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羣學文摘》第九期(上):住房不平等

定量羣學定量羣學文摘2017-12-16 21: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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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陳偉

香港科技大學

近年來,住房成為民眾和政府所關心的核心議題。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後,中國大部分居民的住房條件得到改善,住房自有率也大幅度提高。但是由於住房價格的快速上漲,部分居民仍然存在住房困難,不同社會階層基於住房而產生差距在逐漸擴大。社會學界對於住房不平等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經過挑選,本期所推薦的住房不平等文獻主要關注如下方面:


首先,住房產權存在差異及其成因。這些研究發現,住房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一方面保護了體制內的精英通過再分配的方式延續其住房優勢,另一方面又使得擁有市場優勢的精英能夠通過市場的方式獲得住房產權。通過購房,個人和家庭也能夠實現一定的階層向上流動。但是隨着住房價格的上漲,意味着更低經濟能力的家庭能夠獲得住房的可能性在降低,福利住房對這些家庭重要性明顯提高


其次,居住質量和住房財富差異。住房同時兼具消費屬性和投資屬性,這意味着不同階層直接的住房差異不僅僅體現在所享受的居住質量上,更體現在住房所代表的家庭財富上。有研究表明,財富不平等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加劇,而以住房為主的不動產則是加劇財富不平等的關鍵力量。


第三,住房與居住隔離。不同種族的居住隔離往往是西方住房相關文獻的核心議題。學者們在分析中國流動人口和本地居民的居住分異時,也往往借鑑類似的研究路徑。最新研究結果發現,住房所代表的“符號區隔”也成為不同社會階層自我認同的影響因素之一。


第四,住房的社會後果。住房通過居住區位鎖定其他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而不同社會羣體之間的住房資源差距還會內化為其階層認同,並影響其政治參與等社會活動。基於住房的學區及其他公共資源的差異,則有可能會抑制底層居民向上流動而產生新的社會不平等。


當前中國新一輪住房改革將開啟。租售同權等改革舉措能否降低住房不平等?已存的住房不平等將帶來何種社會後果?這些問題還需要學者們繼續關注。本月上期先為大家呈現中文文獻。


文獻摘要

1、吳維平,王漢生.2002.寄居大都市:京滬兩地流動人口住房現狀分析[J].社會學研究,第3

近年來,中國大規模人口流動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快速城市化的一個表現。現階段中國人口的流動主要是以兩種方式實現的:通過正式的户口變更而實現的遷移和並不具備户籍從原籍到流入地的官方變更的臨時性流動(這部分人口稱為“流動人口”),其中後者為目前人口流動的主要形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模式對於城市發展有着不容忽視的影響,本文討論的重點是北京和上海兩市的流動人口是如何滿足其居住需求的,我們所關注的是那些為了尋求就業機會而來到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經濟型流動人口),特別是要通過住房獲取方式和居住條件來對流動人口的居住狀況進行評估。本文要解答的三個主要問題是:1在改革後的城市住房體系中,流動人口可以通過怎樣的方式來獲取住房? 2同當地居民和遷移人口相比,流動人口的住房條件如何?以及3什麼樣的環境因素影響着城市中流動人口住房的區位選擇?

2、李斌.2002.中國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J].社會學研究,第2

自1979 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來, 中國的住房制度經歷了多次變化。從最初的小步提租、補貼售房,發展到現在的針對不同收入層次的人建造不同檔次的住宅, 並分別實施商品房、微利房、平價房和標準房的政策。對於人數並不很多的高收入者, 規定他們只能通過市場去購買商品房, 房價隨行就市。對於廣大中低收入者, 由於目前的市場房價大大超出了他們的經濟承受能力, 就在政策上給予微利房、平價房或標準價房的照顧。這種逐步形成的房改政策對中國住房的建設速度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與此相伴的是住房市場出現了嚴重的分割性導向:羣體間的住房條件差異提升,空間上的羣體隔離加強。這種隔離一方面是由於居民的貨幣支付能力差異造成的,但是更為重要的一方面還是由於不同的准入機制導致了羣體間的制度性受益差異。從受益的角度分析,中國的房改政策更有利於社會上層,它加速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強化了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割。

