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公報刊載刑民交叉案件裁判要旨彙總(2001-2014)

小甘讀判例甘國明2018-04-25 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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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賓館內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引起的刑事和民事責任,不構成共同侵權,賓館能證明自己確實認真履行了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義務後,可以不承擔責任,賓館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約定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王利毅、張麗霞訴上海銀河賓館賠償糾紛案(審結日期:2001.01.17 )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王翰在賓館內被害、財物被劫,是仝瑞寶犯罪的直接、必然結果。該犯罪結果所引起的刑事和民事侵權責任,只有仝瑞寶才應當承擔。銀河賓館與仝瑞寶的犯罪行為既沒有主觀上的共同故意,又沒有客觀上的行為牽連。銀河賓館的行為雖有不當之處,但這些行為不會必然地導致王翰死亡。因此,銀河賓館與仝瑞寶不構成共同侵權,不應當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王利毅、張麗霞主張銀河賓館承擔侵權民事責任,缺乏法律依據。自王翰登記入住銀河賓館起,王翰就與上訴人銀河賓館形成了以住宿、服務為內容的合同關係。在此合同中,銀河賓館除應履行向王翰提供與其四星級收費標準相應的房間設施及服務的義務外,還應履行保護王翰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王翰是在賓館內被犯罪分子殺害的。由於刑事犯罪的突發性、不可預測性和犯罪手段的多樣化,作為賓館來説,儘管認真履行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此類犯罪事件在賓館內發生。因此,一旦此類犯罪事件發生,不能以賓館承擔着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附隨義務,就一概認為賓館負有責任,具體情況必須具體分析。對犯罪造成的危害結果,根據罪責自負的原則,必須由犯罪分子承擔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責任。賓館能證明自己確實認真履行了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義務後,可以不承擔責任。銀河賓館作為四星級賓館,已經具備了將賓館大堂等公共活動區與旅客住宿區隔離的條件。賓館不需要也不可能對進入賓館大堂等公共活動區的所有人員進行盤查、登記。但是為了住宿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賓館必須、也有條件對所有進入住宿區的不熟識人給予充分注意,在不乏熱情的接待、詢問中瞭解此類人員的動向,以及時發現並遏止其中一些人的犯罪企圖,保護旅客的安全。事實證明,銀河賓館並沒有配備專門人員負責此項工作,以至罪犯仝瑞寶出入王翰所在的住宿區時,均沒有遇到過賓館工作人員,更談不上受到注意與詢問,因而才能順利進入客房作案,作案後又從容逃脱,王翰的屍體在第二天才被發現。銀河賓館不在旅客住宿區配備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是其工作中的一大失誤,這一失誤已將旅客置於極不安全的境地,這也是仝瑞寶將銀河賓館選作犯罪地點的根本原因。銀河賓館雖然在住宿區每個樓層的電梯口都安裝了電視監控設備,但是當監控設備已經反映出仝瑞寶為等待犯罪時機在不到兩小時內7次上下賓館電梯時,賓館工作人員不能對這一異常舉動給予密切注意。事實證明,由於出入電梯間的客流量較大,這一措施對及時保護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並不奏效。銀河賓館沒有全面、認真地履行合同義務,自應承擔違約責任。銀河賓館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的約定,以至使旅客王翰陷入危險的環境,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但是應當指出,銀河賓館依法只對其在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王翰被害及其財產被劫的損失,必須由殺害王翰的犯罪分子仝瑞寶承擔。還應當指出,王翰作為旅客,時刻注意保護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是她在訂立住宿合同後應當履行的合同附隨義務。王翰未能充分了解和利用賓館提供的安全設施,以至給仝瑞寶的犯罪提供了條件,在履行合同附隨義務中也有過失,因此可以酌減銀河賓館的違約賠償數額。

