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判例二則:合同詐騙所涉合同的效力之認定

小甘讀判例甘國明整理2018-04-25 15: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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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行為人構成詐騙犯罪後,其所簽訂合同效力如何認定,屬於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實踐中,民商事糾紛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的,刑事案件已經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則不予受理,若已受理的則中止審理,甚至駁回起訴。這種“先刑後民”的做法實際上造成受害人無法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進行救濟的窘境。現選取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2015年兩則處理此類問題的典型判例,該兩則判例並未採取以前司法實踐中的做法,而是主張刑事、民事應當分別立案審理,效力評價亦應適用合同法律規定。該兩則判例對於處理此類問題,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還要説明的是,為深入學習判例所體現的法理,編者將案例評析內容複製,供讀者學習參考,為減少閲讀字數,編輯時對不影響案例主旨的文字進行了刪減,在此對案例編寫者致敬、致謝!

判例一:蕪湖揚子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橋北支行訴蕪湖市新遠針織有限公司、王旭等借款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點:

1.基於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分別受理、審理的基本原則,民事案件的受理以及對於被害人損失的認定、民事責任的承擔,應依據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進行,而不受是否追贓的影響。
2.刑事上構成詐騙罪,在民事上,應認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主觀上構成欺
詐。該欺詐行為損害的是相對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應認定為合同可撤銷。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30日,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與新遠針織簽訂《借款合同》,約定新遠針織貸款400萬元用於採購棉布,並對借款期限、利率、罰息等做了約定。同日,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與弋江中小擔保簽訂《保證合同》,約定弋江中小擔保為上述主合同提供連帶責任保證。2011年7月4日,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向新遠針織放款400萬元。2011年6月30日,王旭、黃霞與弋江中小擔保簽訂了《自然人保證反擔保合同》。2011年7月14日,王旭、黃霞與弋江中小擔保簽訂了《股權質押反擔保合同》並辦理股權出質設立登記手續。


安徽省蕪湖市弋江區人民法院於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弋刑初字第00127號刑事判決:被告王旭犯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並處罰金20萬元。該案判決已生效。


原告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請求法院:判決新遠針織立即歸還借款本金400萬元和利息、罰息等合計601467. 9元及至本息全部清償之日止的罰息;判決新遠針織立即償付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實現債權費用(律師費)20萬元;判決弋江中小擔保、王旭、黃霞就上述第借款本息、費用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本案案件受理費、保全費等訴訟費由各被告共同承擔。


裁判結果:

安徽省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新遠針織歸還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貸款本金400萬元並支付利息及罰息。新遠針織支付蕪湖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實現債權費用8萬元。蕪湖市弋江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投資有限公司對新遠針織上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被告蕪湖市弋江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投資有限公司在承擔清償責任後有權向被告蕪湖市新遠針織有限公司追償。駁回揚子銀行橋北支行的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後,雙方均未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1)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企業融資申請書、股東會決議、保證合同、借款借據、貸款催收通知書等均系各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規定,應屬有效,對合同各方均有法律約束力。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已按約履行合同,新遠針織未按合同約定履行還款義務,已構成違約,應按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故本院對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要求新遠針織歸還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罰息的請求予以支持。(2013)弋刑初字第00127號判決已生效,且未對贓款進行處理,故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可在本案中要求新遠針織歸還借款本息,至於借款到底被誰使用,新遠針織可與弋江中小擔保另行解決。


(2)本院認為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請求的實現債權費用20萬元過高,依法酌定為8萬元。


(3)弋江中小擔保為本案新遠針織的借款提供了擔保,在新遠針織未還款的情況下,應依法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同時,擔保合同約定擔保的範圍包括了借款本金、利息、罰息及實現債權費用,因此本院對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要求弋江中小擔保連帶清償借款本金、利息、罰息及實現債權費用的請求予以支持。


(4)王旭、黃霞就本案借款向弋江中小擔保提供了反擔保,但是反擔保的權利人系弋江中小擔保,且揚子銀行橋北支行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王旭、黃霞存在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行為,故本院對揚子銀行橋北支行要求王旭、黃霞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請求不予支持。


案例註解:

本案是一起涉及刑事案件的借款合同糾紛,焦點問題是:(1)刑事上未經追贓是否影響本案的受理和審理?(2)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認定?


關於焦點一,合議庭認為,基於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分別受理、審理的基本原則,民事案件的受理以及對於被害人損失的認定、民事責任的承擔,應依據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進行,而不受是否追贓的影響。具體可以這樣操作:行為人被追究刑事責任並已經向受害人退還贓款贓物的,如民事案件尚未審結,退還部分可以從民事判決確定的民事責任承擔者應給付的金額中予以扣除。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最終判決的,不影響民事案件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並可以在執行階段解決數額扣除問題。如果民事責任承擔者已經全部賠償了受害人的損失,事後追繳的贓款應當直接發還民事責任承擔者。具體理由是:


