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引發物權變動判例六則

小甘讀判例甘國明整理2018-04-25 15: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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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物權法第九條的規定,不動產物權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其歸屬自然以不動產登記簿為準。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物權法解釋(一)第2條規定,當事人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與真實權利狀態不符、其為該不動產物權的真實權利人,請求確認其享有物權的,應予支持。夫妻之間達成的離婚(婚內)不動產分割協議,是雙方協商一致對財產進行內部分配的結果,該財產分割協議所涉及的不動產未辦理變更登記的情況下,該財產分割協議是否具有物權變動的效力,在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現選取《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以及《人民法院案例選》最新判例觀點,供各位對此問題進行思考!

1.根據我國《物權法》規定,不動產物權變動原則上以登記完成為生效要件。夫妻雙方簽訂的離婚協議中對不動產歸屬的約定並不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一方僅可基於債權請求權向對方主張履行房屋產權變更登記的契約義務。在不動產產權人未依法變更的情況下,離婚協議中關於不動產歸屬的約定不具有對抗外部第三人債權的法律效力。

——付金華訴呂秋白、劉劍鋒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7年第3期。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是原告付金華與第三人劉劍鋒夫妻關係存續期間所購買,根據婚姻法相關規定,係爭房屋應屬原告與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財產。我國《物權法》第九條明確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法律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法律效力”。雙方在離婚協議中約定上述房屋產權均歸原告所有,這是第三人對自己在係爭房屋產權中所擁有份額的處分,該處分行為未經產權變更登記並不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因係爭房屋的產權未發生變更登記,第三人劉劍鋒仍為係爭房屋的登記產權人,其在係爭房屋中的產權份額尚未變動至原告名下,故在第三人對外尚存未履行債務的情況下,被告呂秋白作為第三人的債權人,要求對第三人名下的財產予以司法查封並申請強制執行符合法律規定。


原告依據《離婚協議書》對係爭房屋產權的約定要求確認係爭房屋的所有權屬其所有並要求解除對係爭房屋的司法查封、停止對係爭房屋執行的訴訟請求於法無據,法院不予支持。

2.在對執行異議是否成立的判斷標準上,應堅持較高的、外觀化的判斷標準。這一判斷標準,要高於執行異議之訴中原告能否排除執行的判斷標準。執行異議是否成立,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異議人所主張的權利、申請執行人債權實現的效力以及被執行人對執行標的的權利作出比較並綜合判斷,從而確定異議人的權利是否能夠排除執行。

——與王光、案外人執行異議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6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系案外人鍾永玉在王光與林榮達股權轉讓糾紛一案生效判決的執行中,對執行標的()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請求排除執行的理由為股權轉讓關係發生之前該訟爭房產已在離婚協議中作為其與林榮達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分歸其和四名子女所有,因此,鍾永玉對本案訟爭房產是否享有足以阻止執行的實體權利是本案爭議的焦點。本院認為,鍾永玉對訴爭房產享有足以阻卻執行的權利。主要理由是:


一、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鍾永玉與林榮達之間存在惡意串通逃避債務的主觀故意,鍾永玉與林榮達解除婚姻關係及有關財產約定的意思表示真實。根據原審查明的案件事實,王光與林榮達之間轉讓股權的時間為2009年9月,王光因該股權轉讓糾紛根據生效判決申請原審法院對訟爭房產進行查封的時間為2013年6月,此時訟爭房產登記在債務人林榮達個人名下。鍾永玉一審中提供的複印自上杭縣檔案館的《離婚登記申請書》、《離婚協議書》、《審查處理結果》等三份證據,能夠證明鍾永玉與林榮達兩人於1996年7月22日達成的《離婚協議書》已明確將夫妻雙方共有的訟爭房產歸鍾永玉及其子女所有。


上述《離婚協議書》系鍾永玉與林榮達兩人雙方自願達成,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兩人亦已依該協議並經行政機關批准解除婚姻關係,故一審法院認定該離婚協議合法有效,並無不當。由於該《離婚協議書》簽訂時間(1996年7月)在先,法院對訟爭房產的執行查封(2013年6月)在後,時間上前後相隔長達十幾年之久,林榮達與鍾永玉不存在借離婚協議處分財產逃避債務的主觀惡意。


