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判例:保理合同糾紛典型判例六則

小甘讀判例甘國明整理2018-04-25 15:07:08

定義:《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六條:保理業務是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於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債權人將其應收賬款轉讓給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向其提供下列服務中至少一項的,即為保理業務:(一)應收賬款催收:商業銀行根據應收賬款賬期,主動或應債權人要求,採取電話、函件、上門等方式或運用法律手段等對債務人進行催收。(二)應收賬款管理:商業銀行根據債權人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向其提供關於應收賬款的回收情況、逾期賬款情況、對賬單等財務和統計報表,協助其進行應收賬款管理。(三)壞賬擔保:商業銀行與債權人簽訂保理協議後,為債務人核定信用額度,並在核准額度內,對債權人無商業糾紛的應收賬款,提供約定的付款擔保。(四)保理融資:以應收賬款合法、有效轉讓為前提的銀行融資服務。以應收賬款為質押的貸款,不屬於保理業務範圍。第十條:國內保理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均在境內的保理業務。國際保理是債權人和債務人中至少有一方在境外(包括保税區、自貿區、境內關外等)的保理業務。有追索權保理是指在應收賬款到期無法從債務人處收回時,商業銀行可以向債權人反轉讓應收賬款、要求債權人回購應收賬款或歸還融資。有追索權保理又稱回購型保理。無追索權保理是指應收賬款在無商業糾紛等情況下無法得到清償的,由商業銀行承擔應收賬款的壞賬風險。無追索權保理又稱買斷型保理。單保理是由一家保理機構單獨為買賣雙方提供保理服務。雙保理是由兩家保理機構分別向買賣雙方提供保理服務。買賣雙方保理機構為同一銀行不同分支機構的,原則上可視作雙保理。商業銀行應當在相關業務管理辦法中同時明確作為買方保理機構和賣方保理機構的職責。有保險公司承保買方信用風險的銀保合作,視同雙保理。


現查找六個涉及保理合同相關典型判例,供讀者學習參考。限於篇幅,在不影響判例主旨的情況下,對原判決進行了刪減,特此説明。具體的評析意見可按照索引查找參閲。

1.銀行與債權人簽訂的合同名為保理合同,經審查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構成要件,實為其他法律關係的,應當按照實際法律關係審理。


簡要事實:

原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支行(以下簡稱工商銀行)。

被告:浙江光大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豪公司)。

被告:中達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達公司)。

被告:光大華璞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璞公司)。


2014年3月3日、11日,工商銀行分別與華璞公司、中達公司簽訂簽訂保證合同,約定華璞公司、中達公司為錦豪公司向工商銀行融資提供連帶責任保證。2014年3月12日,工商銀行與錦豪公司簽訂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約定:錦豪公司以其與義烏市交通運輸局之間形成的應收賬款向工商銀行申請辦理有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錦豪公司將其應收賬款轉讓給工商銀行,由工商銀行為其提供應收賬款融資及相關的國內保理服務,若購貨方在約定期限內不能足額償付應收賬款的,則工商銀行有權向錦豪公司追索未償融資款;錦豪公司將應收賬款債權及相關權利轉讓給工商銀行,工商銀行審查確認後,給予錦豪公司總額為1100萬元的保理融資;錦豪公司對本合同項下融資承擔最終償還責任,無論何種原因致使錦豪公司不能及時、足額收回應收賬款,均不影響工商銀行對錦豪公司行使並實現追索權。


同日,工商銀行向錦豪公司發放了融資款。截至2014年10月30日,錦豪公司尚欠融資款本金1100萬元及利息。另查明,錦豪公司未將應收賬款轉讓通知義烏市交通運輸局。


工商銀行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錦豪公司返還融資款本金1100萬元及利息;中達公司、華璞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理由:

浙江省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保理業務是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於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本案中,根據保理合同約定,錦豪公司向工商銀行申請辦理的是有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其應收賬款由錦豪公司負責催收,工商銀行無需催收,且工商銀行僅提供應收賬款融資服務而沒有其他金融服務。因此,雙方的關注點集中在融資款是否發放,是否收回。


