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報案例:民事訴訟證據認定十條裁判意見

小甘讀判例2018-06-09 01:34:00

裁判摘要:

1.收條作為當事人之間收付款的書證、直接證據,對證明當事人之間收付款的事實具有一定的證明效力,但如果收條記載的內容與當事人之間實際收付款的時間、金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僅憑收條不足以充分證明實際收付款情況,人民法院還應結合匯款單、票據等資金結算憑證,對收條中記載的資金是否實際收付加以綜合判斷認定。


2.對於政府機關及其他職能部門出具的證明材料,人民法院應當對其真實性、合法性以及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進行判斷,如上述證據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則不能作為人民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3.合同在性質上屬於原始證據、直接證據,應當重視其相對於傳來證據、間接證據所具有的較高證明力,並將其作為確定當事人法律關係性質的邏輯起點和基本依據。若要否定書面證據所體現的法律關係,並確定當事人之間存在缺乏以書面證據為載體的其他民事法律關係,必須在證據審核方面給予更為審慎的分析研判。在兩種解讀結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場合,應朝着有利於書面證據所代表法律關係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傳達和樹立重諾守信的價值導向。


4.印章真實不等於協議真實。協議形成行為與印章加蓋行為在性質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協議內容是雙方合意行為的表現形式,而印章加蓋行為是各方確認雙方合意內容的方式,二者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在證據意義上,印章真實一般即可推定協議真實,但在有證據否定或懷疑合意形成行為真實性的情況下,即不能根據印章的真實性直接推定協議的真實性。也就是説,印章在證明協議真實性上尚屬初步證據,人民法院認定協議的真實性需綜合考慮其他證據及事實。


5.當事人在案件審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審理中作出的鑑定意見,只宜作為一般書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七十八條的規定,鑑定意見只能在本案審理中依法申請、形成和使用。


6.按照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旅遊經營者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證據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形成的,該證據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完成公證、認證手續;在香港、澳門特區或台灣地區形成的,應當履行相關的證明手續。


7.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


8.出借人僅提供借據佐證借貸關係的,應深入調查輔助性事實以判斷借貸合意的真實性,如舉債的必要性、款項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無法提供證據證明借款交付事實的,應綜合考慮出借人的經濟狀況、資金來源、交付方式、在場見證人等因素判斷當事人陳述的可信度。對於大額借款僅有借據而無任何交付憑證、當事人陳述有重大疑點或矛盾之處的,應依據證據規則認定“出借人”未完成舉證義務,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9.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決定所依據的主要證據,雖然可以在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但由於交通事故認定結論的依據是相應行政法規,運用的歸責原則具有特殊性,與民事訴訟中關於侵權行為認定的法律依據、歸責原則有所區別。交通事故責任不完全等同於民事法律賠償責任,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案件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行為人在侵權行為中的過錯程度,應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根據民事訴訟的歸責原則進行綜合認定。


10.簽訂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主張對方向法院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不真實,即應當向法院提供自己持有的合同文本原件及其他相關證據;如果不能向法院提供合同文本原件,亦不能提供其他確有證明力的證據以否定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的真實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優勢證據原則,認定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真實。


裁判理由:

1.收條作為當事人之間收付款的書證、直接證據,對證明當事人之間收付款的事實具有一定的證明效力,但如果收條記載的內容與當事人之間實際收付款的時間、金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僅憑收條不足以充分證明實際收付款情況,人民法院還應結合匯款單、票據等資金結算憑證,對收條中記載的資金是否實際收付加以綜合判斷認定

——孫寶榮與楊煥香、廊坊愉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公司增資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7年第8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恰因返還投資款的數額產生紛爭。孫寶榮以楊煥香出具的載明其累計收到1.4億元的收條為據,主張已經累計支付了1.4億元投資款,因此訴請楊煥香返還1.4億元。楊煥香主張實際僅收到1億元投資款,扣除不應返還的2800萬元定金,其應返還孫寶榮7200萬元。對此爭議,本院結合雙方提交的證據具體分析認定如下:


(一)關於能否依據1.4億元收條認定孫寶榮實際支付了1.4億元投資款。收條作為當事人之間收付款的書證、直接證據,對證明當事人之間收付款的事實具有一定的證明效力。但是,由於收條記載的內容與當事人之間實際收付款的情形有時並不一致,因此僅以收條為據尚不足以充分證明實際收付款情況。特別是在大額資金往來中,除收條外,還應結合雙方的交易習慣、付款憑證、匯款單據等證據,對收條中記載的資金是否實際支付加以綜合判斷認定。


具體到本案,由於楊煥香與孫寶榮原系朋友關係,雙方基於相互的人身信賴,在資金往來中確實存在先打條、後付款的情形,因此收條記載的內容與款項實際支付情況並不完全相符。例如:2011年5月30日,楊煥香給孫寶榮出具收條:“今收到孫寶榮現金人民幣貳仟萬元整(¥20000000元),作為孫寶榮購買楊煥香持有的愉景公司35%股權的定金。”但實際上,收條中載明楊煥香已收到的500萬元定金在收條出具時孫寶榮並未支付,匯款憑證顯示,孫寶榮於2011年5月31日才將該500萬元匯付。2011年11月28日,楊煥香向孫寶榮出具“至今累計收到壹億肆仟萬元整”入股金的收條,但孫寶榮支付的入股金中有兩筆合計1591萬元系在2011年11月29日才匯入愉景公司賬户。因此,收條記載的“至今累計收到壹億肆仟萬元整”並不屬實。


綜上,本院認為,雖然楊煥香向孫寶榮出具了至今累計收到1.4億元的收條,但在收條記載的內容並不完全屬實且雙方就已付金額發生爭議的情況下,僅憑收條尚不足以認定孫寶榮實際支付了1.4億元投資款。


