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託邦和艾瑞克的精神家園

南方人物週刊2018-07-06 20:51:16

圖 / 受訪者提供


一個美國人用十多年做了英語世界瞭解的網站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57期

全文約7037字,細讀大約需要18分鐘


大雪堵車,活動嘉賓遲到了20分鐘。爬一層樓的樓梯進到北京三里屯老書蟲書店一個小空間裏,吊扇慢悠悠轉着,·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坐在臨窗的凳子上主持活動。


這是今年3月老書蟲文學節的其中一場對談,來自澳洲的作家Fiona Wright和中國作家劉麗朵一起探討簡短形式的魅力。台上氣氛友好,但兩位作家之間沒有形成真正的交談,只是在各自的話題下展開了論述。大概有三四十位聽者花了60塊錢坐在台下,位置空了不少。


活動是艾瑞克策劃的,客觀來説並不成功。文學節中不是每一場活動都有趣,並且大多數時候收效甚微。


兩年前,他參與策劃了第二屆北京國際書展文學交流周,其中有一場活動邀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與格非、梁鴻、張悦然同台交流,話題包括“歷史、非虛構寫作、記憶與遺忘”。


“很轟動,但是從我的角度來説一點兒都不好玩,因為他們聊得太高級,台上各説各的,答非所問。我比較喜歡作家之間能有真正的交流、真正的認識,能坐下來談一個文學作品。”


這樣的時刻讓艾瑞克感到無力和懷疑。2017年底要離開北京前,有一回他對身邊的人説:“有一個重大的話題要談,我們接下來該做什麼。”



2016年第一屆出版交流周“模擬書展工作坊”合影   圖 / 受訪者提供


1

剛到中國的時候,美國人艾瑞克·阿布漢森認識了中國作家徐星,時間是2000年出頭。


他們經常在徐星家喝酒。兩個身高1米9上下的男人在地下室裏喝威士忌或者二鍋頭,談論狄更斯和高爾基。“他有很大的閲讀量,這是我們談話的基礎。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歐洲古典文學。”徐星説。他形容艾瑞克“温和而禮貌”,但是一喝醉也會髒話一大堆。 


徐星和許多作家活躍於“讀書生活”文學論壇,他把艾瑞克拉了進去。為了隱藏身份,艾瑞克註冊了一個ID叫“鎖柱子”的賬號,“覺得取個土一點的名字大家就不會懷疑了”,但事情到了線下聚會的時候就敗露了,然後朋友們攛掇着讓“鎖柱子”當版主。


起初艾瑞克中文交流稍吃力,參加飯局碰到聽不懂或説不出的時候,就坐那兒喝酒。有時候等他到時,大家已經開始喝了。他在博客上有這樣一段去馮唐家聚會的描寫:“艾丹得為此負部分責任,他竟然在拿量杯喝二鍋頭。馮唐家的餐具獨特地來自醫療設備商店,所以我可以看到艾丹一口氣喝掉200毫升。徐星教了我喝白酒,但沒教我這麼個喝法。夜晚變得越來越喧鬧,大家接着去了一家24小時的麪條店,然後我就斷片了。第二天早上醒來,我還是滿肚子白酒。”


閒時,艾瑞克到二環以內的北京逛,衚衕裏遇到的人各色各樣,有的對自己生活的地方一無所知,有的問他從哪裏來來這做甚,有的拉着他説“要拆了啊多可惜”,遇到最後一種人他才會興致盎然。


“一部分因為我是個外來者,要找到歸屬感,一個好的方法是你去了解這些人住的地方。一旦知道它的歷史,熟悉它的街廟,知道它背後的一些事情,你會感覺更屬於這個地方。”當然他並沒有想到十幾年後站在北京的街道上,還是發現自己從來抓不住中國的核,始終是個局外人。


其間,艾瑞克完成在中央民族大學的交換生課程,在生活類雜誌《That's Beijing》做過兩年編輯,成為自由撰稿人,又慢慢轉向。艾瑞克第一篇譯作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他熱愛王小波。


