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不同時期不同的視野,形成強烈的反差

清風明月逍遙客2018-06-16 14:25:39

林彪性格內向,在晚年經常處於自我封閉狀態。但他在青年時代卻關心時局,具有寬闊的視野,同晚年形成強烈的反差。

在山溝裏“妄言”,準確預測到“中日戰爭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

1937年12月,而立之年的林彪率八路軍一一五師到達晉西南的趙城。面對日軍氣勢洶洶的進攻,他正認真思考着時局問題。

經過平型關戰役、廣陽戰鬥同日軍的較量。林彪已經認識到這是他從北伐到十年內戰都沒有碰到過的強勁對手。他除了對這些戰役、戰鬥進行總結以利再戰外,開始從宏觀角度,從中國的國際環境的角度來思考抗戰問題。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國已經簽訂了反共協定。1937年意大利也參加進來,形成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其矛頭固然是指向蘇聯,但也表明他們已經結成侵略集團,準備在瓜分世界的鬥爭中同英美較量。

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蘇聯表示支持,但英美卻採取兩面政策,一方面對中國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企圖犧牲中國的利益,求得同日本妥協,乃至一廂情願地希望把日本進攻的矛頭引向蘇聯。

1937年12月22日深夜,林彪在趙城一個小山村的窯洞裏踱來踱去,對蘇、美、英、法、日、德、意等國掂量來掂量去,終於坐到桌旁,在如豆的燈光下,給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寫信。他寫道:任主任:

我對時局很想了解全般情況,但苦元材料,同時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來在抽象設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陳述如下……

林彪“抽象設想”了一些什麼“感想”呢?他對可能或已經是中國的朋友的蘇、美、英、法如何對中國進行援助逐一進行了估量。鑑於德、意、日已經聯手,他認為:“蘇聯單獨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單獨太平洋戰爭也是少有可能的。”“英法出兵到中國與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因過不得地中海和紅海,路也太遠。德意一動則英法陷於腹背受敵。英法對日進行經濟制裁是可能的。”

但是,林彪認為這些國家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是會聯合起來對付德、意、日軸心的,而這就是世界大戰。他説:

中日戰爭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中國應堅持打到底的方針,使此戰蔓延成為世界大戰。成為世界大戰時,中國才更能勝利,世界革命也乘機發展與勝利。

果然,一年零九個月後,即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又過了一年零九個月,即1941年6月,德國突然進攻蘇聯。半年後,即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至此,世界所有主要國家都捲入了這場大戰。用1937年12月以後世界形勢的發展來檢驗林彪的話,可見其非但不是“妄言”,甚至可以説,他的預見相當準確。

在此信中,林彪還預測了日本的動向。他説:“日本在中國的戰爭不是一舉滅亡全華的。而是逐步鯨吞的。蓋如此才便消化與對付國際上的嫉妒。在日本適可而止的時候,它甚至將已佔領的地區一部退還中國,以誘惑中國的分化。那時將是國內時局的緊要關頭。我們應該準備對付那種關頭,反對公開妥協投降,反對錶面上雖不和但實則不戰的局面。而應主張反攻敵人。在目前的階段中,國民黨是會繼續抗戰的,但局部的降敵仍可發生。”

對日本的動向,林彪的預測也是八九不離十。一年後,日本陸軍省制定的“對華處理方略”即規定,佔領武漢、廣州後,“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即加緊對國民黨政府實行分化、誘降。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林彪寫完此信後的一年零一週,汪精衞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

主張走出去,聯絡和爭取友軍抗戰

身處晉西南山溝裏的林彪不僅具有開闊的視野,而且有強烈的走出去的願望。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赴洛陽,出席由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師以上將領會議。

1月17日,蔣介石分別接見了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和劉伯承。他在同林彪談話時稱讚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打得好,希望今後好好合作。這是林彪離開黃埔軍校後第一次會見蔣介石。

從洛陽回來後,林彪感到八路軍有到友軍去聯絡和視察的必要。2月3日。他致電朱德、彭德懷並報毛澤東:

我建議我軍派人到各主要戰區(和津浦線)去聯絡與視察。此舉作用為:(一)瞭解友軍作戰的真實情形,研究和利用他們的教訓和經驗,以利我及全國軍隊今後之作戰。(二)依照各地的具體情況,向各地長官貢獻適今情況的戰略戰術意見,以爭取戰事的勝利和持久。(三)傳達我黨我八路軍對抗日的忠誠精神與對抗戰的軍事、政治方針與經驗,擴大我黨我軍影響,聯絡和爭取友軍的抗戰。提高他們對抗戰的認識、信心、決心和辦法。