事實上,工商銀行對應收賬款的確定數額以及是否依法有效轉讓只做形式審查,對錦豪公司是否實際用應收賬款歸還融資款以及能夠歸還多少並不關心。錦豪公司也並未將應收賬款轉讓通知債務人義烏市交通運輸局,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且錦豪公司對應收賬款的催收亦不積極。根據雙方約定,工商銀行只是計收相應融資款利息,並不收取其他費用。雙方就融資數額、利率、期限、用途、還款方式等做了約定,而且工商銀行已發放融資款,錦豪公司也支付了部分利息。案涉保理合同並不具有保理合同的典型特徵,卻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徵,可以認定名為保理合同實為借款合同。


根據保理合同約定,錦豪公司對合同項下融資承擔最終償還責任,無論何種原因致使其不能及時、足額收回區收賬款,均不影響原告對其行使並實現追索權。同時,案涉保理合同作為事實上的借款合同,原告已按約向錦豪公司發放了貸款,錦豪公司理應按約返還貸款本息。故原告要求其返還融資款本金、利息的訴請符合雙方約定,應予支持。


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判決:錦豪公司返還工商銀行借款本金1100萬元及利息;中達公司、華璞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索引:

對於此案的評析詳見李良峯:“應收賬款轉讓未通知債務人情形下保理合同案件的裁判思路”,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32期。


2.公開型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無論應收賬款因何種原因不能收回,保理商都有權向債權人追索已付融資款項。如債務人徑直向債權人付款,債務人仍應對保理商承擔付款責任,且保理商有權同時向債務人與債權人進行追索。


簡要案情:

原告: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國家高新區支行(以下簡稱建行高新區支行)

被告:寧波諾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諾冠公司)。

被告:寧波保税區飛翔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翔公司)。

被告: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瑞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豐公司)。

被告:寧波市中喜貿易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喜公司)。


2013年9月16日,諾冠公司與建行高新區支行分別作為甲、乙方簽訂《保理合同》一份,約定乙方作為保理商,在甲方將商務合同項下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乙方的基礎上,向甲方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當乙方受讓的應收帳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按時足額收回時,乙方均有權向甲方追索。甲方同意在乙方向甲方反轉讓應收賬款之前,乙方有權作為應收賬款的債權人向買方進行追索,乙方有權同時向甲方與買方進行追索。


諾冠公司向建行高新區支行提供有追索權保理業務的買方為中喜公司,應收賬款為14351040元。同日,諾冠公司作為出質人(甲方),建行高新區支行作為質權人(乙方),簽訂《應收賬款質押/轉讓登記協議》,約定:乙方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應收賬款質押登記公示系統辦理《質押合同》/《轉讓合同》項下應收賬款的登記手續。


為保證上述《保理合同》的履行,2013年8月16日、9月16日,黃飛川、瑞豐公司、飛翔公司與分別建行高新區支行簽訂《保證合同》,黃某、瑞豐公司、飛翔公司為諾冠公司在保理合同等主合同項下的一系列債務提供最高額連帶責任保證。


2014年2月12日,中喜公司與諾冠公司簽訂《商品購銷合同》一份,約定中喜公司向諾冠公司購買聚丙烯、聚乙烯。2014年2月24日,建行高新區支行收到諾冠公司提交的《通知書》及中喜公司收到該通知書的回執。《通知書》載明諾冠公司通知中喜公司將《商品購銷合同》項下應收賬款14351040元轉讓給建行高新區支行,要求中喜公司直接向建行高新區支行履行付款義務。中喜公司出具了加蓋其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簽章的回執一份,該份回執載明確認已收悉《通知書》。同日,建行高新區支行在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對上述增值税專用發票項下的應收賬款進行了應收賬款轉讓登記公示,並向諾冠公司支付了保理預付款1000萬元。合同約定的應收賬款到期後,建行高新區支行未收到中喜公司支付的相應應收賬款。


裁判理由:

建行高新區支行訴請法院判令:諾冠公司返還保理預付款1000萬元及利息;黃某、飛翔公司、瑞豐公司在各自最高額保證責任範圍內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中喜公司對諾冠公司在應收賬款14351040元範圍內承擔共同還款責任。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認為:原告依約受讓了被告諾冠公司對被告中喜公司在《商品購銷合同》項下的應收賬款債權。由於原告與被告諾冠公司約定有追索權保理類型為公開型有追索權保理,在原告對被告諾冠公司提供保理預付款之前,被告諾冠公司需按合同約定向被告中喜公司發送《通知書》,並取得被告中喜公司的回執。被告諾冠公司向被告中喜公司發出《通知書》後,被告中喜公司亦在《通知書》的回執上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簽章,對回執的內容進行確認。該《通知書》已明確載明瞭轉讓的應收賬款債權明細表、保理收款專户以及“只有向建行高新區支行履行付款義務方能構成對應收賬款債務的有效清償”等內容,回執亦載明“確保按通知書要求及時、足額付款至建行高新區支行的指定賬户”等內容,被告中喜公司在回執上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簽章時理應盡到謹慎注意義務,應當知曉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簽章的法律後果,雖然被告中喜公司對此持有異議,認為通知書所蓋的印章為盜蓋或偷蓋,但未向本院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故本院確認被告中喜公司已收到被告諾冠公司的債權轉讓通知,併產生債權轉讓的法律效力。


被告中喜公司既已向原告出具上述付款承諾,即構成了對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意思表示,理應按照《通知書》的要求向原告履行支付應收賬款的義務,違背承諾需依法自行承擔相應的不利後果。《保理合同》第二十條系原告與被告諾冠公司之間的約定,意味着原告有權按合同約定要求被告諾冠公司償付應收賬款,但該約定並未免除被告中喜公司將款項支付至保理專用賬户的義務。雖然被告中喜公司辯稱已向被告諾冠公司支付了全部價款,但未向本院提供證據證明其將款項支付至被告諾冠公司開立在原告的保理賬户的事實,其抗辯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被告中喜公司違背承諾擅自向被告諾冠公司清償系單方行為,仍應對原告承擔付款清償責任。


在債權受讓後,原告依約向被告諾冠公司支付了保理預付款,按照《保理合同》的約定,當原告受讓的應收帳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按時足額收回時,原告均有權要求被告諾冠公司償付保理預付款本息及全部應付未付款項,並承擔原告為實現債權而支出的費用,且原告向被告中喜公司追索不影響、削弱原告向被告諾冠公司追索的權利,原告有權同時向被告諾冠公司與被告中喜公司進行追索,故被告中喜公司應當在應收賬款14351040元範圍內對保理預付款本金1000萬元承擔償付責任並賠償相應利息損失,被告諾冠公司應對被告中喜公司未能清償的債務承擔付款責任。


被告黃飛川、飛翔公司、瑞豐公司為保證被告諾冠公司的上述債務的履行,向原告提供連帶保證責任,理應在所約定的擔保範圍內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保證人黃飛川、飛翔公司、瑞豐公司承擔保證責任後,有權向債務人諾冠公司追償。保理預付款本息及全部應付款項清償後,原告享有的對應收賬款的債權轉回至被告諾冠公司。


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如下:中喜公司在應付賬款14351040元範圍內償還原告保理預付款本金1000萬元及利息;諾冠公司中喜公司的上述付款義務未履行部分承擔付款責任;黃飛川、飛翔公司、瑞豐公司對諾冠公司的上述付款義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索引:

對於此案的評析詳見張夢琬:“保理商有權依約同時嚮應收賬款債權人、債務人追索”,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32期。


3.應收賬款轉讓作為保理業務之核心,其真實性直接決定銀行能否順利收回保理融資款。對於因應收賬款不真實引發的保理糾紛案件,宜綜合考慮雙方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各自行為對損失的原因力大小,判定責任承擔。


簡要事實:

原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以下簡稱“農行普陀支行”)。

被告:上海公路橋樑(集團)有限公司,更名前為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第一市政公司”


2012年3月,上海羅依萊實業有限公司路用材料分公司(以下簡稱“羅依萊路用分公司”)向農行普陀支行提出以其對第一市政公司所享有的應收賬款債權轉讓給農行普陀支行為前提條件,申請保理融資款。2012年3月26日,第一市政公司在《應收賬款債務人簽收確認》(以下簡稱“《確認函》”)加蓋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羅依萊路用分公司顧雪娟將該《確認函》交至農行普陀支行處。