布蘭登·歐凱恩和辛迪·卡特是艾瑞克做翻譯之後認識的。他們認為許多中短篇小説的翻譯不夠好,同時發覺如果想要翻譯一本書,譯者很難找出跟這個書有關的出版商或版權資料,於是謀劃建立一個兼具數據庫功能的博客網站。


2007年4月7日,艾瑞克起了大早,從後台發出兩則短文之後,宣告Paper Republic建立。它不是衝着一個明確的目標去的,甚至連中文名字都換過好幾個,在2015年初最終決定叫作“紙託邦”之前,它曾以“翻藝”“紙國”“紙共和”的名字出現過,從前這些名字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與文學、翻譯相關,二是土。


紙託邦與其名字共同的氣質在於,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放在網站上的譯作由作者免費提供版權,譯者免費翻譯,讀者免費閲讀,頗有烏托邦色彩。它是唯一一個將中國文學翻譯並介紹給英語世界的網站。


相比布蘭登和辛迪,艾瑞克更熱衷於跟人打交道,飯局經驗使他的中文水平得到提升,也在中國文學圈裏建立了人脈。


此後,紙託邦裏來了更多的譯者和出版人,大家在博客上討論關於文學翻譯的問題,或者去鼓樓東一家叫Amilal的酒吧聚會。文學翻譯掙不了多少錢,但是那時候北京好混,房租沒那麼高,生活費用也不多,“總是有錢買羊肉串和啤酒,不用愁。”


2

今年3月上旬,艾瑞克從西雅圖到北京參加澳洲文學節,以紙託邦的名義為幾位澳洲文學家策劃活動,在北京待將近一個月。


如果要從當代中國文學中找到值得翻譯推薦的作品,需要大量閲讀,像在一條湍急的大河裏徒手捉魚。艾瑞克每天要看幾小時的書,如果翻譯,每天再花幾小時。他和他的譯者朋友有一個共識:要尋找獨特聲音。


他提到了王小波,“王小波的靈在於幽默感和脱離感,比較悲慘的事,有時候説得比較幽默,有的時候他又可以舉重若輕。你知道他寫的東西其實非常悲慘,但是他給你寫的東西好像是沒事兒似的。”


他也提到了魯羊,一位上世紀90年代末期活躍於“斷裂”文學運動(興起於南京的作家圈,包括韓東、朱文、魯羊等)的作家。艾瑞克正在翻譯魯羊的短篇小説《銀色老虎》,“他寫的東西很不一樣”,比如把死亡經驗比作銀色老虎。


三個月後,《銀色老虎》在《紐約客》年度夏季小説專刊上發表了,魯羊是第三位在《紐約客》上發表小説作品的中國大陸作家,其他兩位是莫言(2012年)和餘華(2013年)


實際上,在英語國家的出版世界裏,中國文學處在邊緣地帶,在這邊緣上擁擠着大量的作者和作品。就美國而言,鮑克公司早年間的統計顯示,在美國出版的圖書中(全門類)譯作僅佔3%,在小説和詩歌領域,大約只有0.7%。


“作為一個出版人,其實沒有義務去教育自己的讀者説中國文學是怎麼怎麼樣的,他沒有這個義務,他唯一的義務是賣書。”艾瑞克説。外國編輯以及出版商對中國文學的挑選,大多出於市場考慮,他們一貫不青睞翻譯文學,認為讀者對其接受度低,不好賣。當出版翻譯文學時,編輯會把譯者的名字寫得非常小,甚至不出現在封面上。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關於幾代人的精神歷史、農村題材的大家都覺得看膩了,不想要這種特別沉重的,500頁,好幾代人誰也沒熬過、一個一個死(這類故事),可能覺得這些離自己太遠了,看得很悶。按照他們的説法,他們想找一些現代化的年輕一點的城市背景的作品。”艾瑞克説,“鄉村各異,而城市更相似,所以城市更安全。”


當外國編輯不那麼瞭解中國文學時,他們大多根據一本書在中國國內的銷量和熱度決定是否購買。布蘭登從朋友那裏聽聞一件事情:國內一家出版社買了餘華《兄弟》的英語翻譯版權,聯繫到譯者,譯稿完成後送到國外出版商的辦公室,“據説那天下午辦公室裏誰也沒有説話”——作品與他們的期待相去甚遠。


