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百年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 佳作重讀

南方人物週刊2018-07-05 02: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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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7.1 - 2018.7.1

顧準誕辰103週年


“顧準於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就是陳寅恪悼念王國維那一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本文為本刊2015年第438期封面報道

全文約17453字,細讀大約需要44分鐘


1943年9月底,顧準橫跨千里、足足花了8個月才抵達延安——因為“逃兵”問題,他被要求從淮海區步行到革命聖地,接受整風運動教育。

到達延安時,緊張的“搶救”運動已經過去了。整風運動進入第二期,開始趨向以“自我批評”和“自我檢查”為主的和風細雨。

顧準為自己的遲到慶幸——他後來在上海向共事的顧樹楨吐露了這一心曲。否則,以他在上海時期的複雜經歷,以及在革命根據地犯的幾次錯誤,他將肯定是被“搶救”的對象。

在中央黨校結束學習後,他被校方聘請進行了3個月的會計工作,還見到了中共高層著名的理財能手陳雲。當時,陳雲在延安舉辦了為期3個月的會計幹部訓練班,邀請他擔任教員。主管新四軍的陳毅則親自為他洗脱了“逃兵”的罪名,認為過錯在他的上級,他沒有責任。

這位受處分的上海灘會計名家成為黨組織重點培養的對象。此後七八年中,他一路被提拔並委以財經管理工作的重任。

1949年,他到達了個人政治生涯的頂峯,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財税局局長,兼上海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兼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

這一年,他34歲。

顧準於1940年離滬參加新四軍,這是1942年3月5日攝於江蘇阜寧縣之東坎鄉



“異質”的麥粒


對顧準來説,1943年的“遭遇”,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如果可以抽離時代,把他放到影視作品中,他是非常接近於美國主流影視劇裏經久不衰的那一類主角——“有缺陷”的孤膽英雄,特立獨行,才智過人,在某一領域有獨特的創造力,如豪斯醫生。

1915年,顧準生於上海一個做棉花生意的小商人家庭。其父陳文緯原居蘇州,隨兄長到上海做生意,先後娶了蘇州一對顧姓姐妹,身為二房長子的顧準隨外祖家姓顧。

兄長病逝後,陳文緯不善經營,家庭經濟狀況逐漸惡化。顧準在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勉強讀了兩年初中,就無力再求學了。校長王志莘同情他的境遇,把12歲的他推薦到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

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之父”的潘序倫也是一號傳奇人物。他出身書香門第,年輕時卻整日與賭徒廝混。年近30歲幡然醒悟,發奮讀書,進聖約翰大學旁聽,以優異成績被保送至哈佛大學留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教於暨南大學,後創辦“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前身),編譯出版會計叢書,辦會計學校,為現代中國的會計學奠定了基礎。

潘序倫對早慧的顧準極為器重,全然不按年齡、資歷來提攜——他把16歲的顧準派到會計夜校裏授課。第一次站講台,這個細瘦的小孩被台下的成年學生給轟了下來。一年後,小孩才鎮住了場子。

不久,潘序倫發現顧準在著述方面有特別天賦,與他合寫了中國第一本《政府會計》。之後,顧準又寫了《銀行會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被列入大學叢書。繼而又撰寫《中華銀行會計制度》等書。19歲時,這個初中未畢業的少年已成為上海灘高級白領,月領薪水300大洋,出版多部會計學著作,在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等幾所高校兼任會計講師和教授。

少年得志,加之潘序倫的包容惜才,使得顧準個性稜角分明,極有主見,對自己的才識頗為自負。據立信老員工回憶,年輕的顧準曾和比他大22歲的老闆拍桌子吵過幾回。事後,老闆對他重用不誤,更有把他當事業接班人栽培的念想。

1930年代的中國處於日本侵略的陰影之下,左翼思潮在青年人中佔據了主流。在朋友影響下,顧準開始親近馬克思主義。1934年,他參與組織了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進社。後來,進社與中共在上海的“遠東反帝反戰同盟”中國分會取得聯繫,成為其下級組織。

在潘序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顧準得以往返於中共地下黨、救國會、事務所之間。

1940年,汪偽政權在南京成立。顧準正式向潘序倫提出辭職。聽聞此事,潘序倫一時“好比受了雷轟電擊,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25歲的年輕人還來不及顧念老上司的心情,他一心期待着波瀾壯闊的職業革命家生涯。到達新四軍蘇南根據地的第二年,他出任東路特委委員兼蘇南第二行政區專員一職。但上任僅兩個月就被撤職了,東路特委還特別召開了針對他的鬥爭會。

“文革”中他曾交代當時所犯的錯誤:一是擔任二區專員時,在各級政權機構和黨委的工作關係上,強調政權機構的重要,“有對黨委鬧獨立性的傾向的”;二是擅自修改了譚震林以筆名“梅村”發表在《東進報》上的一篇論國際形勢的文章。當時,譚震林是東路的最高負責人。