2012年3月31日,農行普陀支行與羅依萊路用分公司簽訂三份《國內保理合同(有追索權)》,約定農行普陀支行受讓羅依萊路用分公司對第一市政公司享有共計54428117.10元的應收賬款債權,並向羅依萊路用分公司發放融資款共計4300萬元作為轉讓價款。同日,農行普陀支行分三次向羅依萊路用分公司支付了4300萬元的融資款,並在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應收賬款質押登記系統進行了登記。


2012年4月6日左右,顧雪娟前往第一市政公司取得由第一市政公司重新蓋章確認的《確認函》,並交給農行普陀支行。2012年4月20日左右,農行普陀支行經辦人員與顧雪娟一同前往第一市政公司處,重新取得一份由第一市政公司蓋章的《確認函》。


因羅依萊路用分公司負責人顧雪娟涉及犯罪,致使原告損失實際發生。農行普陀支行請求法院:判令路橋公司賠償因侵權而產生的財產損失本金4300萬元及利息。


裁判理由: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認為,(1)關於路橋公司是否應當對農行普陀支行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法院認為第一市政公司對於損失的發生存在過錯。


首先,第一市政公司於2012年3月26日在《確認函》文件上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確認對象為羅依萊路用分公司(賣方)和農行真如支行。第一市政公司又於2012年4月份兩次在《確認函》加蓋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其中一份《確認函》確認對象為羅依萊路用分公司(賣方)和農行普陀支行,另一份《確認函》記載的確認對象賣方一欄空白,中國農業銀行具體支行一欄空白。儘管第一市政公司並未收到《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且《確認函》未記載《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簽署日期、合同編號等信息,但《確認函》記載了“我方已收到……《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現確認同意其內容。同時承諾:……”等內容,相關文字表述清晰且意思明確,第一市政公司作為一家獨立的商事主體,完全足以理解其在該文件上蓋章進行確認的法律後果。因此,第一市政公司蓋章確認的行為使農行普陀支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第一市政公司已經收到了《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進而確信羅依萊路用分公司對第一市政公司享有《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所記載的應收賬款的事實。雖然第一市政公司所確認的第一份《確認函》確認對象為農行真如支行,但事後第一市政公司亦向農行普陀支行再次進行確認,且農行普陀支行系農行真如支行的上級行,按照商業銀行管理制度,上級行有權行使下級行的有關職能,因此農行普陀支行有權提起本案訴訟並主張相關權利。


其次,本案農行普陀支行向羅依萊路用分公司發放保理融資款的前提是羅依萊路用分公司向農行普陀支行轉讓其對第一市政公司所享有的應收賬款,因此第一市政公司在《確認函》蓋章確認的行為直接影響了農行普陀支行對於係爭保理融資款的審核及發放,故第一市政公司對農行普陀支行的經濟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再次,現因第一市政公司已經變更企業名稱為本案路橋公司,故路橋公司理應承擔相應責任。


(2)關於農行普陀支行對損害的發生是否存在過錯的問題。法院認為,農行普陀支行作為專業金融機構,理應具備保理業務交易經驗和相關專業知識,應當遵守合理的商業準則和管理規範,並履行審慎經營義務。具體而言,在保理業務中銀行通過受讓應收賬款而取得對債務人的直接請求權,債務人對應收賬款的支付是銀行保理融資款的第一還款來源,可見保理業務的特點在於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故農行普陀支行在從事保理業務過程中,應充分審查羅依萊路用分公司轉讓予農行普陀支行的債權是否真實,包括審查羅依萊路用分公司與第一市政公司之間交易合同是否真實、合同所對應應收賬款的具體金額等,以此作為發放融資款的依據。然而,在保理融資款發放之前,農行普陀支行未親自向路橋公司核實相關合同、應收賬款的真實性。農行普陀支行疏於審查的行為與本案損害的發生亦存在一定因果關係,因此農行普陀支行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可以適當減輕路橋公司的責任。


結合雙方當事人的責任大小,法院酌情支持農行普陀支行的損失由路橋公司路橋公司賠償80%。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判決:路橋公司賠償農行普陀支行3440萬元及利息。


索引:

對於此案的評析詳見朱奇、施浩:“保理業務中應收賬款不真實的責任承擔”,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32期。


4.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其主法律關係為金融借貸,從法律關係為債權讓與擔保,故其本質上為擔保借款。對涉有追索權國內保理案件的案由可定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金融借貸與債權轉讓可一併審理。


