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判例:“惡意串通”的證明標準是能夠“排除合理懷疑”

小甘讀判例甘國明整理2018-01-25 18:56:5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並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


第一百零九條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認定民事案件構成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標準為排除合理懷疑,即要求當事人對其提出的存在惡意串通的事實主張,應提供充分的證據以達到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否則,其主張的惡意串通的待證事實便難以認定。

海南博海投資諮詢有限公司與王一萍、郭忠民間借貸糾紛案

案例來源:

中國裁判文書


案號:

(2017)最高法民終769號


合議庭法官:

張勇健、王毓瑩、錢小紅


裁判日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簡要事實:

原告:王一萍

被告:海南博海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第三人:郭忠


2013年10月16日,王一萍與郭忠簽訂一份《借款合同》,約定郭忠向王一萍借款4000萬元,同日,王一萍從其中國工商銀行轉款2000萬元至郭忠銀行卡。


2014年1月13日,王一萍與郭忠又簽訂一份《借款合同》,約定郭忠向王一萍借款4900萬元,同日,王一萍從其中國農業銀行轉款100萬元至郭忠銀行卡;從中國工商銀行轉款4600萬元至郭忠銀行卡。同年1月15日,王一萍從其中國工商銀行的轉款200萬元至郭忠銀行卡


針對上述兩筆借款,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簽訂多份《澄邁商品房買賣合同》,分別約定由王一萍購買逸海華庭小區6、7、14、15、16、17、23棟房產,博海公司出具了相應的收款收據,收據上記載的所收購房款數額與郭忠收取的上述兩筆借款數額一致,但博海公司未收到王一萍支付的相應購房款,上述合同未實際履行。


2014年5月16日,王一萍與博海公司簽訂一份《協議》,主要內容為:1.郭忠向王一萍借款6900萬元並約定了借款利息,現博海公司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該借款本金6900萬元及約定的利息(首先保證本金);2.博海公司承諾用逸海華庭小區內未開發建設的10畝土地建設經濟適用房後,用房屋銷售的全部回款向王一萍代償郭忠借款;3.博海公司承諾逸海華庭小區已開發建設房屋的銷售款在保持博海公司正常經營運轉的情況下,按銷售款的一定比例向王一萍代償郭忠借款本息;4.不限制王一萍採取其他措施向郭忠催要未償借款本金及利息。


王一萍向法院起訴請求:1.判令博海公司向王一萍償還借款本金6900萬元及利息;2.判令博海公司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裁判理由: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院認為,博海公司及郭忠對王一萍借款6900萬元給郭忠的事實均無異議,該借款行為並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確認為合法有效。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一、博海公司是否為6900萬元款項的共同借款人;二、王一萍與博海公司於2014年5月16日簽訂的《協議》是否有效;三、博海公司應否償還6900萬元及按月息3%計付利息。


一、關於博海公司是否為6900萬元款項的共同借款人問題。一審法院認為,博海公司不是6900萬元款項的共同借款人。


第一,2013年10月16日及2014年1月13日簽訂《借款合同》的當事人為郭忠、王一萍,博海公司並非合同當事人。


第二,6900萬元的借款均由王一萍的卡號直接轉至郭忠的卡號,王一萍並未轉款給博海公司。


第三,博海公司與王一萍於2014年5月16日簽訂的《協議》中明確約定由博海公司代郭忠償還借款。


第四,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簽訂《澄邁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轉讓逸海華庭小區房產給王一萍,博海公司雖出具收款收據,但王一萍實際並未支付購房款,該合同的簽訂係為王一萍與郭忠之間的借款行為提供擔保,不能認定博海公司為共同借款人。


第五,郭忠在收到王一萍4900萬元借款後,轉款1000萬元給博海公司,該轉款行為發生在博海公司與郭忠之間,不能以此認定博海公司和郭忠共同向王一萍借款。


綜上,王一萍主張博海公司為6900萬元款項的共同借款人,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關於王一萍與博海公司於2014年5月16日簽訂的《協議》是否有效的問題。一審法院認為,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簽訂《協議》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借款本息,系其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並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應為有效合同。博海公司主張其與王一萍簽訂的《協議》無效,於法無據。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關於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的規定是規範公司內部管理的規定,應屬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此對抗交易相對人。