3、邊燕傑,劉勇利.2005.社會分層、住房產權與居住質量——對中國五普數據的分析[J].社會學研究,第3

迄今對中國社會分層模式變遷的研究,幾乎全部集中在收入和職業流動的分析上。本文則關心在分層體系中日益重要的另外一個方面——住房。通過對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五普)數據中的城市住户的分析,我們得以瞭解不同職業階層在住房產權、房屋面積和房屋質量等方面的情況。在2000年,72%的城市居民户擁有住房所有權,比1990年的24%增加了48%。户主職業地位高的住户在產權擁有率、購買租賃比、購房能力(特別是購買新建商品房)上均表現出顯著優勢。另一方面,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住房面積和房屋質量有非常大的提高。管理精英和專業精英的家庭所擁有的住房往往面積更大、質量更好。這些發現説明,在成功的經濟改革背後,社會分層機制既體現了制度跨越又保持了制度延續。

4、李駿.2009.住房產權與政治參與:中國城市的基層社區民主[J].社會學研究,第5

以中國城市社會的住房私有化和基層社區民主實踐為背景,本文重新探討了住房產權所導致的個體政治積極性差異這一傳統理論議題。基於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抽樣調查數據,通過定量考察業主與非業主之間在參與基層社區選舉政治上的差異,本文的主要發現是:在中國城市基層社會,住房產權對政治積極性的促進作用目前僅侷限於特定的社區情境,即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區。本文同時還發現,雖然住房所有者在社區政治事務中所具有的積極性很難外溢出特定的社區邊界,但個體內在的政治積極性在社區層次和地方層次上卻具有緊密的一致性。

5、馬忠東, 周國偉,王海仙. 2010. 市場化下城市居民的住房選擇:以廣州為例[J]. 人口與發展,第2

以廣州為例,分析了中國市場化過程中城市居民住房選擇行為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中國大城市現有的住房存量結構受到住房制度改革,尤其是1998年住房貨幣化改革的深刻影響。由福利分房的再分配體制向住宅商品化的市場體制轉型的過程中所採取的贖買措施是造成城市居民高自有率的主要原因。隨着轉型的逐步完成,未來城市住房的增量結構將更多地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市場化要素如人力資本、收入、私有經濟、價格對住房選擇影響顯著。收入和教育的提高對住宅的擁有及價格/質量都有顯著的提高作用。隨着市中心房價的大幅升高,城市新增人口的居住選擇有逐步郊區化和次中心化的趨勢。

6、胡蓉. 2012. 市場化轉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於CGSS2006調查數據[J]. 社會,第1

基於CGSS2006調查數據,運用多層線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場化改革對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資源分配機制的影響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區層面,地區市場化的推進雖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時期內也拉大住房資源分配的貧富差距,地區市場化水平與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間存在倒“犝”型曲線關係;在個體層面,體制內外職工的住房差異已不顯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資源的佔有上更具優勢。

7、劉祖雲,毛小平. 2012.中國城市住房分層:基於2010年廣州市千户問卷調查[J]. 中國社會科學,第2

2010年廣州市千户問卷調查數據表明:城市住房分層結構是一個從低到高依次由無產權房階層、有產權房階層(福利性產權房階層、商品性產權房階層、繼承性產權房階層)和多產權房階層構成的“三階五級式”結構;個人的政治資本、人力資本、職業狀況及收入水平對人們獲得住房資源有顯著影響;城市住房分層既反映社會貧富分化又可加劇社會貧富差距。因此,住房保障目標、對象及方式的選擇應以住房分層狀況為前提。

8、方長春. 2014. 體制分割與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差異[J]. 社會,第3