《銀色老虎》是艾瑞克選中並提出翻譯的。魯羊對於作品被翻譯顯得並不着急,“其實往往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的解釋能力不是太強,有時候他們説,看作品就行了。”因此,艾瑞克總是要帶着自己相中的作品跑到出版人面前不停地説。


3

2012年,作家徐則臣到倫敦參加書展,結束後去愛丁堡大學的孔子學院與蘇格蘭作家艾倫交流。艾倫問,蘇格蘭人知道很多歐洲作家、美國作家、日本作家、拉美作家,甚至非洲作家,但不知道中國作家,你覺得原因何在?


徐則臣還沒答,忽然發現自己對面有一面鏡子,越過教室裏的學生,每天站在那裏。“我才發現那鏡子,看見對面也坐着一個自己。因為相距遙遠,我並不能十分清楚地看見鏡子裏的自己;英國和中國相距比我和鏡子還要遠,從北京到倫敦的航班要飛11個小時,看不清楚、不瞭解中國文學是可能的。”


一方面來自時空阻隔,另一方面來自中國文學本身,“如果它本來就不值得看,如果它缺少普世通約的藝術和思想的價值,被忽略最終是必然的。”


徐則臣是人民文學雜誌社編輯部主任,《人民文學》英文版《路燈》(《Pathlight》)自2011年創辦起便與紙託邦合作,艾瑞克擔任編輯總監。《路燈》上的作品包括小説、散文、詩歌等,更多選取年輕作者的作品。


對外公佈的消息顯示,《路燈》支付給譯者的稿酬為千字千元左右,遠高於千字三五百的行業現狀。


中國文學陸陸續續在往外走,在這越來越浩蕩的隊伍裏,真正熱衷於此並能始終保持尊嚴的人稀少。“生存,體面地生存,這個過時的、極度重要的詞,對作家來説始終是又困難又極度重要的。”海明威對作家處境的描述同樣適用於譯者。


2007年10月,頗負盛名的美國翻譯家、漢學家葛浩文翻譯姜戎的《狼圖騰》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這項常被稱作亞洲“布克獎”的獎項除了頒發獎金給作者,還有3000美金髮給譯者。


2017年10月以後,英仕曼集團不再提供對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贊助,獎項無限期停辦。英國翻譯家、漢學家韓斌説,在英國沒有一個為翻譯中國文學設立的獎項。


人們重新討論亞洲文學面向世界時是否依然依賴西方的資金贊助、出版公司宣傳。 


4

艾瑞克的妻子陳冬梅有點擔心紙託邦陷入停滯狀態,“特別是網站,它應該起到的作用是聯合這些譯者,以及向中國文學的譯者提供一些資源的支持、對年輕人的教育。”


陳冬梅曾用“無組織無紀律”來形容2007年創建以來的紙託邦,直到2015年她加入,紙託邦才有了一間位於景山一帶的辦公室,形成三人規模的常規工作團體。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辦公室和工作團體只存在了一年左右。


我和艾瑞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剛接了某集團10月打算舉辦的出版交流活動。做活動能充分利用紙託邦的資源,但是事情瑣碎,耗費精力。


“我每次都想少做點活動,這樣可以集中精力做翻譯、編輯和出版。這次澳洲文學節就不應該接的。”艾瑞克一坐下就抱怨自己,“可是每次都還是會接。”這是紙託邦的收入來源之一。


認識艾瑞克的中國作家朋友們會提到,憑藉他在這裏的資源和人脈,足以獲得一份報酬更高的工作。但是艾瑞克覺得自己應該更多把心思放在內容上,他考慮過讓紙託邦被一家出版社收購,這樣他能夠專心做翻譯和編輯。


艾瑞克逐漸意識到,翻譯是呈現在面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國外編輯和出版社對中國、中國文學不瞭解。他嘗試了一種新的方式,紙託邦幾位核心成員成立出版公司,購買書籍版權之後翻譯所有的內容,再轉讓版權。