據此,鍾永玉與林榮達在離婚協議中對於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行為亦屬有效。王光上訴認為鍾永玉與林榮達之間的離婚協議屬惡意逃避債務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關於鍾永玉對訟爭房產的請求權的內容問題。根據《上杭縣私有房屋所有權登記申請書》、杭房權字第06072號《房屋所有權證》及杭國用(1997)字第4468號《國有土地使用證》等證據可知,訟爭房產的用地面積為172.8平方米。由於鍾永玉與林榮達簽訂《離婚協議書》時,訟爭房產尚未辦理門牌號碼也未測量其實際面積,因此,鍾永玉與林榮達在《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建在上杭縣城關和平路的面積一百七十三平方米(尚未辦理門牌號碼)的房屋歸女方及女方所生子女所有”,該約定的內容即應解釋為訴爭房屋的全部而非其中的173平方米歸鍾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尤其是,在《離婚協議書》簽訂之後,鍾永玉及其所生子女也一直實際佔有、使用了訴爭房屋。因此,王光上訴以鍾永玉僅對訴爭房屋的173平方米部分享有請求權、人民法院不應停止對該房屋其他部分執行的主張不能成立。


三、由於《離婚協議書》並不存在惡意串通逃避債務的問題,且鍾永玉對案涉全部房產享有請求權,因此,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鍾永玉依據《離婚協議書》對訟爭房產享有的權利是否足以排除執行。


在法律適用上,應當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複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是針對執行程序中當事人提出執行異議時如何處理的規定。由於執行程序需要貫徹已生效判決的執行力,因此,在對執行異議是否成立的判斷標準上,應堅持較高的、外觀化的判斷標準。這一判斷標準,要高於執行異議之訴中原告能否排除執行的判斷標準。


由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複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就應當在如下意義上理解,即符合這些規定所列條件的,執行異議能夠成立;不滿足這些規定所列條件的,異議人在執行異議之訴中的請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異議人所主張的權利、申請執行人債權實現的效力以及被執行人對執行標的的權利作出比較後綜合判斷,從而確定異議人的權利是否能夠排除執行。


在本案中,鍾永玉與林榮達於1996年7月22日簽訂《離婚協議書》,約定訟爭房產歸鍾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該約定是就婚姻關係解除時財產分配的約定,在訴爭房產辦理過户登記之前,鍾永玉及其所生子女享有的是將訟爭房產的所有權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請求權。該請求權與王光的請求權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並因此具有排除執行的效力。


首先,從成立時間上看,該請求權要遠遠早於王光因與林榮達股權轉讓糾紛所形成的金錢債權。債權的成立時間儘管並不影響債權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對於該債權能否繼續履行以及繼續履行的順序產生影響。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條針對出賣人就特殊動產訂立多重買賣合同的繼續履行問題明確規定,在均未受領交付且未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手續的情況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買受人的繼續履行請求權就優先於其他買受人。以此類推,在本案情形,至少不能得出王光成立在後的債權具有優先於鍾永玉成立在前的債權的結論。


第二,從內容上看,鍾永玉的請求權系針對訴爭房屋的請求權,而王光的債權為金錢債權,並未指向特定的財產,訴爭房屋只是作為林榮達的責任財產成為王光的債權的一般擔保。在鍾永玉佔有訴爭房屋的前提下,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將訟爭房產的所有權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請求權,也應當優於王光的金錢債權。


第三,從性質上看,王光與林榮達之間的金錢債權,系林榮達與鍾永玉的婚姻關係解除後發生的,屬於林榮達的個人債務。在該債權債務發生之時,訴爭房屋實質上已經因鍾永玉與林榮達之間的約定而不再成為林榮達的責任財產。因此,在王光與林榮達交易時以及最終形成金錢債權的過程中,訴爭房產都未影響到林榮達的責任財產。在此意義上,鍾永玉的請求權即使排除王光債權的執行,也並未對王光債權的實現形成不利影響。