(二)關於楊煥香應否返還有爭議的4000萬元投資款。孫寶榮主張向楊煥香及愉景公司共支付了1.4億元投資款,並提供了通過銀行轉賬匯款12591萬元的憑證;另外1409萬元,孫寶榮主張以顧問費衝抵定金及投資款形式支付了1200萬元,以墊付項目工地垃圾清運費等雜費形式支付了209萬元。楊煥香認可孫寶榮通過銀行轉匯付款12591萬元,但辯稱其中的2591萬元是為了幫助孫寶榮融資而走的銀行軌跡,該筆款項已經返還給孫寶榮,孫寶榮實際只支付了1億元,對孫寶榮主張以顧問費衝抵1200萬元及代付雜費209萬元不予認可。由此可見,雙方的此項爭議集中在4000萬元投資款是否實際支付、應否返還上。


本院根據孫寶榮主張已經實際支付並應予返還的4000萬元投資款的構成情況,分析評判如下:關於孫寶榮主張以顧問費衝抵1200萬元投資款是否應予支持問題。2009年8月25日,楊煥香與孫寶榮簽訂《顧問諮詢協議》,約定楊煥香聘請孫寶榮為御景灣項目私人高級顧問,時間三年,顧問諮詢費共計100萬元。該協議特別約定:“本意向的任何修改,由雙方另行簽訂補充合同”。根據協議,楊煥香僅負有向孫寶榮支付100萬元顧問費的合同義務。


孫寶榮主張以1200萬元顧問費頂抵了投資款,但並沒有提供雙方已經變更《顧問諮詢協議》、提高顧問費金額的補充合同。原審庭審中,孫寶榮聲稱,楊煥香同意支付給孫寶榮的顧問費由100萬元變為1000萬元。但其訴請衝抵投資款的顧問費卻為1200萬元。


二審期間,楊煥香提供了孫寶榮出具的四張顧問費收條後,孫寶榮又稱,由於其顧問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變為住宅和商業用地,土地溢價4.5億元,因此楊煥香同意支付其顧問費4000萬元。但根據查明的事實,愉景公司早在2006年5月就已經掛牌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權,在2009年1月7日廊坊市市長辦公會上已經議定了該土地“可依據批准的規劃,按照商業和住宅用途分別確權登記。商業酒店與住宅項目應同時開工建設。”亦即在孫寶榮與楊煥香於2009年8月25日簽訂顧問合同之前,該土地的用途即已獲批為商業與住宅兩類,孫寶榮關於由於其顧問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變為住宅和商業用地的主張不能成立。因此,孫寶榮關於顧問費的説法前後莫衷一是,且無證據佐證,故本院對孫寶榮的主張實難採信。


從顧問費收條內容看,2011年6月16日的200萬元收條、2011年7月30日的800萬元收條、2011年8月25日的1000萬元收條均記載孫寶榮收到了楊煥香以現金支付的顧問費,這與孫寶榮主張以顧問費衝抵投資款的陳述不符,孫寶榮亦承認楊煥香從未以現金形式支付過顧問費。因此,顧問費收條記載的內容與客觀事實並不相符。4000萬元顧問費收條是由孫寶榮單方出具,4000萬元也沒有實際支付,據此不能證明楊煥香同意向孫寶榮支付4000萬元顧問費。電話錄音表明,楊煥香並不同意孫寶榮以顧問費收條作為支付入股金的憑證,對孫寶榮出具顧問費收條亦提出了異議。


故此,在孫寶榮沒有證據證明楊煥香同意變更顧問費以及雙方達成了以顧問費衝抵1200萬元投資款的情況下,孫寶榮辯稱以顧問費衝抵支付了1200萬元投資款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關於楊煥香和愉景公司返還的2591萬元是借款還是投資款問題。楊煥香及愉景公司在向孫寶榮一方付款2591萬元時在銀行付款憑證上並未指明款項用途,劉建秀出具的收款收據上雖然註明“還借款”和“還款”,但這只是收款方的單方意思表示,在雙方對還款用途產生爭議的情況下,根據舉證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應由孫寶榮對其主張的楊煥香返還的2591萬元系借款而非投資款承擔舉證責任,進一步舉證證明其與楊煥香之間、愉景公司與劉建秀之間存在2591萬元的借款關係。孫寶榮提供了自己以及其控制的廊坊中邦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與楊煥香以及楊煥香控制的公司之間存在借款關係的證據,但這些證據與孫寶榮主張的證明目的之間不具有關聯性,不足以證明孫寶榮與楊煥香之間、愉景公司與劉建秀之間此前存在2591萬元借款關係,孫寶榮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故此,本院對孫寶榮主張楊煥香返還的2591萬元為借款而非投資款不予認可。


關於209萬元垃圾清運費等雜費問題。孫寶榮主張,其代楊煥香支付了項目工地垃圾清運費等雜費209萬元,該筆款項包括在楊煥香最終決算出具的1.4億元總收條內,並提交了《垃圾清運合同》加以證明。本院認為,孫寶榮所提交的《垃圾清運合同》並不能證明其主張。從時間上看,楊煥香出具最終決算1.4億元的總收條在2011年11月28日,而《垃圾清運合同》則是在2011年12月3日才簽訂,合同約定的付款時間則是在垃圾清運完畢之後。因此,在楊煥香出具最終決算1.4億元的總收條時,垃圾清運合同尚未訂立,不存在需要墊付款的問題。從金額上看,《垃圾清運合同》約定的合同金額僅為23萬元,遠少於孫寶榮主張的墊付金額。況且,孫寶榮並未提供任何付款憑證,無法證明其實際墊付了209萬元雜費。故孫寶榮主張墊付了209萬元垃圾清運費等雜費並以其抵作了投資款證據不足,本院不予認可。


綜上,本院認為,依據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孫寶榮支付了1.4億元投資款,而僅能證明孫寶榮支付了1.2591億元,扣除已經返還的2591萬元,本院認定孫寶榮實際支付投資款本金為1億元。