顧準認為,譚震林在這篇文章裏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因資源枯竭造成的經濟恐慌,跟和平時期因生產過剩而造成的經濟恐慌混為一談了。

“改正這種説法顯然是必要的。”他補充説,“不過,我於刪改前未獲得譚的同意,刪改後又未送譚審查。”

胡喬木曾是顧準在上海地下黨時期的上級,看人的眼光頗老辣。1936年10月,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幹事徐雪寒被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分派負責聯繫職業界的黨支部,同擔任支部書記的顧準直接聯繫。

事先,胡喬木提醒徐雪寒:“你同顧準語言時要小心,這個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負。他會權衡你的斤兩。要是你沒有程度,他會看不起你的。”

徐雪寒説:“我不把自己算做黨的領導,只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兩人會面後談得很好,成了關係很好的同志。

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革命隊伍急需懂經濟、懂城市管理的高級專業人才擔任幹部。在新職位上,顧準也一心大展手腳,一度有“貼布告最多的局長”之稱。

不料1952年2月29日晚,上海市委召開黨員幹部大會,時任市委書記宣佈揪出黎玉、顧準等8名高級幹部為“三反”鬥爭中的“大老虎”,當即撤職。現場一片錯愕。

《解放日報》之後在頭版公佈了顧準撤職的緣由:“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

“三反”期間毫無徵兆地“被拿下”,給顧準的刺激極大。他閉門在家寫檢查,“心情煩亂,情緒消沉,什麼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寐,卧聽馬路上車聲雜沓,漸漸沉寂,到又有少數人聲和車輛開動的聲音時,也就是天色慾曉了。”

顧準一直認為自己在“三反”中被撤職,主要是因為在上海税收問題上與中央財經委有矛盾衝突所致。但近年出版的《竺可楨全集》提供了另一種説法。竺可楨1957年曾和顧準共事過,當時他聽人説顧準是“1952年‘三反’時期走左傾路線、主張以沒收方式來消滅資本主義被批評撤職”。然後,他批評道:“我也覺得(顧準)自由主義太重,主觀深。”

竺的説法在相關檔案裏也得到支持。就在顧準被撤職後的第三天,當時在上海負責指揮“三反”、“五反”工作的薄一波在給毛澤東及中央的一份簡報中説:“上海少數同志(如顧準)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攏我們的大資本家……一齊打掉實行‘社會主義’的想頭。”

一週後,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在報告中,也提到顧準被撤職是因他執行政策“過左”。

1959年初,顧準弟弟陳敏之到杭州參加全國基本建設會議。當時,陳雲任全國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會後,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把他介紹給陳雲,説“他是顧準的兄弟”。隨後談論到顧準時,陳丕顯對陳雲説:“顧準就是不服用。”

當時,上海市委機關流傳幾則關於顧準的傳聞,對他的風評與處境,於此可知一二。

一説他曾宣稱“三年做市長,五年做總理”。一説1951年中財部有意調他進京任預算司長,陳毅曾問他意見,他表示願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們就此打趣他何時“入閣”,他回答“入了閣,就成為盆景,長不成喬木”。  

對於這次處分,顧準一直不服,曾多次要求組織上給予複查。一次是1954年,他通過建工部黨組向中央組織部提出,請求被駁回。另一次是1955年,他進中央黨校學習,向黨校領導提出,答覆是黨校不辦理此類事情。

這讓顧準產生了強烈不滿情緒。他開始自學數學,痴迷之深竟致大病一場,“自覺從幾何學中發現了嚴密的邏輯論證方法,覺得階級鬥爭、工作之外也還‘別有天地’。”

這一次受挫,成為顧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政治生活成為每個人生活的核心和生命。在政治運動中,他們非常詫異於自己被劃分為“反動分子”,“因而極為不服,為了證明自己沒錯誤,他們都試圖從理論上尋找。”

“正是因為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是走革命道路的人,他們才走上‘異端’之路。”



顧準《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部分手稿,原為與陳敏之的通信



“重估一切”的出走


1955年在洛陽任上再次“意外犯錯”後,顧準進入中央黨校學習一年。

這一回,他抱着和1943年步行到延安一樣的心態,“想經過再一次整風,治好自己思想上的毛病”。事與願違的是,他沒有“改造成功”。

初到黨校,顧準的情緒是極為壓抑的。他曾以托爾斯泰筆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列文來形容自己在這一次精神危機中的處境。在日記中,他傾吐了心中的痛苦、屈辱,對個人前途的彷徨,和對自我的懷疑:“這5年簡直是在檢討中過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認識簡單幼稚之外,主要是亂説亂動,一觸即跳。慚愧之外,也很覺得缺乏信心。看來此後還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麼英雄了。”

他開始系統地閲讀馬克思主義哲學、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經濟學和經濟史。他感慨於《資本論》第一卷的“精美絕倫”,是政治宣言、科學著作與文藝作品,後悔自己沒有好好讀這樣的好書,只是“停留在clerk的水平上的,庸俗的白領子工人”,“在上海,在北京,在洛陽都是盲目積極,實在滑稽。”

這番比喻,讓慣於獨立思考的顧準“聽來很不入耳”。他後來説:“我們辯證唯物主義者反對陳腐教條,但實際則在提倡以讀經態度來讀馬列主義著作”,“所謂理論工作,就是這個規律那個規律如何應用,學風至於如此,再不改變,將與僧侶主義何異!”