2刑事犯罪對顧客人身、財產的侵害一旦發生,只能從經營者是否盡到合理的謹慎注意義務來判斷其是否違約;當經營者無過錯時,應當考慮適用公平責任原則對被害人予以適當救濟

——李萍、龔念訴五月花公司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審結日期:2001.11.26)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五月花公司作為消費與服務合同中的經營者,除應該全面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外,還應當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條的規定,履行保護消費者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附隨義務。為了履行這一附隨義務,經營者必須根據本行業的性質、特點和條件,隨時、謹慎地注意保護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但由於刑事犯罪的突發性、隱蔽性以及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多樣化,即使經營者給予應有的注意和防範,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刑事犯罪對顧客人身、財產的侵害。這種侵害一旦發生,只能從經營者是否盡到合理的謹慎注意義務來判斷其是否違約。五月花餐廳接受顧客自帶酒水到餐廳就餐,是行業習慣使然。對顧客帶進餐廳的酒類產品,根據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還沒有必要、也沒有條件要求經營者採取象乘坐飛機一樣嚴格的安全檢查措施。由於這個爆炸物的外包裝酷似真酒,一般人憑肉眼難以識別。攜帶這個爆炸物的顧客曾經將其放置在自己家中一段時都未能發現危險,因此要求服務員在開啟酒盒蓋時必須作出存在危險的判斷,是強人所難。五月花餐廳通過履行合理的謹慎注意義務,不可能識別偽裝成酒的爆炸物,因此不存在違約行為。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經營者應當對自己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承擔責任,這自然不包括對消費者自帶的用品負責。李萍、龔念一家在五月花餐廳就餐廳時,被倒塌的木板隔牆撞壓致死、致傷。木板隔牆倒塌是犯罪分子製造的爆炸所引起,其責任自應由犯罪分子承擔。五月花公司既與犯罪分子沒有侵權的共同故意,更沒有實施共同的侵權行為,不能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認定五月花公司侵權。五月花公司在本案中既沒有違約也沒有侵權,不能以違約或者侵權的法律事由判令五月花公司承擔民事責任。五月花公司與李萍、龔念同在本次爆炸事件中同遭不幸,現在加害人雖已被抓獲,但由於其沒有經濟賠償能力,雙方當事人同時面臨無法獲得全額賠償的局面。在此情況下應當看到,五月花公司作為企業法人,是為實現營利目的才允許顧客自帶酒水,並由此引出餐廳爆炸事件,餐廳的木板隔牆不能抵禦此次爆炸,倒塌後使李萍、龔念一家無辜受害。五月花公司在此爆炸事件中雖無法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過錯,但也不是與李萍、龔念一家受侵害事件毫無關係。還應當看到,雙方當事人雖然同在此次事件中受害,但李萍、龔念一家是在實施有利於五月花公司獲利的就餐行為時使自己的生存權益受損,五月花公司受損的則主要是自己的經營利益。二者相比,李萍、龔念受到的損害比五月花公司更為深重,社會各界(包括五月花公司本身)都對李萍、龔念一家的遭遇深表同情。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57條中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但一方是在為對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受到損害的,可以責令對方或者受益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根據這一規定和李萍、龔念一家的經濟狀況,為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受損結果,酌情由五月花公司給李萍、龔念補償一部分經濟損失,是適當的。

3即使涉案人員有犯罪嫌疑,也不影響其依據合法有效的合同法律關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

——華埠經濟貿易公司與中國外運山東威海公司等船舶進口代理合同、廢鋼船買賣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02.05.21)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華埠公司在簽訂易貨貿易合同後又與俄方簽訂現匯貿易合同,並在履行合同過程中,諸多行為與易貨貿易合同相悖而與現匯貿易合同吻合。並且,俄方在一審時申請參加訴訟的詢問筆錄中承認其與華埠公司實為現匯貿易,實際交易額為447005美元。華埠公司欺騙海關,偽報貿易性質及交易價格,偷逃關税數額巨大,已涉嫌構成走私犯罪。原木材公司事後知道華埠公司偽報貿易性質、瞞關走私,仍積極參與並直接與俄方訂立非法現匯買賣合同、偷逃關税、轉賣走私貨物牟取暴利,其行為亦涉嫌構成走私犯罪。威海外運事後亦知道華埠公司及原木材公司的違法行為,仍為其進行代理報關,也有一定錯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華埠公司的起訴;本案移送公安機關處理。但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即使涉案人員有犯罪嫌疑,也不影響華埠公司依據合法有效的合同法律關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對威海外運和原木材公司提起訴訟。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規定,人民法院對本案民事糾紛仍然可以審理。原審法院再審裁定適用法律錯誤,裁定駁回華埠公司的起訴,將本案全案移送公安機關不當。

