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薩蒂亞·納德拉在重構微軟的基因

軟一典Edison2017-09-26 16:02:11

微軟首席執行官,讓微軟放下內鬥、恢復士氣。創造了超越 2500 億美元市值。而這一切的核心就是:對於微軟什麼是最重要的。

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的辦公室,位於美國華盛頓州微軟雷德蒙德園區 34 號樓 5 層。毋庸置疑,辦公室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台 84 英寸的 Surface Hub,但同時更值得關注的是房間中大量的書籍,它們擺滿了納德拉桌邊的十幾個書架。

這裏看起來更像是街角的書店,而不是全球市值第三公司的“指揮中心”。納德拉用他一貫低調方式説:“我一般會隨手在這裏讀上幾頁,當然其中有一些書,你還是需要從頭到尾的閲讀。我不能生活在沒有書的地方。”

他坐在扶手由綠松石點綴的椅子上,棕色休閒鞋搭配彩色襪子。他的周圍圍繞着包括《Bionomics》與《How WillCapitalism End》在內,這些主題令人頭疼書籍。不過納德拉的口味是不拘一格的,在談話的過程中,他還提及了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英國女作家)關於疾病的文章,以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作家 C.L.R. James 討論板球的書籍。在解釋微軟的 Cortana 人工智能助手所帶來的影響時,納德拉不談市場份額,反而引出莎士比亞:“如果奧賽羅(Othello)擁有 Cortana,那麼他將會認出誰是 Lago。”

納德拉在 2014 年 2 月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之後,做出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要求公司的高層們,閲讀 Marshall B. Rosenberg 所寫的《NonviolentCommunication: A Language of Life》,這是一部關於情感和合作方面的專著。而這一舉動也顯示,納德拉從一開始就打算在運營公司方面,與著名的比爾·蓋茨和鮑爾默不同,並將運營目標直接定位到微軟長期且著名的公司內鬥上。(程序員/漫畫家 Manu Cornet 還在 2011 年通過漫畫總結了微軟的組織架構圖,不同部門和團隊之間,相互指着手槍。)微軟主席兼微軟首席法務官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説:“這是一個清晰的跡象表明,薩提亞並不只是關注商業戰略,同時還有微軟文化。”

納德拉接手時的微軟,並不被華爾街與硅谷看好。科技產業已經從台式電腦轉向智能手機,從微軟 Windows 轉向蘋果的 iPhone 和谷歌的 Android。(Windows Phone 的市場份額已經在 4% 以下)。蘋果與谷歌的市場股價在不斷的飆升,但微軟的股價卻依舊停滯不前。儘管微軟在鮑爾默擔任首席執行官期間(2000-2014),營收增長了 2 倍,利潤也翻了一番。Jackdaw Research 分析師 JanDawson 表示:“這是一家利潤豐厚的公司,但他們並未脱離商業風險,至於衰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在鮑爾默宣佈於 2013 年 8 月退休的時候,接替他的工作並不容易,這不是一份維持企業現狀的簡單工作。彭博社在關於尋找微軟下一任首席執行官的報道中説:“你為什麼不想成為微軟 CEO?”

Mason Morfit 是對衝基金 ValueAct 的總裁和首席信息官,在對微軟的投資中,他的投資收益超過 20 億美元,他説:“我當時有些手忙腳亂,我個人是更加傾向於一個微軟外部的人。”其實,許多微軟觀察者們都是這麼看的。納德拉在 1992 年加入微軟,當時他才 25 歲。雖然後來他已經負責微軟雲業務,但並不太表他是最受歡迎的那個。當納德拉的名字被宣佈時,一些評論家們將其稱之為“微軟的妥協之選”。

自那時起,納德拉不僅將微軟重新粘合在一起,並在短短的 3 年半的時間裏,幫助微軟創造了超過 2500 億美元的市值,同時市值的增長的速度超過了 Uber、Airbnb、Netflix、Spotify、Snapchat 和 Wework 等公司的市值增長速度。事實上,微軟公司的市值,比這些所有公司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而只有少數幾位首席執行官如貝佐斯(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庫克(蘋果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Facebook 創始人),能夠取得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績。微軟的股價不僅回到了互聯網泡沫之前的最高點,並且還超過了當初的那個數字。“納德拉的表現超出了我的預期。”Morfit説,他現在是微軟董事會的一員:“我可以説,這一切正在發生。”