在學習辯證法時,他開始心生疑惑——“為什麼有些文獻如此絕對,又如此富有‘套’的意義?”糾結數日後,他告訴自己:“獨斷主義是別人加上去的東西,不能由他們(馬恩)負責。”

此時,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報紙上報道了國內經濟的發展速度,農業合作社、基本建設、公私合營呈現的種種新氣象,都令顧準欣喜。然而,早年的經濟學訓練,使他對經濟生活中的一些現狀開始覺得“不對勁”。

他覺得中國搬用蘇聯那套“工業靠農業落後吃飯”是不正確的。“必須看到,不僅工業靠農業落後吃飯,同時也是工業深受農業不發達之苦……這種現象,才真正説明,我們的計劃,我們的建設是輸入的,不是在中國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東西。”

不過,蘇聯模式和斯大林此時還是他心目中的“範本”。黨校裏放映彩色蘇聯喜劇電影《忠實的朋友》,他看完後喜滋滋地發表議論,“這些歡樂應該拿到西歐去,去影響一下歐洲人,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快活不出來的。”

轉折點出現了。1956年2月24日深夜,六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這一天,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魯曉夫毫無預兆地作了《祕密報告》,以大量驚人的事實披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以及斯大林個人崇拜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和危害。

在北京,有關《祕密報告》的內容開始在小範圍裏擴散。《報告》傳達到中央黨校也是在一個晚上,由一名黨校的普通工作人員念報告,他照本唸完後就宣佈散會。會場上一片沉寂,大家離開時都沉默無言。

這個夜晚,顧準心中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美麗新世界”的偶像轟然坍塌了,壓抑心頭的思考能量迅速被激發出來。


又是十分激動的情緒。不要緊,跟過去一樣會平靜下去的。

上午聽説公佈了(《真理報》的評論),異常激動。午飯時間讀了這個評論,打了半小時的球,現在又很平靜愉快了。歷史總是公平的,千萬人所造成的歷史,不會允許人們在它的上面塗上污穢的東西的。真理萬歲!

問題是現在歸根到底是人民羣眾的時代,文化與科學知識是愈來愈普及了,童話的市場是在縮小中的。誰還要企圖以隻手掩蓋天下耳目,並且企圖甚至在身前把紀念碑、歷史、傳記全部欽定好,那真是天大的笑話!


隨後他給自己制定了學習計劃,決心研究蘇共黨史,讀斯大林全集,特別是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的部分。“二十次代表大會又何曾僅此批評了斯大林,只要打開大門,放進清新空氣來,一切問題都要重新估計的。”

4月29日,他外出看風景並記下:“天色晴朗,塵土不揚,遠山可以望得很明白。”

這一年,對於剛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政權來説,也走到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

對蘇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毛澤東是贊成的。長期以來,在革命問題上,斯大林一直指揮和訓導中共;在建設問題上,缺乏國家管理經驗的中共也只能“照搬”蘇聯的經驗和做法。

毛澤東也不反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批判。但是,他認為蘇共的批判在“原則上和方法上都是錯誤的”。

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走適合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他“以蘇為鑑”思考的集大成者。

顧準從同學那裏抄來了這份報告的全文,反覆進行研究。對經濟問題的敏感,使他特別注意到蘇共二十大披露蘇聯農業幾十年來停滯不前的事實,1954、1955年的總產量甚至低於沙俄時代。之前,他就留心過蘇聯農產品交售制度、農業勞動者報酬水平,以及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的關係問題。

他就此寫了一份學習體會,提出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值得商榷,可以通過價格自由漲落來調節計劃和生產。黨校同學認為這是“大不敬”,但他堅持自己的看法。經過反覆修改完善,他寫成更系統的論述——《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簡稱《試論》),後刊發於《經濟研究》。

1957年,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鬥爭很快在全國鋪開。革命的暴風驟雨中,55萬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黨內幹部被劃為“右派”。

當年8月從黑龍江考察回來後,顧準得知自己被劃為“右派”,要在中科院接受革命羣眾的批判。直接的導火索,是因為他在中蘇聯合科考途中就黑龍江壩選址問題和蘇方專家發生多次爭執。這讓同行的一位黑龍江省幹部極為不滿,寫成報告彙報到北京。