4在民刑交叉案件中,處理民事糾紛應當考慮刑事判決中所認定的基本事實,行為人過錯是導致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的,應對其過錯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中心訴中國銀行新疆分行存單糾紛案(審結日期:2004.04.28)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涉及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交叉的問題。本院將本案發回重審時,原審法院尚未作出刑事判決。重審期間,原審法院查清了本案的有關事實並已作出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根據該判決所認定的基本事實,蔣景樹夥同張朝鈞、韓凱採取偽造進賬單和定期存款證實書的辦法,騙取社保中心的款項,其行為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原審法院在判處上述張朝鈞等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同時,還判決將追繳的贓款70萬元以及一輛海南馬自達轎車發還給社保中心。處理本案民事糾紛應當考慮刑事判決中所認定的基本事實。原審判決認定社保中心與新疆中行之間不存在真實的存款關係並無不當。但是,社保中心與新疆中行之間不存在真實的存款關係,只能説明雙方之間不存在合同關係以及新疆中行不存在應當承擔合同責任的問題,憑此並不能必然得出新疆中行對本案不應當承擔任何民事責任的結論。基於蔣景樹、張朝鈞、韓凱的犯罪行為,僑匯公司佔有本案8170200元款項,沒有合法依據,其應當將該款項返還給社保中心。原審判決僑匯公司向社保中心返還8170200元及利息並無不當。至於新疆中行是否應當對本案承擔民事責任,涉及新疆中行對於張朝鈞等人的詐騙得逞是否存在過錯問題。從本案基本事實看,在本案行為發生以前,張朝鈞雖於1998年3月27日被烏市中行予以開除,但新疆中行並未收繳張朝鈞的工作證,以致於張朝鈞仍以烏市中行天山辦事處副主任的身份並持該行工作證到社保中心攬儲;特別是張朝鈞交給社保中心一張加蓋有烏市中行黑龍江分理處業務專用章的定期存款證實書,對於該證實書上加蓋的公章的真偽問題,原審法院委託該院技術室所作的鑑定結論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委託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所作的鑑定結論是基本吻合的,上述兩次鑑定結論與張朝鈞的供述也基本一致,故應當認定定期存款證實書上加蓋的烏市中行黑龍江分理處業務專用章是真實的。既然張朝鈞在被烏市中行開除公職以後還能夠使用加蓋單位公章的定期存款證實書,這説明烏市中行在管理上存在過錯,而且這種過錯是導致張朝鈞等人詐騙得逞的重要原因。故新疆中行應對其過錯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社保中心未到銀行櫃枱辦理存款手續,其輕信張朝鈞等人的所為,也説明其有過錯,應當自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5銀行卡片遺失、密碼失密後卡內資金被盜取,系犯罪分子所為,但銀行沒有依照儲蓄合同履行保證支付、保障儲户取款自由以及保密義務,構成違約

——周培棟訴江東農行儲蓄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04.07.28)

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周培棟向江東農行的營業員聲明其不會使用借記卡在自動取款機上取款,已經失去了正確使用的前提。江東農行提供的自動取款機,周圍無防護措施,無法保證使用人在使用中密碼不被偷窺,借記卡不被調包。因此,本案的卡片遺失與密碼失密,並非完全是持卡人自己的過失造成。周培棟與江東農行之間存在儲蓄合同關係,該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且內容合法,屬有效合同,雙方均應當嚴格按照合同約定履行各自的合同義務。當然,卡片遺失、密碼失密後卡內資金被盜取,系犯罪分子所為,但是本案中,銀行沒有依照儲蓄合同履行保證支付、保障儲户取款自由以及保密義務,構成違約。周培棟以儲户身份提起儲蓄合同違約之訴,江東農行應當承擔相應違約責任。江東農行未能履行保證支付義務,提供自動取款機服務方式存在安全保護瑕疵以及未能及時辦理掛失手續,是造成儲户周培棟儲蓄卡被調包、密碼遺失、存款丟失的主要原因,而周培棟不慎遺失銀行卡和密碼,對損失的造成亦有一定的過錯。

6商業銀行未能及時履行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交易場所安全的義務,是犯罪分子使用盜碼器得逞的主要原因,商業銀行應當承擔責任