第四,從發生的根源上看,訟爭房產系鍾永玉與林榮達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因合法建造而產生的夫妻共同財產,在鍾永玉與林榮達婚姻關係解除之時約定訟爭房產歸鍾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從功能上看,該房產具有為鍾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與王光的金錢債權相比,鍾永玉及其子女享有的請求權在倫理上具有一定的優先性。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基於鍾永玉與王光各自債權產生的時間、內容、性質以及根源等方面來看,鍾永玉對訴爭房產所享有的權利應當能夠阻卻對本案訟爭房產的執行,鍾永玉提起執行異議請求阻卻對本案訟爭房產執行的理由成立。  


3.夫妻之間達成的婚內財產分割協議是雙方通過訂立契約對採取何種夫妻財產製所作的約定,是雙方協商一致對家庭財產進行內部分配的結果,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應當尊重夫妻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按照雙方達成的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履行,優先保護事實物權人,不宜以產權登記作為確認不動產權屬的唯一依據。

——唐某訴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繼承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4年第12期。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第一,唐某甲與上訴人李某某於2010年10月2日簽訂的《分居協議書》的法律性質。上訴人李某某、唐某乙認為該協議屬於婚內財產分割協議,是唐某甲與李某某對其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權屬的約定,該約定合法有效,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唐某認為該協議系以離婚為目的達成的離婚財產分割協議,在雙方未離婚的情況下,該協議不發生法律效力。


法院認為,本案中唐某甲與李某某簽訂的《分居協議書》是婚內財產分割協議,而非離婚財產分割協議。理由如下:首先,從《分居協議書》內容來看,唐某甲與上訴人李某某雖認為彼此感情已經破裂,但明確約定為不給兒子心靈帶來傷害,採取“離異不離家”的方式解決感情破裂問題,雙方是在婚姻關係存續的基礎上選擇以分居作為一種解決方式並對共同財產予以分割,並非以離婚為目的而達成財產分割協議。


其次,從文義解釋出發,二人所籤《分居協議書》中隻字未提“離婚”,顯然不是為了離婚而對共同財產進行分割,相反,雙方在協議書中明確提出“分居”、“離異不離家”,是以該協議書來規避離婚這一法律事實的出現。


再次,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對夫妻約定財產製作出明確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採用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本案所涉及的《分居協議書》中,唐某甲與李某某一致表示“對財產作如下切割”,該約定系唐某甲與李某某不以離婚為目的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財產作出的分割,應認定為婚內財產分割協議,是雙方通過訂立契約對採取何種夫妻財產製所作的約定。


第二,本案應當優先適用物權法還是婚姻法的相關法律規定。上訴人李某某、唐某乙認為,應適用婚姻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只要夫妻雙方以書面形式對財產分割作出約定即發生法律效力,無需過户登記;被上訴人唐某主張,本案應適用物權法第九條之規定,不動產物權的權屬變更未經登記不發生法律效力。


法院認為,該問題首先要釐清物權法與婚姻法在調整婚姻家庭領域內財產關係時的銜接與適用問題,就本案而言,應以優先適用婚姻法的相關規定處理為宜。理由如下:


物權領域,法律主體因物而產生聯繫,物權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因物之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財產關係的基礎性法律,重點關注主體對物的關係,其立法旨在保護交易安全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而婚姻法作為身份法,旨在調整規制夫妻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其中財產關係則依附於人身關係而產生,僅限於異性之間或家庭成員之間因身份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不體現直接的經濟目的,而是凸顯親屬共同生活和家庭職能的要求。故婚姻法關於夫妻子女等特別人倫或財產關係的規定不是出於功利目的創設和存在,而是帶有“公法”意味和社會保障、制度福利的色彩,將保護“弱者”和“利他”價值取向直接納入權利義務關係的考量。