2.對於政府機關及其他職能部門出具的證明材料,人民法院應當對其真實性、合法性以及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進行判斷,如上述證據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則不能作為人民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李明柏訴南京金陵置業發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6年第12期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裁判,無論是當事人提供的證據,還是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均應客觀真實的反映案件事實,並經雙方當事人質證後,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對於政府機關及其他職能部門出具的詢價意見、諮詢意見等證據材料,人民法院應當對其真實性、合法性以及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進行判斷,如上述證據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則不能作為人民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本案中,金陵置業公司違反合同約定,交付的房屋存在質量問題致李明柏不能正常居住,應承擔違約責任。李明柏請求以同期房屋租金為標準計算其因房屋質量問題而造成的實際損失,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關於租金損失的計算標準問題,原審法院以南京市江寧區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諮詢的意見作為涉案房屋的租金標準,並以此計算房屋租金損失,即 2010年涉案房屋租金認定為9000元/月,2011年認定為9900元/月。根據市場一般行情,決定房屋租賃價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房屋面積、户型、地理位置、裝潢檔次、周邊環境等因素,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詢價意見僅是認定房屋租賃價格的參考和證據材料,而不應成為認定涉案房屋租金標準的直接依據。


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房屋租金標準遠低於美仕別墅區位的同類房屋實際市場租賃價格,故該詢價標準不符合當時涉案房屋租賃市場價格的實際情形。因此,原審法院僅以向物價局的詢價標準來認定涉案房屋租金損失顯失公平,在計算涉案房屋租金實際損失時,應當綜合房屋市場租賃價格真實情況據實予以認定。而李明柏提交的同地段房屋租賃協議雖證明涉案小區有業主出租房屋租金可達到每月21 000元以上,但該租金價格僅繫個別業主根據自己房屋的區位及裝修情況,結合租房人的實際需求,協商達成的價格,並不具有普遍性。

3.合同在性質上屬於原始證據、直接證據,應當重視其相對於傳來證據、間接證據所具有的較高證明力,並將其作為確定當事人法律關係性質的邏輯起點和基本依據。若要否定書面證據所體現的法律關係,並確定當事人之間存在缺乏以書面證據為載體的其他民事法律關係,必須在證據審核方面給予更為審慎的分析研判。在兩種解讀結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場合,應朝着有利於書面證據所代表法律關係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傳達和樹立重諾守信的價值導向

——洪秀鳳與昆明安鋇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6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事法律關係是民事法律規範調整社會關係過程中形成的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係。除基於法律特別規定,民事法律關係的產生、變更、消滅,需要通過法律關係參與主體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判斷民事主體根據法律規範建立一定法律關係時所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目的在於明晰當事人權利義務的邊界、內容。


一項民事交易特別是類似本案重大交易的達成,往往存在複雜的背景,並非一蹴而就且一成不變。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於此間歷經某種變化並最終明確的情況並不鮮見。有些已經通過合同確立的交易行為,恰恰也經歷過當事人對法律關係性質的轉換過程。而基於各自訴訟利益考量,當事人交易形成過程中的細節並不都能獲得有效訴訟證據的支撐。


合同在性質上屬於原始證據、直接證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七條有關證據證明力認定原則的規定,其應作為確定當事人法律關係性質的邏輯起點和基本依據,應當重視其相對於傳來證據、間接證據所具有的較高證明力。僅可在確有充分證據證明當事人實際履行行為與書面合同文件表現的效果意思出現顯著差異時,才可依前者確定其間法律關係的性質。亦即,除在基於特定法政策考量,有必要在書面證據之外對相關事實予以進一步查證等情形,推翻書面證據之證明力應僅屬例外。


民事訴訟中的案件事實,應為能夠被有效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此外,透過解釋確定爭議法律關係的性質,應當秉持使爭議法律關係項下之權利義務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價值取向。


在沒有充分證據佐證當事人之間存在隱藏法律關係且該隱藏法律關係真實並終局地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的場合,不宜簡單否定既存外化法律關係對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體現和反映,避免當事人一方不當擺脱既定權利義務約束的結果出現。


此外,即便在兩種解讀結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場合,也應朝着有利於書面證據所代表法律關係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傳達和樹立重諾守信的價值導向。綜上,若要否定書面證據所體現的法律關係,並確定當事人之間存在缺乏以書面證據為載體的其他民事法律關係,必須在證據審核方面給予更為審慎的分析研判。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七條規定,“交易習慣”是指,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在交易行為當地或者某一領域、某一行業通常採用併為交易對方訂立合同時所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做法,或者當事人雙方經常使用的習慣做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針對“交易習慣”問題作出相關規定,其意旨側重於完善和補充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內容,增強當事人合同權利義務的確定性。而本案並不涉及運用交易習慣彌補當事人合同約定不明確、不完整所導致的權利義務確定性不足的問題。在前述立法意旨之外,運用“交易習慣”認定當事人交易行為之“可疑性”,應格外謹慎。


首先,關於房屋交付時間問題。案涉房產存在違反規劃超建樓層且尚未報批即行出售的事實,在此情況下,當事人約定在合同簽訂之日後近四個月時交付房產。而即便不考慮前述事實,在現房買賣情形中,如何約定交房期限方符合“交易習慣”,有無必要乃至是否形成“交易習慣”,同類一般交易判斷是否已經形成普遍共識,尚存較大疑問。


其次,關於房屋價格問題。拋開此節是否屬於“交易習慣”的問題,對不合理低價的判斷,亦須以當時當地房地產管理部門公佈的同等房地產之價格信息為參考依據。雖安鋇佳公司稱對其法定代表人張曉霞與張琳婕是否為親屬關係不得而知,但其確認張琳婕同張傳文(與張曉霞户籍遷移時間、原因,遷出及遷入地均相同)身份證號相同的事實。張琳婕與安鋇佳公司《商品房購銷合同》的備案登記,已於2014年4月22日(一審庭審時間為2014年9月23日)因退房原因被註銷。一審法院未查明相關事實,亦未對安鋇佳公司在一審庭審中所作陳述與前述合同約定單價出現明顯差異的事實給予必要關注,徑以雙方當事人約定價格明顯低於安鋇佳公司與張琳婕在案涉合同簽訂之日近30個月前所訂合同中約定價格為主要理由,否定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房屋買賣法律關係,理據不足。