之後就是“牆倒眾人推”了。罪狀包括:寫作《試論》這一株“修正主義”大毒草,被人揭發平日裏各種“惡毒攻擊毛主席和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言論”,“對歷次偉大政治運動的誣衊”,以及對雷海宗、葛佩琦等人右派言論的同情言論。

1958年4月,組織上正式宣佈顧準“戴帽”,同時被開除黨籍。“這是我參加我生活其間達22年之久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生活的最後一次了。”他後來苦澀地回憶。

相比1952年的撤職,這一次他表現得“比較平靜”。

從得知“戴帽”到1958年5月下放農村期間,他閉門不出。除在宿舍前開一小片土地種蔬菜外,全部時間都用來讀書——除馬恩列斯的著作外,還讀西方歷史的書籍,加上每天的報紙關於“反右”、“雙反”運動和經濟問題的報道、社論。因為“我還沒有徹底弄清楚這些問題,我要革命,我對這些問題還要‘探索’”。

1959年3月,顧準再次被下放接受“監督勞動”。走之前,他聽説了“第二次鄭州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要整頓當時的人民公社並制止“共產風”等左的政策和實踐。

一年前下放河北贊皇縣勞動時,顧準參加了當地的“大鍊鋼鐵”,當時他批評土法煉鋼是“得不償失”。而現在,他抑制不住興奮地看到自己被證明是正確的一方:“中國的歷史真是迅速無比。勝利的人,不準驕傲,此去屁話不説……地土多潤濕!豐收有希望。春播之前改變政策還來得及,遲了就不行了。”


1958年攝於北京,後排左長子顧逸東,右長女顧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 顧準母親顧慶蓮,顧準;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顧重子、次女顧秀林


苦難的探索


河南商城縣屬信陽專區。1950年代末期,發生了極為慘烈的“信陽事件”,成千上萬人死於這場大饑荒。

自1959年3月起,顧準在商城鐵佛寺水庫勞動隊共勞動改造10個月,親身經歷了哀鴻遍野的慘狀。在飢餓和政治的雙重高壓下,人性也隨之扭曲和墜落。為求活命和自保,勞動隊成員偷地裏的紅薯、蘿蔔,偷饃,在“思想暴露會”上自污,彼此揭發。

商城記憶,在顧準生命中留下極為沉重的一筆。他後來説自己“不進人民大會堂”,這句“牢騷話”在60年代被人告發,成為他第二次劃為右派的“罪狀”之一。

1960年2月,顧準“健康”地回到北京,消瘦,氣色正常,如他自己所説“沒有沉淪下去”。

一年多後,他被摘掉“右派”帽了,重新回到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經過4年在農村的勞動改造,他以每日超過10個小時的時間撲在辦公桌前。除完成所裏派給的會計研究任務,他飢渴地閲讀當時只有中科院等極少數單位才有的各種哲學、歷史、國際經濟方面的期刊和資料,甚至是當代西方學術最前沿的著作。

此時的經濟所,有關農村調查、廣州會議、包產到户、自由市場的討論正在展開。因為“歷史問題”,顧準被隔離在這些傳達和討論之外的。

不久,剛剛摘帽的顧準又惹上一次麻煩。他早就覺察當時採用的一套蘇聯會計制度弊端重重。上海、東北兩地工廠調查後,他寫成《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提出社會主義的企業會計既是經營基金循環的計算體系,也是成本-利潤計算體系。

1962年年底,中共黨內經濟問題專家于光遠以討論一套會計教材的名義召開了一次會計討論會,特意要顧準到場。會上,顧準和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副司長楊紀琬等人發生了激烈爭論,他堅決反對把企業會計僅僅限制為“資金會計”。

事實上,早在半年前,楊紀琬第一次見到顧準就警告他:誰要是在根本上反對現行的會計制度,誰就得準備戴上右派的帽子。這番話,對顧準“刺激很深”,一時説出了“不怕再戴一次帽子”的言論。

風雨飄搖的1960年左右,中科院經濟所來了一位特殊人物——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而被認定為“反黨集團副帥”的張聞天。

被免職後,這位前中共總書記以“特約研究員”的身份一心一意研究起經濟問題。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等地調查研究了兩個多月,向毛澤東轉交了一份《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提出進一步開放集市貿易、調整工農業生產比價等政策建議。

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頓,令中共最高層產生了意見分歧。經歷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風波和1963年的中蘇論戰,主流意見更加認為:黨內存在着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

1964年,經濟所所長孫冶方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並和張聞天一道被羅織成“張孫反黨聯盟”。與孫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學問的顧準,被認為是孫反動思想的“啟蒙者”和“黑智囊”。

此時,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因為和清華、北大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列主義的學生社團,被定性為“大學生反黨集團”。顧準被認定是這個集團的背後人物。