林彪建議先組織一個小組到東戰場去,並毛遂自薦,第一批去自己算一個,另從延安和八路軍總部各去一二人。他還説,如果軍委和總部抽不出來人。他一個人先去試試也行。

2月13日,毛澤東答覆説:去友軍參觀原則是好的、有意義的,但需取得國民黨的同意,同時還要考慮部隊作戰的需要。

毛澤東沒有批准林彪的要求,但記住了這件事。

駐莫斯科,折衝樽俎,不辱使命

1938年3月2日,身穿日軍大衣的林彪行軍時被閻錫山部隊的哨兵誤以為是日軍而開槍擊傷後,離開前線回延安養傷。1938年底,林彪赴蘇聯療傷。

1940年3月,任弼時回國。林彪接替任弼時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一期間,林彪作為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做了大量同蘇聯、共產國際聯絡的工作。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僅1941年他和林彪的交往就有:

2月7日:“把林彪有關中國事務尤其是國共之間關係的彙報寄送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4月3日:“同林彪同志談中國共產黨問題。”4月7日:“同林彪詳細交談中國問題。他講了他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批評性意見。”4月26日:“林彪談蘇日條約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

林彪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幹了些什麼,傳説很多。有説他參與了斯大林格勒大會戰的指揮的。有説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要用15個將軍換林彪的……吹得神乎其神。這些傳説的源頭應該是當時與林彪同時在蘇聯的幹部。現在我們找到的關於林彪在蘇聯活動的傳説的最早版本是劉亞樓向羅瑞卿説的。羅瑞卿將其寫在揭發林彪的材料中。羅瑞卿寫道:

劉亞樓告訴我,蘇德戰爭爆發後,對於希特勒的某次行動,他(指林彪)有一個估計告訴了當時蘇方相當重要的軍事當局,以後敵人的行動,證明他估計中了(大概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據説蘇方當時很重視。

羅瑞卿加上“瞎貓碰上了死老鼠”的評語是“九一 三”事件後特有的現象。當時人們把對“文革”的憤慨都加在已經摔死的林彪身上,林彪成為人們發泄對“文革”不滿的出氣筒。當時,説到林彪的過就用放大鏡,説到林彪的功則予以貶低或輕描淡寫。

在1940年7月的《共產國際》雜誌上,還發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國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戰爭》。這篇用俄文發表的文章是否由林彪親自撰寫,筆者尚未弄清楚。但從文中引用的大量數據。比如日本軍費開支及其佔國家預算的百分比,日本發行公債的數量,日本的税收等等,在蘇聯養病而又不懂俄文的林彪是不可能掌握的,只有蘇聯方面可能提供。如果文章是林彪寫的。發表時已經翻譯成俄文。我們現在看到的中文文本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經過這樣兩道翻譯,從文章的風格和語氣看。同當時由俄文翻譯過來的一般風格刻板的政論文章毫無二致,已經看不到林彪撰寫的痕跡了。

這篇文章在筆者見到的“九一三”事件以前印刷的各種林彪文集中,都未見收錄。但是。在人民出版社於1978年出版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中卻見到了這篇文章。這一套“參考資料”共選了林彪兩篇文章,另一篇就是《論短促突擊》。“參考資料”不收林彪其他文章而唯獨收這兩篇,應該是為了批判。文中有這樣的字句:“國家的一切進步力量團結在以最高統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周圍。”顯然,當時的編選者認為這可以作為林彪鼓吹“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王明路線的證據。當時,蘇聯和共產國際都認為,唯有蔣介石能擔當領導中國抗戰的重任。林彪這樣寫正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當時對中國抗戰的態度。林彪這樣的提法。在當時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胡宗南,侃侃而談“新言論”

1942年初,林彪回國,1月5日,飛抵蘭州,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等予以熱情款待。

1月16日,林彪抵達西安。黃埔一期的國民黨嫡系將領、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特地從外地趕回來歡迎林彪。林彪在同胡宗南的談話中大談國共合作。1月31日,林彪對胡宗南預言:“只要求得抗戰勝利。不再內戰,而採取各國新機器與技師。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義國家,則不出數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一躍為獨立國,且可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林彪認為。兩黨之間的分歧主要為兩點:即如何實行三民主義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軍令、政令之統一,共產黨並非懷疑三民主義,並願意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統一軍令、政令。對林彪這一番話,胡宗南頻頻示以同情,稱之為“新言論”。胡宗南還當場表示願意重新調整與陝甘寧邊區的關係,可以考慮為八路軍補充武器、讓八路軍幹部到戰區醫院治療。會後,胡宗南專門派軍醫處長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給那裏的幹部看病,並親自押車為林彪送來大批書籍。