——顧某訴上海交行儲蓄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04.12.20)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顧某是一個普通的借記卡持有人,對自助銀行的設施不具有專業知識。顧某在使用中國銀行上海市南京東路支行所設的自助銀行時,雖然注意到該自助銀行的門禁處多了一個新裝置,但在該自助銀行沒有操作規範、使用説明和風險提示的情況下,顧某無法識別這個新裝置究竟是銀行對門禁系統的改進設施,還是犯罪分子的犯罪工具,以致其借記卡信息和密碼被竊取。顧某發現借記卡內的資金短少後馬上報警,並及時採取了相關措施。顧某的借記卡和密碼未丟失,也未委託他人使用,故對借記卡信息和密碼被泄露,顧某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責任。顯然,商業銀行未能及時履行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交易場所安全的義務,是犯罪分子使用盜碼器得逞的主要原因,商業銀行應當承擔責任。上海交行因向顧某發行了太平洋借記卡,而與顧某存在儲蓄合同關係。凡因涉案借記卡發生的每一筆交易,都應該是在上海交行與顧某之間進行。犯罪分子利用竊取的借記卡信息和密碼偽造成借記卡到ATM機上取款。由於商業銀行在推出ATM機時,沒有給ATM機賦予識別借記卡真偽的功能,以至ATM機向持偽卡的犯罪分子付款。此時,作為儲蓄合同憑證的真借記卡沒有用於交易。這是犯罪分子利用偽卡欺騙商業銀行,不能視作商業銀行與顧某成就一筆交易。由儲户在借記卡上設立自己能掌握和控制的密碼,是保障儲户存款安全和防範犯罪的一個手段。但本案事實證明,儘管儲户遵守保密義務,犯罪分子仍然能破解和利用儲户設立的密碼。在技術不斷進步且犯罪手段也不斷變化的今天,不具體分析失密的原因,不考慮儲户是否存在過錯,一概以“凡是通過交易密碼發生的一切交易,均應視為持卡人親自所為,銀行不應承擔責任”這一格式條款作為銀行的免責理由進行抗辯,把一些本應由銀行承擔的責任也推向儲户,無疑加重了儲户責任,有違公平原則,被告的這一抗辯理由難以成立。上海交行向顧某發行的太平洋借記卡,其上有“銀聯”聯網標識,能在具有全國銀行卡聯合組織成員資格的其他銀行進行跨行交易。在跨行交易中,其他銀行是上海交行的代理行,與顧某不存在直接的合同關係。顧某因在其他商業銀行使用自助銀行而與銀行發生的儲蓄合同糾紛,還應當以髮卡行上海交行為合同當事人。上海交行在儲蓄合同中,負有保障交易場所安全、防範犯罪發生、向儲户及時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存款人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的義務。上海交行未盡相關義務,導致顧某借記卡內的資金短少,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7投資人以自己受到虛假陳述侵害為由,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民事賠償訴訟的,必須以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為依據,此類案件的訴訟時效,應當從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公佈之日起算

——陳麗華等23名投資人訴大慶聯誼公司、申銀證券公司虛假陳述侵權賠償糾紛案(審結日期:2004.12.21)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儘管大慶聯誼公司的《1997年年報》虛假陳述行為於1999年4月21日披露,儘管在原審訴訟中部分被上訴人也稱其於該日知道虛假陳述行為發生,但是根據《證券賠償案件規定》第六條的規定,投資人以自己受到虛假陳述侵害為由,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民事賠償訴訟的,必須以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為依據,人民法院才應當受理。在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沒有作出和公佈前,投資人無從提起訴訟。所以,如果按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投資人提起的虛假陳述侵權損害賠償案的訴訟時效期間,對投資人是不公平的。原判根據《證券賠償案件規定》第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從中國證監會對虛假陳述行為人作出的處罰決定公佈之日計算本案的訴訟時效期間,是正確的。

8在買賣合同糾紛中,被告以訂立該買賣合同的經手人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刑事拘留為由,主張先中止審理買賣合同糾紛,等待刑事案件處理結果,但對其與原告之間的買賣合同關係,卻不能用證據來否定真實存在,該訴訟主張不能成立

——郭景忠訴天泰公司、藍星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05.01.21)