簡要事實:

原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以下簡稱“中行福建分行”)。

被告:福州飛皇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州飛皇公司”)。

被告:江西海通銅業有限公司。

被告:陳海雲、陳少昌、陳小川。

被告: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以下簡稱“中電公司”)。

第三人:江西本立銅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西海通公司”)。


2012年5月8日,被告中電公司、福州飛皇公司、第三人江西本立公司三方簽訂產品經銷框架協議(以下簡稱三方協議)約定,中電公司從福州飛皇公司採購產品,再銷售給江西本立公司,中電公司在收到江西本立公司貨款後,才有義務向福州飛皇公司付款。當天,中電公司與福州飛皇公司、江西本立公司簽訂2012年度購銷合同。


2012年8月30日,被告福州飛皇公公司為向銀行融資,與原告中行福建分行簽訂授信額度協議、國內商業發票貼現協議,中行福建分行給予福州飛皇公司3000萬元授信額度,福州飛皇公司(賣方)將對中電公司(買方)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中行福建分行;如應收賬款無法收回,中行福建分行有權立即收回融資本息,並計收罰息。中行福建分行又與被告江西海通公司、陳海雲、陳少昌、陳小川等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


2012年9月24日,福州飛皇公司向中行福建分行提交申請,擬將其對中電公司的2012年9月份月度訂單項下的金額為9704360元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中行福建分行,約定應收賬款到期為201 3年3月4日,申請融資貼現金額7763488元,雙方還對期限、年利率,逾期罰息等進行了約定。福州飛皇公司同時向中行福建分行提交了購銷合同、訂單、銷售確認書、發票複印件等資料,但未提交三方協議。原告隨後向被告福州飛皇公司發放了7763488元融資款。2012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中電公司催收其受讓的應收賬款,中電公司以其未收到江西本立公司貨款,根據三方協議其無付款義務為由予以拒付。2013年月28日,原告才向中電公司發出蓋有福州飛皇公司印章的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


原告因無法收回發放的融資款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福州飛皇公司償還融資貼現本金7763488元並支付利息等費用,江西海通公司、陳海雲、陳少昌、陳小川、中電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裁判理由: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1)關於本案糾紛的性質及本案審理範圍問題。被告福州飛皇公司通過將案涉應收賬款轉讓給原告中行福建分行的方式獲取融資款,並約定應收賬款無法收回時,福州飛皇公司負有向原告償還融資款本息的責任,符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商業銀行保理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六條、第十條的規定,本案保理業務繫有追索權保理。關於有追索權保理所涉法律關係,包含了金融借貸和債權轉讓關係。


其一,有追索權保理的主法律關係為金融借貸。有追索權保理的融資方(通常表述為賣方)向保理銀行申請融資款,並將其對債務人(通常表述為買方)的應收賬款轉讓給銀行,當應收賬款無法收回時,賣方負有回購義務並應向保理銀行承擔還本付息的責任,賣方對於保理融資款仍負有最終的償還責任,故保理融資本質上是賣方與銀行之間的資金借貸。此外,銀行通常還會要求賣方另行提供其他擔保,均符合擔保借款的法律特徵。因此,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的主法  律關係應為金融借貸。


其二,有追索權保理從法律關係為債權讓與擔保。有追索權保理的保理銀行雖受讓了賣方的應收賬款債權,但銀行受讓應收賬款後僅代為管理、收取應收賬款,並將收回款項優先清償保理融資款,收回款項若超過保理融資款本息,銀行亦應將餘款退還賣方,故銀行與賣方內部之間形成信託關係;並且,當保理銀行要求賣方承擔還款責任,在賣方未償清保理融資款前,保理銀行仍有權向買方收取應收賬款用以清償主債權。故應收賬款轉讓的目的在於清償主債務或擔保主債務得到清償,實為債權讓與擔保。


綜上,本案糾紛應以保理的主法律關係即金融借貸關係確定其性質,故本案可確定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有追索權保理所包含的金融借貸與債權轉讓存在主從關係,系保理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均在本案審理範圍內。故被告中電公司關於原告不能基於兩個不同法律關係同時向中電公司和福州飛皇公司主張權利,其並非本案適格被告的抗辯,不能成立。