1942年2月8日清晨,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出門,同毛澤東不期而遇。毛澤東慣於夜間工作,白天休息。師哲在大清早見到他,頗為意外。毛澤東一邊向山下走,一邊對師哲説:“林彪回來了,我去接他。”師哲又一次感到意外。他回憶説:

我聽後心中一震,心想朱總司令從前線回來,恩來、弼時從蘇聯回來,主席都沒有這樣迎接。恩來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電話。第二天八九點鐘他仍在睡覺,只有李富春去接,而且主要還是接他的夫人蔡暢。過了幾天才在楊家嶺山下的河灘上開了個歡迎會,還是由中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親自迎接比朱總、恩來、弼時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毛澤東破例親自迎接林彪,説明了他對林彪的器重。

一見蔣介石:“中國社會之特點,決不容國內再發生戰爭,否則,必為全國社會之所反對

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説他將於一星期後去西安,提出想在蘭州或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將此情況向毛澤東報告。他分析,蔣這次約見從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但蔣此次北上,其目的“未可測”。周恩來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毛澤東稱病,以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到西安見蔣;二是要求蔣帶周到西安,再由周飛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見蔣。

此時,毛澤東顯然還記得抗戰初期林彪曾提出到國民黨軍去參觀、訪問的要求。林彪回國後經迪化(今烏魯木齊)、蘭州、西安,曾經見過胡宗南等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影響不錯。毛澤東乃決定起用林彪同國民黨談判。8月1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徵蔣同意,如能徵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8月19日,毛澤東又打算親自見蔣。經反覆磋商,決定先由林彪見蔣介石。周恩來隨即告訴蔣介石的侍從室,林彪將來西安。 

9月上旬,國民黨通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林彪到西安見蔣介石。

9月14日上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陪同下從延安出發前往西安見蔣。由於連日暴雨,道路被沖壞,交通受阻,直到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蔣離開西安前留下話,讓林到重慶再談。

9月29日,林彪乘汽車赴重慶,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10月13日,他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陪同下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問林彪:“汝此次來渝,毛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餘否?”林彪答:“我未動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長電報,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並約我數度談話,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問題——如中共對於抗戰建國之觀察,與國內統一團結問題。以及對於委座之期望等。”

接着,林彪就當前戰爭形勢、抗戰建國與團結統一以及國共兩黨爭論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講了有45分鐘,國民黨方面的記錄約有4000餘字。

在講黨的問題時,林彪為打消蔣介石的疑慮,在講中共的性質時儘量強調救國而淡化共產主義。林彪是先加入中共而後參加國民黨的,但他卻講自己先入國民黨而後參加中共,這顯然有迎合蔣介石的意味。但未喪失原則,當屬無傷大雅。

在講社會主義時,林彪強調其為普世價值,並將其在中國的實行推到遙遠的將來,甚至説“也許為吾人及身之所不可親見”,同樣是希望以此打消蔣介石的疑慮。但是,蔣介石的疑慮並不着重在意識形態。而在中共領導下在抗戰中不斷壯大的武裝力量。這又豈是林彪一席話所能打消的。

林彪在講話中着重轉述了毛澤東的意見,希望國共兩黨今後“應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林彪説“此三句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為政治上全黨所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因此,就中共言,不僅現在決不採取違反此種思想的畸形政策,即到將來亦必如此:不僅現在要擁護委員長,即到將來亦必擁護”。林彪最後批評國民黨一部分人“總是希望挑起內戰”。他強調:“中國社會之特點。決不容國內再發生戰爭,否則,必為全國社會之所反對。”當林彪談到抗戰建國問題時。蔣介石連連點頭。但當林彪批評國民黨中有人想發動內戰。內戰危機依然存在時,蔣介石便頻看手錶,明顯表示不願再聽下去。林彪見話不投機,乃結束了談話。這一次,蔣介石洗耳恭聽林彪滔滔不絕地講了40多分鐘。也算難得。蔣介石約林彪在離開重慶前再談一次。

二見蔣介石,提出“三停三發兩編”