第二,根據雙方關於不限制王一萍採取其他措施向郭忠催要未償借款本息的約定,王一萍有權選擇是否向郭忠主張權利。王一萍在本案中未向郭忠主張權利,系王一萍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不能以此認定王一萍與郭忠惡意串通損害博海公司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綜上,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簽訂的《協議》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


三、關於博海公司應否償還6900萬元及按月息3%計付利息的問題。關於博海公司是否應承擔償還6900萬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給王一萍的責任問題。


第一,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簽訂《協議》代郭忠履行債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的第三人代為履行。第三人代為履行是指經債務人與債權人約定由第三人代替債務人履行債務,第三人並沒有因履行債務而成為合同當事人。


本案並非債務人郭忠與債權人王一萍約定由博海公司代替債務人郭忠履行債務,而是博海公司向債權人王一萍承諾願意代債務人郭忠履行債務。《協議》中約定不限制王一萍採取其他措施向郭忠催要未償借款本息,表明郭忠未脱離債務關係,債務並未轉移給博海公司。博海公司因此與郭忠成為共同債務人,共同與郭忠對所欠王一萍的債務承擔償還責任。


第二,博海公司與王一萍在《協議》中開宗明義的約定,博海公司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債務,之後雙方對還款方式進行了約定,由博海公司用逸海華庭小區未開發和已開發的房產銷售款以不同比例逐步償還債務。雙方並未約定逸海華庭小區房產銷售有回款,博海公司才願意代郭忠償還債務,雙方所籤《協議》並非附條件的合同。因此,博海公司主張逸海華庭項目已被查封無法對外銷售,其因付款條件不成就而不應承擔還款責任沒有合同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關於是否應按月息3%計算利息的問題。第一,王一萍依據與郭忠於2013年10月16日簽訂的《借款合同》支付給郭忠2000萬元,合同約定的還款期限為2014年10月15日,但合同中並未對利息進行約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一款關於“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的規定,王一萍主張計付2013年10月16日至2014年10月15日期間的2000萬元借款利息,沒有合同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對借款期限屆滿後的2000萬元借款利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條關於“借款人未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的,應當按照約定或者國家有關規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規定,博海公司應自2014年10月16起至2000萬元實際償還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動資金貸款基準利率計付逾期利息給王一萍。


第二,本案屬《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施行前受理的案件,不能適用該規定審理本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關於“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二款關於“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規定”的規定,王一萍與郭忠於2014年1月13日簽訂《借款合同》約定的4900萬元借款的利息應自支付次日起至實際償還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動資金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計付給王一萍。


綜上所述,王一萍請求博海公司償還6900萬元的借款本息有合同依據和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因王一萍與郭忠約定4900萬元借款利息按月息3%計付違反了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其請求博海公司按月息3%計付利息過高,超出部分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七條、第二百一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判決:博海公司償還給王一萍借款本金6900萬元及其利息(利息計算方法:2000萬元本金自2014年10月16起按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動資金貸款基準利率計付至實際償還之日止;4700萬元本金自2014年1月14日起、200萬元本金自2014年1月16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動資金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計付到實際給付之日止)。


博海公司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本案雙方上訴及答辯意見,本案二審爭議焦點為:一、《協議》是否有效、是否附條件;二、6900萬元借款中有利息約定的部分為多少;三、郭忠是否已用其他資產抵償欠付王一萍的債務。


(一)《協議》是否有效、是否附條件

其一,關於《協議》是否有效的問題。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的合同無效應同時具備兩個要件,即當事人主觀上有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惡意,客觀上實施了相互串通的行為。對此,主張合同因此而無效的當事人有義務提供證據加以證實。


對於惡意串通的證明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作了特別規定。根據該條規定,人民法院認定民事案件構成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標準為排除合理懷疑,即要求當事人對其提出的存在惡意串通的事實主張,應提供充分的證據以達到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否則,其主張的惡意串通的待證事實便難以認定。