在混合經濟形態下,“市場”與“再分配”權力之間的良性制衡的關係尚未形成,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不平等的形成表現出層疊效應。對住房不平等的經驗分析表明,當前(住房市場化時期)的住房不平等狀況很大一部分是由房改前的住房分配過程和住房私有化改革過程導致的,社會成員越是接近體制的核心部門,其住房優勢就越突出。這一經驗研究發現表明,制度變革的漸進性和路徑依賴使得根植於體制分割的社會不平等在尚未充分消退的同時,改革之前導致社會差異形成的體制分割因素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躍於當前的社會不平等中,且有可能會隨着市場化的推進疊加於源自於市場的社會不平等,甚至經由市場的作用進一步延續並放大。

9、毛小平. 2014. 購房:制度變遷下的住房分層與自我選擇性流動[J]. 社會,第2

本文基於2010年廣州市的千户問卷調查數據,利用內生轉換回歸模型,發現了住房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住房分層機制中的自我選擇性:在1998年前的體制內,能力強的人傾向於不購房,而在1998年前的體制外和1998年以後,能力強的人傾向於購房。在1998年前的體制內,不購房者如果購房,其住房等級會下降;購房者如果不購房,其住房等級會上升。在1998年前體制外和1998年後,那些人力資本或政治資本高的居民實際購房時,其住房等級會更高;購房者如果不購房,其住房等級會下降。由此可知,權力機制與市場機制是影響住房分層的結構因素,政治資本或人力資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層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政治資本或人力資本高的居民住房等級也高”的論斷從某種意義上忽視了居民的自我選擇過程。

10、趙曄琴,樑翠玲. 2014. 融入與區隔: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與階層認同——基於CGSS 2010的數據分析[J]. 人口與發展,第2

以住房消費為基本視角,通過對2010年度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資料(CGSS 2010)的數據分析,描述和分析農民工的住房消費現狀,探討住房消費這一變量納入階層身份認同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闡述農民工羣體的階層地位與住房消費之間的相關性。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與階層認同之間存在正相關,即住房產權歸屬、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居住支出的比例越大,其階層地位的認同越高,其中,人均居住支出與階層認同的關聯性最密切。

11、孫鐵山,劉霄泉.2016.中國超大城市常住外來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業的空間錯位——基於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實證[J].人口與經濟,第5

以北京、上海、廣州作為中國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討中國超大城市常住外來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業空間錯位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總體而言,常住外來人口的居住-就業空間錯位要高於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屬性人口的錯位形態存在差異。分行業來看,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公共服務業常住外來人口居住-就業空間錯位程度相對較高,而製造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業空間錯位程度相對較高。由計量分析發現,住房價格水平、就業集聚規模、高端產業比重和地區地方財政支出對不同户籍屬性人口就業-居住空間分佈差異均產生相似的影響;而租賃户數比重和低端產業比重對不同户籍屬性人口的就業-居住空間分佈則產生差異性的影響。

12、張海東,楊城晨.2017.住房與城市居民的階層認同——基於北京、上海、廣州的研究[J].社會學研究,第5

本文基於財富分層的視角,研究了作為財富重要標誌的住房與城市居民階層認同問題。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北上廣三地居民的住房分層現象較為明顯。以“住房品質”和“符號區隔”為代表的住房因素與階層認同之間存在着顯著相關性,而經過多重填補法對數據資料進行處理後,其結果進一步確認了住房對於解釋居民階層認同的關鍵作用。文章指出,在當前中國城市社會中,與傳統基於職業的階層認同相區別,以住房為代表的基於財富的階層認同正在逐步形成。從住房入手可以為階層認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和解釋框架。

13、吳開澤.2017.房改進程、生命歷程與城市住房產權獲得(1980-2010)[J].社會學研究,第5

本文基於2010年廣州住房調查數據和事件史模型,研究住房市場化改革進程與個體生命歷程交互作用對首套住房產權獲得的影響。研究發現,住房市場化改革的“差序格局”和差異化改革策略,使住房獲得具有明顯的時期效應和世代效應。福利住房產權化和住房商品化雙軌並行的住房市場化模式,降低了體制內外住房不平等,加劇了精英和非精英階層的住房差異,延續了行政精英的福利住房獲得優勢。在住房改革進程中,體制分割和市場分化導致的住房不平等相互疊加,並通過代際傳遞加劇了年輕世代的住房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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