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買賣合同雖然是由案外人李楠與郭景忠口頭訂立,但李楠只是天泰公司的代理人,不是買賣合同主體,合同主體是郭景忠和天泰公司。李楠在授權範圍內代理天泰公司訂立的買賣合同,應當由天泰公司承擔責任。由於天泰公司的控告,李楠因涉嫌詐騙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本案是買賣合同糾紛,李楠的行為無論是否構成詐騙罪,均與本案無關,不應影響到本案審理結果,故本案無需中止審理。天泰公司關於本案應先中止審理的辯解理由,不能成立。

9擔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該法人的名義,採取欺詐手段與他人訂立民事合同,從中獲取的財產被該法人佔有,由此產生的法律後果,是該自然人涉嫌合同詐騙犯罪,同時該法人與他人之間因合同被撤銷而形成債權債務關係。人民法院應當將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機關處理,同時繼續審理民事糾紛部分

——廣東黃河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北京然自中醫藥科技發展中心一般股權轉讓侵權糾紛案(審結日期:2008.04.22)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劉先其作為然自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以然自中心的名義,採取欺詐手段與黃河公司簽訂民事合同,所獲取的款項被然自中心佔有。上述事實產生的法律後果是除劉先其個人涉嫌詐騙犯罪外,然自中心與黃河公司之間亦因合同被撤銷形成了債權債務關係,然自中心依法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故原審法院依據本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條的規定,將劉先其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公安機關,而繼續審理本案民事糾紛部分並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然自中心以本案與公安機關認為的犯罪嫌疑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應當裁定駁回黃河公司起訴的上訴理由沒有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10犯罪分子利用商業銀行對其自助櫃員機管理、維護上的疏漏,複製假的借記卡,將儲户借記卡賬户內的錢款支取、消費的,應當認定商業銀行沒有為在其自助櫃員機辦理交易的儲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環境,構成違約