1.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在訴訟目的、訴訟原則、責任構成要件、歸責原則等各方面存在本質差異,故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帶帶民事訴訟且當事人的民事權利完全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得以實現之外,刑民案件應該分別立案審理。民事案件中對於被害人損失的認定以及民事責任的承擔,應依據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進行,而不受是否追贓的影響。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訟範圍問題的規定》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的,才可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該規定使得對詐騙等經濟犯罪引起的損害賠償問題不得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而只能由受害人在人民法院依法追繳或責令退賠之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如果一定要等待追贓的結果才能提起民事訴訟,無疑對失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途徑救濟的受害人再次設置了一道障礙,對受害人明顯不公。


3.將刑事退贓數額和民賠償數額綜合考慮,使得受害人不會獲得雙重賠償,對被告方亦是公平的。


關於焦點二,合議庭認為,刑事上構成詐騙罪,在民事上,應認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主觀上構成欺詐。該欺詐行為損害的是相對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應認定為合同可撤銷。具體理由是:


1.民法和刑法有其自身的體系和規則,民法規範與刑法規範的法規競合必然引發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共同存在,某一行為在刑法領域被認定為犯罪行為,並不能自然否定在民法上評價的必要。被告王旭構成騙取貸款罪,行為人為取得貸款往往要與銀行訂立借款合同,刑法否定評價的對象只是採用虛假手段取得銀行貸款的行為,而在此過程中所訂立的合同本身並非刑事法律評價的對象。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才能認定合同無效。


首先,涉案合同不屬於損害國家利益合同,不能一概認為犯罪行為都會損害國家利益,而且損害國家利益主要指國家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等,而不應當包括國有企業利益。


其次,涉案合同不屬於“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屬於合同無效情形之一,必然是合同雙方存在共同規避法律的故意才符合立法原意。本案中,王旭構成騙取貸款罪,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對此不知情,其沒有規避法律的故意,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


最後,涉案合同不屬於“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是指合同內容以及合同內容所體現的法律關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不應當是簽訂合同的手段、方式違法。訂立合同的手段行為違法所侵犯的是合同相對方的意思表示真實、自由,不能因此徹底否定合同的效力,而應對合同相對方被侵犯的自由予以救濟,即賦予其是否撤銷合同的選擇權。


2.從欺詐方、被欺詐方以及擔保利益平衡角度考慮,如果合同無效,只適用返還財產、賠償締約損失,而如果合同有效,則受欺詐方可以要求合同相對方承擔繼續履行、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民事責任,從而最大限度保護自己的利益。欺詐方在合同無效時承擔的責任反而比在合同有效時承擔的責任輕,而欺詐方應當是在法律上受到否定評價的對象,因此確認此種類型下的民事合同屬於可撤銷的合同,更有利於保護被欺詐方的合法權益。從擔保人角度看,擔保人願意為被擔保人提供擔保,必然有其利益關係,且擔保人與欺詐方的距離相對於被欺詐方更近,對欺詐方有更多的認識。如果沒有擔保人的擔保,欺詐方很可能借不到該筆貸款。如果認定涉案合同無效,擔保合同亦無效。擔保人無過錯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擔保人有過錯的,承擔民事責任的部分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此時,擔保人很容易脱離責任。在借款人無力償還的情況下,債權人的利益就有可能無法實現。但如果認定涉案合同有效,擔保合同亦有效。借款人無力償還的情況下,擔保人應當按約承擔擔保責任。因此,從利益衡量的角度,應選擇保護被欺詐一方當事人的利益,涉案合同應認定為可撤銷合同,但揚子銀行橋北支行對新遠針織提起本案訴訟,應視為其已放棄行使撤銷權,法院確認涉案合同有效並無不當。


索引:

一審:安徽省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蕪中民二初字第00406號(2014年12月1日);案例一審法院合議庭成員:王瓊、國廷斌、蔡俊;案例編寫人:安徽省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王瓊;案例刊載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2015年第2輯(總第92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149-156頁。


判例二:訴廈門金 同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福建省中科智擔保投資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點:

合同詐騙所涉合同的效力通常屬於可撤銷合同,並非無效合同,合同詐騙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承擔,不影響所涉合同的債權人通過民事訴訟尋求救濟,擔保人亦不能因債務人的借款行為被定性為詐騙而當然免責。


人民法院可以並行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不存在先後之分,但民事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可適當關注刑事案件的進展,並在判決時予以相應體現,以便案件的正確執行。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基本案情:

2008年6月10日,周冬梅與廈門金同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下文簡稱金同成公司)簽訂一份《借款合同》,約定周冬梅同意向金同成公司提供借款200萬元,並對利息、期限、違約責任及擔保責任等。同日,福建省中科智擔保投資有限公司(下文簡稱)向周冬梅出具一份《擔保保證書》,表示願意以擔保保證人的身份向周冬梅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王滕也於同日作為擔保人向周冬梅出具一份《擔保保證書》,王滕表示願意以擔保保證人的身份向周冬梅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上述借款合同簽訂後,周冬梅依約交付了借款200萬元,借款期限屆滿,周冬梅多次催償未果。