2016年,紙託邦買下了六本書的版權:梁鴻的《中國在樑莊》、阿乙的短篇小説集、阿來的《空山》、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萬壽寺》和王小妮的《1966年》。第一本已經籌備出版,最後三本還沒找到翻譯資金。


在一次採訪中,陳冬梅做過一次測算:要想不虧本,紙託邦出版的每本書的銷量要達到4000冊。2016年紙託邦代理格非的《隱身衣》銷量達到5000冊左右。但艾瑞克之前翻譯徐則臣的《跑步穿過中關村》賣了只有一千多冊;曹文軒的《青銅葵花》在英國也只賣了2000冊。4000冊不是一個可以輕易達到的數量。



也是在2016年,紙託邦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出版交流周,邀請世界各國10位出版人來中國瞭解出版機構、體驗中國文化、接觸中國作家。世界範圍內的編輯、文學代理人構成一個熟人網絡,也正是這一人際網絡驅動着國際出版業。


“就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人跟人之間的交流,而不是人跟書之間的交流。書之外的一些東西,還是跟人有關。我覺得這樣做才真正有效果。”艾瑞克不是個完全的市場決定論者,甚至有時候想要去改變市場。“我本來也沒有想在幾年內一下子把這些特別大的問題都解決了。就像我們做這個文化沙龍,你一場活動可能也就只是一場活動,幾個作家,幾個觀眾,還有一些媒體,一場活動影響一點也不大。但是我們就在那兩個小時當中,現場作家有真正的火花,我一場活動可能就會高興好幾天。”


這是個緩慢的過程,沒有投機的空間。


5

布蘭登·歐凱恩的博客界面很久沒人打理,上面最遲一條留言是2011年8月23日,那時候陸續有譯者離開了北京。


今年春天我在北京一家咖啡店見到布蘭登,他到北京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收集資料。布蘭登穿着灰色帶帽衞衣和灰色麻織西裝外套,膚色深,頭髮和瞳孔是不同程度的棕色,不是典型的美國人樣貌,並且“身體瘦得頗像一條會走路的寬粉”。


北京變小了,對以翻譯為生的譯者來説,立不下足。“這也是我‘退圈’的原因之一。”布蘭登説。自從2015年翻譯了刁斗的短篇小説集《出處》(the point of origin)之後,除了學術,布蘭登幾乎沒再做過翻譯。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研究專業讀博士,正研究一部17世紀60年代的白話短篇小説集《豆棚閒話》。


紙託邦建立之後成員來來去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處於只有艾瑞克一個人的狀態,他要完善數據庫,蒐羅文學翻譯出版的相關消息,偶爾寫一些博文。


“辛迪不知道在哪兒,可能在泰國,或者在加州。莫楷在哈佛讀博。有幾個還在北京,吉姆·威爾登住順義或者更遠。”艾瑞克説。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説,但是有一個詞叫hub。”Hub意即樞紐。大衞·海森的中文不太流利,他2014年成為《路燈》主編後正式加入紙託邦,但馬上要走了。“因為我的時間是有限的,又要做老師又要做翻譯又要做編輯,”他在推特個人賬號上轉載了《路燈》尋找新編輯的消息,説“是時候該傳遞火炬了”。


“有時候每個人比較多時間在忙別的。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工作,只做翻譯的人很少。”大衞説。


艾瑞克在北京又待了幾年。他在西雅圖的父母總是擔心自己兒子怎麼能待這麼長時間,“到最後他們會説天吶你怎麼還沒有一個像樣的職業,你怎麼還那麼窮啊。”


在和作家們交往的過程中,艾瑞克樂於觀察他們説話的樣子,如何選擇詞句和控制聲調,甚至可以為閲讀作品提供另一個視角:格非是教授,説話特別有邏輯性,知識背景特別深,一説話就是長篇大論;阿乙就在那裏自嘲,聽起來話説得不利索但是腦子一直在運轉……


艾瑞克曾為一部紀錄片翻譯字幕,紀錄片中的一段拍攝了作家狗子和張弛等人的生活狀態。大多數時候,紀錄片裏的作家們都是醉醺醺的,有一回狗子拿着啤酒瓶對着攝像機,停頓了許久忘了自己要講的話。