林蔣會談後,周恩來和林彪又多次同由蔣介石指定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在張的公館桂園談判。在談判時,林彪按照毛澤東的囑咐指出:中共現在有幾十萬軍隊在敵後抗擊日軍,國民黨停止在全國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壓迫。停止對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發餉,發彈;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以上要求簡稱“三停三發兩編”。

12月16日下午,林彪在張治中陪同下。第二次去見蔣介石。在談話時,林彪表示擁護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的新精神。在國共兩黨關係上。林彪重申徹底實行“三停三發兩編”的要求。對林彪提出的要求。蔣介石不正面回答,但表示:對團結統一問題,國民黨是有誠意的,不是政治手段。蔣説:各政治團體要集中起來,所有問題應求解決,並要整個解決,很快地解決,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地零碎地解決。他説,只要他活着,決不會讓中共吃虧,並誇中共是愛國的、有思想的,是國家的人才,國家是愛惜人才的。當林彪提出新四軍問題時,蔣介石馬上制止説:“承認新四軍等於不承認政府,今後切勿再提新四軍。”他又假惺惺地對林彪説:“你是我的學生,所以我才對你這樣説。”

同日,林彪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了同蔣會談的情況。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林彪電,對向國民黨交涉提出具體指示。

12月24日,周恩來、林彪按照毛澤東指示,向張治中提出四點:甲、在允許共產黨合法化的條件下,可以允許國民黨到中共區域辦黨、辦報,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乙、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編四軍十二個師,包括新四軍在內。丙、邊區依現有區域改為行政區,直屬中央;改組華北地方政權,實行中央法令。丁、戰後原則上接受(國民黨提出的八路軍)開往黃河以北的規定,但現在只作準備,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執行。周恩來向張治中聲明:“如果認為這四點可談,林彪就留下來繼續談:如果認為雙方相差太遠,請蔣委員長提出具體條件,交林帶回延安商量。”

張治中逐條記下後,答應向蔣報告。過了元旦,周恩來、林彪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張治中表示:為了進一步表示中共方面的誠意,在軍隊數量上,中共領導的軍隊還可以減少一兩個師。於是,蔣介石召集臨時軍事會議討論這四條,與會的將領大都表示不能接受,最後是不了了之。

從國民黨對談判的態度可以看出,由於在國際上有英美希望改善國共關係的壓力,蔣介石將避免同中共破裂,但又不急於在政治上解決問題,而是採取拖延的辦法。

會見黃埔同學,給人留下“一臉陰氣,深沉陰險而幹練,言談審慎”之印象

為爭取美國對中共的同情和理解,1943年1月29日,中共駐重慶代表團設午宴招待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戴維斯上校、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柯樂柏和二等祕書莊萊特。林彪和莊萊特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談話。莊萊特將此次談話內容寫成備忘錄。莊萊特寫道:

林將軍説,自從來到重慶,他已經兩次受到他的老師委員長的接見。他説,委員長頗有禮貌地接見了他,他與委員長共同討論了國共關係的問題。作為共產黨的代表,他要求撤銷對陝北共產黨特區的包圍。向共產黨提供資金、彈藥和藥品。他繼續説。委員長表示了同情,但是什麼事也沒有做。他説。國民黨已經決心把共產黨軍隊編入政府軍隊。不過他説。只要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不給中國人民民主,這恐怕辦不到。

林將軍説,中國共產黨面臨彈藥和藥品的嚴重缺乏。國民政府從不供給。……他指出,在軍火供應缺乏的情況下——共產黨至今主要從日軍手中繳獲……他聲稱,共產黨人只要能獲得裝備、彈藥、藥品供應。他們就能繼續進攻,在整個華北地區有力地打擊日軍。

林彪在重慶期間還同周恩來一起會見了其他中外人士。他不僅會見了民主人士黃炎培、冷通和對中共表示友好的外國朋友路易·艾黎、謝偉思,而且還曾同周恩來一道深入龍潭虎穴,赴了特務設下的飯局。到重慶的第二天,林彪的黃埔四期同學。國民黨大特務康澤、滕傑就請周恩來和他吃飯,大特務鄭介民、唐縱作陪。當日,唐縱在日記中寫道:“彼此均談黃埔關係。林彪表示中國之偉大,建國條件之優厚,比任何國為多。彼亦提出三民主義、委員長、團結、不左不右的行動。並稱,在昔日可以拿菜刀土槍造反,今日形勢不同了,非有飛機大炮不可,所以要建國。林彪黃埔第四期畢業,現任一一五師(師)長,前年負傷赴莫斯科治病,今年始回國。據(説)林在蘇系學習機械化,觀其面部,一臉陰氣,深沉陰險而幹練,言談審慎。周恩來年四十餘,望若三十許人,如一白面書生。”