納德拉如何扭轉局面,讓我們回到他讓那些微軟高級管理人員閲讀的書,以及從那裏所獲得的文化。他激勵了微軟 12.4 萬名員工,接受他所謂的“學習一切”的好奇心,而這些又激勵了開發者、客户和投資者,以全新的、現代的方式同微軟進行互動。納德拉是一位當代首席執行官,更加強調企業的軟實力,在過去它們常常被嘲笑,但在現如今快速發展的市場中,這是面對超大市場的精華所在。

“微軟的首席執行官備選列表上有一長串的其它領導者,微軟也可能僱傭他們。”Box 的首席執行官 Aaron Levie 説,作為初創企業,他們曾在微軟的廣告牌上抨擊微軟,但現在與微軟在不同領域都有不同的合作。“薩提亞所創造的文化轉型的規模,在過去並無案例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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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週五上午 8 點,這個時間也意味着微軟的高級領導團隊(SLT)的成員們正聚集在納德拉辦公室的會議裏,圍着那張馬蹄形的桌子。隨着其它高管的陸續加入,Surface Hub 被拖了過來。納德拉穿着一件黑色的微軟人工智能學校的 T 恤,坐在桌子中間的位置上,拿起一串葡萄和一塊菠蘿。

會議從一個固定的議程開始,這是由納德拉所制定,叫做“了不起的研究員”,在這個環節將會展示一些公司內,鼓舞人心的東西。在 6 月下旬的這一天,位於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微軟的工程師們,通過視頻會議展示一款專為聽力受損人士設計的應用,幫助他們大聲朗讀圖書。在如這樣振奮人心的開場之後,每週的例會有可能會長達 7 個小時。在鮑爾默作為首席執行官的末期,微軟的高級領導團隊會議已經成為納德拉管理微軟團隊的重要標誌。在這一過程中,他積極的徵求意見,並且給予大家提供反饋。有一次他還用牙咬着硬紙杯,大力點頭表示自己同意,並且用户空出的雙手開始做動作。

會議輕鬆的感覺,與平日裏在微軟的協同工作差別很大,這是展現你聰明才智的時候。史密斯總裁説:“我們所有在這裏長大的人都知道,我們需要為每次會議做好準備。不能有任何錯誤,這也意味着在會議開始之前先試着確認你的答案是否正確,並且進行測試。比爾和史蒂夫都用這樣的方式,在梳理未來發展過程中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我問納德拉,對比他自己與前任的工作差別時,他給出了直率的反應。他説:“比爾不是那種走進你辦公室,然後説,‘嘿乾的真好’的人。”而他的對話通常是:“讓我來告訴你,你們今天做錯的 20 件事情。”納德拉補充道,其實鮑爾默也是類似的。關於鮑爾默的形象,納德拉抿嘴笑到。但其實,他發現鮑爾默的看法,經常會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納德拉的做法則比較温和,他相信人類的情感是能夠“轉移”的,這點至關重要。不論是在工作中,創造更加和諧的環境,讓產品與人之間產生共鳴。納德拉説:“你需要清楚,人類從哪裏來,是什麼讓他們憤怒?當發什麼什麼事情時,他們會興奮或者沮喪,其中那些是屬於可計算的範疇,又有哪些是遠超過計算的能力?”

他的哲學源自於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1996 年,他的第一個孩子 Zain 出生時,患有嚴重的腦癱,這改變了納德拉與妻子 Anu 無憂無慮的生活。兩三年後的,對自己感到無比自責。隨後,作為建築設計師的妻子 Anu 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全職照顧 Zain。而納德拉也變了,他回憶到:“為了 Zain,我願意做任何事情,去幫助他。”納德拉説這就是感同身受、情感共鳴。“這些構成了今天的我……我清晰的記得在這前後我是什麼樣的狀態。我不想説我是狹隘的、自私的,但有些東西已經消失不見了。”