此外,至本案當事人簽約時(2013年8月21日),昆明市進一步加強商品房預售管理實施意見已經在當地施行 (2011年1月1日生效)。根據該意見的前述相關規定,可以認定洪秀鳳所持本案交易價格符合合理區間的主張成立。


再次,關於付款問題。案涉合同約定的購房款支付方式為分期支付,但在洪秀鳳所為一次性支付及安鋇佳公司受領給付的共同作用下,應當認定其屬於合同履行之變更。將此種合同履行變更視作與正常買房人的付款習慣相悖,理據尚不充分。而洪秀鳳向安鋇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曉霞付款1900萬元,也符合該公司所出具付款委託書的要求。購房發票系當事人辦理房地產變更登記過程中所必需,一審法院認定安鋇佳公司此前先行開具購房款收據違背房屋買賣“交易習慣”,並得出當事人之間不存在房屋買賣法律關係的結論,缺乏足夠的事實和法律依據。對本案736萬元款項性質,雙方所述均無合同依據且無其他證據佐證。然據前所述及,也不宜基此通過解釋和推斷得出推翻書面證據所反映當事人法律關係存在的結論。


最後,關於借貸法律關係問題。洪秀鳳與安鋇佳公司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且已經備案登記,在實際履行過程中,雖然有些事實可能引發不同認識和判斷,但在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洪秀鳳與安鋇佳公司之間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係,且安鋇佳公司對其所主張民間借貸法律關係諸多核心要素的陳述並不一致的情況下,認定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係,缺乏充分的事實依據。


本案二審庭審時,當庭播放了沈漢卿與安鋇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曉霞於2014年11月10日(一審庭審之後)的通話錄音。其時,安鋇佳公司一審所持抗辯意見已經固定,但安鋇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曉霞在通話中對洪秀鳳之購房人身份卻是認可的。至於安鋇佳公司主張支付吳基協的1840萬元系其所歸還的借款本金問題,因其未提供任何證據支持,本院難予採信。如有爭議,當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徑解決。


證明標準是負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證明其所主張法律事實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本案中,洪秀鳳已經完成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房屋買賣法律關係的舉證證明責任,安鋇佳公司主張其與洪秀鳳之間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安鋇佳公司之舉證應當在證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而基於前述,安鋇佳公司為反駁洪秀鳳所主張事實所作舉證,沒有達到高度可能性之證明標準。較之高度可能性這一一般證明標準而言,合理懷疑排除屬於特殊證明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對排除合理懷疑原則適用的特殊類型民事案件範圍有明確規定。


一審法院認定雙方當事人一系列行為明顯不符合房屋買賣的“交易習慣”,進而基於合理懷疑得出其間系名為房屋買賣實為借貸民事法律關係的認定結論,沒有充分的事實及法律依據,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釋的規定精神,本院予以糾正。

4.印章真實不等於協議真實。協議形成行為與印章加蓋行為在性質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協議內容是雙方合意行為的表現形式,而印章加蓋行為是各方確認雙方合意內容的方式,二者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在證據意義上,印章真實一般即可推定協議真實,但在有證據否定或懷疑合意形成行為真實性的情況下,即不能根據印章的真實性直接推定協議的真實性。也就是説,印章在證明協議真實性上尚屬初步證據,人民法院認定協議的真實性需綜合考慮其他證據及事實

——陳呈浴與內蒙古昌宇石業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6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於5.3補充協議真實性的認定問題。2011年9月,陳呈浴以與昌宇公司存在5.3補充協議為據,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2011年,昌宇公司在本案管轄異議二審期間向福建高院對5.3補充協議上昌宇公司的真實性提出司法鑑定申請,經福建鼎立司法鑑定中心鑑定,鑑定意見為印章真實。


本案一審期間,昌宇公司又於2013年5月25日,向一審法院提出《司法鑑定申請書》,除再次對5.3補充協議上加蓋公章的真實性提出鑑定申請外,另提出對公章與文字形成的前後順序、文字形成日期、紙張日期進行鑑定的申請,一審法院經審查對昌宇公司再行提出印章真實性的鑑定申請不予支持,並無不當;但因公章與文字的前後順序、文字形成日期等對認定協議的真實性亦有重要影響,原審法院以公章與文字形成先後不影響協議真實性的判斷為由,不予支持,確有不當。


在5.3補充協議真實性的認定上,該協議加蓋的印章雖為真實,但因協議形成行為與印章加蓋行為具有相對獨立性,協議形成行為是雙方合意行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蓋行為是雙方確認雙方合意即協議的行為,二者相互關聯又相互獨立,在證據意義上,印章真實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為真實,但在有證據否定或懷疑合意形成行為真實性的情況下,即不能根據印章的真實性直接推定協議的真實性,也就是説,印章在證明協議真實性上尚屬初步證據,人民法院認定協議的真實性需綜合考慮其他證據及事實


本院認為,本案5.3補充協議的真實性有如下不足:


第一,5.3補充協議對5.1協議的風險負擔進行根本變更,不合常理,陳呈浴對此變更不能進行合理説明。根據2004年9月26日陳呈浴、劉景印與昌宇公司簽訂的《內部承包合同》,陳呈浴等在獲得採石生產、定價、銷售所屬礦山產品權利的同時,對生產、銷售活動中所需的資金、物力等均需自行解決,自行承擔在生產經營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責任;同時,陳呈浴等還需一次性給付50萬元開發補償費,並據商品荒料的價格按比例向昌宇公司交納補償金。可見,合作合同的風險主要在陳呈浴一方。


之後,雙方簽訂2005年5月1日《補充協議》,決定終止上述《內部承包合同》,該《補充協議》雖有昌宇公司同意以優惠條件與陳呈浴簽訂新合同之內容,但同年5月1日簽訂的5.1協議仍有陳呈浴負責生產、銷售活動的資金、人力、物力以及税金,承擔生產經營活動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各項責任義務等內容;同時,5.1協議還對協議履行期間陳呈浴不合理開採、開採權轉讓、不按約給付補償金等約定昌宇公司享有單方解除權,並約定因此造成的損失由陳呈浴自行承擔。