擔心周恩來、林彪被扣,毛澤東急電召他們回延安

1943年6月7日,蔣介石接見周恩來和林彪,同意他們回延安。這是林彪此行第三次,也是此生最後一次同蔣介石見面。

隨後,林彪同美國大使館一位官員談話,透露了蔣介石接見他和周恩來時談話的內容。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艾其森於6月24日向國務卿報告:“6月 7日,蔣介石與在重慶的共產黨代表林將軍和周將軍會談時通知他們。他對兩黨分歧的看法沒有改變,即共產黨應該放棄它的政府和軍隊,然後可允許共產黨選擇或者加入國民黨,或者成為類似目前自由中國存在的其他黨派那樣的少數黨。(儘管林是應委員長的邀請,於1942年10月來到重慶的,但是,正如大使館在5月 6日654號電報中報告的那樣,林僅見到蔣三次,併為這次最後會談一直等待了六個多月。)委員長並沒有提出其他條件作為討論分歧的基礎。”

此前,蔣介石几次阻撓周恩來回延安。毛澤東擔心蔣介石此時將周、林扣留,乃於15日致電周恩來、林彪:何時動身?盼7月1日前趕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兩地望勿耽擱,一則求速,二則避嫌。

6月28日,林彪和周恩來、鄧穎超等100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此時,蔣介石利用共產國際解散的機會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於6月中旬密令胡宗南將駐山西的兩個軍調到陝北包圍陝甘寧邊區。因此,當週恩來、林彪7月9日到達西安時,就收到毛澤東的電報,要周、林同胡交涉,讓胡撤走包圍陝甘寧邊區的部隊。胡宗南不承認有進攻延安的企圖。他宴請了周恩來和林彪,席間稱周為老師,稱林為同學。周、林一行在西安逗留三天後繼續北上,7月16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葉劍英、張聞天等的歡迎。

林彪這一次的對外聯絡工作就此結束。抗戰勝利後,他到東北帶兵打仗,後又隨大軍南下,直到1950年3月回北京養病。後來,他還隨周恩來就應對朝鮮戰爭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進行過談判。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兼任外交部長。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由熱情、豪爽的陳毅副總理接替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林彪此時一直在養病,此後,他就很少接觸對外聯絡事務了。

如何利用蘇美矛盾,調整中國對外戰略關係,對於林彪來説,似乎是一個盲點

1969年4月,中共召開九大,林彪的名字寫入黨章,他的聲望達到頂峯。在中共九大以後,中國面對美、蘇兩霸,腹背受敵,如何從分析國際形勢人手,調整對外戰略,成為迫切問題。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不久,毛澤東看了關於這一事件的一份報告後。自言自語地説:“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當時。美國的全球戰略是準備打兩個半戰爭。第一場在歐洲,主要是對付蘇聯。第二場是在亞洲。主要是對付中國。還有半個是應付突然的局部戰爭,諸如中東的衝突。毛澤東估計,“珍寶島事件”後,美國將會調整國際戰略;而中國亦將隨機應變,改變“文革”以來四面樹敵、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

為此,毛澤東要求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除下工廠蹲點之外,看有關國際問題的文件。召開國際問題座談會,研究國際戰略,每月討論兩三次。

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帥進行了6次討論並寫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提出了同當時流行的大規模侵華戰爭迫在眉睫的觀點頗不一致的看法。他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國、蘇聯的戰略重點都在西方,他們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不大。

9月11日上午,周恩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進行了談判。13日,四位老帥集體閲讀了周恩來和柯西金的談話記錄。認為柯西金所以會屈尊就教,是想同我們緩和一下,借中國壓美國。美國對此很着急,尼克松一定會急起直追。陳毅説:中蘇首腦會談震動了全世界,一旦舉行中美首腦會談,一定更會震動全世界。

但不久,戰爭氣氛又陡然緊張起來。9月16日,經常透露蘇聯重大決策的蘇聯記者維科託·路易斯在倫敦《新聞晚報》撰文説,如果中蘇爆發戰爭,“世界只會在戰爭爆發以後才會知道”,並説,蘇聯可能對新疆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四位老帥進行緊急討論後,寫出《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分析了柯西金來華的意圖和蘇聯大舉進攻中國的可能性問題。認為蘇聯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作了相應部署,但在政治上下不了決心。“它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大了它大舉進攻我國的顧慮。 