“Zain 至少在此刻是開心的。”納德拉説,他從他 21 歲的孩子身上,獲取到源源不斷的靈感。“當我想到他所經歷的所有挑戰時,我這輩子經歷過的事情,都會以一個全新的角度開始思考。有一件事是他所能傳遞的,就是當我靠近他的時候,他便會笑。這造就了我的每一天,也造就了我的人生。”

與 Zain 的生活,讓納德拉更加敏鋭的察覺,微軟的工作場所和其產品對殘疾人是否足夠友好。在他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之前,他是公司殘疾人社區的主席。直到現在,每個季度他還與社區見面,並在峯會上發表講話,2017 年無障礙峯會一共吸引了 850 名參會者。“我發現他是一個學者、充滿好奇心和一個聽眾,但在需要他的時候他的決策非常果斷。並且以協作的方式推動事情的發展。”微軟首席無障礙官 JennyLay-Flurrie 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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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海德巴拉長大的納德拉,年輕的他對電腦的熱情如同他對板球一樣。當他 15 歲的時候,納德拉的中產父母,從曼谷給他買一台電腦。在他 21 歲生日的時候,納德拉已經來到的美國威爾遜大學密爾沃基分校學習計算機科學。畢業後,他在 Sun Microsystems 工作了幾年,隨後他來到了微軟。在二十世紀 90 年代,這是微軟的繁榮時期,在這裏納德拉穩步上升。他説:“好吧,我一直在等待下一份的更好的工作,這是一個騙局。如果你説,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我想要的,那麼你的生活將會便的更加簡單清晰。”

過去負責微軟商業解決方案小組,現任北達科他州州長的 Doug Burgum 成為了他的導師。曾經傑夫·貝佐斯試圖邀請納德拉加入亞馬遜,但 Burgum 對納德拉説:“雖然亞馬遜已經開始擴張它們的業務範圍,但微軟所面臨的機會,並不是的一個賣書的所能提供的。”Burgum 承認自己對於亞馬遜在當初有錯誤的描述:“不過我説服納德拉,並且讓他留下來這個決定卻是正確的。”

Burgum 不斷引導納德拉希望成為他的繼任者。在 2007 年 Burgum 最後一次在微軟客户大會上,他在數以千計的觀眾面前,發表主題演講的時候,他公開讚揚了納德拉。但在會議結束後,鮑爾默進來了,宣佈了對人員的重組調整。鮑爾默決定,讓納德拉去嘗試運營其他業務部門,相信他將會帶來更多價值。這個業務部門就是 Windows Live Search 工程部,也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 Bing。 不用動腦經想也知道,關於搜索的任命,並非是一個比商業解決方案更好的機會,它直接承載着利潤與損失的責任。“史蒂夫很清楚。”納德拉回憶説,這是他的立場,他覺得他不能拒絕。“他剛説,‘看這是我最重要的挑戰。我不認為這對你而言是一個聰明的決定,但我希望你這麼做。明智的思考,然後選擇。順便,如果你失敗了,將沒有降落傘拯救你自己。我不會去救你,再把你帶回到舊的工作上來。’”

在搜索領域,微軟面對谷歌的競爭是極度不利的。微軟想要競爭,就需要以更寬鬆的方式運作,相比於微軟的其他領域。”在我的印象中,當時許多高級管理人員,在會議上通過隨身攜帶的 iPad 使用 Bing 搜索。“現任的地理數據提供商笛卡爾實驗室首席執行官 Mark Johnson 説,他的創業公司曾經被微軟收購,”這不僅被視作時髦,也象徵這對於微軟設備的反對。“

納德拉在運營 Bing 業務時,不斷琢磨微軟之外的企業的運營模式。比如 Netflix 首席執行官、微軟董事會成員 Reed Hastings 就曾邀請納德拉參加 Netflix 的會議。納德拉這樣做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天知道,我在這一年中需到了多少東西。”納德拉回憶道:“對我是巨大的挑戰,我是在微軟長大,我從未見過任何其他公司。”