——王永勝訴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08.11.26)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認為:王永勝在中行河西支行辦理了無存摺借記卡,即與中行河西支行建立了儲蓄合同關係。根據儲蓄合同的性質,中行河西支行負有按照原告的指示,將存款支付給原告或者原告指定的代理人,並保證原告借記卡內存款安全的義務。為存款人保密,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任何單位和個人的侵犯,是商業銀行的法定義務。商業銀行的保密義務不僅是指銀行對儲户已經提供的個人信息保密,也包括為到銀行辦理交易的儲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環境。商業銀行設置自助銀行櫃員機,是一項既能方便儲户取款,又能提高自身工作效率並增加市場競爭力的重要舉措,銀行亦能從中獲取經營收益。對自助銀行櫃員機進行日常維護、管理,為在自助銀行櫃員機辦理交易的儲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環境,也是銀行安全、保密義務的一項重要內容,這項義務應當由設置自助銀行櫃員機的銀行承擔。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案外人湯海仁等五人通過在中行熱河南路支行自助銀行網點門口刷卡處安裝讀卡器、在櫃員機上部安裝具有攝像功能的MP4的方式,竊取了王永勝借記卡的卡號、信息及密碼,複製了假的銀行卡,並從原告借記卡賬户內支取、消費 428 709.50元。上述事實説明,涉案中行熱河南路支行自助銀行櫃員機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由於具備專業知識的銀行工作人員對自助銀行櫃員機疏於管理、維護,未能及時檢查、清理,沒有及時發現、拆除犯罪分子安裝的讀卡器及攝像裝置,致使自助銀行櫃員機反而成了隱藏犯罪分子作案工具的處所,給儲户造成安全隱患,為犯罪留下可乘之機。綜上,原告借記卡密碼被犯罪分子所竊取,是銀行未能履行其為儲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環境的義務所致。本案中原告借記卡失密,是銀行違反安全保密義務所致。儲户大多缺乏專業知識,在使用自助櫃員機進行交易時,難以辨別門禁識別裝置是否正常,是否安裝了其他不明識別器,也難以發現櫃員機上方是否安裝了非法攝像裝置。銀行無權單方面增加儲户的義務。銀行未對自助櫃員機進行必要的維護、未能給儲户提供安全、保密的環境,導致持卡人借記卡密碼泄漏,並且在借記卡還在儲户本人手中的情況下,未能準確識別被犯罪分子複製的假卡,最終導致儲户借記卡賬户內的資金被犯罪分子騙走。案外人湯海仁等人利用被告未盡保密義務、對自助櫃員機疏於管理的安全漏網,竊得原告借記卡的密碼,而後使用複製的假卡進行支取和消費。銀行未能準確地識別該複製的假卡,從而將原告借記卡賬户中的存款錯誤地交付給假卡持有人。因此,在真借記卡尚由原告持有的情況下,湯海仁等人的行為並非直接侵害了原告的財產所有權,而是侵犯了銀行的財產所有權。原告與被告建立的儲蓄合同關係合法有效,雙方的債權債務關係仍然存在。被告認為原告借記卡內的資金短少屬於犯罪行為給原告造成的資金損失,被告不應承擔民事責任的主張,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其次,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應當保證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絕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該條規定了商業銀行的保證支付義務,被告錯誤的將原告借記卡賬户內的存款交付給假卡持有人,未適當完成自己的支付義務,故原告要求中行河西支行支付相應存款及相應利息的主張合法,應予以支持。被告中行河西支行認為,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2008)鼓刑初字第241號刑事判決書中確認犯罪金額為428 709.50元,對涉案借記卡賬户在北京被支取的35 140元未予認定,該款項不排除原告王永勝自行支取的可能,被告只認可刑事判決中所認定的犯罪金額。對此法院認為,首先,前述35 140元款項在(2008)鼓刑初字第241號刑事判決書中未被確認為案外人湯海仁的犯罪金額,但並不能證明被告所稱的系原告自行支取的主張。其次,根據鼓樓公安分局對案外人湯海仁的詢問筆錄,湯海仁等人2007年12月2日晚複製原告的借記卡後即離開南京到江西南昌、餘干和北京等地,這説明2007年12月3日晚19時 58分在中行南京光華路自助櫃員機從涉案借記卡賬户中支取的5000元並非湯海仁等人利用複製的假銀行卡所支取,原告亦認可其於2007年12月3日晚19時58分在光華路自助櫃員機取款5000元的事實。這一事實同時證明2007年12月3日晚8時左右原告尚在南京市區。中行北京天緣公寓支行提供的交易明細所顯示的前述35 140元被支取的時間為2007年12月3日晚22時22分9秒至2007年12月 4日凌晨0時33分53秒,這個時間段離原告在光華路自助櫃員機取款的時間不足兩個半小時。根據常理推斷,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原告不可能從南京到北京取款。因此,中行河西支行不能證明該35 140元系按原告的指示予以支取,仍應就35 140元向王永勝承擔給付責任。