因此,婚姻家庭的團體性特點決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完全以個人為本位,必須考慮夫妻共同體、家庭共同體的利益,與物權法突出個人本位主義有所不同。在調整夫妻財產關係領域,物權法應當保持謙抑性,對婚姻法的適用空間和規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間關於具體財產製度的約定不宜由物權法過度調整,應當由婚姻法去規範評價。


本案中,唐某甲與上訴人李某某所籤協議關於財富中心房屋的分割,屬於夫妻內部對財產的約定,不涉及家庭外部關係,應當優先和主要適用婚姻法的相關規定,物權法等調整一般主體之間財產關係的相關法律規定應作為補充。


第三,物權法上的不動產登記公示原則在夫妻財產領域中是否具有強制適用的效力。上訴人李某某、唐某乙認為,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只涉及到財產在夫妻之間的歸屬問題,依雙方約定即可確定,無須以公示作為物權變動要件;被上訴人唐某則主張財富中心房屋的產權人是唐某甲,即使唐某甲與李某某曾約定該房屋歸李某某擁有,也因未辦理產權變更登記而未發生物權變動效力,該房屋仍應納入唐某甲的遺產範圍。


本院認為,唐某甲與李某某所籤《分居協議書》已經確定財富中心房屋歸李某某一人所有,雖仍登記在唐某甲名下,並不影響雙方對上述房屋內部處分的效力。理由如下:


物權法以登記作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法定公示要件,賦予登記以公信力,旨在明晰物權歸屬,保護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但實踐中,由於法律的例外規定、錯誤登記的存在、法律行為的效力變動、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保留以及對交易習慣的遵從等原因,存在大量欠缺登記外觀形式,但依法、依情、依理應當給予法律保護的事實物權。物權法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對於非基於法律行為所引起的物權變動亦進行了例示性規定,列舉了無需公示即可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情形。當然,這種例示性規定並未窮盡非因法律行為而發生物權變動的所有情形,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相關情形亦應包括在內。


在夫妻財產領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後由一方簽訂買房合同,並將房屋產權登記在該方名下的情形,但實際上只要夫妻之間沒有另行約定,雙方對婚後所得的財產即享有共同所有權,這是基於婚姻法規定的法定財產製而非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行為。因為結婚作為客觀事實,已經具備了公示特徵,無須另外再為公示。而夫妻之間的約定財產製,是夫妻雙方通過書面形式,在平等、自願、意思表示真實的前提下對婚後共有財產歸屬作出的明確約定。此種約定充分體現了夫妻真實意願,系意思自治的結果,應當受到法律尊重和保護,故就法理而言,亦應納入非依法律行為即可發生物權變動效力的範疇。


因此,當夫妻婚後共同取得的不動產物權歸屬發生爭議時,應當根據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是否有效、有無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不宜以產權登記作為確認不動產權屬的唯一依據,只要有充分證據足以確定該不動產的權屬狀況,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應當尊重夫妻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按照雙方達成的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履行,優先保護事實物權人。


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的第三人主要是相對於婚姻家庭關係外部而言,如夫妻財產涉及向家庭以外的第三人處分物權,就應當適用物權法等調整一般主體之間財產關係的相關法律規定。而對於夫妻家庭關係內的財產問題,應當優先適用婚姻法的相關規定。


本案中,《分居協議書》約定“財富中心房屋歸李某某擁有,李某某可以任何方式處置這些房產,唐某甲不得阻撓和反對,並有義務協辦相關事務。”該協議書系唐某甲與上訴人李某某基於夫妻關係作出的內部約定,是二人在平等自願的前提下協商一致對家庭財產在彼此之間進行分配的結果,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財富中心房屋並未進入市場交易流轉,其所有權歸屬的確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與流轉安全。故唐某雖在本案中對該約定的效力提出異議,但其作為唐某甲的子女並非《物權法》意義上的第三人。


因此,雖然財富中心房屋登記在唐某甲名下,雙方因房屋貸款之故沒有辦理產權過户登記手續,但物權法的不動產登記原則不應影響婚內財產分割協議關於房屋權屬約定的效力。且結合唐某甲與李某某已依據《分居協議書》各自佔有、使用、管理相應房產之情形,應當將財富中心房屋認定為李某某的個人財產,而非唐某甲之遺產予以法定繼承。