但接手微軟 Azure 雲業務,讓納德拉的 Netflix 冒險之旅縮短的旅程,Azure 來自微軟網絡工具給部門,其直接競爭對手就是亞馬遜的 AWS。納德拉結合自己在 Netflix 的經歷,為他晉升為首席執行官提供了一個案例。“Netflix 基於全新的數據,公司正十分快速的運轉。”對衝基金 ValueAct 的MasonMorfit 回憶到,納德拉曾和他這麼説過,“他認為,Netflix 的模式與微軟的官僚主義相比,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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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能夠清楚的看到納德拉的晉升,帶給微軟一個重新將自己呈現在世界面前的機會。在鮑爾默時代,“許多時候,你參加微軟活動,現場總會有大的微軟 LOGO 旗幟,各種燈光和大聲的音樂。”作為公司首席演説家,Steve Clayton 負責微軟的公眾形象,“在需要反映納德拉的時候,這樣的活動並不是他的風格。”

在納德拉獲得這份任命八週之後,以微軟首席執行官的身份低調的參加的了一個的位於舊金山的新聞發佈會,沒有任何大吹大擂,穿着低調的黑色,帶着黑框眼鏡,熱情且冷靜的介紹和分享。與鮑爾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隨後納德拉開始以 T.S. Eliot 的方式陳述微軟的目標:“我們永遠都不能停止探索,如果我們的探索會有終點,那也會是我們下一次探索的開端,去首次認識我們未知的所在。”

在新聞發佈會上,納德拉宣佈推出的為蘋果 iPad 打造的第一版 Office。雖然這款應用在納德拉執掌微軟之前,已經有許許多多的工作,但對這是開啟微軟新時代最有意義的方式。“我們將不再會説‘只是用這個設備’。”納德拉告訴我,它指的是微軟的 Surface 平板電腦和其他 Windows 設備。微軟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控制生態系統,通過在蘋果電腦上放上野心勃勃的 Word、Excel 和 Power 版本,並且它們的發佈時間,在具有觸屏優化版的 Windows 版本之前,微軟正在朝着全新的方向發展。

“那德拉正將微軟帶入‘具有當下特色的’更加開放和更加融合的計算環境。”做為上個世紀90年代微軟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也是納德拉入職的第一家公司 Sun Microsystems 的聯合創始人及前 CEO ScottMcNealy 評價道:“他帶來了十分高明的外交手段。”

當納德拉 2014 年從高通聘請 Peggy Johnson 的時候,也特別強調了這一信息。作為商業拓展的副總裁,她的工作就是加強微軟與硅谷之間的聯繫,並且與其一直視作競爭對手的公司進行交易,比如 Box、Dropbox。“作為微軟新 CEO,納德拉已經正式訪問硅谷。”Johnson説:“然後他對我説,‘我希望你更希望你雖身在雷德蒙德,但心在外面’。”今天,一些初創公司已經選擇微軟 Azure 而不是亞馬遜 AWS。Azure 保持着快速的增長,並且的在最近的一個季度中,增長 93%。

在比爾·蓋茨的基礎上,納德拉也更新了一次微軟的願景聲明。蓋茨説:“運行微軟軟件的 PC,能夠走入每個家庭、擺在每張桌上。”納德拉提出了一個更現代化的版本:“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個組織成就不凡。”然後,他開始改進公司的努力方向,以此實踐微軟的願景。不幸的事是,微軟常常在每一次技術新潮流中的都不成功(諸如微軟的音樂播放器 Zune)。納德拉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更具有野心的業務上(Surface、HoloLens)。並且砍掉了一些影響力很小的分支業務,比如運動手環 Microsoft Band。在納德拉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之前,他第一次看到的微軟的最高機密 HoloLens。微軟混合現實業務主管 Alex Kipman 説:“他是我見過從‘我不明白’到‘這才是未來計算’這一過程中反應最快的人,而且他也是一直以來最為堅定的支持者。”

納德拉將鮑爾默 70 億美元收購諾基亞手機業務的帳務一筆勾銷,啟動超過 20000 人的裁員,默認 Windows 在移動時代都不再去追趕 iPhone 和 Android。公司不再一如既往的堅守 Windows,現在微軟已經發布了超過 100 款 iOS 應用,甚至擁抱 Windows 的對手開源系統 Linux。微軟已經加入了 Linux 基金會,過去在 Linux 被鮑爾默稱之為“癌症”。