(2)關於福州飛皇公司及各連帶責任保證人的責任問題。原告中行福建分行與賣方福州飛皇公司金融借貸主法律關係中,原告中行福建分行已依約向被告福州飛皇公司發放了保理融資款7763488元款項,因原告受讓福州飛皇公司向其轉讓的訟爭應收賬款無法收回,被告福州飛皇公司依約應當向原告償還保理融資款本金7763488元,並支付相應利息及原告支出的律師代理費。根據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保證人江西海通公司、陳海雲、陳少昌、陳小川自願為原告對被告福州飛皇公司在授信期間內連續發生的債權,在3000萬元的最高債權限額內承擔連帶責任保證,且主債權亦已確定,故各保證人應對福州飛皇公司的訟爭債務在擔保的最高債權限額內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3)關於中電公司是否應承擔責任問題根據中電公司、福州飛皇公司、江西本立公司簽訂的三方協議,中電公司在收到江西本立公司貨款後才有義務向福州飛皇公司付款。因中電公司未收到2012年9月份訂單的相應貨款,故其向福州飛皇公司付款的條件尚未成就。由於案涉應收賬款系附給付條件的債權,中電公司對福州飛皇公司的關於訟爭款項尚不具備支付條件的抗辯,可向受讓人中行福建分行主張。


因此,被告中電公司只有在其收到第三人江西本立公司支付案涉月度訂單項下的款項後,才有義務嚮應收賬款受讓人原告履行付款義務。基於債權讓與擔保的從屬性,被告中電公司在收到江西本立公司支付的貨款後,在9704360元應收賬款限額內對被告福州飛皇公司對原告所負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福州飛皇公司向原告中行福建分行償還保理融資款本金人民幣7763488元及利息;江西海通銅業有限公司、陳海雲、陳少昌、陳小川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中電公司應在收到第三人江西本立公司支付《月度訂單》項下款項後,在原告中行福建分行受讓的本案“應收賬款”金額人民幣9704360元限額內,對福州飛皇公司所負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索引:

對於此案的評析詳見林秀榕、陳光卓:“有追索權國內保理的法律性質” 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32期。


5.法院應以促進應收賬款流通融資理念為指導,通過界定商業保理合同的法律關係、審查基礎貿易合同的真實性來確定訴訟請求的合理範圍。


簡要事實:

原告:鑫晟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晟公司)。

被告:上海特創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特創公司)。

被告:上海禾祺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禾祺公司)。


2013年3月20日,禾祺公司和特創公司簽訂工業產品購銷合同,約定特創公司向禾祺公司購買鋁錠,貨款總金額人民幣68026200元,約定付款日為2013年9月17日。2013年3月20日,原告與禾祺公司簽訂保理服務合作協議、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禾祺公司將其作為原債權人在工業產品購銷合同項下尚未到期的全部應收賬款本金及其所部債權以不超過70%價格轉讓給原告。2013年3月21日,原告及禾祺公司簽署了債權轉讓通知書,同時向特創公司送達了該通知書。特創公司在收到該通知書後向原告出具債權轉讓通知書回執,確認該通知書所有內容對其發生效力,並承諾向原告承擔和履行上述工業產品購銷合同項下的全部債務。


原告向禾祺公司支付保理款4776萬元。特創公司向禾祺公司開具了60張購買鋁錠的增值税發票。工業產品購銷合同約定的最後付款期限到期後,特創公司並未支付債務欠款68026200元,而禾祺公司除了支付首期保理利息869050元之外,也再未支付保理利息。


原告訴至法院,請求依法判令特創公司支付欠款68026200元、違約金6802620元及逾期利息,同時請求依法判令禾祺公司對特創公司欠付68026200元本金中未返還部分的70%承擔回購義務,支付至實際清償日止的保理利息、違約金,滯納金。