可見,陳呈浴與昌宇公司無論在前的《內部承包合同》還是在後根據昌宇公司給予陳呈浴優惠條件簽訂的5.1協議,合作風險幾乎全部由陳呈浴承擔。


但5.3補充協議對雙方合作合同期間的風險作了完全相反的約定,即合作合同風險完全轉移到昌宇公司一方。根據該5.3補充協議內容,無論協議有效或無效、昌宇公司單方或法院判定協議解除或終止,昌宇公司均有義務對陳呈浴除經營損失外的全部投入予以退還。同時,該《補充協議》有關剝奪他方鑑定申請權及明確訴訟管轄地等內容,進一步將風險完全轉移到昌宇公司一方。


本院認為,在合同當事人的締約地位並未改變,且依約昌宇公司全部礦山使用補償費僅240萬元的情況下,上述約定超出了合作協議的合理範圍,不合常情、常理;陳呈浴對僅時隔一天後簽訂5.3補充協議根本變更5.1協議內容,雖解釋是受到昌宇公司和他人所籤合同的影響,但並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支持,其解釋的可信性不足。


第二,5.3補充協議的基本內容存在矛盾,陳呈浴不能合理説明。5.3補充協議第二條規定5.1協議第一條中陳呈浴承擔的損失限定為“經營損失”,以與5.3補充協議第一條所涉“投資”相區分。實際上,所謂“經營損失”反映的是投資與收益的關係,而陳呈浴履行協議中所投入的生產經營成本性質上即為投資,5.3補充協議對此又明確約定為自行承擔,從而其主張自相矛盾。


再審庭審中,陳呈浴對協議正常履行條件下,生產經營成本與投資、生產經營風險不能作出合理説明;同時,其在法庭陳述中也表示主張投資是因為前期沒有產品產出而其開挖的風化層對之後的生產帶來了方便,如有產品產出,其投資和生產經營風險即自行承擔。可見,其主張的生產經營成本與投資無法區分,經營成本是其自願承擔範圍。


第三,陳呈浴在相關訴訟中從未提及5.3補充協議及管轄問題,不合常理。內蒙古自治區相關人民法院在審理陳呈浴與昌宇公司互為原被告的多起相關訴訟中,陳呈浴均未提及雙方曾簽訂有5.3補充協議,亦未就管轄法院提出異議,其雖解釋該5.3補充協議當時無法找到,是多年後在清理個人物品時偶然發現,但其前後陳述發現地點不一,結合該補充協議相關內容對雙方關係的重大影響,其解釋不合情理。


最後,5.3補充協議在形式上還存在甲方、乙方列法及明確協議份數的條款等與之前訂約習慣明顯差異的情況。綜上,根據5.3補充協議的內容、形式及該補充協議的形成過程和再審庭審查明陳呈浴在原審中隱瞞重大事實信息的不誠信行為,同時考慮昌宇公司一直否認自行加蓋印章且不持有該協議之抗辯意見,本院對5.3補充協議相關內容的真實性不予採信。

5.當事人在案件審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審理中作出的鑑定意見,只宜作為一般書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七十八條的規定,鑑定意見只能在本案審理中依法申請、形成和使用

——陳呈浴與內蒙古昌宇石業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6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於《鑑證報告》的採信及認定問題。根據再審期間本院查明的事實,原審法院採信呼市中院審理陳呈浴訴昌宇公司合作經營合同糾紛一案中委託興益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鑑證報告》作為認定陳呈浴實際損失的證據,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鑑證報告》是陳呈浴申請呼市中院委託興益會計師事務所所作鑑證,因陳呈浴申請撤訴,呼市中院已對該案作出撤訴處理。本案原審期間,陳呈浴並未向原審人民法院提出有關損失鑑定申請,原審法院將陳呈浴提供的該《鑑證報告》作為鑑定意見予以質證和認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屬適用法律錯誤。同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鑑定意見即使為原審法院依法委託,該鑑定意見在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原審法院亦應通知鑑定人出庭作證,否則不能採信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


第二,本案《鑑證報告》屬投入費用鑑證,不能作為認定投資損失事實的依據。該《鑑證報告》在內容上雖列明瞭陳呈浴開採期間開挖的土方量和石方量及各項費用,但並未説明開挖的石方量中有商品荒料及形成多少商品荒料,即並未包含產品產出情況。根據2005年6月,昌宇公司委託山西省地質科學研究所進行的《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榆樹溝村花崗巖礦區普查地質報告》及2005年9月8日內蒙古科瑞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榆樹溝村花崗巖礦區普查地質報告評審意見書》,均認為合作開採礦區礦體分佈穩定,覆蓋層或風化層較薄,裸露地表,陳呈浴所採礦區的平均圖解荒料率為 25.03%。上述地質普查報告及評審意見均為採礦的基本資料,陳呈浴作為合作採礦當事人,對此應該明知,其在履行相關開採協議期間並未提出異議。對此,本院予以採信。


昌宇公司主張《鑑證報告》所涉石方量中已有部分商品荒料產出,有一定可信性,且得到本院庭審查明事實的佐證,陳呈浴認為沒有礦石產品產出,故意隱瞞重要案件事實,違背誠實信用的訴訟原則,對其陳述不予採信。


再審期間,陳呈浴於2014年7月20日委託中國冶金地質總局內蒙古地質勘查院所作《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榆樹溝花崗巖礦區覆蓋層調查報告》亦對礦區礦體的荒料率予以了調查,但該報告為陳呈浴單方委託,且勘測的是已經開挖的礦坑,礦體因開採已經破壞,無法予以認證,對此,本院不予採信。

6.按照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旅遊經營者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證據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形成的,該證據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完成公證、認證手續;在香港、澳門特區或台灣地區形成的,應當履行相關的證明手續

——陳明、徐炎芳、陳潔訴上海攜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旅遊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5年第4期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關於“損失已實際產生”和“損失的合理性”的舉證責任在於攜程旅行社,如舉證不力,則由攜程旅行社承擔不利後果。綜觀攜程旅行社的證據材料,不論在證據的效力和證據的證明力上,以及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上,都均無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證據優勢。


