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轟動舊上海灘的奇文:如何才能真正保有財富!

讀史2018-07-12 04: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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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史 |ID:dushi818

博聞通識,知古鑑今。有品有趣有態度。


作者:聶雲台


《保富法》

《保富法》作者聶雲台先生,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外孫,曾任大中華紗廠董事長兼總經理,民國時上海首任商會會長。他從自家的經歷和在上海所見所聞的富人家庭的變遷,來談富裕人家的持久發達之道。很值得一讀,特別是在當代。


本文曾在上海《申報》連載,轟動上海,激盪時人之心,一時引起各界紛紛捐贈助學金四十七萬餘元(大家想當時的四十七萬元相當於現在多少錢),柳亞子等各界名流紛紛響應,一時傳為佳話。


印光大師、柳亞子等佛學高士撰文傾力推薦。民間自發紛相印贈此書,至今在港、台地區和東南亞商人圈仍廣為流傳!本文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

俗話説: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户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説,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曾國藩)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李勇毅公(李鴻章)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彭玉麟)的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顯達。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裏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藉着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為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面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説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同事下級)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裏”,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諸葛亮)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麼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大學》上説:“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説:“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着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拼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説。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説:“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他念念在利益羣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裏購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説:“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遊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範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佈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範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範墳一帶,仍然有很多範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再説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藉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説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裏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的證據。


再説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燬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裏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粧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林則徐),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佬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嶽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説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説,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餘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説,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着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説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裏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餘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説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這些古董告訴我説:“這一間房子裏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説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説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説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釐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再説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説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富豪們來説,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捨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餘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地説明了慳貪不捨的罪過。經上説:“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佈施,及施果報;愚痴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放着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佈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小孩,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着,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説,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的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大富如此,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麼?我想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地寬恕他。所以我説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裏的慳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説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佈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唸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寫於1942-1943年間)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歷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只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謝的人,天就歡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發怒。古語説:“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尚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雲:“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欲求得福,須多造福於人,否則,佛天亦無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燒香唸經,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財濟眾,仍是不會與佛法相應。


總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説范文正公等幾位,就是屬於此類。而其餘不善於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們不能使子孫長保富厚,只因為是自己的智慧不夠;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只看見表面,而看不到內涵;簡單點説,他們看曆本,只看見初一,還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會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這等愚痴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撥,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品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篇所敍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註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説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幡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都是在説明這個道理的。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煊赫的氣焰,極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體面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面榮華,極力地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説:“衣錦尚絅,惡其文之着也。”譬如穿着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面。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換句話説,違背了情感慾望,以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然而社會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讚許的。


中篇

天道是什麼呢?《易經》上説:“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説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準,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着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準牽發而來的。我們試説如下:比如説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慳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説,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舍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地説,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做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地克己,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舍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做事也格外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只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見事物的對面。譬如像下棋一樣,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着,對方就要應我一着,而且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來。佛法明確説明了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和哲學。我把下棋拿來作譬喻:我們説一句話、做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着棋;我們出言做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它,它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説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凌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着特別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裏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做他的大對手,老天只要輕輕的動一着,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更厲害。反過來講,若是對人肯讓一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説的范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做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餘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着,就都輸完了。古人説:“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做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制裁,使迴歸到平均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和有損分毫。所以《書經》上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説:“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説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地勝了天,這是説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説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像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的鬥爭,黨與黨之間的鬥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製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着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若是天理陰陽沒有裁製調整的力量,那麼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世界就會大亂,災禍就會降臨。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只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制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説,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只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説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覆的叮嚀,説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説:“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説:“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説:“惟天福善禍淫。”淫字的對面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説明,眾善都含有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説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説天道的大意,乾卦説:“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説:“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説,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説,度盡眾生,自覺未度。又説,佈施濟眾,不覺有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説,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古語説,所説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里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羣,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於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麼天道的降福降禍,説是天道,實是人情;説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説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説:“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麼我們對他們做事、説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凌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過來説,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愍,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歷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中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1942年6月雲台卧病書


下篇

去年(1942年)春天,我曾經寫了《保富法》上、中兩篇文章,送請《羅漢菜》月刊刊出,後來因為患病卧牀,未能繼續撰寫下篇。今年春天,經榮柏雲、黃警頑兩位先生將該文再送登《申報》,頗受讀者們讚許,並有許多人出錢印單行本;但是因為沒有見到下篇,而感到遺憾。


