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淑 96歲抗戰女兵的愛情 | 佳作重讀

南方人物週刊2018-07-08 14: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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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夫婦在重慶


國難當頭,年輕美麗的湘籍護校女生抱着“寧可從軍死”的信念,奔赴抗日前線。軍營中,女中尉“被逼”舉行了婚禮;硝煙裏,女戰士又“被迫”退伍。1949年初,陳淑以29歲的青春年華,與國軍上尉、軍醫丈夫陳希純匆匆道別。這對抗戰夫妻,分處海峽兩岸,默默地相互堅守獨身,一未再娶,一未再嫁


 本文首發於本刊2015年第434期

全文約7357字,細讀大約需要19分鐘




坐在面前的,是位96歲(採訪時間2015年)的優雅老人。慈祥美麗的微笑,始終掛在臉上。一襲深藍中式上裝,愈發襯托出她那超乎常人的白皙皮膚。只是那滿頭白髮、彎曲的背部、臉頰處不多的老年瘢痕,留下了歲月滄桑。



日軍空襲之下萌生的“從軍”念頭


1919年農曆三月初一,陳淑出生在湖南郴州一户殷實家庭。陳淑的爺爺是位有進步思想的教書匠兼土地出租者,父親是北伐名將葉挺手下的軍需官,叔叔則在1926年祕密加入了共產黨。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軍需官的職責就是負責北伐部隊的官兵吃飽、吃好、睡好、能打仗。1926年5月,父親追隨葉挺,從廣東肇慶出兵,一路向北、一路大捷。北伐軍節節勝利,不斷擴編,軍需官的任務愈加繁重。1927年夏,父親積勞成疾,一病不起,被部隊送回老家。叔叔又被國民政府逮捕入獄。老人回憶説,“那一年,我剛滿8歲,對國民黨、共產黨和北伐這些事完全不懂,留在腦海裏的只有奶奶、媽媽、嬸嬸們痛徹心扉的哭泣,還有就是好幾次跟着奶奶、嬸嬸去給叔叔送牢飯。4年之後,我爺爺才領着鄉親們把我叔叔保釋出來。”


“父親重病、叔叔被捕,讓我無法釋懷,但也促成了我的早熟和堅強。我是家中長女,下面還有一弟一妹,母親堅持送我去讀完小學,輟學後,教了一輩子書的祖父又擔起對我的教授之責。但隨着年齡增長,我總想分擔母親肩頭的負擔。”


“12歲那年,我的腳被意外燙傷。家人送我到郴州的惠愛醫院去診治、換藥,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醫院的護士工作。16歲那年(1935初),經母親同意,我如願進了惠愛醫院學習醫護。家裏也少了一口人吃飯。”


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女兵


惠愛醫院,始建於1907年,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開設的。該院素以治院嚴謹、技術精湛聞名,30年代的湖南就有“首推湘雅,次則惠景、惠愛”的美譽。在惠愛醫院見習工作兩年後,18歲的陳淑有了新想法,“不行,自己的醫學護理知識太匱乏了。”1937初,陳淑考取了湖南省私立普愛高級護士職業學校(今邵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一入護校,她就開始如飢似渴地學習,“那種感覺,既緊張又充實”,可惜,正常的求學生涯只維持了短短一年多,侵華日軍的隆隆炮聲就讓陳淑和同學們陷入了疲於奔命的逃亡生涯。


“日機對邵陽的轟炸,大概是從1938年秋天開始的”,先是零零星星,後來就越來越密集,到1939年秋天,轟炸簡直成了家常便飯,多的時候一天甚至會有三四次。日軍空襲,開始是轟炸軍事目標,到後來只要看到房屋密集、人口聚集,就瘋狂地往下扔炸彈。學校轉移途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成片的民房被毀,無數的平民被炸死炸傷。一年多的時間,我甚至記不清學校到底換過幾次校址,有時候剛剛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沒過幾天就要轉移。”


飛機炸彈之下的無休止轉移,讓許多女生萌生了“與其東躲西藏被日軍飛機的炸彈炸死,還不如去投軍,去死在戰場上”的想法陳淑強調,“當年有這種想法的女同學可多了。”


1939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長沙會戰告健的消息傳到了護校,陳淑她們振奮不已。不久,普愛護校返回邵陽城內重新開課,但陳淑的心卻飛到了課堂外。街頭巷尾,到處是同齡學生慷慨悲壯、催人淚下的演講;城裏城外,滿眼是誓死抗日、血戰到底的大字標語。


“我後來才知道,蔣介石演講的原話並沒有‘男女’兩個字,可1939年12月邵陽城裏刷出的標語真的是‘蔣委員長有令: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人人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標語裏,多出的‘男女’兩個字,一下子把我觸動了,‘走,我們這就投軍去!’”