攜程旅行社為其酒店費用損失提供了相關證據,但“收費證明”、“取消政策”等境外證據未經公證、認證,部分證據無翻譯件,形式上明顯存有瑕疵,難以證明攜程旅行社實際發生了酒店費用的支出;攜程旅行社雖辯稱其扣除的金額中還包括了已經支付的簽證費和保險費,但其未提供支付憑證。


法院在二審期間再次給予攜程旅行社一個月的舉證期限補充、補強相關證據,但其未能進一步有效舉證,未提供經過公證、認證的境外證據,僅提供了與歐洲之星公司的郵件往來、報備文件,證明力較弱,難以印證損失已經實際產生並屬合理,且均未得到陳明、徐炎芳、陳潔的認可;鑑於攜程旅行社扣除相關費用欠缺證據證明,故陳明、徐炎芳、陳潔的上訴請求中部分內容應予以支持。


經二審法院核算,攜程旅行社應退還陳明、徐炎芳、陳潔旅遊費22 895.10元(旅遊費合計55 326元—已退款29 751元—應承擔的違約金2679.90元)。


被上訴人攜程旅行社作為從事旅遊服務業務的專業公司,在提供旅遊服務的過程中,送籤、辦理保險、訂房、交通等均由其安排,其在本案中應當有能力提供實際損失的確鑿證據,但攜程旅行社卻怠於舉證,由此產生的不利後果應由其自行承擔。

7.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

——華鎮名與孫海濤、吉林市軒宇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4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孫海濤在再審申請時提出,其作為消費者依法對訟爭網點享有的是一種居住的優先權,只要查明其沒有與軒宇公司串通損害軒宇公司的債權人即華鎮名的合法利益,即應支持其抗辯,駁回華鎮名許可執行訟爭網點的訴訟請求。本院認為,該申請理由不能成立。原因在於:


(一)孫海濤沒有在2006年3月2日支付訟爭網點的價款105 462元。孫海濤一審期間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證據。二審期間,其提交了兩份新證據:證據一、現金支票存根5份,證明孫海濤一共在銀行提了 20萬元現金,並且在3月2日向軒宇公司一次支付;證據二、註冊資本實收明細表和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用於印證證據一。華鎮名質證稱:1.兩份證據不屬於新證據。2.不能體現錢款的用途。3.支票的主體是公司,應該認定為公司行為而不是孫海濤的行為。4.取款時間均發生在2006年2月份,和交款的時間間隔過長。本院認為,華鎮名對此抗辯是成立的。理由在於:


第一,本院詢問時,孫海濤陳述是“先交錢,後籤合同”,明顯違背常理。一般人購買網點這樣的不動產哪有合同都沒簽,就先支付價款的。本案合同價款105 462元,如果不籤合同,這個有整有零的合同價款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第二,孫海濤與軒宇公司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本身疑點也很多。


首先,孫海濤陳述合同尾部的“孫海濤”三個字是其妻代簽的。孫海濤解釋其理由是“因為我之前住院,身體不好”,“我寫字難看”。在本院詢問“對方知道你們是夫妻關係嗎”,孫海濤回答:“知道”。上述回答,令人生疑。對於一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對於簽約時在現場的人,僅需在簽約時寫下自己的名字和簽字時間,身體不好、寫字難看能夠成為孫海濤讓其妻代簽字的正當理由嗎?此外,如果軒宇公司知道孫海濤和其妻是夫妻關係,那用其妻的名義購買網點也行,何必多此一舉,用孫海濤的名義呢?!正常情況下軒宇公司應該讓在場的合同的對方當事人孫海濤本人簽字。只有在極其罕見的特殊情況下,軒宇公司才會讓在場的孫海濤的妻子代簽字,且此時必須複印結婚證作為證據。如果不知道他們兩人的關係,如果要證明,那要出示結婚證並複印,與其這樣麻煩,還不如孫海濤自己在合同上簽字,因為簽字只是吹灰之力的事情。可見,孫海濤關於其妻代簽字的陳述違背日常生活經驗。


其次,合同尾部“孫海濤”簽字下面沒有寫明年月日,不符合簽訂合同時簽字後馬上書寫年月日的一般簽字習慣,也與日常生活經驗相悖。再次,合同的很多重要內容空白,如:1.付款方式及期限;2.買受人逾期付款的違約責任;3.出賣人應當將具備何種條件的網點交付買受人使用,如該網點經驗收合格,等等;4.雙方如何交接網點。出賣人不出示證明文件或出示證明文件不齊全,買受人是否有權拒絕交接;5.出賣人逾期交房的違約責任;6.關於產權登記的約定。最後,合同第三條約定,涉案房屋平面圖見本合同附件一,房號以附件一上表示為準。但該合同並沒有“附件一”。


第三,支票的主體不是孫海濤,而是公司。該款的所有權屬於公司,而不屬於孫海濤。孫海濤並沒有舉出其從該公司借款的證據。


第四,用支票提取現金的時間是2月 5日、6日、7日、9日、10日,金額共計20萬元,但孫海濤陳述支付訟爭網點價款的時間是3月2日,期間相差20多天。也就是説,孫海濤將20萬元現金放在家裏有 20多天時間,明顯不合常理。這是因為,難道20多天前孫海濤就和軒宇公司協商好了要在3月2日購買訟爭網點?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不在3月2日當天或者前幾天開出支票取現?或者將支票直接背書給軒宇公司?如果20多天前沒有協商好,那麼孫海濤舉出的證據的證明力就非常弱,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關於“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的規定,僅此證據不能讓本院確信這些現金是用來支付訟爭網點的價款的。


第五,軒宇公司沒有出具正式發票,而是臨時收據。軒宇公司並沒有所售網點的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自然人一次支付10餘萬元從這樣的公司購買不動產,屬於重大行為,風險自然很大。面對風險很大的行為,孫海濤本應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但其不防範,不要求軒宇公司開具正式發票,令人生疑,因為臨時收據可以不入賬,是臨時用的,而正式發票必須入賬,是正式的,也有據可查。