1965年春的某夜,顧準在家中被兩個人帶走。母親和妻子汪璧緊急銷燬了他留在家中的書稿和筆記。因為擔心引起鄰居注意,她們把紙張漚爛之後投入抽水馬桶中沖走。汪璧也是一名老中共地下黨,31年前為了應付國民黨追查,她曾和婆婆一道用火銷燬了在她家裏印刷的中共地下黨的宣傳品。

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經濟所黨組織找顧準談話,宣佈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決定。緊接着,顧準的幼子重之在學校被人摘去紅領巾。

1966年春節,顧準從下放勞改的農村返家過節,汪璧向他提出離婚。“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此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累,痛快地同意了。”

第二年年底,一封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文據寄到了顧準的手裏。

自1966年起,他再也沒見過妻子、兒女的面。1969年下放息縣之前,他從組織上得知:妻子已於一年前自殺,絕筆書上只有一句:“幫助反革命分子銷燬材料罪該萬死。”


1974年,顧準與弟弟陳敏之(右)在北京中科院經濟研究所院內


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


漫漫長夜裏,在精神持守、思想探索的深度上,顧準何以能夠做到呢?

在顧準的日記裏,把探索堅持下去的信念流露比比皆是。

就算我是花崗巖腦袋吧。我將潛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們長大。

繼續這個態度,潛心研究十年,力爭條件逐漸好轉以有利於我的研究工作,這才是我的真正的努力方向。

在勞動隊的艱苦的日子裏,憑站崗的時間寫,憑田野休息的時間讀……今後還有什麼困難環境可以難倒我的呢?

被視為與顧準“一體兩面”的孫冶方,也許是他的一個最好註腳。

1968年4月,孫冶方作為“思想犯”,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單人牢房。有一次,張純音和顧準談到孫冶方,擔心他一個人被關了這麼多年,會不會因此發瘋。顧準很堅決地回答:“不會,我很瞭解他,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

如知己者言,在孫冶方長達7年零5天的單獨監禁中,支持他活下去的信念就是寫好《社會主義經濟論》。因為監獄裏沒有紙和筆,他就用打腹稿的辦法反覆默寫85遍。平反後,他在助手們的配合下,仍未完成這部打了7年腹稿的書稿。

自商城開始,顧準也學會了一套生存法則:一邊獨自探索,一邊積極“暴露思想”。“我基本上學會了唾面自乾、笑靨迎人的一套,漸漸也能習為自然,這是我氣質的變化。”

行為和思想之間的背離,也撕扯着這個倔強的人。他時有“卑微和衰弱之感”,覺得自己“變得下流了”。“衰弱之感是從精神分裂來的。參加會議,表示積極,實際認識又是另一回事,與青年人的單純、積極,顯得自己沒有力量。”

然而,他告誡自己“這些感覺都不必有……我還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還要戰鬥。而這個戰鬥不會是白費的,至少應該記住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來者一個經驗教訓”。

如果説1959年下放商城,他還有一種滿溢出來的“我站在高處,高傲而深思”的自信,要等到證明自己正確的那一天。1969後,接連遭遇愛妻自殺、家破人亡,日記的字裏行間已是滿目的荒涼與悲傷:“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條出路——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何必不等呢?要等,就要堅毅,脆弱是不行的。”

對一個自信驕傲而又情感豐富的人而言,親情的棄絕是惟一致命的傷害。

1974年,顧準因肺癌晚期病危。臨終前,他迫切盼望能見到和他已斷絕關係多年的兒女們。陳敏之、駱耕漠等多方苦勸、做工作,仍無一人來病榻前看他。

當年 11月16日,經濟所領導派人找顧準談話,對方拿出一張認錯書,告訴他只要在上面籤個字,就可以馬上完成“摘帽”手續。顧準説什麼都不肯簽字,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認錯誤。

直到有朋友勸: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了。聽到這句話,顧準顫抖着手在認錯書上籤了字,當場流下眼淚。他對駱耕漠、吳敬璉説:這是奇恥大辱。

即使是在“文革”中,也不是鐵板一塊的世界。在經濟所、在五七幹校、在骨肉至親中,顧準也得到了超越“恐懼”和“熱愛”的人與人的温情。

1964年,一直庇護着顧準的孫冶方預感到自己將有“滅頂之災”,迅速把他“隔離”到危險以外。顧準一時誤會,以為老友要和他這個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劃清界限。

在河南息縣學部五七幹校,經濟所同事張純音指着一個瘦長的中年人,悄悄對跟着她一起下放的女兒、14歲的徐方説:“他叫顧準,遭遇很不幸。我很擔心他也會自殺,咱們以後應當多幫助他才是。”