陳淑和幾位女生迅即把逃難途中的想法變成了行動。76年後回首這段往事,陳淑説,“如果不是對日軍侵華恨之入骨,如果不是對日本飛機天天轟炸平民恨之入骨,幾句抗戰標語,也不會讓我們這些弱女子決絕得立即報名從軍。”


1950年代初,陳淑在湘潭



軍中5年,她成了一名真正的軍人


報名應徵,很快獲准。與同學相比,陳淑因為有過兩年在郴州惠愛醫院的實踐經驗,被分配到第五戰區第22集團軍(軍直屬)獨立工兵十三營醫務室,軍銜是中尉司藥員(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第22集團軍軍長張震,上將)


“剛一參軍,就被授予了中尉軍銜?”


“我也很奇怪。抵達才知道,説剛好有一個職位出缺(出現空缺),當然,也可能是上級聽説我在惠景醫院工作過,那時的湖南湖北,對美國人開辦的醫院很迷信吧。我領了中尉軍銜制服,同時領到的還有一本國民黨黨證,我根本沒填寫什麼加入國民黨的申請書,但因為抗日,就算是入了國民黨。”陳淑老人補充了一句,“不過那時候,國共可是合作抗日的啊。”


男人成堆的工兵營裏來了一位漂亮女兵,這可了不得啦!陳淑一進軍營,受到的是女皇般的待遇,獨立工兵13營在從湖南邵陽開拔往湖北襄陽前線時(今襄陽市樊城區),她竟被允許獨自乘騎戰馬。


“獨自騎馬,您能行嗎?”


老人笑了,“哦,馬匹很老實,而且前面還有一位戰士幫我牽着呢!我一再説不要騎馬,在護校逃難,我也是兩條腿走路,我可以行軍,可營長蕭樹雲説,‘就你一名女軍官,讓你騎,你就騎,服從命令!’對,蕭營長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是雲彩的‘雲’,上面沒有草字頭。他對我多有照顧,他的名字,我忘不了。”


在工兵營,陳淑還意外遇上了老熟人,也就是自己後來的丈夫、郴州惠愛醫院的醫生陳希純。陳醫生已經先一步入伍從軍,老熟人的意外相逢,既讓陳淑驚喜,也讓陳淑慚愧。説驚喜,是因為在惠愛醫院的時候,陳希純、陳淑和另外3位同事就因為脾氣相投,結拜成了“五兄妹”;説慚愧,“陳希純才是中尉軍銜;我護校還沒畢業,竟然也是中尉軍銜,那還不慚愧嗎?”


工兵營裏讓陳淑終身難忘的第三人,是副營長車炯。起因是,陳淑入伍不久就遭遇了男軍官們發起的愛情攻勢,這其中,尤以副營長車炯的攻勢最為猛烈。男上司的主動追求,讓20歲的陳淑有點不知所措。為避免誤會,陳淑就把陳希純搬出來作擋箭牌,説他們原來認識,彼此有情有意。可陳淑的這一做法,反而激起了車副營長的更大反彈。


車炯逼着陳淑説,“如果你們真的早就認識,而且又是戀人,那就立刻結婚!如果不結婚,那我也可以追求你,我要和陳醫官公平競爭。”陳淑婉言説,“自己是來抗日的,不是來結婚的。”但車副營長説:“結婚不妨礙抗日,你們如果結婚,我就祝福你們;你成了陳醫官的妻子,我絕不會去追求‘陳太太’;一句話,你們入了洞房,我第二天就上前線!”——是啊,戰爭慘烈,男軍官渴望殺敵、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但同時也渴望愛情,車炯副營長的逼婚可以理解。


陳淑老人説,“沒辦法,逼上梁山了!結果,蕭營長給我們挑了個好日子,營部還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日本飛機晚上是不來轟炸的,軍需官給備了點燒酒,車副營長也喝了不少。第二天,他頭也不回就去了前方。他是真英雄,後來,車副營長也結婚了,他的太太還曾一度隨軍行動。他的名字就不要寫了吧,免得他太太看見不好。”坐在老人身旁的外孫女阿雪笑了,“外婆,這都過去七十幾年了,再説,車副營長追你的時候,他後來的太太應該還不認識他呢!”