艾瑞克把他們比作羅斯瑪麗·薩特克利夫小説中“提燈籠的人”——每個人都有一盞藏在衣服裏的燈籠,狀似眼球,偶爾聚首便悄悄交換消息,分享隱祕的快樂——“讓我們保持燃燒的東西,將光帶入黑暗和風中。”


艾瑞克會始終與作家們保持一些聯繫,和作家的交往能讓他感知到這個圈子裏在發生什麼。


澳洲文學節中最熱鬧的一場是理查德·弗蘭納根對話餘華,書店裏擠滿了聽眾,弗蘭納根還有點宿醉,艾瑞克回憶“他們倆一直在互誇”,談論自己的文學成長和寫作經驗。那場對話剛開始的時候,弗蘭納根提到:“我記得契訶夫曾經説過,真正好的作家應該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他們應該和那些具有不太好命運的人共同相處來了解他們的情緒。”


6

迄今為止,紙託邦網站上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


2011年他們做了一個叫作Newsletter的項目,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每個月提供八千左右的資金,紙託邦負責整理一個月中的出版書籍動態、活動信息、評論文章,主要由艾瑞克和在北京大學攻讀中國古典文學碩士的莫楷完成。一年之後,中圖撤資,艾瑞克又堅持更新了大半年,最終在2013年8月告終,訂閲數量達到兩千多户。艾瑞克始終覺得遺憾,試圖重拾newsletter。


同樣抱憾的還有翻譯培訓班。


2008年舉辦了首次中英文學翻譯培訓研討班。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轉汽車,往杭州莫干山,這座幾千年消暑好去處的山頭留有兩百多棟晚清民國老別墅,研討班在由此改造的旅館中舉辦,中外學者對半分成兩組,中國譯者討論怎樣英譯中,外國譯者探討如何中譯英,葛浩文是外國譯者組的小組長。


2018年澳大利亞文學周。亞歷克西斯·賴特對話豆瓣閲讀作者,艾瑞克主持    圖 / 孟依依


一羣譯者“在一種高壓鍋式的環境裏面天天做翻譯”,“我那時候很年輕,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回事,我就知道我喜歡文學,喜歡談論文學,遇到了這麼一幫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人——那次是在莫干山,後來在蘇州又做了一期——然後我們就白天上課,在談文學,怎麼翻啊怎麼譯啊,晚上出去喝酒,每天晚上都去同一個酒吧,待到很晚,喝很多啤酒,然後繼續嚷嚷。”最後小組翻譯的作業像一塊勉強縫上的破布,但是“所有人都很高興找到了彼此”。


幾位譯者都提到了研討班,希望能在接下來的一年裏找到資金並組織一場新的碰撞。


艾瑞克在這裏認識了來自英國的翻譯家韓斌,後來他們在英國藝術委員會為紙託邦申請到一筆經費。韓斌現在是紙託邦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們計劃在英國將紙託邦登記為一個慈善組織,獲得一個法律結構。


紙託邦從一個興趣博客網站,緩慢地非自覺地,向一個運營項目的非盈利組織轉變。


“如果艾瑞克翻譯自己喜歡的東西了,或者編自己喜歡的東西了,以及去書展了,見出版人了,都會很開心。那種狀態是你感覺自己是飽滿的,完全敞亮的一個狀態。其實就是一個滿足感了,精神滿足。就是這個行業很多人不是把它作為職業來做的。”陳冬梅説。


10年前艾瑞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裏走,他隱約知道應該和文學有關係。我後來去問陳冬梅,那他怎麼走了那麼久?


“他們這羣人,也都是熱愛文學吧。”正吃着飯,陳冬梅噗嗤一下笑了,大概覺得“熱愛文學”實在過於老套。


文學節結束後,艾瑞克·阿布漢森又離開了北京,前一天下午他和陳冬梅冒雪到通州的朋友家取了一些東西,帶回西雅圖。大半的書帶不走,他在這兒待了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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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57期

文 / 特約撰稿 孟依依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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