我寫下篇的計劃,原本想專門收集些古人行善積德,能使子孫富貴顯赫的事蹟,作為印證。近來因為編寫《先母崇德老夫人紀念冊》,恭敬謹慎地敍述了數代祖先的嘉言懿行,並且特別撰寫了《七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這篇文章。七世祖樂山公捨己利人,兩百年來,我家多代子孫,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為《保富法》這篇文章非常適當的佐證資料。這雖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樂山公的善行事蹟,曾經刊載於《府縣誌》這本書中,而且又為當時的社會賢達,所推崇重視;祖先數代的積善事蹟,也有歷史資料可以考證,堪稱足以取信於社會大眾;正好是《保富法》的證據,所以將它作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應該會得到讀者們的認同。


我時常自我檢討,聽聞聖賢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過錯,又已經是太遲;回想生平所作所為,所犯的罪惡過失,不勝枚舉,真是愧對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現在自己則已是衰老遲暮,疾病纏身,更是覺得缺乏補過的勇氣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澤,自我而墜,從此默默無聞;所以,恭謹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來告訴後人,使大家能獲得一些警惕、啟示和策勵,以略補我的過失。


開始的時候,並不敢將此文刊出問世,實在是因為好友們一再的督促與要求,務必要完成《保富法》這篇文章的全文,這才敢將此文拿出刊行,並盼望能對讀者們有所交待。


1943年4月聶雲台卧病書


附錄一: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


(一)樂山公善舉

我家祖籍是江西,從九世祖起龍公才開始遷居湖南衡山。七世祖樂山公出生於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學問積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卻未參加考試,而是跟從祖父學醫,並開了一家小藥店;因為他的醫術精良而且又樂善好施,所以醫名大着。後來因為藥店被偷,因此關店歇業,還抵押了住的房子還債,暫時遷居鄉下。當時的地方官紳,因為樂山公行醫救人遭此不幸,於是就湊了錢協助他贖回原來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間房屋開藥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發生了大瘟疫,求醫的人晝夜不斷,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樂山公對於窮人和受刑犯救濟尤其的多。當時的縣長葛公,以樂山公的盛德及博學多聞,特別聘請他到縣府裏擔任幕僚,並且向樂山公説:“你存心救人,我沒法報答,就教你的兒子讀書成名,作為對你濟世救人的回饋吧!”樂山公接受了葛縣長的建議,就送兒子先燾進入了雯峯與集賢兩書院讀書。後來先燾不久即考中了舉人,繼而又考中進士。樂山公當時已六十七歲,送兒子進京參加會試,經過一個名叫灄口的地方,正好碰到嚴冬的時候發生了瘟疫,經樂山公醫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癒。樂山公七十四歲的時候,又帶領兒子進京等候任用,經由運河北上,當時的運糧船工有許多人得了傳染病,經樂山公醫治都能立刻痊癒。此事遍傳於各糧船間,許多糧船的病患,紛紛於船旁呼叫,並用繩子將樂山公乘的船繫住,使船無法前行,樂山公不忍見死不救,就囑咐兒子先燾,改從陸路僱乘騾轎趕赴京城,自己留下繼續治病救人。經過了幾個月,等到傳染病停止了,他才到達京城。此時,正好先燾已奉派擔任陝西省鎮安縣的縣長,樂山公於是陪同兒子上任。到達鎮安縣以後,指示山地民眾,就地採藥,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後,即寄信給兒子,教他愛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詞懇切,被兒子的上司陝西巡撫陳文恭見到,大加稱讚。即將這封信印發送給全省的官府參考,以資策勉。這封信以後被刊入《皇朝經世文編》這本書中,為世人所傳誦。