4.雙方當事人對財產的處理是以達成離婚為前提,雖然已經履行了財產權利的變更手續,但因離婚的前提條件不成立而沒有生效,已經變更權利人的財產仍屬於夫妻婚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

——莫君飛訴李考興離婚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12期。


廣東省懷集縣人民法院認為:本案離婚協議是屬於婚內離婚協議,所謂婚內離婚協議,是指男女雙方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解除婚姻關係為基本目的,並就財產分割及子女撫養問題達成的協議。婚內離婚協議是以雙方協議離婚為前提,一方或者雙方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等方面作出有條件的讓步。在雙方未能在婚姻登記機關登記離婚的情況下,該協議沒有生效,對雙方當事人均不產生法律約束力,其中關於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的約定,不能當然作為人民法院處理離婚案件的直接依據。


原告莫君飛與被告李考興在協議離婚過程中經雙方協商對財產分割進行處理,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並且已經進行了變更登記,但由於李考興並未在離婚協議上簽名,達不到離婚協議的成立要件,因此,該婚內離婚協議無效,即按該協議所進行的履行行為也可視為無效。雖然(2006)第0036號《土地使用證》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變更在李考興名下,但該土地使用權還是莫君飛和李考興婚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與原來登記在莫君飛名下的性質是一樣的。

5.夫妻雙方通過簽署《婚內協議書》將婚後共同財產約定為夫妻一方個人財產的,屬於“夫妻共同財產約定”,不屬於一方將個人房產給予另一方的贈與行為。即使沒有辦理物權轉移登記,亦不影響一方依據協議取得該房產的所有權。

——師小麗訴陳浩離婚糾紛案(載《人民法院案例選》2015年第4輯)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認為:409號房屋由師小麗與陳浩婚後共同出資購置,登記為共同共有。雙方自願簽署《婚內協議書》,明確約定409號房屋歸師小麗所有,陳浩執筆填寫相關內容,對於協議約定及執行後果應予知悉。雙方基於家庭關係及婚姻情感作出處分共同財產的意思表示應予保護,該協議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


陳浩認為即使按《婚內協議書》約定409號房屋歸師小麗所有,也應視為陳浩對師小麗的房產贈與,在房產權屬轉移登記之前其可撤銷贈與。本院認為,根據法律規定,婚前或者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當事人約定將一方所有的房產贈與另一方,贈與方在贈與房產變更登記之前可撤銷贈與。而本案《婚內協議書》系雙方對婚姻期間所得的夫妻共同財產進行的約定,而非是一方將個人房產給予另一方的單純贈與行為,雙方簽訂協議之後房產所有權歸師小麗所有,陳浩不享有房產贈與撤銷權。師小麗要求確認409號房屋歸其所有,剩餘貸款由其償還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

6.夫妻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涉及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臧旭霞執行異議審查案(載《人民法院案例選》2016年第2輯)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涉案房產雖然登記在被執行人楊逸名下,但臧旭霞向法院提供的證據證實,其與楊逸早在楊逸被羈押、執行前的2007年1月已經離婚,雙方的離婚協議約定涉案房產歸臧旭霞所有,該離婚協議在民政局已備案登記,本院確認該協議合法有效。鑑於楊逸與臧旭霞在2007年離婚時已經對夫妻共有財產進行了分割,涉案房產歸臧旭霞所有,且臧旭霞實際使用涉案房產,故原裁決法院將涉案房產作為楊逸的財產繼續執行不當。


《鬢雲鬆令》

(清)納蘭性德


枕函香,花徑漏。

依約相逢,絮語黃昏後。

時節薄寒人病酒,

剗地梨花,徹夜東風瘦。

掩銀屏,垂翠袖。

何處吹簫,脈脈情微逗。

腸斷月明紅豆蔻,

月似當時,人似當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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