裁判理由: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認為,原告與禾祺公司簽訂的保理服務合作協議、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均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與法不悖,雙方理應恪守。兩被告辯稱係爭業務不是真實的保理業務,而是原告將註冊資金以保理業務的形式返還給禾祺公司,因此認為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行為明顯帶有惡意並涉嫌詐騙。但是鑑於:第一,審理中,有關公安機關並未提出本案存有經濟犯罪嫌疑,也未提出將本案移送公安機關進行刑事偵查,故法院對兩被告所稱詐騙犯罪的事實難以採信;第二,兩被告認為,原告支付的保理款系禾祺公司先前提供給原告作為公司成立之時驗資之用,但是該辯稱缺乏事實依據,故法院難以採信;第三,關於案外人謝雲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趙宏之間的經濟糾紛,由於謝雲另案起訴後又撤訴,藉此亦無法證明兩被告辯稱事實。綜上,兩被告的該項辯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採信。


在本案相關行為未被確認為刑事犯罪活動之前,應當認為所涉法律關係合法有效,並保護相關當事人的民事合法權益。特創公司收到債權轉讓通知書,債權讓與行為已對其生效,特創公司應履行工業產品購銷合同項下的債務。原告已依約履行了支付保理款的合同義務,特創公司、禾祺公司未按約履行相關的合同義務,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原告有權要求特創公司支付欠款、違約金及逾期利息。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已就禾祺公司的回購義務進行約定,故原告有權要求禾祺公司對工業產品購銷合同項下特創公司未清償部分的70%金額承擔回購義務。雖然原告有權依據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的約定要求禾祺公司承擔保理利息、違約金以及滯納金,但是原告該訴請主張金額明顯過高,法院依法予以調整。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判決:特創公司支付鑫晟公司欠款68026200元、違約金6802620元以及逾期利息;禾祺公司對特創公司的欠款中未歸還欠款金額的,承擔償還義務;若特創公司屆期未能足額履行上述判決義務,鑫晟公司有權要求禾祺公司支付保理利息、違約金及滯納金。


索引:

對於此案的評析詳見顧權:“商業保理合同糾紛的裁判路徑”,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32期。


6.國內保理合同首先應適用債權轉讓相關法律進行規制。銀行僅在央行應收賬款質押系統進行保理債權轉讓登記,不能免除債權轉讓通知債務人的法定義務。在債務人未收到明確債權轉讓通知的情況下,保理合同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


簡要事實:

原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以下簡稱工行青浦支行)。

被告:上海康虹紡織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虹公司)。

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潤發公司)。

被告:施菊如、楊維濱、楊弘魏。


康虹公司是大潤發公司的供貨商。2011年11月4日,康虹公司向大潤發公司發出更改付款賬户申請,明確因康虹公司在工行青浦支行處辦理應收賬款保理貸款業務,按照銀行的信貸審批要求將貨款結算賬户變更到康虹公司在工行上海徐涇支行的賬户,並要求將原來的支票付款變更為貸記憑證等直接付款。大潤發公司同意並按康虹公司的更改意見執行。


2011年11月23日,工行青浦支行與康虹公司簽訂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及應收賬款轉讓清單,約定將康虹公司在大潤發公司的應收賬款債權及相關權利轉讓給工行青浦支行,債權總額3788766.01元,工行青浦支行給予康虹公司335萬元保理融資。同時約定,若康虹公司在保理融資期限到期日不能足額償付應收賬款,銀行有向其追索的權利,也可以要求其對應收賬款進行回購。施菊如、楊維濱同時與工行青浦支行簽訂保證合同;施菊如、楊維濱、楊弘魏以其共有房產向工行青浦支行提供最高限額總價為500萬元的最高額抵押,並辦理了抵押登記。簽訂上述合同後,工行青浦支行就轉讓的應收賬款所涉及的302份發票在中國人民銀行設立的應收賬款質押系統(以下簡稱央行登記系統)進行債權轉讓登記。


2012年1月6日,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到期,工行青浦支行因各方當事人均未付款、承擔合同義務,於 2012年1月29日訴至法院,請求:大潤發公司支付應收賬款債權本金及相應利益;康虹公司在335萬元及其利息範圍內對大潤發公司的債務承擔回購責任;施菊如等個人承擔相應保證責任及抵押責任。


同時,因康虹公司對外另有債務,至2012年2月5日,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向大潤發公司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協助凍結康虹公司對大潤發公司的應收賬款。


裁判理由:

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認為:(1)工行青浦支行與康虹公司簽訂保理合同及應收賬款轉讓清單及明細,康虹公司未將應收賬款債權轉讓事實通知人潤髮公司,所以該債權轉讓對人潤髮公司不發生效力。同時,在本案訴訟前,諸多法院依法凍結了康虹公司在人潤髮公司處的應收賬款,上述應收賬款因受司法限制,現已無法轉讓。工行青浦支行依據保理合同的約定要求人潤髮公司在應收賬款到期時直接支付應收賬款本金及利息的訴訟請求,缺乏相應的事實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2)保理合同明確約定了在工行青浦支行未收到購貨方付款時,康虹公司應按照工行青浦支行的通知對應收賬款進行回購,且康虹公司對有追索權保理業務項下融資承擔最終償還責任,故而康虹公司應向工行青浦支行承擔清償本息的責任。另外,施菊如、楊維濱、楊弘魏也應按約承擔各自的擔保責任。一審法院除工行青浦支行對大潤發公司的訴請外,對其其餘訴請予以支持。


工行青浦支行不服,上訴至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央行登記系統系根據物權法等規範性法律文件,為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而設。保理業務中債權轉讓登記無法律法規賦予其法律效力,僅為公示服務,故與應收賬款質押登記不同,債權轉讓登記於央行登記系統不發生強制性排他對抗效力。另外,法律、司法解釋或相關規範性法律文件未賦予任何形式的登記以債權轉讓通知的法律效力,因此,即便債權轉讓在係爭登記系統中進行了登記,也不能免除合同法確定的債權轉讓通知義務。二審法院駁回工行青浦支行鍼對大潤發公司的訴請,終審維持原判。


索引:

對於此案的評析詳見吳峻雪、張娜娜:“保理債權轉讓中轉讓通知的效力及形式” ,載《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18期。


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楊臨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商事審判工作中的若干具體問題》(2015年12月24日)中“關於保理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問題”主要內容:


第一,關於保理合同的案由問題。相對於傳統合同類案件而言,保理合同案件屬於新的案件類型。由於《合同法》未就保理合同作出專門規定,其屬於無名合同,現行的案由規定中尚無“保理合同”的專門案由。保理法律關係的實質是應收賬款債權轉讓,涉及到三方主體和兩個合同,這與單純的借款合同有顯著區別,故不應將保理合同簡單視為借款合同。在保理合同糾紛對應的案由方面,在新的案由規定尚未出台之前,可將其歸入“其他合同糾紛”中。


應注意的是,實務中確實有部分保理商與交易相對人虛構基礎合同,以保理之名行借貸之實。對此,應查明事實,從是否存在基礎合同、保理商是否明知虛構基礎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實際的權利義務關係等方面審查和確定合同性質。如果確實是名為保理、實為借貸的,仍應當按照借款合同確定案由並據此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


第二,要正確認識保理的交易結構和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保理合同涉及保理商與債權人、保理商與債務人之間不同的法律關係。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基礎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而債權人與保理商之間的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則是保理關係的核心。


在合同效力上,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均應當認定有效。對於未來債權能否作為保理合同的基礎債權的問題,在保理合同訂立時,只要存在基礎合同所對應的應收賬款債權,則即使保理合同所轉讓的債權尚未到期,也不應當據此否定保理合同的性質及效力。


在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方面,法院應當以當事人約定及《合同法》中有關債權轉讓的規定作為法律依據。債務人收到債權轉讓通知後,應當按照通知支付應收賬款。當然,債務人依據基礎合同享有的抵銷權及抗辯權,可以對抗保理商,但保理商與債務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三,要正確認識保理合同與基礎合同的關係。基礎合同的存在是保理合同締約的前提。但是,二者並非主從合同關係,而是相對獨立的兩個合同。應當看到,二者有關權利義務關係的約定存有牽連。實踐中,如果保理商明知基礎合同約定應收賬款債權不得轉讓,但仍然受讓債權的,應當注意:一方面,前述約定並不當然影響保理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保理商以保理合同為依據向基礎合同債務人主張債權的,並不能以此約束債務人,債務人仍可以此抗辯。債權人、債務人及保理商就基礎合同的變更作出約定的,依其約定處理。如果無三方約定,保理商受讓債權後,債務人又與原債權人變更基礎合同,導致保理商不能實現保理合同目的,保理商請求原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或者解除保理合同並賠償損失的,應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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