並且,納德拉以 260 億美元完成和 LinkedIn 交易,微軟投資者們為此不吝掌聲。將 LinkedIn 5000 億專業用户與使用 Office 365 的 8500 萬用户相結合,為微軟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數據庫,可以真正的從中獲得商業洞察。可以説其價值不亞於 Facebook 的社交網絡和 Google 的搜索引擎。今年 1 月份,微軟還收購了蒙特利爾一家名為 Maluuba 的創業公司,其技術旨在實現 LinkedIn 上的數據洞察。微軟執行副總裁、負責人工智能及研發的沈向洋説:“我們對這種獨特的微軟人工智能感到非常興奮。”

納德拉並未因為這些動作或者成就而自我膨脹。他曾經告訴我一點,作為黑馬被任命為微軟首席執行官的好處就是:“當所有人都在為你而慶祝的時候,也是你最應該害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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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德拉的管理之道深受斯坦福大學教授 Carol Dweck 的“Mindset”的影響,其中包含兩種思維方式。意志型思維方式的人,更容易鑑定的使用他們所掌握的技能而行為,並不因為失敗而的陷入尷尬的境地。成長型思維方式的人,會見個世界上的所有的挑戰認為是幫助自己去學習、去成長的途徑。

納德拉的妻子 Anu 是家庭中的最佳聽眾,在納德拉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的前幾年,納德拉開始閲讀 Carol Dweck 的著作。他們認為,這本書對於父母而言也是有指導意義的。現在我們看到納德拉將這樣的理念應用到微軟上,這家公司的管理哲學曾經穩定無比。Creative Strategies 分析師 Carolina Milanesi 説::“一切都要圍繞着 Windows,而且上帝禁止我們在另一個平台做其他做的好的事情”

在納德拉晉升為首席執行官之後,在為微軟員工制定新的宣言時,他向 Dweck 進行了諮詢,並且將 Dweck 的一些理念、主題融入其中。納德拉説:“我們需要的一種文化,讓我們不斷的更新和反思。”對 Dweck 而言,微軟是一個的求知若渴的大型企業的特殊案例,納德拉則是其中的代表。她説:“我們看到很多地方的領導人都在宣揚成長型思維,但並不會真正的實踐它。想要真正的抓住它並不容易,特別是對在崇拜自然力量的科學家文化中。”

納德拉承認,一部分的微軟管理人員,混淆了意志型與成長型的思維模式,並將其視不可改變的人格特質而不是行為特徵。他説在管理的過程中,他的同事經常試圖將員工分到兩個桶中。大多數情況下,雖然他相信人們能夠理解。“沒有人在微軟的因為的成長型思維而得到靈感啟發,因為他們的首席執行官納德拉。”他説:“因為,對他們意味着,成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和更好的同事。”

納德拉補充道:“我們需要鼓勵所有的員工培養成長型心態,鼓勵他們承擔責任,包括當錯誤發生的時候,學會包容。”在 2016 年 3 月,微軟未來社交體驗實驗室(FUSE)發佈了一款經過訓練能夠與 18 - 24 歲美國女性角色與人交談的機器人 Tay。

但在 Twitter 上,人們發現可以訓練和誘導 Tay 的對話,教會它大量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其它負面言論。這是微軟的失職,微軟並未考慮到社交網絡上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而聊天機器人 Tay 則會把她與人們談話的內容直接反應出來。在這一天裏,Twitter 上不斷有人訓練機器人 Tay,而這些負面言論一共推送了 96000 次,讓微軟人工智能的公開實驗,轉化成了一場人工智能微軟的負面鬧劇。微軟未來社交體驗實驗室的負責人 Lili Cheng 説:“當天早上是美妙的,但是到了晚上,事情卻有些不妙。”

“薩提亞真的是太好了。”Cheng 補充道,並且微笑着回憶納德拉當時的反應。他專門寫了一封郵件,鼓勵 Tay 的創造者們:“繼續前行,並請記住我與你們同在。”並繼續推動項目的發展:同年 12 月,微軟推出了名為 Zo 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雖然和 Tay 類似,但在防釣魚機制上做得更好。(她能夠在 Facebook Messenger 和 Kik 上使用,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未在 Twitter 上出街。)