周冬梅遂向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被告金同成公司立即償還借款200萬元及利息、律師費;被告中科智公司對被告金同成公司拖欠原告借款200萬元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判令被告王滕對被告金同成公司的上述還款責任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結果: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判決:金同成公司歸還周冬梅借款本金200萬元及逾期還款利息,並承擔原告周冬梅的律師費;王滕對金同成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中科智公司對金同成公司的上述債務中的借款本金200萬元部分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中科智公司提出的再審申請,經再審審查,裁定:駁回中科智公司的再審申請。


裁判理由:

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複查認為:雖然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刑終字第54號刑事判決認定王滕、金同成公司構成合同詐騙罪,其中包括本案訟爭的借款人民幣200萬元,但該判決內容並不能當然否定訟爭《借款合同》的合法效力,僅可説明訟爭《借款合同》屬於一方以欺詐的手段訂立的合同,受損方當事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申請撤銷該《借款合同》,然而,受損方當事人即被申請人周冬梅並未在法定期限內申請撤銷該《借款合同》,且中科智公司若認為其簽訂的《擔保保證書》存在欺詐事由,也應在法定期限內提出撤銷之訴,但中科智公司亦並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撤銷之訴,故該《借款合同》及《擔保保證書》仍然有效,王滕、金同成公司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並不影響其對本案民事責任的承擔,中科智公司提出上述合同無效的意見顯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綜上,中科智公司的再審申請理由不足,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定的情形,應予駁回。


案例註解:

本案是借款人構成合同詐騙的民間借貸案件,屬於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民事判決生效後,訟爭的借款行為被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為詐騙行為,現擔保人以此為由主張合同無效。


刑事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可能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但不是所有刑事犯罪都侵害國家利益。同時,涉刑事犯罪之民商事合同亦不都具有規避法律等非法目的,諸如本案這樣的借款合同,借款人僅是隱瞞其償債能力存在的問題,並無其他規避法律等非法目的,認定為“一方以欺詐的形式訂立的合同”更符合客觀事實,同時賦予受欺詐方以撤銷合同的權利,更有利於保護債權人的權益,符合意思自治原則。因此,涉刑事犯罪的民商事合同,不能僅因涉刑事犯罪就被認定為無效,而就視該合同本身是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之情形,特別是一方欺詐訂立的合同,除非民商事合同本身損害國家利益,具有其他非法目的,才可以認定為無效合同,否則應認定為可撤銷合同。本案中,擔保人以借款人的借款行為被定性為合同詐騙為由,主張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亦無效的再審申請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法院複查時駁回擔保人的再審申請,正確維護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先刑後民”非審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則,應限縮適用,民商事糾紛涉刑事犯罪的不宜適用“先刑後民”,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中能夠找到“先刑後民”的認識和做法的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範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的規定。該兩條規定都旨在規定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因刑事犯罪遭受損失的既可以通過刑事案件得以彌補損失,也可以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進行救濟。


對於刑事犯罪行為本身不涉及民商事法律關係的案件而言,比如故意傷害案件,確實受害人是否能夠主張經濟損失必然以刑事案件中對其是否受害的認定為前提,這一類案件當事人若通過另行民事訴訟主張賠償損失,則必然是先刑後民的,屬於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的情形。


而對於被告人是通過民商事行為進行刑事犯罪的,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本就設定有民商事法律關係的案件,則不宜適用“先刑後民”的做法,本文主張應以民刑並行審理,不分先後為原則,“先刑後民”或“先民後刑”為例外,主要理由有:一方面,刑事退賠責任的承擔並不影響民事責任的承擔,兩者並不矛盾。刑事退賠責任與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不同,如前文所述,刑事責任的承擔並不引起所涉合同效力被當然否定,當事人未行撤銷權之前,合同仍然有效,當事人可以依據合同主張其民事權益。有人提出追贓退賠與民事責任承擔存在重複,這一問題完全可以根據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具體審理進程及執行予以解決,民事案件審判時可以載明刑事案件的審理情況,執行時對是否追贓退賠予以注意,若民事執行後追得贓款,可以發還給相關具有追償權的當事人。


另一方面,“先刑後民”有礙債權人向擔保人主張權利,債權人的權益受損,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實踐中,此類借款合同往往都有擔保人,債權人出借款項往往基於對擔保人的信任。而擔保人通常都不是刑事被告人,若簡單以“先刑後民”做法,不允許當事人通過民事訴訟向債務人及擔保人主張權利,則事實上造成擔保人既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也不需承擔擔保責任,明顯損害債權人的利益。本案即民刑分別進行審理,判決生效先民後刑,真正達到刑事退賠不充分時仍通過民事訴訟充分保障了守法方當事人的權益,讓擔保人承擔本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符合意思自治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


索引:

一審: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2008)思民初字第10192號(2009年9月30日);二審: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廈民終字第347號(2010年9月26日);再審: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廈民申字第78號(2014年11月28日);一審法院合議庭成員:戴衞真、王及、林芳;二審法院合議庭成員:蔡美蘋、鄭萍、紀榮典;再審法院合議庭成員:林麗珊、黃永忠、陳麗英;案例編寫人: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陳麗英;載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2015年第4輯(總第94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178-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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