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與叛逆交織,帝國番將:唐朝皇帝手中鋒利的雙刃劍

國家人文歷史2018-07-12 03: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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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天可汗的馬前卒

 

貞觀三年(629年),唐朝軍隊分六道全面出擊東突厥汗國,一度不可一世的突厥在內亂兵敗的情況下土崩瓦解,頡利可汗被俘押至長安,東突厥汗國滅亡,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第二年,北方各族各部君長齊集長安,共尊唐太宗李世民為“天可汗”。


《步輦圖》,唐,閻立本作,現藏故宮博物院。描繪貞觀十五年(641 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宮內接見松贊干布派來的吐蕃使臣祿東讚的情景。李世民端坐在由六名宮女抬着的步輦上,另有三個宮女分別在前後掌扇和持華蓋。唐太宗面前站立三人,中間是吐蕃使臣祿東贊


東突厥敗亡之後,部眾向南移動投降唐朝的多達十餘萬人,降服的突厥貴族開始大量進入唐廷為官。由於突厥人大多不識漢文,不能充當文官;李世民就任命他們充當大將軍或中郎將。一時間,朝堂之上高於五品的突厥武官多至一百多人,幾乎佔朝臣的一半,是為唐代大規模任用番將的濫觴。


番將“生時氣雄,少養馬上,長習陳敵”,故“武臣莫若番將”。但唐代對番將如此青睞,由“天可汗”李世民奠定的開明民族政策固然功不可沒,而李唐王室本身的深度“胡化”恐亦難脱干係。李唐王室自雲始祖為老子李耳,近祖系十六國中的西涼太祖李暠,顯是無稽之談。但與李唐王室模糊的父系血統不同,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帝王之母明白無誤出自鮮卑,這從其獨孤、竇(源自於紇豆陵氏)、長孫的姓氏就看得清清楚楚。


唐·彩繪胡人騎馬射獵俑。馬四腿矯健有力,鬃剪“三花”,騎士兩手作張弓搭箭的弋射姿勢


正因數代的胡漢混血,李唐王室種種“胡化”的表現顯得順理成章了,李世民“下行可汗事”尚可説是時勢使然,其長子承乾熱衷胡語胡服,願意“解發為突厥”就無論如何不是政治的需要了。甚至李唐皇室的婚姻也帶有強烈的胡化色彩,唐朝最著名的兩個女人,武則天以庶母而為高宗皇后,楊玉環以兒媳變成玄宗寵妃,這實在大異中原傳統禮教,而與曾經盛行於古代遊牧民族“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的習俗(王昭君即先後嫁予父子兩代匈奴單于)頗有共通之處。在如此瀰漫宮廷的胡風氛圍的薰陶下,唐廷任用氣類相通的番將自然更算不得什麼離經叛道的事情了!唐朝繼承魏晉南北朝三百年民族大融合成果,“華夷無猜”、“愛之如一”也理所應當。


唐·彩繪胡人俑頭。高鼻闊口,顴骨高聳,胡人特徵明顯。雕塑手法表現出中西合璧的藝術特色


在太宗時代,“勇決習戰”的番將已經在“天可汗”的麾下南征北戰,破西突厥、拒吐蕃、平吐谷渾、擊薛延陀、伐高麗,番將以其驍勇善戰,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原突厥處羅可汗的兒子,左驍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奉太宗之命遠征西域的龜茲,所部除了漢兵漢將,還有“鐵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餘萬騎”。阿史那社爾採用遊牧部落古老的戰術,佯裝敗退,將龜茲軍隊誘至沙漠裏,一舉將其殲滅,遂令西域震懼,各國競相內屬。唐太宗將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國都,統于闐、疏勒、碎葉,是為“安西四鎮”,唐朝的西部國境由之拓展數千裏,直至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北部)以西地方。


為了厚賞這位麾下最好的將領,唐太宗將宗室的一位公主嫁給了他。阿史那社爾的忠誠是如此深厚,以至於當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時,這位年邁的傭兵長要按照遊牧民族的習慣,自殺殉葬,以“衞陵寢”(但被繼位的高宗李治阻止了)。最後,阿史那社爾,以及鐵勒部的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的孫子契苾何力,突厥酋長執失思力等人,死後都作為功臣高官陪葬於“天可汗”李世民的昭陵。這可以説是唐太宗時代重用番將的一個側影。