“您説是‘逼上梁山’,與陳希純結婚,當年您是否願意呢?”


“我願意。我和丈夫在郴州惠愛醫院認識,在惠愛,陳希純就是很優秀的青年醫生。孩子他爸爸,個頭高高的,除了工作認真,閒暇時還喜歡唱京戲、拉胡琴。逢年過節醫院裏組織活動,跑旱船、耍龍燈都少不了他。在惠愛醫院也罷,在工兵營也罷,他從來都是鼓勵傷病員要快樂,説快樂才能快快地康復。他脾氣性格也好,對我醫護知識的提高也有極大幫助。總之我們在一起有得聊,有説不完的話。對了,我姓陳,孩子他爸也姓陳,按照舊社會的規矩,同姓是不能結婚的。所以在郴州惠愛醫院,我們只是結拜做了兄妹。但誰會知道,分開兩年,我倆竟然先後報名入了伍,又被分到同一個工兵營,再加上車副營長不依不饒的督促,結果,我都沒顧上和我母親説一聲,就自作主張把自己給嫁出去了。那時候,我覺得這就是上帝和命運的安排,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您剛才提到‘上帝’,您信奉基督教嗎?”


“是的,我16歲去惠愛醫院,沒多久就領洗做了基督徒。”


“孩子爸的生日,還記得嗎?他也信奉基督教?”


96歲的陳淑脱口説道,“我是1919年陰曆三月初一的生日,他(陳希純)是1914年陰曆七月初九的生日,比我大5歲,他也信奉基督教。”


陳淑所在的獨立工兵13營,先是駐紮樊城,後駐紮湖北棗陽附近。在樊城、棗陽的近五年時間裏,不論槍炮聲或遠或近,陳淑從來就沒有害怕過。她説,工兵營去一線打仗的機會並不多,但每次大戰,工兵營要麼在前面鋪路、修工事,要麼就是負責“斷後”。相對來説,“斷後”可能更危險。因為“斷後”的時候還要幫助收留其他部隊的傷員。“只要是中國傷員,哪怕是老百姓,他爸爸和我也都管。就算日軍的炮彈從頭頂飛過,也要把基礎治療做完了才能撤。”是啊,嚴酷的戰爭,把陳淑這位弱女子錘鍊成了一名真正的軍人;女司藥、女中尉陳淑的抗戰經歷同樣令人欽佩、令人讚歎!


“可抗戰勝利前夕,您為什麼會忽然退役了呢?”


“確實很突然。1944年底,我剛從前線回來休息,就聽説營長換人了,蕭樹雲調走了,然後就有人給我送來一紙命令,我一看,頭都懵了,只記得上面大概寫的是:陳淑,女,有貢獻,但不適合繼續在部隊服務!我不服氣,甚至想去找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李宗仁告狀,還想去重慶找蔣委員長告狀,蔣委員長不是説了嗎,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戰人人有責麼!但有人勸我,説你丈夫還在部隊,如果告不贏,他也會受牽連。沒辦法,我只好去了後方,去了重慶。抗戰勝利,孩子他爸爸也離開部隊到了重慶,在重慶的勞工醫院繼續做醫生。我在重慶生了二女兒,成了專職母親。”


1949年,往南方開的列車上擠滿了逃難的人



活生生離別與悽悽然“重逢” 


陳淑老人説:“抗戰勝利,孩子爸爸離開部隊;內戰爆發,部隊又不斷來信,召他重新入伍。大多數中國人,都不贊成國共之間打內戰,但老百姓沒這個決定權。後來有個朋友説,南京有個‘交警總隊’也缺醫生,他爸爸説,交警總隊又不會參與打內戰,就同意了。於是全家去了南京,他爸爸也晉升做了上尉軍醫。在南京,我們又有了三女兒。但小女兒剛兩個月時,解放大軍就要過江了。交警總隊於是派出幾輛大卡車,讓妻子們帶着老人和孩子立即南撤。”


