在原來基礎上。


問:通過套利獲得資本積累,是不是創新前提?


張維迎:這個可以這麼講,就是我剛才講的,好比説任正非,他是通過套利積累的錢用於創新。但是並不是所有企業家都會這樣。


套利我們可以説有些很快,你比如説你在金融市場套利,房地產市場套利,可能幾分鐘、幾天時間。創新是三年、五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這個對企業家素質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


我説得更明確一點,創新比套利對企業家素質的要求更高,它要求企業家看得更遠,要求企業家更具有耐心,更能夠經得起失敗。


另外我還要説,有些企業家,天生就適合套利,他很敏鋭,很容易就發現市場機會。還有一些企業家,他天生就喜歡創新,他總是想做出別人沒有做出過的東西。他可能甚至不屑於在現有市場中通過套利賺錢,這種人也是有的。但是,可能大部分企業家套利能賺錢,他就去套利,套利賺不了錢了,那他可能轉去創新。


你看最初中國的套利是什麼人,最初是農民企業家。農民企業家為什麼套利?他進不了政府,進不了城市,他覺得當農民最苦。所以只要給他一點兒自由,有這種素質的人就倒買賣,他要辦一個小工廠就起來。比如魯冠球的故事,比如説廣東、温州那一帶,所謂雞毛撣子換糖的故事,就是這麼都起來。但是我想説,創新的人他想的是他要做出一件事情來,這件事情到最後,還要消費者接受他。


創新型的企業家,他可能比套利型企業家更具有冒險精神,更具有想象力。想象力是人類創造力的一種基礎。我們經常會想到,一個企業家你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其實消費者本身並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儘管我們每天去吃飯,吃四川飯、廣東飯,哪個餐館吃,好像我很清楚。但是所謂創新就是原來沒有的東西,大家喜歡不喜歡沒有人知道。那就是要靠想象力。能不能成功,取決於消費者打分,消費者買單不買單。如果你花了再大努力,消費者不買單,那你肯定完蛋,創新不會成功。所以我反覆強調,一個企業家,尤其是創新的企業家,他要對人性有透徹的理解。

企業家要對人性有透徹的理解


問:如何理解”對人性要有透徹的理解“?


張維迎:市場最後説到底是為了人,滿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幸福。人又是一個很古怪的東西,他的需求老是在變化。只有對人性有最透徹理解的人,他才能想象出來,並努力創造出一種滿足人的需要的產品來,最後才能賺錢,才能成功。


比如説喬布斯,我覺得他對人性的理解非常透徹。一般的技術專家,他會從技術的可行性的角度來看他應該做什麼,或者能做到什麼。喬布斯確實不搞什麼市場調研,他就是説,我們人究竟需要什麼。當他要生產一個 iPhone 手機的時候,他最簡單的要求就是一個手就可以打電話,一隻手動一個指頭就可以上網。那這是一種對人有非常透徹理解的人。微信在中國發展這麼快,我覺得也是對人性作出理解。


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人們喜歡跟別人分享,喜歡跟人溝通,喜歡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交流,我們幹一個什麼事情拉一個羣,這就是人性最基本的東西。


所有成功的企業家創新,就是對人性透徹的理解。不光做技術的,對做思想的人、哲學家,思想家,都對人性有透徹的理解。創新要基於對人性的透徹理解,對人性理解的深度,正確程度、透徹程度,決定你成功與否。

中國人有足夠的企業家精神

激勵機制不能扭曲


問:您認為企業家羣體有沒有分佈上的特徵?哪些土壤盛產企業家羣體?


張維迎:這是兩個問題。第一肯定有一些特徵,這些特徵,目前來講我們都是事後諸葛亮去總結他,而在事前你很難用一種硬指標測試他。


另外就是説土壤問題。同樣一個人,在某一種情況是企業家,另外一個情況下可能當一個牧師,一個宗教人士,或者另外一個當將軍打仗去,另外一個當政治家,這個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先談第一個問題。應該説有一些人羣企業家多一些,比如猶太人。有研究證明,喜歡移民的人,和不喜歡移民的人就不一樣。企業家這種人,在好多移民羣裏面出現。移民的人,他本來就不安於現狀。你看中國人,他移民到海外的這些人,他們受不了原來環境約束,不安於現狀,他就出去了。這些人本身就顯示出他有這樣的素質。另外環境實際上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最聰明、具有企業家素質的人做什麼好,依賴於社會提供激勵機制。


為什麼中國傳統社會企業家精神受抑制?一個重要的方面當然是士農工商、貶低商人的文化,還有一部分是中國的政治。從隋唐開始,任何人只要你努力,考試過關,你就可以當官。當官在中國是位置最高的。這樣的制度安排,大量人就不會做生意,有點兒辦法就去讀書,考科舉,然後去當官去了,這是一種激勵機制。