第六,更為重要的是,收據本身也漏洞百出。1.大小寫數額不一致。小寫的數額是合同金額“105 462”元,但大寫的數額卻是“壹拾萬零伍仟”,後面沒有“肆佰陸拾貳元整”。對此明顯的不一致,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孫海濤為什麼不要求軒宇公司重寫呢?2.財會主管、記賬、出納、審核、經辦欄等皆為空白。為什麼收款單位上述人員沒有一個人簽字呢?特別是經辦人應當簽字。孫海濤對此為什麼不提出來呢?這明顯不符合收款單位的工作人員書寫收據的通常做法;3.落款年月日前皆為空白。這也與收款單位的工作人員書寫收據的通常做法不符;4.公章並沒有蓋在左下角的“單位蓋章”處,而是蓋在收據的中部偏右處。


第七,鑑於軒宇公司承認收到該款的收據本身漏洞百出,該證據系孤證,沒有任何入賬記錄佐證,且軒宇公司與華鎮名具有利害關係,本院不能確信軒宇公司確實收到該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條關於“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份關係的案件除外”的規定,自認的效果僅適用於訴訟的相互對立的雙方當事人之間,而不能適用於第三人。換言之,第三人不受該自認的約束。本案中,原告是華鎮名,被告是孫海濤和軒宇公司。孫海濤和軒宇公司在本案中不僅不是相互對立的一方,而且其訴訟目的一致,就是阻止華鎮名對訟爭網點的強制執行,故軒宇公司對於孫海濤交付其網點價款的自認,對華鎮名沒有約束力。因此,僅有軒宇公司的自認,而沒有軒宇公司其他證據如入賬記錄佐證,加之自認的孤證不是正式發票,而是收據,收據本身也漏洞百出,本院不能確信軒宇公司收到該款。


第八,因為孫海濤關於軒宇公司交付鑰匙的陳述虛假,而其所舉出的收據本身因存在多處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的地方,不能讓本院形成其在2006年3月2日已經支付價款的內心確信,所以其關於支付合同價款的陳述,虛假的可能性很大。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綜合考慮以上八點因素,本院認定,孫海濤在 2006年3月2日並沒有向軒宇公司交付 105 462元網點價款。

8.出借人僅提供借據佐證借貸關係的,應深入調查輔助性事實以判斷借貸合意的真實性,如舉債的必要性、款項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無法提供證據證明借款交付事實的,應綜合考慮出借人的經濟狀況、資金來源、交付方式、在場見證人等因素判斷當事人陳述的可信度。對於大額借款僅有借據而無任何交付憑證、當事人陳述有重大疑點或矛盾之處的,應依據證據規則認定“出借人”未完成舉證義務,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趙俊訴項會敏、何雪琴民間借貸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4年第12期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係成立並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故原告趙俊主張其與被告項會敏之間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關係,其應就雙方之間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實際交付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現原告提供《借條》意在證明其與項會敏之間存在借款的合意。關於借款交付,其主張因其無使用銀行卡的習慣,故家中常年放置大量現金,200 000元系以現金形式一次性交付給項會敏。對於原告的上述主張,被告項會敏均表示認可,並稱其收到借款後同樣以現金形式存放,並於2007年8月2日以其中的10萬元提前歸還房屋貸款。被告何雪琴則明確否認涉案借款的真實性。


本案中,首先,原告趙俊在本案中雖表示向被告項會敏主張還款,但項會敏辯稱涉案借款用於兩被告夫妻共同生活,應由兩被告共同償還。


事實上,經法院調查,在兩被告的第三次離婚訴訟中,項會敏也始終將本案借款作為夫妻共同債務要求何雪琴承擔相應的還款責任。基於本案處理結果與何雪琴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法院依法將其追加其為第三人蔘加訴訟。後因項會敏的上述抗辯,原告申請追加何雪琴為被告。在此過程中,原告及項會敏一再反對何雪琴參加本案訴訟,不僅缺乏法律依據,亦有違常理。何雪琴作為本案被告以及利害關係人,當然有權就係爭借款陳述意見並提出抗辯主張。


其次,基於兩被告目前的婚姻狀況以及利益衝突,被告項會敏對係爭借款的認可,顯然亦不能當然地產生兩被告自認債務的法律效果。並且,項會敏稱其於2007年8月2日用涉案借款中的100 000元提前歸還房貸。


然而,經法院依職權調查,項會敏銀行交易紀錄卻顯示當天有100 000元存款從其名下銀行賬户支取,與其歸還的銀行貸款在時間、金額上具有對應性。此外,項會敏銀行賬户在同期存有十餘萬元存款,其購房銀行貸款也享有利率的七折優惠,再以5%的年利率向他人借款用以衝抵該銀行貸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案於2013年3月7日開庭時,項會敏經法院合法傳喚明確表示拒絕到庭。上述事實和行為足以對項會敏相關陳述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故基於以上原因,原告趙俊仍需就其與項會敏之間借貸關係成立並生效的事實,承擔相應的舉證義務。


再次,原告趙俊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產,且從事經營活動,故其具有相應的現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被告項會敏出借200 000元時,其本人因購房負擔着鉅額銀行貸款。為此,法院給予原告合理的舉證期限,要求其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其資產狀況和現金出借能力,並釋明逾期舉證的法律後果。嗣後,原告明確表示拒絕提供相應的證據。


法院認為,原告明確表示放棄繼續舉證權利,而其提供的現有證據亦並未能證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實以及原告本人的資金出借能力,其陳述的借款過程亦不符合常理,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對於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於項會敏個人對涉案借款的認可,因其與原告之間對此並無爭議,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償,法院對此不予處理。

9.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決定所依據的主要證據,雖然可以在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但由於交通事故認定結論的依據是相應行政法規,運用的歸責原則具有特殊性,與民事訴訟中關於侵權行為認定的法律依據、歸責原則有所區別。交通事故責任不完全等同於民事法律賠償責任,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案件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行為人在侵權行為中的過錯程度,應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根據民事訴訟的歸責原則進行綜合認定