”而美國“絕不願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人力超過美帝的大帝國”。文中還列舉其他因素判定“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在此報告定稿後,陳毅又提出“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四位老帥的報告是符合當時國際環境的實際的,是正確的,同時又是超前的。要把他們提出的調整國際關係的設想變為現實。還需要一個過程。

四位老帥的報告不知是否送林彪看過。如果這兩份報告送林彪看過,不見他對此有何反應和評價。如果他沒有看過,他似乎也沒有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在中國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下,如何利用蘇美矛盾,調整中國對外戰略關係。對於林彪來説,似乎是一個盲點。反映這一盲點的是1969年國慶節前,林彪進行的一次外事活動。

在這次外事活動中,林彪接見了越南總理范文同和國防部長武元甲。當時,越南戰爭尚未結束。美國此時已經將針對蘇聯和中國的打兩個半戰爭的戰略改變為針對蘇聯的打一個半戰爭的戰略。要實現這一轉變。尼克松首先考慮的是從越南戰爭中脱身。他説:“我得儘早並且儘可能體面地結束戰爭。”基辛格則坦率地説:“向中國開門可能幫助我們結束那場戰爭的苦難。”對於美國戰略的改變,林彪無動於衷。他也沒有考慮如何因應這種變化,調整中國對外關係的問題。據林彪的祕書張雲生回憶:“經主席批准,並在我外交部的安排下,范文同與武元甲約見林彪的願望實現了。事後,我看過林彪與他們談話的記錄。林彪所談的內容。中心是一個‘熬’字。林彪對他們説:‘面對強大的美國,你們的辦法就是熬。熬就是勝利。”’

“熬”就是拖住美國。消耗美國的力量,直到把它拖垮。一般地説,這不失為以弱敵強的好方法。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中共也曾提過熬時間的方針。但是,他這個拖垮美國的建議仍然沿襲了“文革”中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左”的一套。

拒絕接見斯諾,沒有看到或是沒有意識到打開中美關係這一步棋的意義

1972年,當尼克松訪華時,毛澤東對他説:“我們國內有一派也反對我們跟你們往來,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外國去了。”

林彪是否有一條反對中美和解的明確的路線呢?恐怕未必有。對於如何調整對外戰略,以維護國家利益,對他來説是一個盲區。毛澤東在對尼克松談話中以林彪最後向蘇聯跑來作為林彪主張聯蘇反美的證據。但是。向蘇聯跑是林彪他們感到走投無路時的臨時決定。按林立果的想法,第一選擇是到南方去另立中央,不行還可以去香港。當時,香港離蘇聯很遠而同美國關係近。顯然,林彪並沒有一條明確的反對中美和解的路線。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開始了打開中美關係的運作。就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的1970年8月14日,斯諾夫婦訪問中國。國慶節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他們,第二天報紙的頭版非常醒目地登載了毛澤東和斯諾並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毛澤東通過對斯諾隆重規格的接待,向美國發出了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的信息。美國雖然沒有讀懂這一信息,但美國總統尼克松卻於10月間向先後訪華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國絕不會與蘇聯共謀反對中國,並提出願派一高級使節祕密訪華。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同斯諾進行了長達5小時的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表示,歡迎尼克松訪華。

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這一步棋的意義在於將國際戰略由“反帝反修”調整為“聯美遏蘇”。對此。林彪似乎是無動於衷。據負責林彪警衞的李文普回憶,林彪“不願意出頭露面接見外賓。林彪曾説過。‘跟外國人説話要特別注意,不管你説什麼,他們都會給你登報發表的’。毛澤東曾讓林彪接見斯諾,他拒不接見,主要是外國記者愛把事情捅到報紙上”。據張雲生回憶,“在國際鬥爭方面,林彪既不在行,又不熱心”。這些都説明。林彪把接見斯諾的意義看輕了,看成了一般的外事活動。而沒有看到或是沒有意識到打開中美關係這一步棋的意義。

想當年,而立之年的林彪身居山西的土窯洞。缺乏資訊,但心懷天下,不僅對世界大勢作出精闢的分析。而且希望接觸外面的世界,在對外聯絡工作上有一番作為。33年過去了,林彪已過耳順之年,但對世界局勢卻漠不關心。他是不是江郎才盡了呢?

閲讀原文

TAGS:林彪胡宗南中國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