本案中,博海公司主張王一萍與郭忠惡意串通,以博海公司資產償還郭忠個人債務,損害其他債權人合法權益,但其並未提交證據加以證實。該項主張缺乏事實依據,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第二,《協議》約定,博海公司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借款本息,該行為系債的加入。根據法律規定和《協議》第五條約定,郭忠並未因此而免除與博海公司共同承擔向王一萍償還借款本息的責任。作為債權人,王一萍有權選擇追償相對方。在無其他證據相佐證的情況下,不能因王一萍僅要求博海公司承擔還本付息責任而認定其與郭忠存在惡意串通。


第三,根據郭忠在本院二審庭審時的陳述,博海公司原有兩個股東,分別為郭忠及雷江,雷江持有的博海公司股份已由郭忠回購,郭忠也已向雷江支付股份回購款,但由於繳納税費等原因一直未辦理股東登記變更事宜。此陳述可表明,郭忠的行為實際上並未損害博海公司股東的利益。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簽訂《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並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規定,應為合法有效合同。


其二,關於《協議》是否為附條件合同的問題。根據《協議》約定,博海公司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6900萬元借款本息,並以該公司尚未開發土地上擬開發建設房屋的銷售回款和已開發建設的逸海華庭小區房屋銷售款向王一萍代償郭忠借款。


在該《協議》中,當事人開宗明義約定博海公司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債務。從《協議》約定用房屋銷售回款償還債務的內容看,其系博海公司對還本付息款項來源、具體還款方式等作出的承諾,而非設定償債條件,不能因此約束債權人。博海公司主張《協議》附條件,而付款條件未成就,其無法履行債務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6900萬元借款中有利息約定的部分為多少

根據本案已查明的事實,案涉6900萬元借款共涉及兩份借款合同,即2013年10月16日約定金額為4000萬元的《借款合同》和2014年1月13日約定金額為4900萬元的《借款合同》。


關於2013年10月16日《借款合同》的履行情況,王一萍主張實際出借2000萬元,郭忠也認可實際借到2000萬元。關於2014年1月13日《借款合同》的履行情況,王一萍提供轉賬憑證證實其於2014年1月13日和15日分三次向郭忠轉賬匯款共計4900萬元,其中一筆為4600萬元,一筆為200萬元,一筆為100萬元。從該款項的支付時間及金額看,可以與2014年1月13日的《借款合同》相吻合。並且,郭忠也認可該筆4900萬元借款的依據是2014年1月13日的《借款合同》,與2013年10月16日的《借款合同》無關。


上述事實表明,王一萍於2014年1月13日和15日分三筆支付的4900萬元系履行2014年1月13日《借款合同》約定的付款義務。根據2014年1月13日《借款合同》第三條的約定,借款利息為月息3%,利息每月一付。可見,王一萍與郭忠對2014年1月13日《借款合同》約定的4900萬元借款有明確的利息約定。博海公司主張王一萍於2014年1月13日和15日分三筆支付的4900萬款項中有2000萬元是為履行2013年10月16日的《借款合同》,該2000萬元不應計算利息,但並無證據證實。博海公司的該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三)郭忠是否已用其他資產抵償王一萍債務

博海公司主張,根據2013年10月16日的《借款合同》和《承諾書》,郭忠已實際用山西省大同市名流人家商務區項目資產抵償所欠王一萍債務,雙方債權債務已抵消。


本院認為,雖然2013年10月16日的《借款合同》和《承諾書》載明郭忠願意以山西省大同市名流人家商務區項目資產作為向王一萍借款的擔保,但《承諾書》與《借款合同》為同一日出具,而郭忠承認《承諾書》並未履行,其欠王一萍6900萬元的借款本息分文未還。


並且,根據本案已查明的事實,雙方當事人並未對約定用於擔保的資產辦理抵押登記手續,郭忠亦未將上述資產所有權變更登記至王一萍名下,無證據證明郭忠已實際用山西省大同市名流人家商務區項目資產抵償欠付王一萍的債務。


關於債務清償順序的問題,如前所述,博海公司承諾願意代郭忠向王一萍償還借款本息,該行為系債的加入,郭忠並未因此而免除與博海公司共同承擔向王一萍償還借款本息的責任。作為債務共同承擔人,無證據表明郭忠和博海公司與王一萍約定債務清償順序。作為債權人,王一萍有權選擇向郭忠抑或博海公司主張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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