之後,小姑娘常常陪着顧準聊天散步,兩人成了“忘年交”。

而在顧準思想的留存上,弟弟陳敏之無疑扮演了那個超越手足之情的重要角色。

多年來,身在上海的陳敏之和兄長一直保持着通信。“文革”期間,兩人失去聯繫。1972年,陳敏之到北京探望母親,同時尋訪五哥的下落。他從顧準長女處看到顧準來信,找到了顧準。從那以後,兄弟倆通過書信探討學術思想問題,一直到1974年顧準去世。

陳敏之一直保留着這20封書信。這是顧準思想中最具華彩的部分。90年代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出版面市,在知識界和思想界激盪起一股持續的熱潮。

“文革”結束後,陳敏之把兄長留下的各種手稿、筆記整理成冊,以一種近乎偏執的韌性,孜孜不倦地尋找各種出版的途徑。也因一時不忿於侄兒侄女們對父親的絕情,他把顧準的家事披露於眾。

“在那樣的政治環境裏,人是沒有選擇的。”和陳敏之、顧準兒女兩邊都保持着良好關係的傳記作家羅銀勝感慨道。陳敏之去世後,羅銀勝協助顧準的次子高粱把顧準生前留在陳家的藏書打包、整理,託運回京。“不能説一點嫌隙都沒有,但是,叔侄之間已經和解了。”

幾經努力,顧準的長子、中科院院士顧逸東還是拒絕了我的約訪。

2011年,本刊記者曾採訪過高梁。他的好友、作家柳紅説過:“作為顧準的兒女,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個特殊年代,因為父親被打倒,導致倫常親情要被扭曲。等到父親被樹為‘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良心’後,他們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責難的陰影裏。”。

在顧準兒女看來,外界的褒貶抑揚也不盡公允。

“我們確實是做錯了事,悔恨不及。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有資格不原諒我們,他是孫冶方。”顧準次女顧秀林説。


2015年4月19日,羅銀勝拜訪顧準子女顧逸東(左三)、高粱(右三)、顧秀林(右二)


不入於楊,亦不歸於墨


顧準到底是不是“中國市場取向第一人”呢?

在發表於1957年的《試論》中,顧準討論了“計劃經濟”和“經濟核算”的關係。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着經濟核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充分發揮經濟核算的作用,使企業職工的報酬與企業的效益緊密相連,讓價格成為企業調節產品的生產與流通的重要工具。

“市場”的觀念幾乎呼之欲出,然而,還是沒有被明確提出。

1956年,孫冶方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最早提出了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仍起作用。在後記裏,他提到自己是受兩位學者的啟發——一是蘇聯的弗·索波里,另一位是“吳絳楓同志”。這是顧準的筆名。孫冶方逝世前,曾一再叮囑吳敬璉和張卓元,以後整理他的文集,一定附上這一段後記。

事實上,顧準走得比孫冶方和他公開發表的《試論》要遠得多。1964年5月在經濟所“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中,他提出“學習資本主義的日本和西德高速度發展經濟的經驗”。這份發言稿被孫冶方要去作參考。後來,這成為“張孫反黨聯盟”專案組逼顧準反覆交代的關鍵性“罪證”。

“如果説我和他們有區別。”他後來在交代中坦誠,“我認為蘇修的貨色也是販來的,與其販運蘇聯學者索包裏和涅姆欽諾夫的思想,還不如直接販運喬安·羅賓遜、蘭格、利昂捷夫和斯通。”這些人裏,除了蘭格是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波蘭學者外,其他3位都是親凱恩斯主義的英美經濟學家。

早年的市場經濟訓練和“反教條主義”,使顧準有信心和勇氣衝破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1959年2月23,他在日記中寫下在思想上解決的幾個大問題:一是政治哲學,二是歷史,第三個“最不重要的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他把1957年以來的日記本和稿件裝進信袋封存起來,“權當過去一段艱苦鬥爭結束的徵象”,“今後的思想和研究都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1973年到1974與陳敏之的通信中,他系統地闡述自己對古希臘政治史、歐洲文明和宗教、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直接民主和議會民主、辯證法和神學等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

給顧準貼標籤,是一件艱難而危險的事。

譬如,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理想主義,而他自始至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底色;他的個性極富自由主義色彩,然而,在他的論説裏更多主張“捨己為羣”、推崇“集體英雄主義”,很少涉及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問題;他坦承對革命、對斯巴達式的社會懷有矛盾的心情;他聲稱真理多元,但他對“進步”仍有超出經驗的信仰。

他稱自己不喜歡基督教,對宗教只有冰冷的分析。然而,熟悉顧準的人都談到他深受部分基督教教義的影響。

1950年代中期,他曾託在上海的陳敏之幫他購買《聖經》。晚年,顧準手頭有好幾本不同版本的《聖經》,寶貝得不得了,不輕易借人。“文革”下放勞動改造期間,他照樣捧讀不誤。