 

02

忠誠與叛逆交織

 

高宗時期,繼續維持着太宗建立的“天可汗”體系,唐朝國力也不斷上升,不斷有四夷內附。但是作為第一任“天可汗”的李世民本人也得到番將們的敬服,而以後的唐朝皇帝令四夷敬畏的則僅是其皇權,而非其人。於是高宗即位後,四夷對髙宗“天可汗”的共主地位並非敬服如對太宗一樣。故有胡族內附,亦有番將作亂。


《客使圖》( 亦稱禮賓圖、迎賓圖),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唐代壁畫疏體畫風代表作,左一為身着朝服唐代官員,後面三位為外國使者。陝西省乾縣章懷太子(唐高宗、武則天之子)墓墓道東壁壁畫


永徽二年(651年)爆發了唐代的第一次大規模番將叛亂。原為西突厥葉護的阿史那賀魯雖然已貴為左驍衞大將軍(與阿史那社爾相同的官職),卻在聽聞唐太宗駕崩後立即叛亂,擁眾西遁,自立為“沙缽羅可汗”。一時間,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當年七月,高宗拜番將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大總管,統帥三萬唐軍與五萬回紇兵討伐賀魯,重創之餘卻未能將其全殲;永徽六年,漢將程知節(即《説唐》裏的程咬金)受命出征結果無功而返;兩年後,唐高宗決意“以番制番”,分遣兩路大軍作第三次討伐,北路由番將回紇族的婆閏輔佐名將蘇定方,統帥回紇兵向金山(阿爾泰山)進發;南道則是西突厥早年入朝的番將阿史那步真等人向西進發,“召集部眾”。結果,北路回紇萬騎大破賀魯的十萬突厥兵,南路大軍所到之處,“番人皆相率歸降曰:‘我舊主也。’”兩路大軍會師之後窮追至碎葉水,終於擒獲賀魯而平息叛亂;為繼續籠絡番將,對於賀魯這樣罪大惡極連自己都認為可殺的人,高宗“特詔免死”。


到了武后統治時期,為了謀奪帝位以及鞏固即位後的政權,武則天的主要行政重心在內,盛開告密之門,任用酷吏消滅反對聲音,以令士大夫皆有朝不保夕之感的恐怖政策使其統治合法性得到承認;加之親李唐勢力相繼起兵反抗,令唐廷政局陷入震盪,削弱了對邊疆的統治。於是在“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之後,從武后參與國政的高宗後期開始,東突厥與契丹的番將相繼步阿史那賀魯後塵,紛紛脱離朝廷控制並朝着叛逆轉化。調露元年(679年),單于大都護府所統轄的突厥24州的番將同時叛唐,並在幾年後重建汗國(即後東突厥汗國);696年,契丹松漠府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也以號稱十萬之眾據營州(今遼寧朝陽)作亂。


此時,唐太祖、太宗時期的功臣宿將已相繼凋零,武后只能更加倚重忠誠於自己的番將在戰場上討伐叛逆。從武則天實際掌握政權的光宅元年(684年)至長安四年(704年),武周政權在20年間用番將番兵作戰就達20餘次。對內,曾以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徐敬業之叛,對外,則先後用黑齒常之(百濟人)、李多柞(靺鞨人)、阿史那忠節、西突厥十姓酋長等討擊突厥、吐蕃、鐵勒、契丹、室韋等反叛部族,如用西突厥十姓部落兵擊鐵勒九姓,用六胡州(屬朔方)稽胡精兵打契丹,用契丹降兵攻靺鞨等等。


五代,敦煌莫高窟346 窟南壁壁畫,從額飾看,似為吐蕃射手


在這一時期,番將開始進入權力的核心地帶,對於武則天政權的維繫起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天授元年(690年),侍御史傅遊藝組織“百姓”上表勸進,“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但武則天卻故作姿態,表示不願當皇帝。直待番將阿史那斛瑟羅為首的諸番長以及百官等“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時,她才正式登基為大周“聖神皇帝”。