11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有因果關係的,單位對該過錯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興業銀行廣州分行與深圳市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09.01.04)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本案所涉貸款系崔紹先等人偽造文件,虛構貸款用途,通過私刻公章以深圳機場公司的名義與興業銀行廣州分行簽訂借款合同詐騙而來,所騙款項全部由張玉明控制的公司非法佔有,張玉明、崔紹先、李振海正在接受國家司法機關的刑事追究。崔紹先等人的真實目的是騙取銀行信貸資產,簽訂本案所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關貸款合同只是詐騙銀行信貸資產的形式和手段。上述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原審判決根據上述規定認定本案所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關貸款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上述合同無效並無不妥,本院予以維持。崔紹先系深圳機場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在本案發生期間主持深圳機場公司的日常工作。崔紹先夥同張玉明、李振海等人為償還騙取的其他商業銀行的到期貸款,親自與興業銀行廣州分行人員商談貸款事宜,提供虛假文件和偽造的董事會決議,指使李振海以私刻的公章代表深圳機場公司簽訂授信合同和貸款合同,並在其後親自使用私刻的公章與興業銀行廣州分行簽訂了借新還舊的貸款合同,使興業銀行廣州分行誤以為崔紹先是在履行職務行為,貸款系深圳機場公司所為,從而造成 2.25億元騙貸最終得逞。上述情形之所以能夠發生,崔紹先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參與騙貸活動固然系主要原因,但也與深圳機場公司規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對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監管不力密不可分,故深圳機場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顯過錯,應依法對興業銀行廣州分行的損失承擔主要的賠償責任。興業銀行廣州分行在簽訂和履行本案 2.25億元貸款合同的過程當中,未盡審慎注意義務,對私刻的深圳機場公司公章、偽造的證明文件和董事會決議未進行必要的鑑別和核實,在貸款的審查、發放、貸後跟蹤檢查等環節具有明顯疏漏。深圳機場公司作為上市公司,在長達兩年時間內未在上市公司半年報和年報中披露本案所涉貸款,興業銀行對此亦未能察覺並採取相應措施,反而與其簽訂了借新還舊的新合同。故興業銀行廣州分行在本案中也存在一定過錯,對本案的損失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12銀聯卡特約商户在受理有預留簽名的銀聯信用卡消費時,應當根據其與髮卡銀行之間的約定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相關的規定,核對持卡人在交易憑證上的簽字與信用卡簽名條上預留的簽字是否一致,未核對簽名造成持卡人損失的,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蔡紅輝訴金才來信用卡糾紛案(審結日期:2010.01.06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原告蔡紅輝按照其與髮卡銀行的約定,在信用卡上預留了簽名,設定了密碼。髮卡銀行在信用卡正面印製了原告姓名的拼音。寧波市鄞州邱隘金鳳珠寶店是銀聯卡的特約商户,被告金才來作為業主在受理銀聯信用卡時,應當核對持卡人在交易憑證上的簽字與信用卡簽名條上的簽字、信用卡正面的拼音姓名是否一致。本案犯罪分子持搶劫所得的信用卡至被告處刷卡購買黃金飾品,持卡人在POS籤購單上的簽名與信用卡背面的預留簽名不符,也與信用卡正面的拼音明顯不同,因此,應當認定被告未進行認真審核,對原告因此而造成的損失,被告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原告雖設定了密碼,但在犯罪分子的威脅之下透露了密碼,故應當適當減輕被告的賠償責任。結合案情全面分析,酌定被告應對原告的損失承擔60%的賠償責任。

13民間借貸涉嫌或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一方當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並不當然影響民間借貸合同以及相對應的擔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並不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無須中止審理

——吳某某訴陳曉富、王克祥及德清縣中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民間借貸、擔保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10.08.02)

德清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原、被告之間的借貸關係成立且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本案中,單個的借款行為僅僅是引起民間借貸這一民事法律關係的民事法律事實,並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實,因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實是數個“向不特定人借款”行為的總和,從而從量變到質變。《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了合同無效的情形,其中符合“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兩種情形的合同無效。當事人在訂立民間借貸合同時,主觀上可能確實基於借貸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行為與單個民間借貸行為並不等價,民間借貸合同並不必然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兩者之間的行為極有可能呈現為一種正當的民間借貸關係,即貸款人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貨幣資產,借款人自願借人貨幣,雙方自主決定交易對象與內容,既沒有主觀上要去損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過錯,客觀上也沒有對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現實性和可能性。根據《合同法》第12章規定,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民間借款合同受法律保護。因此,被告陳曉富向原告吳某某借款後,理應按約定及時歸還借款。陳曉富未按其承諾歸還所欠原告借款,是引起本案糾紛的原因,陳曉富應承擔本案的全部民事責任。原告吳某某根據借款協議給被告陳曉富200萬元後,其對陳曉富的債權即告成立。至於陳曉富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與本案合同糾紛屬於兩個法律關係,公安部門立案偵查、檢察院起訴以及法院判決構成刑事犯罪,並不影響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審理本案當事人間的民事合同糾紛。對合同效力進行判斷和認定屬於民商事審判的範圍,判斷和認定的標準也應當是民事法律規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合同的效力問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問題。判定一個合同的效力問題,應從民事法律的角度去考慮,從有效合同的三個要件來考察,即:1.行為人是否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2.意思表示是否真實;3.是否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且本案涉嫌的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涉嫌犯罪的當事人單個的借貸行為不構成犯罪,只有達到一定量後才發生質變,構成犯罪,即犯罪行為與合同行為不重合,故其民事行為應該有效。鑑於此,法院受理、審理可以“刑民並行”。“先刑後民原則”並非法定原則,任何一部法律並未對這一原則作出明確規定。實行“先刑後民”有一個條件:只有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即“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才“先刑後民”。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應“刑民並行”審理。先刑後民並非審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則;而只是審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種處理方式。據此,對於被告王克祥和被告中建公司提出本案在未確定本案借款的性質時應該中止審理的訴訟主張,法院不予支持。