當然,身為首席執行官在任職期間也經歷了深刻的教訓,而且這個教訓在任期的第八個月就發生了。在受邀參加女性計算科學系列會議的慶典時,納德拉在問答環節,向現場的女性觀眾説到,在技術行業女性不需要主動要求加薪,要相信這套體制會為她們提供合適的薪酬。隨之而來的就是鋪天蓋地的負面評論,參會者們紛紛表示自己的抗議。

納德拉很快的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於是他在第二天就公開道歉。“我回答這個問題是完全錯誤的。”在他給微軟員工的郵件中寫道。今天,他將他在舞台上的言論稱之為:“特權人的説的廢話。”

納德拉還更進一步,他還探索了為何自己會有偏見,並且推動整個團隊。微軟前全球銷售首席運營官 Kathleen Hogan 説,這次情況不僅沒有讓大家對納德拉失去信心,反而讓我更加信任他。“他沒有怪任何人,他擁有這樣的品質。他來到公司説,我們要學習,讓我們一起變的更聰明。”

對於納德拉而言,這是一次罕見的公眾事件,但對於微軟,卻得以變得更加強大。在微軟的這段時間裏,微軟告訴我,公司正在加強內部信息的溝通,鼓勵員工尊重多樣性,打擊不必要的偏見。納德拉為公司樹立了榜樣:我們犯錯,但我們可以學着做的更好。

納德拉和 Hogan 在努力改變微軟人的思想,並通過多種方式給到員工們,以雷德蒙德和其它公司的宣傳牆上典雅的格言為代表(諸如:“為 74 億人設計產品和為一個人設計產品”和“通過窗户比鏡子可以更好的觀察世界”)如復活節彩蛋一般,微軟園區裏還有許多其它關於包容、便利等鼓勵性的標語。食堂紙巾架上的文字鼓勵員工成為“終生學習者”,電梯門上寫着中文的“聽”,一些户外的樹上掛這推廣計算機科學共同教育計劃的小旗幟。

即使咖啡盒也是納德拉和 Hogan 努力的一部分,當員工將印有甘地的頭像和鼓舞人心的話語的咖啡盒扔入垃圾箱時,心裏多少會有一些焦慮。

你不必對一個擁有 12 萬名員工的公司,試圖通過標語和紙杯能夠改變多少人而感到絕望,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這裏度過青春,並且經歷了更加尖鋭的微軟。納德拉認為,這種努力並不是想要重新教育,而是試圖刺激他們的同情心。“只有一個如何調動起的問題。”他説:“並且表達它們。”

微軟員工現在表達它們情感的地方之一就是微軟每年一度的黑客馬拉松,納德拉也會參加其中的 OneWeek 活動,並且以此取代鮑爾默時期的年度會議。在微軟總部之外,現在黑客馬拉松已經拓展到中國、印度、以色列等國家,參與者達到了 18000 名。

在訪問了納德拉的 34 號辦公樓之後,我穿過微軟園區,來到黑客馬拉松的場地。有超過 2000 名員工、客户、非營利性訪客和學生參與到其中,在足球場上搭建的帳篷中的,充滿激情的項目發生在每一張桌子上。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努力引入全新的尖端技術,我在虛擬現實頭戴顯示設備中體驗了肯尼亞農村的生活,一個團隊在努力的讓 Windows 的設置更加簡單,因此可以的可視化,以此幫助有聽力障礙的人。這個團隊的作品已經準備融合到下一個更新代號為“Redstone 4”的 Windows 更新中。

起初,微軟覺得這一努力都太過於直接了當,並不值得一試。但當 30 位開發者、產品經理、研發人員和市場營銷人員加入了該團隊,並且在全球贏得了數百萬人的支持。“我們充滿熱情,但我們並不是無腦的狂熱。”一名團隊成員解釋道:“因為它是可實現的,薩提亞曾經就這麼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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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用 Youtube,那你可以通過互聯網挖到一部 1993 年微軟發佈的名為“DevCast”的視頻,通過衞星信號向所有開發者發佈的。納德拉作為一為年輕的技術營銷經理,在進入公司不到一年的時間後,在這部一個小時 45 分鐘的視頻中出境。那時候他還有濃密的黑頭髮、明顯的口音。從中能夠看出今天的他是經過了多少的努力才得以充滿自信。