樂山公在衡山的時候,常到監獄裏為犯人義診。兒子富貴顯赫的時候,樂山公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常到監獄探視病患義診;縣官見他年老,派人向樂山公辭謝,他回答説:“救人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樂山公八十四歲的時候,兒子先燾因為繼母逝世辭官回家,而又因為父親年事已高,就決定不再復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裏,大雪紛飛,有一個病患的家屬敲門求醫外出赴診,先燾就起身開門,並對來人説:“我父親年老,深夜不方便驚動,您可否明天早晨再來?”不料這時候樂山公已經聽到聲音披衣起牀,就叫先燾入內室,並且對他説:“這應該是生產急診,怎麼可以延遲醫治呢?”於是就穿上木屐隨同來人前往赴診。這種捨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着實令人欽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報施給樂山公的果報也特別的豐厚。因此,樂山公九十三歲的時候,孫子肇奎,獲得乾隆壬子年鄉試的第二名。曾孫有七人,鎬敏、鐵敏兩人都是翰林,並膺任主考學政的官職;鏸敏、鈺敏兩人都是舉人,做過縣官;鏡敏在拔貢考試通過後,派在軍機處任職;而鎮敏擔任京官,鈒敏則選上孝廉方正,當時人們尊稱他們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壽辰的時候,當時的名士阮文達曾送有一副賀聯稱:“南嶽鍾寧,南陔衍慶;七旬介壽,七子成名。”賀聯的詞意貼切,實在是人間佳話啊!


我的祖父亦峯公,是樂山公的玄孫,考中咸豐癸丑年的翰林後,歷任廣東石城新會的知縣,高州府的知府及奏獎道員。而且居官廉潔,盡心民事,造福地方,對於當時所發生的械鬥巨案,寬厚地處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積德甚厚。民間還特別建立了生祠來紀念他,可見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二)福澤後裔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説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的涵義。樂山公的子、孫、曾、玄四代都發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峯公,也仍然能夠積極地行善積德,發揚祖先的遺德;而到了我的父親中丞公,則更為貴顯。本人則忝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樂山公的餘蔭遺澤;所以説樂山公的厚德,澤被子孫,實在是已經超過孟子所説的五代了。探討其原因,樂山公的醫術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經是不容易了;而醫術精又能夠輕財仗義,誠心濟人,則更是難上加難了。我們所見到各地的許多名醫,靠行醫而積了不少財,甚至千萬、億萬財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財富能夠傳到第三代的卻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醫術精湛而且又好行善佈施的醫生。我真希望能夠多遇到幾位像這樣行善救人的醫師應世,才是社會之福啊!近來生活較艱苦,醫藥費又昂貴,貧病的人多無力就醫服藥,這正是醫藥界發心行善的最好時機了!所以特別在此敬述樂山公行醫濟人的舊事,希望能提供給醫藥界的大德們,作為行醫濟人的參考。


現在我還要再作一些分析與補充。樂山公的醫術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藥店被竊,便得要抵押房屋還債,因此可知他的經濟情況的確不佳。到了八十多歲的時候,兒子作縣長返鄉歸來,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赴診,我們就可知道,樂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麼清貧啊!四書《大學》上説:“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醫師、藥店都是發財的行業,但是,若對貧困的病患義診、贈藥,則不會發財了。然而樂山公雖然不能夠發財,而卻竟能夠發身,當時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推崇,可説是德譽盛於當時,名聲傳於後世了。實在是不容易啊!子孫連續五、六代都發了科第,而且貴盛,正符合了“以財發身”這句話了。而樂山公和他的兒子都很清貧,孫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雖然作教官,掌理書院,門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貧。不僅如此,曾聽到先輩們説,伯曾祖點中翰林的時候,捷報由京城傳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裏正抱着第七個兒子餵奶,聽到消息後就立刻親自下廚做飯款待報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擔任京官,死後沒有任何的遺產,因此我祖父亦峯公,從小就孤苦而貧窮,在山齋裏讀書的時候,必須自己煮飯吃。四十二歲的時候,才進入了翰林院。以後曾在廣東省擔任縣長的職務十多年,為官廉潔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種的善事,例如:建育嬰堂、種牛痘、修路、造橋、購義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後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時候,就必須仰賴外出工作的薪資來供給家用。