“一輛卡車,大約可以住四五家的人,車與車之間,就是靠搖旗子聯絡。剛剛抵達湖南衡陽,南京就傳來消息,説孩子爸爸他們即將撤往福建,而且已經不允許任何官兵擅自回家了。我一聽,立即帶着3個孩子坐火車趕往福建。走到江西,火車又不通了。然後接到消息説,他們又去了廣州,準備乘船去台灣。我又立即趕往廣州,可到了廣州,孩子爸爸已經先一步上船了。他留下信説,曾經偷着溜下船,打算回來與我們母女團聚,可惜被憲兵發現抓了回去,差點被當作逃兵槍斃。他説,希望我先去香港,然後再去台灣。但香港那時候有規定,入境者,必須是種過牛痘的,偏偏我小時候沒種過,只好放棄。更悲哀的是,兵荒馬亂,三女兒在廣州又夭折了。在廣州住了8個月,夫妻始終無法團聚,我只好返回湖南。”


“那您是哪一年去湘潭惠景醫院工作的呢?”


“哦,是1951年,抗美援朝的仗,越打越激烈,大批志願軍重傷員被轉運至湖南的湘雅、惠景、惠愛醫院做進一步治療,我那時恰好在湘潭,於是惠景醫院來人,讓我立即去上班。”


“組織上對您信任嗎?”


老人的回答很乾脆,“完全信任。不過,組織上雖然很信任,我心裏卻有點不服氣。邵陽護校,學制三年,我讀了不到兩年參軍去了,算肄業;同班女生,沒參軍的,算畢業,結果評定工資,人家每月比我多七八塊。那時候,我每月工資39元,帶着兩個孩子,錢真的不夠花。沒辦法,我就爭取多上夜班,夜裏值班有幾毛錢的補助,白天回家,還能多少照顧照顧兩個女兒。”


“能否冒昧問問,解放之初,您還年輕,有沒有同事幫您介紹過對象?”


“有。不僅有,級別最高的還是湘潭市副市長的夫人。”


“市長夫人給您介紹對象?介紹的是什麼人呢?”


“説是一位南下幹部,到醫院來看過病,見過我,喜歡我,可醫院裏每天那麼多人,我哪裏記得住誰是誰。我連‘見個面’都沒答應,只推説兩個女兒還小,我還要上班,我怕照顧不好那位南下幹部。當然,我心裏其實還是惦記孩子他爸爸。你們不知道,解放前,多數夫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和孩子他爸是自由戀愛,我們衝破了‘同姓不通婚’的束縛才走到一起,就連度蜜月,我們也是在飛機炸彈和槍炮聲中度過的。”


“而且,我那時還有個挺單純的想法,既然共產黨能把美國軍隊打回到三八線,既然共產黨歡迎我到惠景醫院給志願軍做護士,既然共產黨正在大力宣傳‘一定要解放台灣’,那台灣解放了,我們夫妻不就團聚了麼?她爸爸回來,是不是也可以到惠景醫院給志願軍治病呢?可是,誰能想得到,這解放台灣的大事,我們夫妻一直也沒能等到啊!”


“組織上對您一點歧視都沒有嗎?”


“沒有。至少我沒感覺到,從1951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湘潭中心醫院(即惠景醫院),我幾乎年年都是先進工作者,有一年,我甚至被評為勞動模範。我工作努力,許多護士不願到傳染科工作,説是害怕,我身體好,又注意消毒,腦膜炎、傷寒、肝炎病,我都不怕,都是我去。沒退休的時候,我不大會做飯,天天吃食堂,但我工作特別努力,病號們都説,只要一聽到樓道里走路的聲音,就知道陳大姐來上班了。”


“也有一件事,算是對我女兒有歧視。基因的力量太強大了,大女兒對她爸爸還有點模糊印象,小女兒兩歲多就跟她爸爸分開了,可孩子爸爸喜歡文藝這一條卻遺傳給了兩個女兒。大女兒畢業進了湘潭市京劇團,二女兒1964年讀到高二,恰逢廣州軍區歌舞團來湘潭招生。初試、複試,整個湘潭市只有她一人順利通過。有一天,兩位軍人到醫院找我,把我嚇了一跳,原來部隊派人來政審。我當然實話實説,因為從參加工作,每次填表我都如實填寫‘何時何地參加何黨派’、‘何時何地參加何軍隊’、‘有何海外關係’等等。我明知可能會完蛋,但這麼大的事,你想隱瞞也瞞不住啊!結果,二女兒最終沒能被錄取。”


“文革爆發,您的遭遇是不是很悽慘?”