在計劃經濟當中,當然更不可能。計劃經濟的核心就是消滅企業家精神,所有決策都由政府官員去做。所以激勵機制,它是一個土壤。


除了一般激勵機制,還有環境限制。比如猶太人,猶太人在任何地方不能擁有土地,他受到歧視,而商業本身是被人看不起的東西。而猶太人能幹什麼?猶太人只能做生意。這跟我們中國好多華人到海外類似。華人到東南亞,不可能進入政途,改善自己途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説商業上成功。如何有更多財富,來取得和別人類似的地位。


回過頭來看,我們看移民也是這樣。一個移民,他到一個陌生地方,他沒有根基,不可能靠傳統勢力,家族關係來取得象樣的職位。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拼打,這個只有商界最適合這個事情。你只要創造出一種東西,生產出這些東西客户買單,你就可以有財富。還有一些相互的影響,一個人通過經商富有之後,就是榜樣,每個人就會有不自覺的潛力試探。


我們經常説這個賺錢機會被人賺了,你就賺不了,其實不是這樣的。市場其實是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創造機會。企業家是給另外企業家創造機會的,而不是説只有一個機會,我拿了,你就沒有。這個和政府很不一樣。所以你把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看,個人的素質和社會的環境,這個東西就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的。


問:您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性或者文化,適合誕生企業家嗎?


張維迎:在我看來,從我們的基因的角度講,從人性的角度講,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國人當中的企業家素質。像我剛才講,東南亞最富有的是華人。歷史上也好,或者現實來看,中國人都有足夠的企業家精神。中國在歷史上,改革開放前,主要是體制壓抑了這個東西。像我剛才説的科舉制度,就是一個非常扭曲的激勵機制。


問:能否談談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家羣體湧現?


張維迎:紀念改革三十年的時候我做過一個研究,中國企業家大體分為這幾類。


我説農民企業家這是第一代主導,第二代是官員下海的企業家,主要是 1992 年左右開始。第三代是互聯網時代的工程師、海歸,像馬化騰、李彥宏,要不是學技術的,要不就是迴歸這一類人。


當然接下來就是 80 後、90後 這一代。所謂 84 派、92 派,就是按照當時象徵性的年份來分,其實都與環境的變化有關。


像我剛才講的,農民企業家最早出現。當時最有企業家素質的人,是繼續當農民,還是當一個企業家經商,那當然選擇經商。但是政府官員就不一樣,因為他們養尊處優,社會地位也高。但是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加上私有產權的保護,市場開放,機會就多了。所以好多人説我與其在這兒從科長混一個處長,混一個局長,我還不如去下海。

企業家推動觀念現代化


問:張老師如何看待改革開放過程,關於民營企業家“原罪“的説法?


張維迎:我一般不認可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你説的原罪。中國的改革,很顯然的一個矛盾是合理性和合法性之間的矛盾。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


那你説一開始搞小商品的人,為什麼被抓起來。因為那時候 1982 年,温州有八大王,鈕釦大王、項鍊大王七個抓起來又跑了。他們犯了什麼罪?唯一的就是弄了一些東西,大家喜歡買,他們賺錢了。按照當時的規定的話,那他不合法的。


最有名的是傻子瓜子,按照當時法律,我們的《憲法》,社會主義不能有剝削,你僱人就是剝削。你僱了幾百個,該不該抓你。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原罪問題,我們要認識到合法的和合理有不一樣的時候。


真正有責任心的人,最高尚的聖人,都是做合理不合法的事兒。正常人一般做合法的事情。我們恰恰要特別感謝這個過程當中,冒那麼大險的人,冒着違法的風險,為這個國家改革闖出一條路的人。


問:張老師認為,企業家除了在創造財富這個領域,對我們的社會生活,還帶來什麼?


張維迎:企業家精神的興起,是伴隨現代文明,現代化的過程。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是什麼?是觀念的革命,是科學的革命,是人類認知的革命。現在也一樣,有了企業家之後,就有創新,更多是改變人的行為方式,還有如何評價這個社會。


一個社會人們最崇尚的是什麼精神?在傳統社會裏,人們崇尚的是什麼?我叫做強盜邏輯。歐洲大陸也好,英國也好,廣場上塑的雕像是什麼人?殺人的人。你看到很多將軍,他殺的人越多,越是英雄。企業家跟這些人不一樣,他一定是要創造財富,給社會創造價值的人。不否認有一些企業家,在這過程當中,也可能有掠奪,但那不是企業家的職能。


一個社會,當企業家精神能充分發揮的時候,也就是人們能自由創作的時候,人們能通過幫助相互合作的時候,而不是通過相互掠奪,通過分蛋糕來維持生活的時候。這是一個多大的變化。


企業家精神代表的是一種廣泛的社會觀念變革。回過頭説,這就是為什麼三十多年前,我把企業家和觀念現代化連在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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