至於神龍元年(705年)正月,李唐社稷在中斷20年之後正式得以復辟也是直接依靠武則天身邊的番將。在迫使武則天下台,中宗復位的宮廷政變中,就多虧了番將李多祚的堅決支持。唐代的多次宮廷政變,無論是在長安抑或是洛陽,多在宮城北門——玄武門發動,因此統帥北門衞兵的李多祚所領是個最敏感最要害的所在,在宰相張柬之的策動下,李多祚“不敢顧身及妻子”,毅然地同張柬之等發動了倒武政變,殺死武則天的男寵,並逼女帝傳位太子。張柬之在對李多祚作策反工作時曾説過“國家廢興在將軍”。事後,他被封為遼東郡王,從而打破了太宗以來的異姓不封王的舊例,就足以説明在李唐的社稷再造中番將曾起過怎樣的作用。

 

03

“諸道節度盡用胡人”

 

在經歷了一系列宮廷政變之後,唐朝國力逐漸恢復。唐玄宗即位後,“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裏對北方突厥、東北契丹、奚、靺鞨、西面吐蕃和大食、西北突騎施等部,幾乎未停止過征伐,番將在其中繼續起着重要作用。至天寶元年(742年),大唐帝國達到了“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的頂峯,效力國家的番將自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唐·彩繪胡人力士騎馬俑。此俑深目、闊嘴、高鼻;坐騎長頸豐臀,是一匹具有西域血統良駒


自唐朝立國以來,邊疆地區的統帥都用忠厚名臣,都有一定的任期制,不久任,不遙領,不同區域也不兼任。及至開元中期,由於唐玄宗崇尚邊功,開始出現邊將久任的情況,有的任期達十餘年不予調任。


唐·彩繪胡人騎馬鬥豹俑。胡人、獵豹、駿馬動靜結合,反映了唐朝皇室貴族的狩獵場景


尤其是在人稱“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為相(736-753年)期間,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堵塞邊帥入朝為相之路,避免給自己的權位造成威脅,就排斥漢人文官擔任邊帥,轉而推薦番將獨立擔任邊疆主帥。這是因為番將的文化程度低,不知書,入朝為相的可能性小,即使入朝為相,也會因文化和政務知識與能力的欠缺,不會對自己產生太大威脅。


李林甫


李林甫向唐玄宗上奏説:“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由於在此之前不久,有人誣告河西等四鎮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尊奉太子,玄宗驚怒之下,將王忠嗣下獄,幾乎將其處決,最後在哥舒翰的求情下做貶官處理。由此,唐玄宗深感邊將與王公大臣有瓜葛頗為危險,自然欣賞李林甫的這個建議並採納之,令“林甫專寵固位之謀”得逞一時。


十節度使威權甚重,至天寶年間節度使幾乎囊括了邊州的所有軍、政、財、監等大權,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甲兵,又有其財賦,儼然一方諸侯。在李林甫奏章的影響下,高仙芝、安祿山、哥舒翰、安思順等番將相繼出任節度使,幾乎成為“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的局面。尤其是身兼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的安祿山擁兵超過18萬,擔任隴右、河西節度使的哥舒翰擁兵近15萬,兩人麾下兵力幾佔天下49萬鎮兵之2/3。所謂“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一人身兼兩鎮甚至數鎮節度使,是當時戰爭規模已非一鎮所能應付,為了統一指揮權做出的安排。天寶八年哥舒翰率兵攻打吐蕃,除了他麾下的河西、隴右兵,還有河東軍和朔方軍參戰。而平盧本分自范陽,河西分自隴右,在安祿山和哥舒翰之前,一人兼領兩鎮已是舊例,並非特殊措施。


當然,唐玄宗、李林甫君臣政治鬥爭經驗極為豐富,不可能眼睜睜看着藩鎮坐大。前面提到的王忠嗣曾身兼四鎮節度,但説下獄就下獄、説貶官就貶官,可見唐廷對節度使還是有相當的控制力。玄宗對安祿山用盡各種拉攏、懷柔手段,但安祿山卻極為忌憚李林甫,知道自己的小心思瞞不過一代權相。天寶十年,玄宗讓安祿山身兼第三個節度使,一時間東北戰區長官位冠諸侯。但安祿山的老巢在范陽,平日坐鎮河東的是節度副使吉温,此人乃玄宗朝著名酷吏,李林甫的左膀右臂。