“我倒沒覺得。1966年,醫院裏有幾個人給我貼了大字報;1968年,造反派又命令我把户口、工資關係都遷到下面(湖南省炎陵縣)的公社衞生院去。可是你知道,我到了缺醫少藥的基層衞生院,反而不會有人批鬥你、歧視你。下放之後,我只插了一天秧,老鄉們就不讓我再下田幹農活了。就像我參軍到工兵13營,公社的上上下下,對我都挺照顧的。1974年落實政策,我的户口和工資又轉回了湘潭市中心醫院。”


“要説慘,主要是我們夫妻再也沒能見上一面。抗美援朝之前,他爸爸還從香港給我寫過幾封信,再然後,就音信全無了。1973年,我妹妹從台灣經香港,給我老家寄了一封信。我妹妹也嫁給了國民黨軍官,但妹妹、妹夫一起去了台灣,她比我幸福。我倒黴,妹妹寫信來的時候,我恰好在炎陵縣的衞生院,我弟弟收的信,因為害怕,他把信直接交給了組織,根本就沒告訴我。


“一直到‘文革’結束的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我弟弟才把‘文革’期間我妹妹來信這事告訴我。我立刻按照香港原地址寫信寄回去,可惜,六七年時間過去,人家可能早就搬家了。信被香港郵局退了回來,説‘查無此人’。”


“這之後,直到1987年,我妹妹才重新與我聯繫上。妹妹怕我受不了,就把孩子爸爸去世的消息先告訴了我女兒,兩個女兒又慢慢地、一點一點給我滲透。直到1988年我妹妹第一次回大陸探親的前幾天,我才知道,孩子她爸1977年就走了,死的時候,他還沒過63歲的生日呢。”


“最慘、最冤的是,從他爸爸去世,到我得知噩耗的1988年,中間隔了差不多10年或11年。得知消息的那些日子,我真是覺得上帝對我太不公平了。想起這件事,真是覺得自己好冤、好慘。1988年(得知消息),我覺得自己這一輩子的希望忽然就破滅了,我哭了一個多月,真是眼淚都哭幹了。那幾年,就連基督在我心裏也有點淡了。”


“他爸爸在台灣的生活情況,我是後來聽我妹妹説的。他爸爸去了台灣,先是繼續做軍醫。1959年退役離開部隊,在高雄開了一傢俬人診所。他爸爸是好人,開了診所也註定不會發財。聽我妹妹説,有病人來,能給錢,他就收點錢;沒錢的病人來看病,哪怕給點米,他爸也會給人家看病。在高雄,他就和我妹妹、妹夫住在一起。”


“孩子爸爸也一直獨身,沒有結婚再娶?”


“是啊,直到1977年去世,孩子她爸也沒有再結婚。其實,我什麼可能性都想到過,他爸爸那麼優秀,那麼樂觀,走到哪裏都會有女醫生、女護士喜歡的,就算他爸爸熬不過去,跟別人結婚了,我也不會埋怨他。可是,我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他六十多歲就走了。”


1990年4月,陳淑(右二)去台灣掃墓,悲痛萬分。陪伴者是她的妹妹、妹夫等


“從1988年得知消息,花了兩年時間,總算把海峽兩邊的各種手續都辦妥了。90年4月我先到香港,再轉機飛高雄(那時兩岸尚未通航),最大的收穫,一是看到陵園看到了他,一是帶回了我們夫妻的照片。我們夫妻的合影,本來我手邊也有的,‘文革’爆發,一把火都燒掉了。我原來以為在台灣,孩子爸爸會保留一張我們的戎裝結婚照,可他留下的遺物中也沒有那張結婚照。我能帶回來的只有他的軍官證、退役證,還有他在高雄開辦私人診所的行醫執照等等。”


抗戰軍人陳淑、陳希純夫婦悽美愛情的結尾,是一抹亮色:2015年1月19日,《湘潭晚報》記者易書寶撰寫了《湘潭市中心醫院抗戰老兵陳淑:弱女子投筆從戎》,報社發稿後,市民政局經嚴格核對,確認了陳淑中尉的國軍抗戰女兵身份,民政局的科長登門,送來1000元慰問金,向這位抗戰女英雄表示敬意。


湖南老兵協會湘潭分會亦告訴陳淑老人及其家屬:該協會尋訪到的湘潭國軍抗戰老兵,共計53位,年齡最大的103歲;陳淑中尉,是該分會尋訪到的第41位國軍英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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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434期

文 / 特約撰稿 方進玉

 編輯 / 白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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