——葛宇斐訴沈丘縣汽車運輸有限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0年第11期


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中,雖然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認定涉案事故屬於交通意外事故,但是交通意外事故並不等同於民法上的意外事件,交通事故責任並不等同於民事法律賠償責任。民事侵權賠償責任的分配不應當單純以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的交通事故責任劃分來確定,而應當從損害行為、損害後果、行為與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及主觀方面的過錯程度等方面綜合考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駕駛人駕駛機動車上道路行駛前,應當對機動車的安全技術性能進行認真檢查;不得駕駛安全設施不全或者機件不符合技術標準等具有安全隱患的機動車。”本案中,鮑士許在駕駛車輛碼錶已損壞的情況下,仍將具有安全隱患的車輛駛入高速公路,主觀上具有過失。


涉案車輛發生爆胎後,鮑士許在車輛制動、路面情況均正常且車輛系空載的情況下,未能採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導致車輛撞斷隔離帶護欄後衝入逆向車道,與正常行駛的葛信國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致使葛宇斐受傷。鮑士許的不當行為與損害事實的發生存在因果關係,其主觀上亦存在一定過失,葛信國駕車系正常行駛,主觀上不存在任何過錯。


鮑士許系沈丘汽運公司僱用的司機,案發時正在履行職務,因此涉案事故的法律後果應當由沈丘汽運公司負擔,沈丘汽運公司應對葛宇斐受傷後的合理經濟損失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認為事故系交通意外事故,鮑士許在事故發生時無過錯,主張應當在交強險無責任賠償限額內賠償,是對民法上“過錯”含義的片面理解,沈丘汽運公司應對損害後果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應在交強險責任賠償限額內賠償葛宇斐的經濟損失。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鑑定結論,及時製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並送達當事人。”根據該規定,交通事故認定書本身並非行政決定,而是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決定所依據的主要證據。


交通事故認定書中交通事故責任的認定,主要是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在分析判斷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時,與民事審判中分析判斷侵權案件適用全部民事法規進行分析有所區別,而且,認定交通事故責任的歸責原則與民事訴訟中侵權案件的歸責原則不完全相同。


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當事人的行為對發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過錯的嚴重程度,確定當事人的責任。”從交通事故認定書劃分責任的依據看,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認定交通事故的責任有兩個因素,即行為人對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過錯的嚴重程度。前述條款中的“作用”與“過錯”並列,與民法中的“過錯”不是同一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為人有同等的過錯不一定承擔同等的責任,過錯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責任人。


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當事人故意破壞、偽造現場、毀滅證據的,承擔全部責任。”該規定中,此類交通事故歸責的依據不是發生侵權行為時的過錯大小,而是侵權行為發生後其他違法行為。因此,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進行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時歸責方法與民法上的歸責原則存在區別


此外,在舉證責任負擔、責任人的範圍等方面,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也與民事訴訟存在不同之處。


綜上,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決定所依據的主要證據,雖然可以在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但由於交通事故認定與民事訴訟中關於侵權行為認定的法律依據、歸責原則有所區別,同時,交通事故責任也不等同於民事法律賠償責任,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行為人在侵權行為中的過錯程度,應當結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證據,根據民事訴訟的歸責原則進行綜合認定。


本案中,鮑士許在駕駛車輛碼錶已損壞的情況下,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將具有安全隱患的車輛駛入高速公路。肇事車輛發生爆胎後,鮑士許在車輛制動、路面情況均正常且車輛系空載的情況下,未能採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導致車輛撞斷隔離帶護欄後衝入逆向車道,與正常行駛葛信國駕駛的車輛發生碰撞,致使車內被上訴人葛宇斐受傷。該起事故的發生並非不能預見,事故後果並非不可避免。因此,應當認定鮑士許有過錯,其不當行為與損害事實的發生存在因果關係,葛信國駕駛的車輛正常行駛,車內的葛宇斐無過錯。一審對此認定準確,應予維持。

10.簽訂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主張對方向法院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不真實,即應當向法院提供自己持有的合同文本原件及其他相關證據;如果不能向法院提供合同文本原件,亦不能提供其他確有證明力的證據以否定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的真實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優勢證據原則,認定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真實

——福建三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6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十條及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書證的,應當提供原件,並在人民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地完成舉證義務。據此,三木公司作為《協議書》簽約一方主體,對其主張的合同撤銷權負有法律上履行提供《協議書》原件的義務,但三木公司自始未能提供《協議書》原件,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煌星公司的《協議書》原件非真實製作而成以及內容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


關於三木公司提供的申達公司出具的《説明》是否具有證明力的問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的規定,申達公司作為知曉案件事實的證人,有義務出庭作證,作為《協議書》簽約一方亦應當出具《協議書》原件,以證實三木公司持有的《協議書》複印件與原件無異,但申達公司沒有就三木公司與煌星公司爭議的待證事實出庭或提供《協議書》原件,因此,申達公司出具的《證明》不具有證明力,不予採納。


關於高德公司、華天公司為三木公司出具的《擔保函》的證明力問題。三木公司提供的《協議書》內容沒有南南公司作為擔保人提供擔保的約定,三木公司亦未能就南南公司知道並認可高德公司、華天公司為其履行《協議書》作擔保的事實進行舉證證明。且其《擔保函》內容不能證明煌星公司對三木公司存在欺詐的事實是否存在或真實。因此,該《擔保函》亦不能作為證據採納。


在雙方當事人對《協議書》的形式與內容主張不一,三木公司作為簽約一方又不能提供《協議書》原件或相反證據證明煌星公司《協議書》原件不真實的情況下,一審法院依據優勢證據原則認定煌星公司提供的《協議書》原件,能夠證明《協議書》第五條關於“由於三木公司所購買的煌星大廈的房產為在建工程,並已作為投資投入南南公司作為資本”的內容,為三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並以此作為認定三木公司知道煌星公司已將三份《商品房合同》項下房產作為投資投入南南公司的證據採納,並無不當。故對三木公司關於煌星公司持有的《協議書》原件內容為其變造,並對其隱瞞了該事實,已構成欺詐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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