但是,天寶十一年,朝廷依靠個人權術實施的制約隨着李林甫本人的去世而消失,邊帥中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04

走向另一個極端

 

作為當時的兩大軍頭,西平郡王哥舒翰與東平郡王安祿山是徹頭徹尾的番將。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騎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其父親哥舒道元曾任唐朝的安西副都護,駐守于闐,娶于闐王女為妻,所以其母親出自於闐王族的尉遲氏。而安祿山一家的來源在史書並沒有明確記載,從天寶八年(749年)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嶽恆山封安天王之銘》上安祿山以常樂為自家的郡望和邵説《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所云安祿山“本實姓康”來看,其家原本可能是從河西走廊的常樂郡(瓜州)遷徙到突厥地區的康姓粟特人,其父親娶突厥阿史德氏為妻,生安祿山,併為他娶了個地道的粟特名字,其“母后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所以又冒姓安氏。由於粟特人與于闐人同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東伊朗語分支,因此安祿山在一次宴會上對哥舒翰説,他的父親是粟特胡人,母親是突厥人,而哥舒翰的父親是突厥人,母親是于闐胡人,“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結果哥舒翰回答,“古人云,狐向窟嗥叫最不吉祥,原因是其忘本。如果你能夠與我相親,我豈敢不盡心!”安祿山以為哥舒翰用“狐”字譏諷其胡人,頓時大怒,罵翰説:“你突厥種竟敢如此!”翰想要回罵,在場的大太監高力士以目阻之,兩人遂不歡而散,從此積怨愈深。


這種狀況對於皇帝來説卻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局面,天寶年間,玄宗一直在扶植東西兩大軍事集團讓其互相牽制,自己居中駕馭。只不過,隨着藩鎮力量的擴張,中央勢力的削弱,玄宗手裏可打的牌越來越少。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拜相。安祿山很看不起這位依靠裙帶關係上位的楊玉環堂兄,結果受到宰相楊國忠的打擊。加上在軍界又與哥舒翰交惡,使得安祿山陷於“孤立”地位,這成為安史之亂的爆發的誘因,唐代的杜佑就認為“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帶有強烈的番化色彩。安祿山大量任用番人為將兵,使得其軍中胡漢混合,大將史思明為突厥人;孫孝哲、李懷仙為契丹人;阿史那承慶、阿史那從禮為突厥人;張孝忠,安忠志為奚人;達奚珣為鮮卑人;又“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安史叛軍顯然是以番將番兵為主力。這就使得唐廷對於番將的態度從盲目信任走向另一個極端,亦是唐朝後期皇帝寧願讓家奴也就是宦官來掌握軍隊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鐵勒人僕固懷恩一門之中,死於王事者46人;為了借重吐蕃等少數民族的力量平叛,他的兩個女兒都由唐肅宗做主,遠嫁異域。即便如此,僕固懷恩仍然受到地方同僚的排擠構陷,無處容身,最後只能憤而投奔回鶻,進犯唐朝。連唐代宗也承認“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卻依舊坐視其被逼反,足見此時的番將已從朝廷的倚靠柱石變成了戒備對象。直至唐末,沙陀番將李國昌、李克用父子,雖然在懿宗時平定龐勛起義,僖宗時平定黃巢起義,昭宗時威懾鳳翔、河中、鄰寧三鎮,維護昭宗的地位;為朝廷立下大功。但是唐室仍然對其不信任,在其未佔領河東時對其多方討伐,唐昭宗更是始終對李克用懷有嚴重的戒備心理,唯恐其變成安祿山第二。


沙陀突厥騎兵。沙陀原為唐朝時西突厥一部,以騎兵為主,作戰勇猛。唐末黃巢起義中,番將李克用率領的沙陀騎兵參戰鎮壓。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攻滅後梁,開創了五代中的沙陀三王朝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唐朝最後卻並非亡於番將,而是為後梁太祖朱全忠所篡——此人先叛黃巢,後叛唐廷,名曰“全忠”,實全不忠。反而是番將李克用始終拒絕臣服後梁,繼續沿用唐朝年號,其子李存勖攻滅後梁後更是儼然以唐裔自居,建號曰“唐”(史稱後唐),開創了五代之中的沙陀三王朝(後唐、後晉、後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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