我的母親為曾文正公的幺女。文正公的家規規定:凡是嫁女兒娶媳婦,花費限用在二百金以內。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婦逝世後的數年,有奩金三千,也移撥出來,供作家用及代賠墊祖母被某錢號倒掉的款子,以致於個人的積蓄都空了。離開湖南老家要往東行時,祖母只能給路費銀錢六百兩,此外則是一無所有了。我母親中年時,每次談到當時艱苦的情況,常常是淚隨聲下;自己身為王侯將相之女,嫁給了數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艱難困窘,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瑣屑地敍述,目的就是要證明“仁者以財發身”,而不是“以身發財”的大道理,實在是有其深遠的含義呀!這裏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重點是:雖然是數代的清貧,而卻換得了後代子孫的發達啊!與那些多留財產以害子孫,助長子孫的驕奢淫逸,使得子孫陷於墮落的,兩者相互比較,實在是有天壤之別呀!曾文正公曾給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個稱呼,叫做“求闕齋”,並且還寫了篇文章記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滿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為這個世間,並無十全十美的事物,“豐於此者,必缺於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圓滿,最好先在物質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謂精神上圓滿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孫賢達有智慧,並享有天倫之樂,道義之樂等。物質者,是指衣服飲食、車馬宮室,乃至官階財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這個道理來教家人,説家計不宜寬裕,這個與常人的見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説:古人有“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話,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為花全開了,則表示快將凋謝了;月已圓時,轉瞬間即要缺了呀!所謂“盛極必衰,樂極生悲”,這豈是古人喜歡説這些眾人聽起來不悦耳不中聽的話呢,實在是這些話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從社會現象中去觀察,這些話沒有錯啊!而且是歷歷不爽啊!


俗話也説:“世無三代富”,又説:“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道理,所以處事的時候,就會先考慮到:凡事不要求太過圓滿,也不要使得太盛,過了頭;對於財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計劃;而對於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則;個人的享受不可豐厚;而且時時都要想到街頭上那些流離失所三餐不繼的窮人啊!常想到各處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屍體,受苦受難的人為數是那麼得多啊!我應當節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對啊。因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間產生了一種祥和之氣;如果付諸行動,則這種祥和之氣,就會常常環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孫都受到福廕。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來的事實,就可瞭解此話真實不虛了!


反過來説,如果只知道貪圖自己個人的享樂,而不顧別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詐術權謀來巧取豪奪,百計鑽營;這種人積的錢可以很多,權勢也可能很大,諂媚他、恭維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時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的顯赫;然而天道的盈虛消長,有它一定不變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時間不斷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斷地變化遷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發户;然而好景不長,豪華的門地,卻在瞥爾短暫的瞬間凋零沒落了!因為這世間並沒有一個堅固不壞的東西,也沒有一個能永久可靠的事業;凡是用巧取豪奪的方法所得到的財富地位,一定是更為快速的悖出敗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積善的後代,才能夠確實地保有家業,並且是可大可久啊!這些事證歷史上的記載很多,而且環顧我們周遭所發生的人事,到處都是呀!所以只要頭腦冷靜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來了。


作者簡介:聶雲台(1880年10月-1953年12月12日)名其傑,字雲台,法名慧傑。湖南衡山人,曾國藩的外孫。母親是曾國藩的小女兒曾紀芬。1883年少年時代的雲台隨父聶緝槼住上海。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回湖南參加童試,中秀才,隨即跟外國人學英語、電氣、化學工程等新學科。後赴美國留學。光緒三十年任復泰公司經理。光緒三十四年改組華新紡織新局為恆豐紡織新局,出任總經理。民國6年(1917年),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臨時幹事。民國8年興建恆豐二廠及織布廠、籌建大中華紗廠,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民國9年當選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此後,還與人共同創辦大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華豐紡織公司、中國鐵工廠、中美貿易公司及上海紗布交易所,分別任董事長、董事和總經理。其間,在長沙開設協豐糧棧。民國13年為上海總商會特別會董。民國15年,因大病纏身,企業經營不善遂退而成佛教居士。民國32年,因骨癆而鋸掉一條腿,更少過問世事。抗日戰爭勝利後,曾為從國民黨手裏收回恆豐產權作過努力,並邀大棉商吳錫林、吳柏年入股,改組為恆豐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


聶雲台先生曾經撰寫過《保富法》一書。是聶先生在民國三十一、二年寫的,可謂用心良苦,將自己一生的所見所聞,融合歷史的經驗教訓,編成這本震撼人心的好書,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有財富”,避免重蹈貪財者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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