傳記作者高建國把顧準接觸基督教信仰的源頭,追溯到1930年代他在教會大學任教時期。他被基督教中的“愛人如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對貧苦不幸者的憐憫所深深吸引。然而,他後來走上了用社會革命來實現“理想社會”的道路。

“他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徐方回憶説,母親張純音曾和顧準爭論過耶穌的一條教導——“別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臉,你就將右臉交給他打。”張純音認為這是一種奴隸主義哲學。顧準則説“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復之心,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之心,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

顧準借給徐方的最後一本書,是中英文對照的《新舊約全書》,並建議她好好讀。等顧準去世後,她一直把這本《聖經》珍藏在身邊。


1945年,顧準(右)與劉曉、陳同生


“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義”


在顧準的思想和文字的傳播上,學者王元化是貢獻最大的一位。正是在他不遺餘力的推薦下,之前只為會計界和經濟學界所知的顧準得以進入中國思想界的公共視野。

兩人曾是中共地下黨上海時期的戰友,相識於1939年。當時24歲的顧準擔任江蘇地下黨文委副書記,而比他小5歲的王元化則是顧準領導下的文學小組的一個黨員。

王元化被認為是1949年後中國思想界的標杆人物。1982年,周揚代表黨中央所作的紀念馬克思逝世100週年報告——《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王元化是起草人之一,貢獻了對教條主義批判的關於知性的思想。當時,這在思想上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影響深遠。

進入1990年代,王元化的思想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轉向,他稱之為“我的反思年代”。1993年,他發表《關於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在思想學術界轟動一時。

1994年,《顧準文集》在大陸出版,在國內思想界學術界激盪起一股股“熱潮”。令人矚目的是,王元化、邵燕祥等一批有着特殊身份和經歷的人士以極大熱情參與其中。

“他們是與顧準同時代的人,都屬於‘一二·九’一代的知識分子。無論在思想上、情感上和個人遭遇上,都有強烈的共鳴。”學者蔣賢斌分析説。

身為其中一員的作家何家棟是最早使用“一二·九”知識分子這一説法的。他把顧準、王元化、邵燕祥、杜潤生、于光遠、鄧力羣、胡繩等人都列入這個羣體。這些人生於1910年代,1930年代時多為青年學生,在民族存亡的危機和對國民黨的不滿中,投身到“一二·九”學生運動,從此走上歷史舞台。

思想史研究者丁東認為:“一二·九”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新時代,大量青年知識分子走向延安,為革命隊伍注入了新血液,特別是提高了文化水準和道義力量,“因為年輕人的理想總是很誘人的”。毛澤東本人也説過,“一二·九”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

上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介紹下,易卜生和《娜拉出走》在渴望衝出舊式家庭束縛的青年中風靡一時。1923年,魯迅卻在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向新入學的女學生提出一個新問題——“娜拉出走後怎樣?”

顧準借用這個廣為人知的比喻,提煉出他苦苦尋索的一個問題——革命成功以後怎麼辦?“具體而言,就是社會主義應該建立怎樣的經濟、政治體制問題。”蔣賢斌説。這也是“一二·九”一代知識分子的追問。

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二·九”知識分子再次擔當了主體,為“撥亂反正”做了歷史性貢獻。

進入八九十年代,他們中出現了分化:于光遠、杜潤生等開始反思,王元化也在這一時期對許多重要學術問題進行思考……

就思想成熟度而言,顧準是這個羣體中的“先知先覺者”和佼佼者。這正是王元化那句“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之深意。

2014年初夏,在北大朗潤園,我見到經濟學家周其仁。這位杜潤生的得意門生侃侃而談對深化改革的看法,《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裏的句子信手拈來。

1980年代,在杜潤生的帶領下,周其仁和一幫恢復高考後上大學的“老三屆”深入農村調查“包產到户”,參與推動了當時的農村改革。此後,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往來於“江湖”與“廟堂”之間,為中國的體制改革梳理、總結來自基層的第一手經驗。

他把顧準和自己的導師、“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視作對他人生影響最大的人。“簡單地説,就是杜老那一句話——要有理想,但是不要理想主義。”



顧準寫於“文革”時期的思想彙報



顧準的可貴


1990年代思想學術界興起“顧準熱”時,王曉漁還是一名在校大學生。

“當時覺得很熱鬧,但不是特別懂。”大一暑假,他回到故鄉,在縣城一家小書店裏意外地發現了一本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顧準文集》。

在這個淮北小城,這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他買下了這本書。“如果我不買的話,這本書會一直擱在那裏的。很奇怪,要麼那個時候顧準實在是太熱了,要麼書店老闆把顧準當作顧城了。”

“這幾年,我越讀顧準,越意識到他的價值所在。”他打開隨身攜帶的環保袋,裏頭是他近幾年裏陸陸續續蒐羅的有關顧準的論著。“我認為,顧準的思想價值是可以獨立於他所處的時代的。”