14環境污染行為在其承擔了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上海市松江區葉榭鎮人民政府訴蔣榮祥等水污染責任糾紛案(審結日期:2012.06.28)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系環境污染侵權糾紛,審理中被告蔣榮祥、董勝振對他們的違法行為不持異議,在民事賠償方面希望法院依法處理。蔣榮祥以營利為目的,在沒有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指派其僱傭的駕駛員董勝振將廢酸傾倒至原告葉榭鎮政府境內通向紅先河的雨水井中,造成紅先河嚴重污染,其行為已構成違法,在其承擔了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故蔣榮祥應當賠償原告因治理污染而產生的經濟損失887 266元。被告董勝振雖為被告蔣榮祥僱傭的駕駛員,但其對未經處理的廢酸傾倒至雨水井可能造成的危害後果應當具有明顯的預見能力,然其並未能對此不法行為及時予以提醒或制止,而是盲目的聽從蔣榮祥的指派,故意將廢酸倒入雨水井中導致紅先河嚴重污染,因此,董勝振對於損害後果的發生具有重大過錯,應當與其僱主蔣榮祥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15犯罪分子被判處刑罰,並被責令退賠犯罪所得的,其他有過錯人應當在犯罪分子刑事退賠不足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李彥東訴上海漢宇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居間合同糾紛案(審結日期:2013.05.09 )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偽造的公證書中載明的蔡芳出生日期與其身份證號碼記載不一致,該事項無需專業知識即可判斷。在公證機構無法提供電話核實真偽的情況下,漢宇地產理應赴公證機構進行現場核實,但漢宇地產未採取前述措施。而根據上訴人李彥東在二審時的陳述,其在付款前已注意到公證書存在的問題並提出異議,李彥東完全有機會主動核實公證書真偽後再行付款。由於李彥東、漢宇地產均未盡到前述審慎義務,致使李彥東本人成為周敏合同詐騙的被害人。漢宇地產作為專門從事居間活動的單位,開展經營業務理應盡職盡力維護好委託人的利益。根據查明的事實,漢宇地產經辦本案居間業務的工作人員不具備經紀人資格,未認真核查係爭房屋已被出賣情況,未嚴格按照合同約定履行定金保管義務,使案外人周敏得以實施詐騙,繼而造成李彥東損失。綜合前述情況,李彥東提出漢宇地產在10萬元範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尚屬合理,可予支持,對一審判決作相應調整。二審法院判決:上海漢宇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在10萬元範圍內就案外人周敏刑事退賠不足部分對李彥東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16刑事判決認定的贓款數額並非等同於作案造成損失的範圍,不能簡單依據刑事判決認定贓款的數額確定損失範圍,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不同,不應以刑事案件的高標準取代民事證明標準

——孫衞與南通百川麪粉有限公司不當得利糾紛案(審結日期:2014.07.15 )

江蘇省海安縣人民法院認為:刑事判決認定的贓款數額並非等同於作案造成損失的範圍,不能簡單依據刑事判決認定贓款的數額確定損失範圍。通常情況下,犯罪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直接和間接損失的範圍要大於作案人所直接獲得的贓款。在處理刑事案件造成的民事損失賠償糾紛時,賠償所立足的依據是受害人的損失,而不是作案人所直接獲得的贓款。孫衞訴訟中的主張,實質上是將刑事判決認定其所獲贓款數額與受害人損失範圍未加區分、混為一談,不符合基本法律精神。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不同,不應以刑事案件的高標準取代民事證明標準。處理法律問題,應以現代法律思維和方式進行。隨着時代的快速發展,民事證明標準已從刑事證明標準中脱離出來,建立了自己獨立的體系,人們不應將刑事證明思維完全帶入民事證明之中。刑事案件強調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民事案件採行高度蓋然性規則,可在一定證據基礎上,根據日常生活經驗綜合判斷“推定”。相對而言,民事證明標準一般要低於刑事證明標準。刑事案件認定孫衞侵佔贓款時,從十幾萬元、十萬餘元逐漸壓縮固定為十萬元,體現了刑事案件嚴格的證據標準。本案中,雙方當事人陳述、刑事案件中孫衞的供述、審計報告、證人證言等基本統一,按照高度蓋然性標準,相關事實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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