去年 5 月份的微軟的 Build 開發者大會上,納德拉公開發表了他對於人工智能影響的看法。在他的主題演講的頭幾分鐘,背後的屏幕上閃過 George Orwell 的《1984》的封面和 Aldous Huxley 的《美麗新世界》,並且表示技術同樣也存在黑暗面的可能性。坐在觀眾席上的我,試圖設想這是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或者谷歌的桑達·皮猜在台上進行演講,很可惜失敗了,這是納德拉獨有的魅力。

在他的主題演講之後,我們在西雅圖華盛頓州的一會中心大街上,我問納德拉為何會對人工智能表示恐懼。“我們的行業中,每個人都已經要承認,技術將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他乾澀的笑着説:“我們公司的身份是在創造技術,予力其他公司能夠創造更多的技術可能性。其重要性要求我們要思考並賦予人們創造更多可能。”

納德拉對於微軟和全球社會的責任感也在去今年的政治領域表現表現出來。當特朗普總統在今年 1 月簽署移民令的時候,微軟將其稱之為“這是誤導和落後的步伐”。並且納德拉在批評時,引用了自己的移民經歷:“這應該是一個沒有任何社會成見或偏見的地方。”

今年 6 月,納德拉來到華盛頓特區參加美國技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是由總統夫人 Jared Kushner 和前微軟首席財務官 Chris Liddell 共同促成的一次會議,旨在探索如何使政府服務現代化。納德拉在白宮的國家餐廳與蒂姆·庫克和傑夫·貝佐斯,同特朗普一同會面,並且參加了分組會議。

四天後,我來到華盛頓州,我坐在納德拉的辦公室中,並且告訴他,我和編輯們都對他臉上的表情感到困惑。照片中的他坐在特朗普的左邊,頭朝下、嘴脣微張的微笑。我們很想知道,當時您在想什麼?他很快的就回復給我一個聲明式的回答,表達了他們在促成美國技術委員會,並對特朗普保持中立的態度。他説:“對於我們而言,與政府的溝通十分重要,我也樂於參與其中。但坦率的説,這不只是的簡單的某一方管理對方的關係,而是的關乎美國的競爭力,我很高興能夠看到政府能夠關注到這一層面。”

大多數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不願意在政府面前出頭。即便有業內認識認為,納德拉等知名的海外移民,有義務發表講話,特別是針對前白宮首席戰略家 Steve Bannon 的言論。他對硅谷的南亞和亞洲高管的數量表示擔憂,他在 2015 年採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時,表達了自己的顧慮。“Steve Bannon 説我們不應該擁有美籍印度人擔任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我只能説,對不起你錯的一塌糊塗。”Fog Creek Software 首席執行官 Anil Dash 説。

在納德拉的新書《Hit Refrsh》中,納德拉回顧了自己過去的歷程和技術的未來,在其中納德拉似乎迴應了 Bannon,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納德拉在書中寫道:“即使有些當權人士表示亞裔的首席執行官太多,我選擇忽略他們的無知。”他補充説,這些將有可能影響他對於孩子或者朋友的思考,如何面對種族歧視。然而對他個人而言:“我並不會推薦做當選。”他告訴我:“所以我也想確定,並不會有條款要求我們進行委任。”

在微軟,納德拉當然已經擁有這樣的權利。在今年的 8 月的“白人至上”的騷亂中,納德拉通過他的方式表達了,國家應該擁有的領導地位。而在暴力和種族主義的活動爆發後,他給素有的高級工作人員和直接向他彙報的成員的郵件中,分享了這件可怕的事情對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在這個時代,作為領導者只有兩件事情。其一是我們永遠支持我們所堅守的價值觀,包括多樣性和包容性。第二,我們永遠需要同情我們周圍的那些傷痛。”他在書中寫到。“在微軟,我們努力尋求不同點,並邀請他們加入、為此而慶幸……我們的成長心態要求我們真正的理解、分享另一個人的感受……在一起,我們必須擁抱我們共同的人性,渴望創造一個充滿尊重,同情和所有人共享機會的社會。”

*原文刊登於《快公司》雜誌 10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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