攻讀歷史學博士時,王曉漁的研究方向是近當代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研究。本科期間,他曾跟着兩三位同樣熱衷思想與學術的朋友拜訪過王元化。當時,王元化在力推兩位故交和他們的思想遺稿:一位是顧準;另一位是和他同因胡風冤案牽連入獄的青年文藝理論家張中曉。張的遺作《無夢樓隨筆》1996年經整理出版時,王元化也親自為之作序。

“20年過去了,人們現在已經很少提及張中曉這個名字了,但是,顧準和他的思想還一再被人評説。這也説明:顧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至少是可以等量同觀的。”

王曉漁屬於“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學人,成長於以“改革”和“開放”為核心詞的後30年。吸引他的,是顧準對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理解和判斷。

目前整理出版的《顧準歷史筆記》中,佔去大部分篇幅的是顧準的閲讀摘抄,讀書思考則以三三兩兩的句子、段落形式散落其間,內容涵蓋上古至隋唐、再從隋唐到近代的中國歷史。

令王曉漁吃驚的是,在這些零碎的筆記裏,顧準展露了他對中國歷史把握的深度。“所以,我們稱顧準是思想家,而不僅僅是經濟學家。很遺憾,他生前只完成了對市場經濟、希臘城邦制度較為完整的論述,對中國歷史的探索、思考還沒來得及形成比較系統的論述。”

顧準秉持了“五四”反傳統文化的傳統。然而,相比對儒家的批評,他對法家思想和人物的批判更為不留情面,尤其是面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愛憎起伏和思想火花如兩條波浪線並頭行進着。

他抨擊韓非的“勢,法,術”,認為其所謂的“勢治”不過是“術治”。


一是徹底的實用主義;二是陰險的權術;三“貴獨道之容”,要十分心狠手辣,要大權絕不假於他人;四提倡君主的淫樂,提倡“萬物皆備於我”,完全否定文武周公以來的敬謹傳統。

韓非對於位尊的大臣,主張質、鎮、固,他還把它推廣到君主勢力所及的一切人物,凡是有本領而不為我用的,一律要“除掉”它。這叫做“勢不足化則除之”(《外儲説右七經一》)”

那麼,這裏有什麼民本思想?有什麼以民為本的仁義或道義可言?歷史傳統上的罪惡是否,他也一概否定了。誰有勢,誰就可以制天下,而且不妨荒淫無度。


這些文字落筆於1970年代初。

“僅僅這樣,也不難。因為在知識界,一般在公開層面對法家是持批評態度的。”王曉漁認為,顧準的可貴,是指出中國兩千多年皇權統治中“儒”“法”的相通關係——“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為,儒家統一思想。

這正是“五四”時期喊出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盲區”。

我們的採訪始於3月底。彼時,雲南官場剛剛發生一場震動,一直頗具爭議的明星官員仇和落馬。

王曉漁認為,仇和這一類官吏在中國歷史上一直生生不息。“一方面他們是改革派,另一方面是用鐵腕手段來推行他們的政策。這樣,既有行政有效性,又很得民心,得到的社會評價都很高。對政治人物來説,這種誘惑是很難抵制住的。”


(特別感謝羅銀勝先生在記者採訪過程中提供的無私幫助。參考書目:《顧準日記》《顧準自述》《顧準文集》《顧準歷史筆記》;《出走:顧準思想研究》,蔣賢斌著;《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沈志華著;《吳敬璉文集》(上);《致命的自負》,哈耶克著;《顧準尋思錄》,陳敏之、丁冬編;《顧準再思錄》,羅銀勝編;《顧準傳》,羅銀勝著;《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高建國著)


顧準的讀書卡片


顧準年表


1915.7.1   出生於上海

1925-27   就讀於中華職業學校

1927  到上海潘序倫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

1934初-1934.8  組織祕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進社,同年8月進社解散,轉入武衞會;10月流亡北京;與汪璧結婚

1934-1936  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衞會上海分會主席、總會宣傳部副部長

1935.2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2-1940  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後擔任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

1940.8-1943  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任中共蘇南澄錫虞工委書記、專員,江南行政委員會祕書長,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

1943.3-1945  出發步行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46.1-1949  回到華東,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山東省財政廳廳長

1949.2  解放軍佔領上海前夕,任青州總隊隊長,積極準備接管上海

1949.5  隨軍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税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52  “三反”運動,受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

1953-1956  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1956進入經濟研究院任研究員

1957.8  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

1958.4  組織宣佈“戴帽”,開除黨籍

1958.5  下放勞改

1959.3-1960.2  再次下放商城勞改

1962  摘帽,重返經濟研究所

1965  再次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

1967  兒女與他斷絕關係

1968.4  妻子汪璧自殺

1974.12.3  因肺癌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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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438期

文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北京、杭州

 圖 / 羅銀勝提供  編輯 / 鄭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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